孫迦陵：伊朗重要人物接連被暗殺，為何無實質反擊？_風聞

12月2日，觀察者網發表了中東觀察者孫迦陵的評論文章，他將今年的伊朗描述成《列王紀》（Shahnameh）中的坎坷英雄，遭遇了戲劇式的磨難。以下是節選：

自2018年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以來，伊朗雖曾在緊張升級下，宣佈停止履行某些禁令，卻終未完全退出，原因便是此一框架符合其戰略利益：在放鬆經濟制裁的舉措中，折射着美國圍堵重心不在伊朗的地緣權重。

故其儘管要以延後核武研發進程為代價，卻能因美國旁顧，而獲致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威脅氛圍一朝淡化，開發核武的急迫性自也下降，對經濟凋敝多年的伊朗而言，正是休養生息的好時機。

此外經歷1980年至1988年的兩伊戰火，伊朗以50萬條生命的代價，學了刻骨銘心的一課：總體戰便意味膠着與無謂傷亡。

伊朗雖為中東反帝象徵，但面對美國的軍事優勢，其深知全面開戰必將導致毀滅式結局：不願認輸的伊朗，只能在總體戰夢魘中越陷越深，最終雖有機率讓美軍迷走於人民戰爭的茫茫大海，卻也勢必讓國家成為另一個阿富汗，中央政府羸弱、軍閥民兵四立。

故在欲保核協議、避免開戰的前提下，伊朗面對美以的暗殺式挑釁，始終未有正面報復的打算。

年初的蘇萊曼尼案鬧得滿城風雨，伊朗遂於1月8日發起“烈士行動”，由革命衞隊直接發射導彈，攻擊駐伊拉克的美軍基地。然而22枚導彈未被攔截，卻也未導致任一美軍喪命，此波攻勢顯然經過精心設計，為基地中人預留了移至掩體的時間，足見其目的是為導引伊朗內部的反美情緒，而非遂行報復性屠戮。

面對此次法赫裏扎德遇刺案，伊朗原則依舊未變。在力保核協議框架、避免大規模交火的前提下，縱使國殤難忍、也只能唾面自乾，更何況拜登即將入主白宮，對伊朗而言，眼下可謂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關鍵時期，即便要報復，規模也只會比“烈士行動”輕微。

此外，由政權存續角度觀之，暗殺帶來的並非全是負面效益。在當今伊朗內部，“反美情緒”經歷反帝反殖年代的逝去，僅餘形式主義的一縷嘆息，若無相關外部事件刺激，政府實已難再動員羣眾熱情。筆者在伊朗時，便已觀察到反美遊行隊伍的口不應心，人羣裏除上年紀者較投入外，年輕伊朗人多是配合政府倡導交差了事。

特朗普上台後，伊朗中產間亦出現不少“川粉”，其認為特朗普將能帶領美軍瓦解神權政府，解放遭挾為人質的伊朗人民；新冠疫情蔓延時，伊朗網上甚至流傳這般希冀：“希望新冠病毒感染神權政府官員”、“讓新冠一次終結革命錯誤”。

會有此種現象，歸根結底，仍是伊朗政府治理失能下，不敵西方“自由民主”話語宣傳之果。放眼望去，自知識精英到媒體界，“西方價值”儼然已是另一種堪與伊斯蘭相抗的伊朗新信仰，逐步蠶食着政府的統治正當性。

與暗殺相比，這等靈魂易位恐怕才是伊朗長遠的真正危機。故而神權政府總是不放過任何足以烘托“反美團結感”的外部事件，蘇萊曼尼案如此，法赫裏扎德案亦然。

眼下伊朗站穩了戰略剋制的基調，但經歷特朗普的四年混亂，以總統魯哈尼為首的伊朗温和派早已流失話語權。

在今年2月的國會大選前夕，由最高領導人阿里·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實質控制的監護委員會取消了6850名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其中絕大多數是温和派，保守派由此過關斬將，破紀錄式大勝。伴隨魯哈尼將於2021年卸任，下任總統的立場將有極大機率偏向保守派，甚至有可能出自伊朗革命衞隊。

在可見的未來，伊朗政壇將日漸保守，長此以往，核協議框架還能對其有多少吸引力，恐成美伊關係中的新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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