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清朝在慈禧死後才開始大亂，慈禧真的有那麼大的威懾力嗎？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作為一位在落後捱打的晚清時代，執掌近代中國大權四十七年的“大清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一樁常被“歷史票友”拿來“塗金”的事情，正是“她死了大清才亂”。

在他們看來，別看這位“老太后”曾兩次扔下京城跑路，敗仗打了一堆，喪權辱國的條約簽了一堆。但她直到生命最後時刻，還能牢牢把持清王朝大權。轟轟烈烈的反清運動，也大多是在她身後才鬧得風起雲湧。以這個意義説，這位老太后簡直是“威懾力十足”嘛。不少近代題材的影視劇裏，也跟着各種塗金，給慈禧太后增加了不少“英明睿智女強人”的人設，“慈禧不死清朝亡不亡”的討論，也在“票友”間十分火熱。

那放在真實歷史上，慈禧太后的“威懾力”，真的有這麼強大？

其實，就以治國眼光來，慈禧太后比起同時代的“頑固派”或“晚清權貴”們，確實也有強大之處。且不説甲午戰爭前，她對“洋務運動”的各種力挺，以及對“收復新疆”“民族造船業”的各種支持。就説“庚子國難”後，她也十分明白，大清不能像以往那麼活了。“庚子國難”時她離京西逃，跑到西安後就發上諭，要求各地封疆大吏針對“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等問題，“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

可以説，對當時晚清王朝“缺人”“缺錢”“兵弱”等弊病，慈禧比起那些晚清政壇上滿嘴高調的清流，以及飽食終日的“王爺”們，確實要明白得多。

而在庚子國難後，她人生最後六年的執政生涯裏，她強力推行的“清末新政”，其內容也不乏進步之處。諸如“廢科舉”“練新軍”“興辦商務”乃至“預備立憲”等內容，樣樣對中國近代史有深遠影響。那是不是可以説，倘若慈禧再能“長壽”幾年，大清就能多撐幾年？當然不是

首先一個要明確的真相是，“有眼光”“有手腕”的慈禧，始終也沒改變一個痼疾：有權任性。

她的“任性”，單看她“庚子國難”後狼狽的逃亡路，就叫人唏噓不已：明明是扔下京城，被八國聯軍打得西逃。可她逃跑這一路上，依然維持着驕奢淫逸的生活。特別是她在山西的五十三天，正是山西遭受空前旱災的災年，但不管不顧的慈禧，途徑每個縣，都要壓榨當地幾十萬兩白銀，單是她“跑路”時的伙食，比如在侯馬鎮一地，就徵用八十多個廚子，擺了一百零八道滿漢全席。在西安的幾個月裏，每天都是一百多道菜。這哪裏是“逃難”，分明是“度假”。

而且，慈禧並不覺得她有多奢侈，以她自己的話説：“向來在京膳費何止數倍，今可謂省用”。國難當頭，哪怕被打成這樣，慈禧放不下的，依然是她自己的好日子。這樣的貪婪與自私，多好的“治國思路”“治國眼光”，最後也必然跑偏。

於是，看上去“思路很美好”的“晚清新政”，在慈禧太后的六年折騰下，很快就迸發出了大毛病：不可救藥的腐敗。

晚清的腐敗，在“庚子國難”之前，就已經爛到骨頭裏。“新政”開始後，當時的晚清官員梁士詒就嘆息説“太后維新, 主媚外以安天下, 惟所用非人, 對守舊泄沓諸臣, 意存瞻詢, 不肯決意淘汰 。”這麼一個統治階層，“新政”效果也可以想。單是慈禧視為心腹的軍機大臣奕劻，就把日常行政開成“慶記公司”，大小官職都是金錢開路。甚至就是在慈禧在世時的1907年，爆出了“段芝貴行賄奕劻十萬兩白銀謀求黑龍江巡撫”的醜事，鬧的中外瞠目結舌。

其實，這類醜事放在那時大清，早已是司空見慣，單是在奕劻的操作下，郵傳部尚書的價碼就暴漲到六十萬兩白銀。為求官能花這麼多錢，這幫人上任後，當然要想方設法“回本”，同樣是慈禧當政時，新任的山東巡撫楊士驤，到任後就先摟走了十萬兩漕銀。看上去紅紅火火的“新政”，對於這些高官們來説，不過是打開了新的“摟錢”門路。

高官們如此，底層官員，那更是有樣學樣。就以當時清王朝臭名昭著的“賭風”來説。當時的情況是，“宮廷既倡導於上, 而外王公大臣, 部寮百職以逮諸官眷 屬, 竟以麻雀為消遣款客工具”。“賭博”的風氣從慈禧太后開始，一路遍佈各級衙門，種種權錢交易，就這麼不知不覺“賭”出去。“,麻雀不可不打, 而麻雀又變酬應為宦階也”更是官場共識。

小官們的腐敗水平，在晚清的最後幾年裏，也是越發突破尺度：1905年成立的京城巡警廳，其主要的財源，竟是“收妓院保護費”，好些原本“地下”的妓院，這下公然打出了“奉憲設立”的招牌。湖南候補道張賡飈在總辦勸工院任上，一人就侵吞了十萬兩銀子的公款。湖北巡警道馮啓均，僅在武昌漢口兩地，就颳走了白銀二十萬兩。所有這些“撈錢新花招”，無不是搭了“慈禧新政”的便車。

而這種種折騰法，最終買單的，還是晚清的老百姓。

於是，與晚清新政相對應的，就是慈禧人生最後幾年，晚清百姓越發苦難的民生。打着“新政”的旗號，晚清的各級官府無不巧立名目，加劇壓榨百姓。比如最基本的田賦，在1900年以前，不過每年3000萬兩。到1903年，就暴增到每年3700萬兩。而且這在晚清的苛捐雜税裏，都算是漲得少的——田賦之外，還要加各種“捐”，比如“警捐”“學捐”等。所謂“辦新學”“警政”等改革，就是官員們撈錢的新花樣。只這幾樣，增幅就是田賦的兩三倍。另外還有鹽酒糖等各種加派，樣樣叫老百姓苦不堪言。

當時流行的一首詩，就足以説明慈禧在位最後幾年，大清“新政”下的苦難民生：新政紛紛次第興 , 國民擔任力難勝 , 諧來議去皆籌款 , 但見捐輸日日增。

這樣的“新政”，從慈禧最後幾年到辛亥革命前的載灃“攝政”，幾乎一脈相承。十年之間，清王朝爆發的民間抗暴抗税風潮，多達1300多次，“民變”幾乎年年發生，“幾乎無地無之，無時無之”。慈禧就是再有“威懾力”，也是攔不住。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聲炮響，説是“意外”，不過是水到渠成——選擇靠腐敗和竭澤而漁維持統治的清王朝，註定無法長久，慈禧的“威懾力”，除了在近代史上敲響警鐘，對於大清國祚，已是沒什麼用。

參考資料：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屈辱的歲月，奮鬥的征程》、陸興龍《清末新政對民生問題的惡性操作與社會矛盾的激化》、聶立申《論腐敗對清末新政的影響》、孫立萍，陝勁松《流亡日誌：慈禧在山西的五十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