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生不出孩子的年輕人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肖瑤

　　85後的阿萊是那種“覺得自己一生必須要有孩子才算完整”的女人。

　　2009年結婚後，不到6個月就懷孕了，她滿懷期待地去醫院產檢，卻被查出胎兒有劣勢指標，醫生建議他們“放棄這次機會”。

　　對許多正常夫婦而言，“擁有一個孩子”的機會是源源不斷的。但從懷孕到流產，阿萊難免感到有些恍惚，“只是有一種感覺，就是‘空’。”

　　她沒想到，這種空蕩蕩的感覺，只是個開始。

　　當週圍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年輕人都在熱火朝天談論“不想生育”的時候，阿萊第一次這麼強烈地感覺“人與人的悲歡的確不能相通”。成為一個母親的慾望，全方位壓過了她“緊跟潮流”的慾望。

　　尤其是自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開放後，直到今天，對不少夫婦而言，想要第一個孩子的簡單願望，都遲遲得不到滿足。

　　隨着經濟發展，一個社會的生育率的確必然降低，一些發達國家或經歷過經濟騰飛的國家案例表明，人口增長率會隨着經濟發展出現先增長、後下降的倒 U 型變化軌跡，經濟學家通常把這種現象稱為“人口轉型”。

　　但這並不是中國唯一面臨的問題。近幾年適齡人口生育率的萎靡不振，除了一部分人不想生，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求育而不得。

　　早在2012年，中國人口協會就公佈數據，我國育齡人口中不具備生育能力的大概佔到12.5%，相比1984年增長了約8個百分點。

　　到了2018年，中國出生率創1949年以來新低。據中國人口協會、國家衞健委於2018年發佈的數據，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從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12%-15%左右，患者總數達5000萬。

　　相當於平均每8對夫婦，就有一對不孕不育。

　　據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1.18，一線城市更是屢屢小於1。而人口統計學家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口生育率至少為2.1，才能維持人口的穩定更替。

　　根據世衞組織的定義，“不孕不育”的意思是“正常性生活、不採取避孕手段1年內未能受孕或生育”。

　　在醫療健康服務平台“丁香醫生”關於不孕不育的闡述裏，男方主因和女方主因的幾率幾乎相同，還有部分是男女共同導致的。

　　現如今，“生育困難”除了病理層面的原因，還涵蓋了社會學、心理學等多方面維度。生育能力（fertility capability）指人們從身體、時間精力、物質資源等方面滿足生育的基本需求。

　　顯而易見的如初婚、初育年齡的普遍提高，隨着年齡的增長，人體的孕育生理條件自然有所下降。

　　就在12月1日，民政部部長李紀恆就全國人口問題表示，目前，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

　　當媒體、互聯網都在關注不願意生育的那部分年輕人，誰聽得見那些想生而不得的家庭聲音？

1

　　夢 魘

　　第四次錯失生育機會後，阿萊持續好長一段時間都夢到寶寶。

　　她的同齡朋友中，有不少夫妻總被嬰兒的啼哭聲吵醒，阿萊則每天清晨都像是被一股死寂拽醒，一睜眼就陷入悽惶的現實。

　　是孤獨嗎？還是焦慮，嫉妒，自責，羞愧？都有些。

　　夢境之所以變成夢魘，是因為噩夢屢屢成真。第一次流產後不到半年，她就第二次懷孕，然而，去醫院做B超，繳費排隊的時候，她在手機裏刷到一份懷孕科普視頻，裏面提到一個概念叫“胎停育”，阿萊心裏一顫：不會被我碰上吧！

　　沒想到，怕什麼來什麼，幾個小時後，B超結果出來——胎停育。

　　第三次懷孕仍在希望的範疇內，但這次撞上的是宮外孕，孕囊長在了卵巢上，出血1500cc，“差點連命都沒了。”

　　阿萊一步步陷入無助，幸好，家人一直給予支持和陪伴，老公告訴她，不然咱就不要了，她知道，婆婆也偷偷叫老公“把問題攬自己身上”。

　　但無論如何，連續三次的“胎死腹中”，阿萊不得不直面自己的硬傷：卵巢儲備功能不高，幾年來，AMH（抗穆勒氏管激素）持續降低。

　　電影《親愛的》劇照

　　在醫學上，AMH指數通常用來評估一位女性的卵巢功能，該指數偏低通常意味着卵巢儲備功能低下。

　　直到第四次懷孕失敗後，醫生才告訴阿萊和丈夫“可以試試試管”。阿萊立馬又從失落中提起神，趁熱打鐵，一口氣硬生生取了12個卵泡，配了6個，其中只有2個優胚，好不容易移植着牀，結果沒胎心，不得已又做了一次人流。

　　多次流產，阿萊明顯感覺到自己身體狀況愈下，體力大不如前，整個人幾乎變成了藥罐子。

　　每次看到網上“少女意外產子”“年輕人不想生孩子”等新聞，阿萊都氣不打一處來：對別人來説跟吃飯喝水一樣自然的事，想方設法避免的事，到我這兒怎麼就比上天還難呢？

　　驗孕棒

　　河南鄭州醫院生殖醫療中心工作醫師李勻根據自己五年的工作經驗總結，相較年輕的女性最容易面臨的生育障礙是“多囊卵巢綜合徵”，他特地強調，“這是一種‘徵候’，而不是‘症狀’。”所謂“多囊卵巢綜合徵”，更像一種多重因素致使的生理狀態。

　　現代人在飲食、作息等不良生活習慣的影響下，多囊卵巢綜合徵的發率大大增加。

　　一直以來，公交車椅背上的小廣告讓人相信，不孕不育是一種病症，對多數人而言，多少有點難以啓齒。但當他們願意透露出自己在生育上作出的努力時，也更希望這一影響整個家庭的困難能被得到理解、重視。

　　在李勻接待過的求育患者中，不論年齡段，不論主要問題出在哪，夫妻雙方心理壓力都比較大，一進診室就滿面愁容，彷彿患了重疾，有一口一個“救救我”的，有因為一次胎停就泣不成聲的。

　　李勻只能開導他們：“你們想想，只聽過意外懷孕，沒聽説過意外不懷孕，是不？”

2

　　不能説的秘密

　　2016年結婚後，不到三年懷孕了，秋媛和老公去生殖中心掛專家號，被診斷出“子宮內膜複雜性增生”，當機立斷做輸卵管造影，走上試管之路。

　　沒想到的是，這條路並不比備孕輕鬆，從2019年6月到今年8月，秋媛一共促排取卵3次，移植4次，全部失敗。令人無助的是，失敗原因皆模糊不清——醫生能給出的解釋，就是“概率問題”。

　　試管給秋媛帶來的煎熬，更多不是在身體上，而是心理上。“促排時候擔心卵泡長太快或者長太慢，取卵的時候擔心卵泡提早排出，擔心取卵數量少，取完卵擔心受精情況，擔心是否能夠成功配成胚胎，移植之後擔心能否着牀，着牀成功又擔心HCG翻倍是否正常，翻倍正常了又害怕是否有胎心等等……”

　　此時31歲的秋媛，正式開始直面“也許自己永遠無法擁有孩子”的事實。

　　電影《親愛的》劇照

　　深圳某三甲醫院不孕不育專科醫生韋琳記得，約莫三、四年前，平均每個月每位醫生接待的生育困難患者只有不到1000名，現在差不多翻了一倍。

　　總體而言，韋琳目前遇到過的試管申請者，平均年齡在32歲上下，通常而言，超過三十歲的患者，他們都會建議嘗試試管，但“一般超過42歲我們就會勸退了。”

　　自1988年首例試管嬰兒在中國誕生後，試管技術成為不少生育困難患者的救命稻草。試管嬰兒的本質是體外受精，原理簡單，操作過程卻相當繁瑣。在阿萊和秋媛的經驗裏，試管就像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一個容器，在做試管的週期裏，幾乎每天都要抽血，做宮腔鏡、打促卵針，再一次次取卵。

　　1978年7月25日，世界第一例試管嬰兒路易斯·布朗在英國出生

　　很多時候焦急蓋過了疼痛，為了在成為“高齡產婦”前等一個結果，她們只能咬咬牙，對自己身體的一次次折騰，從習慣到逐漸麻木。

　　李勻總結，這4、5年內，他遇到過的求育羣體呈現“年輕的更年輕，年老的更年老”的特徵。開放二胎政策後，人口出生增長率不理想，主要原因之一，是“高齡產婦生育困難大，風險大。”

　　李勻接待過年齡最大的女患者50歲，“運氣好還沒閉經”，一年前，獨生子去世了，只能嘗試試管，做足了八九個週期，前後花費四五十萬。“年齡大的人花費越高，因為取一次卵成功幾率低”，李勻説，好在，三年後，這位高齡媽媽終於產下一個健康的嬰兒。

　　米歇爾·奧巴馬在採訪中首次談論她在懷孕期間遇到的困難，她透露自己經歷過流產，和奧巴馬的兩個女兒都是試管嬰兒

　　一次，李勻勸阻一位年近半百的女性求子者，高齡取卵具有不小的生命風險，對方卻毅然堅決：“我不怕死”。

　　“你死了，孩子誰養？”李勻萬般無奈。

3

　　誰在着急？

　　除了沒有孩子，天揚覺得，她和前夫之間什麼都不缺。

　　不缺深厚的感情基礎：從高中到研究生，從校服到婚紗；不缺足夠成家的經濟條件：工作幾年後，兩人一起在北京買了房、車，逐漸在大城市紮下根來。

　　但理想中的“完美家庭”，卻獨獨少了一個孩子。

　　電視劇《父母愛情》劇照

　　天揚從2012年開始備孕，大半年沒動靜，孕檢結果卻沒有大問題。他們去北京最好的醫院嘗試人工輔助手段，像他們這種不明原因的，必須要三次人工授精都失敗，才有做試管的資格。

　　前夫在單親家庭孩子，被母親獨自撫養大。從2014年開始，天揚的婆婆就開始每天幾個電話，其中至少有一個是催生孩子的：“我想你們生孩子的事，夜夜不能入睡，哭到天明。”

　　婆婆還給天揚的媽媽打電話，開門見山，“是不是天揚流產流多了？”天揚媽媽氣結：“都沒懷上過，哪來的流產？”婆婆又嘟囔，“是不是結婚時沒邁火盆，帶了髒東西？”

　　到這時，前夫一直不願意做試管，“他覺得這是最後一根稻草，如果還是失敗了，就等於給他判了死刑。”

　　直到2015年8月，一天，天揚正在上班，忽然接到婆婆電話，開口就是要求天揚和前夫離婚，説“我兒子不能沒有孩子”。

　　折騰數月後，夫妻二人精疲力盡，最終還是走進了民政局。婚姻調解員試圖勸説他們：“現在因為生孩子的事兒離婚的不多了。”但前夫卻異常堅決，調解員忍不住偷偷告訴天揚：“他眼裏只有孩子，離了吧。”

　　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劇照

　　天揚不明白為什麼，當“生孩子”這件事變得不那麼單純後，生活也開始變得一團糟。愛情，親情，開始一樣樣面臨挑戰，原本美滿的婚姻上被一個不存在的孩子逐漸壓垮。

　　一次，韋琳接待了一對年近40歲的夫婦，兩人建了檔做試管，一系列流程走完後，胚胎都已準備好了，在接下來的好幾次複查中，男方卻一直沒現身。直到一次，妻子來看診，女方的婆家人偷偷跑進診室告訴醫生，原來女患者的老公前陣子去世了。

　　而這一點，患者本人一直瞞着醫生，因為她自己很想要個孩子。

　　在國內，這種情況通常只能打官司，走法律程序的。“胚胎是雙方的，必須要兩個人都同意。”韋琳説。

　　雖然，原理上，當夫妻二人一起來取卵、受精的時候，就已經能代表雙方的知情同意了，但法律上仍然嚴格規定，試管的移植，必須要男女雙方到現場簽字確認。

　　李勻也遇到過相似案例，男方家庭經濟條件優越，卻在胚胎備好後忽然意外去世了，面對妻子要生下孩子的堅持，男方家庭最後與兒媳婦簽訂好了財產分割協議，才答應繼續移植胚胎。

　　生孩子是兩個人的事，但在中國，多一個孩子，往往是整個家庭的事。

4

　　誰説了算？

　　李勻曾遇到一對來求診的夫婦，男性智力有病理性缺陷，女性患精神分裂症，皆有遺傳性。

　　出於遺傳學風險和倫理考量，醫院最後還是討論決定，不給這對夫婦做試管。但男方父母依然天天來掛號，到最後不依不饒，在醫生面前下跪、打滾，寫訴訟書狀告李勻。

　　還有一次，一對農村夫婦來求子，李勻瞭解到，他們已育有七個女兒，丈夫卻還是堅持要生兒子。“妻子在家庭裏沒有經濟地位，七次生育其中六次都是剖宮產。”最讓人痛心的是，其中一個女孩走丟了，夫妻倆都不管。

　　電影《私人生活》劇照

　　作為醫生，李勻只好勸告那位女性：“你千萬不要再生了，否則很容易子宮破裂。”

　　對方卻附和着丈夫：“這不還沒破嘛！”

　　實際上，於法於理，醫院都不該給這一對做試管，“因為多孩政策支持的是獨生子女父母，是那些實際情況的確有需求及養育條件的家庭。”

　　宏觀政策也好，個體焦慮也罷，對國家而言，人口問題繞不開，對一個家庭、一對夫婦而言，生育問題從來絕非一句口號，一聲慨嘆的事。

　　電影《何以為家》劇照

　　阿萊偷偷告訴我一個秘密：當她還二十幾歲的時候，也和現在聽到的許多年輕人心聲一樣，覺得孩子是這個世界上最恐怖的生物，生孩子是堪比下地獄的事。

　　現在，她聽説過一個詞叫“母職”，社會上，這個詞常被用作為女性權益發聲，反思生育給個體帶來的影響，但阿萊只感到更沉重的無奈：既然我已經想清楚，願意承擔作為一個母親的職能和責任，卻始終得不到成全。

　　“還是那個字，空，空落落的。”

　　（阿萊，天揚，李勻，韋琳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