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冷靜期”再次調整, 民眾為何仍不滿意?｜文化縱橫_風聞

✪ 王曦影 ｜北京師範大學

✪ 董曉珺 ｜中國郵政研究院

✪ 夏天 ｜沃啓公益基金會

✪ 喬東平｜北京師範大學

［導讀］近日，伴隨“離婚冷靜期”政策的落實，民政部對適用對象作了細分：“冷靜期”只適用於夫妻雙方自願的協議離婚，對於有家暴情形的，當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訴訟離婚並沒有“冷靜期”的規定。儘管此項調整回應了“冷靜期”助長家暴的公眾疑慮，但不少網友認為，由於訴訟耗時耗力，保護被家暴者的美好初心可能淪為一紙空文。

這種對行政系統的悲觀態度，源於對受暴婦女的普遍印象，即經歷多次暴力週期的受暴婦女，會“習得性無助”，難以反抗並離開。最終要麼“忍辱負重”，要麼“憤起弒夫”。本文訪談了10位中老年、青年兩代受暴女性，認為當前國內家庭暴力研究缺乏對不同代際(尤其中老年)女性在家庭觀念、暴力解讀和應對措施等方面的比較和關注。

家暴作為舶來理論，影響較大的新一代女性對家暴更為敏感，在遇到家暴時，也更傾向於通過結束婚姻、從根源上解決暴力問題。但中老年女性則常通過建構暴力的意義將其合理化，帶有強烈的宿命感和“自我責備”色彩。在尋求外界幫助時，也希望在維持婚姻的前提下結束暴力。本文呼籲，在受暴婦女的求助方式逐漸從朋友、單位等非正式系統向警察、民政部、醫療機構等正式系統轉變時，相關機構需要有針對性地開展有關性別平等意識及處置家庭暴力的相關輔導、培訓工作, 尊重和理解不同代際、個體的訴求差異，以便提供更有針對性、有效性的支持和幫助。

本文原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感謝作者授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性別、代際與家庭暴力的倖存者:

一項基於兩代受暴婦女的生命史研究

▍問題的提出

1995年, 聯合國世界婦女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家庭暴力”作為一個外來術語進入我國,自此, 我國逐步展開對家庭暴力的研究、倡導和立法工作。20多年過去, 尤其2016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 (下稱《反家暴法》) 頒佈之後, 家庭暴力逐漸成為民眾耳熟能詳的詞語。

然而, 在民眾的心目中, 家庭暴力中的婦女形象常常和極端家庭暴力案件緊密聯繫, 例如2009年北京董珊珊家暴致死案和2011年四川李彥以暴制暴殺夫案。他們通常對遭受家庭暴力的婦女有個比較單一的刻板印象, 即受暴婦女似乎“不在沉默中爆發, 就在沉默中滅亡”。這一受暴婦女極端形象的建構也與學界廣為流行地運用“受暴婦女綜合徵”來解釋婦女在面對暴力時的“習得性無助”緊密相關, 該理論致力於回答“為什麼婦女停留在暴力關係中”, 關注暴力對於受暴婦女造成的傷害和負面影響, 認為循環反覆的暴力使得女性在心理上處於被動、癱瘓的狀態, 越來越順從無助, 難以反抗並離開。

對於龐大的受暴婦女羣體來説, 應對家庭暴力絕不只有“忍辱負重”和“憤起弒夫”兩種選擇, 她們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積極尋求緩和並擺脱暴力的方式, 因此針對受暴婦女應對暴力的經歷和策略開展研究, 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引入“倖存者理論”, 將受虐婦女看作積極應對暴力的倖存者, 而非無助無能的純粹受害者, 將婦女困於暴力之中的, 往往不僅僅是婦女習得性無助, 而是幫助和支持系統的低效甚至失效。

現存西方研究公認年輕女性遭受性別暴力的風險和比率更高, 因此, 大量的親密關係暴力的研究關注年輕女性, 忽略中老年女性。有限的代際比較研究運用定量研究方法, 發現不同年紀的婦女在遭遇暴力的嚴重程度、受傷程度、酗酒和毒品使用、求助、童年期遭遇體罰等方面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然而, 年長婦女容易在暴力中停留更長的時間, 與年輕女性相比有更多身心健康的問題。

本文彌補國內家庭暴力研究缺乏對受暴婦女進行代際比較的研究空白, 運用生命史訪談方法和倖存者理論視角, 對比了10位中老年和青年兩代受暴婦女,探索兩代受暴婦女在暴力解讀和應對中的差異, 試圖發現她們如何爭取生存, 積極應對, 走出 (或留在) 暴力關係。

本研究將10名被訪者劃分為45歲及以上的中老年被訪者 (5人) 和44歲及以下的青年被訪者 (5人) 。10名被訪者的受教育程度跨度較大, 包含從小學沒畢業到碩士畢業的不同程度。在婚姻狀況上, 受訪時10名受訪者中有5人已離婚, 還有1人在辦理離婚, 另外4人尚在婚姻中。她們的職業包括家庭主婦、企業白領、家政服務者、農民和個體經營者等。

本文提出如下幾個研究問題: (1) 兩代受暴婦女是如何解讀她們所經歷的暴力？(2) 她們應對家庭暴力時採取了什麼策略？應對策略又有什麼樣的代際差異？(3) 性別與代際如何交叉影響了她們應對暴力的策略? (4) 她們的生命故事又是如何貫穿在應對暴力的策略選擇中？

▍倖存者視角的理論轉型

2001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 》規定: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後果的行為。

2016年3月開始實施的《反家暴法》將家庭暴力定義為:家庭成員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這一定義基本沿襲了《婚姻法》解釋的定義, 不再強調家暴帶來的後果。無論是《婚姻法》解釋和現有的《反家暴法》都把家庭暴力聚焦於肢體暴力和精神暴力兩個領域, 對於性暴力 (包括婚內強姦) 、經濟控制相對缺少關注。

2000年以來, 我國開展了多次大範圍的家庭暴力的問卷調查, 證實家庭暴力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據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公佈的數據, 10%的故意殺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離婚案中1/4與家庭暴力相關。運用1999～2000年全國健康和家庭生活問卷調查, Parish等人研究發現, 34%的婦女和18%的男性 (20～64歲) 在現存親密關係中曾經捱過打。全國婦聯第三次婦女地位調查顯示, 24.7%的婦女報告遭遇某種程度的家庭暴力 (包括身體、心理、性暴力與經濟控制) 。王向賢等向1103名女性和1017名男性 (18～49歲) 發放了問卷, 其中, 39%的女性報告遭遇肢體暴力 (包括性暴力) , 52%的男性報告他們曾對自己的伴侶實施過肢體暴力 (包括性暴力) , 其中27%的男性自報對伴侶既實施了肢體暴力, 又施加了性暴力。

“受暴婦女綜合徵”是美國臨牀心理學家雷諾爾·沃爾克基於對400名受虐婦女的跟蹤研究提出的概念, 用來定義長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婦女表現出的一種特殊的行為模式。它的核心概念是“暴力循環” (Cycle of Violence) 和“習得性無助” (Learned Helplessness)。暴力循環指的是暴力會週期性發生, 遵循緊張關係形成階段、惡性暴力階段和温馨甜蜜階段的循環且逐步升級的週期。多次暴力週期後, 受暴婦女就會逐漸接受暴力事實, 產生無助的信念, 不再尋求幫助, 即“習得性無助”。

瑞典社會學家艾娃·拉登格雷教授提出的**“暴力正常化”**理論與“受暴婦女綜合徵”理論有類似發現, 該理論總結了家庭暴力的兩個基本規律, 一個是暴力的週期性, 另一個是暴力和安撫的交替使用。該理論認為, 男性通過持續的暴力逐漸讓女性接受被打是正常的, 女性也會在長期的暴力中逐漸喪失自信, 喪失對事物的判斷能力, 她甚至會反思丈夫施暴確實是因為自己有錯, 逐步將家庭暴力看作正常的、合理的行為。因此, 貫穿於週期性暴力中的自我反思、接受現實、抱有希望、原諒對方都成為受虐婦女選擇待在暴力關係中的原因。

中國的很多經驗研究與上述理論或呼應, 或補充, 並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彰顯了中國特有的社會文化特徵。例如一些研究發現, 受暴婦女不離開往往是因為對施暴者抱有期望, 認為他們只是“一時衝動”, 暴力是暫時的, “希望對方會做出改變”。研究者還常常從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等視角出發, 指出受暴婦女受到男尊女卑、家本位、宿命觀等社會文化和性別規範的影響, 對暴力忍耐退讓, 成為“暴力正常化”的中國式路徑。例如王鳳仙指出, **傳統文化頌揚婦女為孩子、家庭做出犧牲, 認為留在暴力關係中是對家庭負責任的高尚表現。**王暉指出, 雖然許多婦女已經實現經濟獨立, 但由於認定家庭是女性安身立命的根本, 所以寧可忍受暴力, 也不願選擇離開。

高道夫(Edward W.Gondolf) 1988年提出的**“倖存者理論”**反駁了“受暴婦女綜合徵”理論, 他認為伴隨暴力升級, 受暴婦女經常會向其他家庭成員和正式社會系統求助, 實際上她們是積極向外界求助的暴力倖存者, 而非“受暴婦女綜合徵”所描述的心理上或行動上的失能者, 嚴重的暴力並沒有使受暴婦女習得無助, 相反, 眾多受暴婦女多年來都在努力抗爭, 最終從暴力中生存成長。該理論核心內容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 受暴婦女在遭遇暴力過程中一直積極尋求幫助, 暴力的週期性促使她們採取應對措施, 不斷尋求有效資源的支持, “想方設法”減少受暴, 而非受暴婦女綜合徵所認為的“習得無助”。其次, 從自身而言, 她們通常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源, 缺失離開暴力的資本, 也難以支付擺脱暴力的“成本”, 這些嚴重阻礙了她們離開暴力的步伐。最後, 從外界而言, 在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系統求助過程中, 她們常常面對低效的官僚機構、支持資源缺失和公眾的冷漠, 所獲得的幫助是有限的、支離破碎的, 因此通過求助擺脱暴力困難重重。這一“內外受阻”的現狀最終導致她們不得不停留在暴力關係中。

“倖存者理論”從社會、文化和制度的角度, 解釋婦女待在暴力關係中的原因, 彌補了“受暴婦女綜合徵”的理論缺陷, 有助於轉變社會輿論對受暴婦女的偏見和誤解, 同時有利於強調社會對婦女受暴的責任。

國內外很多研究列舉了婦女在遭遇家庭暴力之後積極採取多種自我保護的方法: 她們會哭鬧, 跑到別的房間或公共場所等躲避傷害;她們並非只扮演被動挨打的角色, 也常常還擊, 有時甚至主動出擊反抗暴力;她們會選擇安撫施暴者、離開、重建自我觀念, 制定安全計劃或尋找社會支持等方式;她們也會選擇回孃家、絕食、冷戰、暫住外面, 等到丈夫施暴程度太嚴重才會下決心離婚、向外界求助或試圖以暴力制服對方。這些策略的總結非常具體, 但相對而言, 結論非常零散, 看不到婦女如何做出不同的策略選擇, 也看不到不同年齡的婦女的策略選擇有何不同。

（“宇芽”微博公佈了其試圖逃脱家暴的監控視頻）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 本文采用倖存者理論, 探討社會性別與代際交叉影響下受暴婦女的主體性體驗, 並試圖對比不同代際受暴婦女應對暴力的不同經驗, 挖掘生命歷程中形塑的性別角色和性別觀念如何影響了受虐婦女在家庭暴力中的表現, 探索女性在時代變遷中的發展軌跡, 以期為家庭暴力相關研究提供嶄新的視角, 為家庭暴力干預措施的制定提供有益參考。

▍“暴力正常化”VS “暴力零容忍”

不同代際的受暴婦女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 究其根源在於她們對於暴力的認知和解讀不同。“暴力正常化”的概念被用來描述女性在持續的暴力下接受“捱打”是正常的行為。“零容忍”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控制犯罪的活動中提出來的政策, 後來它所倡導的理念被推廣到家庭暴力中, 提出了“暴力零容忍”的口號, 即對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個人和社會都不應容忍。兩個概念代表了對待家庭暴力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我們發現, 中老年受暴婦女在描述自己曾經遭受的家庭暴力時, 常常通過建構暴力的意義將其合理化, 呈現出“暴力正常化”的傾向, 具體表現形式為自我責備和弱化對方責任。75歲的被訪者冬梅是一名退休教師, 在與前夫的婚姻中, 她常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遭受暴力。對此, 她感到困惑和不解, 她對暴力的解讀帶有強烈的宿命感和“自我責備”色彩：

用老祖宗話叫“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我想這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所以遭難也是正常的。我就覺得, 我真的是命不好, 別的好像都解釋不了,就這能解釋自己, 勸解自己……我就知道是我前輩子欠他的, 這不是因果報應嗎! (冬梅, 75歲)

“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出自《孟子》, 意為當人際關係處得不好,就要自我反省, 一切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遭受暴力令冬梅感到困惑,感到“別的好像都解釋不了”, 她通過勸解自己認同了行為上“我自己造成的”、命運上“我真的是命不好”, 甚至“我前輩子欠他的”, 從而將暴力的遭遇合理化。**這樣的“自我反思”並沒有給她帶來建設性的意義,她只是不斷審查自己是否達到對方的要求, 卻很少去思考對方的行為是否具有不合理的地方。

同樣, 在描述暴力經歷時, 49歲的慧霞和50歲的香兒也用宿命論來解讀自己的遭遇, 主動弱化對方的錯誤, 將丈夫的施暴行為定義為天生的。她們認為:

有的人生來就對媳婦好, 人家就心疼老婆,就不可能打她, 有的男人脾氣不好, 他上來就要打人。 (慧霞, 49歲）

反正可能也就這命, 就這命運。如果要是你命中要該你好, 可能就好, 命中該你不好, 你怎麼就沒個好…… (香兒, 50歲)

慧霞將暴力遭遇歸結為施暴者的個體差異, 認為丈夫打人是其與生俱來的本性, 香兒將自己受暴的經歷歸因於“命運”,認為受暴是因為自己命不好。她們都在用自己的解讀弱化施暴者責任。

上文中的三位女性最終都在忍無可忍之下選擇了離婚,然而她們對“暴力正常化”的解讀, 使得她們停留在漫長的暴力婚姻中:冬梅最終在暴力婚姻中生活了43年後才離異;桂華、慧霞和秀麗也分別在暴力婚姻中停留了36年、14年和11年。在長期、反覆的暴力狀態下, 她們承認產生過極端想法, 甚至曾希望通過“輕生”或“以暴制暴”尋求解脱：

那時候我真想抱着孩子同歸於盡了……就是……真是下不了手。我要是自己死了, 扔下個孩子, 我也捨不得。 (秀麗, 51歲)

我曾經也想過在他睡覺的時候把他捅了, 那樣也就擺脱了。(桂華, 61歲)

她們的想法並不是單例, 北京紅楓婦女熱線曾通過對60個案例的分析發現, 1/6的受暴婦女曾因不堪忍受家暴有過自殺或以暴制暴的念頭。在我們訪問她們的時候, 四位中老年受暴婦女已經離婚了, 只有桂華一直停留在暴力關係中。我們還留意到, 慧霞和秀麗在離異後都選擇背井離鄉, 來北京靠打工為生, 也許空間上的距離才能真正隔斷暴力。

**與此不同的是, 大部分受訪的青年女性明確地表達了對家庭暴力的“零容忍”態度, 認定家庭暴力是對自身的侵犯與傷害。**41歲的英子是名家庭主婦, 她在遭受第一次家庭暴力之後就毅然離婚, 她説:“我只有一個想法, 那就是我不忍受。”自主創業的蜥蜴和做家政服務的海蘭這樣描述第一次遭遇家庭暴力後自己的態度和反應：

結果我暴怒, 這種人身侵犯對我來説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我實在被逼得沒辦法了, 當時以死相逼, 我跑到廚房拿刀就把我自己的手腕給割了, 然後我想擺脱那種狀況……我當時真的很兇地跟他説你以後再也不能這樣, 他也被我嚇到了。 (蜥蜴, 28歲)

他要跟我對着幹, 那時我就豁命地跟他幹,不會説他給我打了就打了, 不會像那樣。現在年輕人幾乎都平等了。(海蘭, 42歲)

蜥蜴不能容忍暴力, 將“捱打”定義為“人身侵犯”, 看做“很嚴重的”事情, 直接對施暴者提出警告;海蘭提到“平等”, 表現出明確的主體意識;英子更是用“我不忍受”表達了明確的態度。她們常常在暴力發生後立即做出激烈反應, 以期對施暴男性產生威懾性效果。在這些表述過程中, 她們沒有表現出任何的自我責備或為對方開脱, 海蘭還通過反抗成功地阻斷了暴力。

“暴力正常化”和“暴力零容忍”的不同解讀確實促使她們採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中老年受訪者經常自我歸咎和弱化對方責任, 在暴力關係中停留漫長的時間, 乃至產生極端的同歸於盡的想法;青年受訪者則在受暴之後或以激烈方式反抗, 制止暴力行為的再次發生, 或不願“忍辱負重”, 毅然選擇離婚。

▍“男強女弱” VS “性別平等”

為什麼中老年的受暴婦女會更傾向於對丈夫的暴力行為進行合理化解釋？我們可以從她們各自所描述的在原生家庭中的權力關係和性別角色中找到些許答案。中老年被訪者多出生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 她們的原生家庭多呈現典型的“男強女弱”形式, 青年被訪者多出生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 她們的原生家庭開始呈現出性別平等的特徵：

我父親絕對不刷碗, 不洗衣服, 很少下廚, 他老覺得這是女人乾的活, 還是大男子主義。……我母親受了父親一輩子氣, 也不會提出離婚的……所以我覺得, 動點手腳只要不打出硬傷來也感覺挺正常, 所以説一開始就是慣着他……他就打慣了。(秀麗, 51歲)

我父親挺暴力一個人, 我母親就是老社會那個婦女, 特老實、温柔、體貼, 我父親説啥是啥,她也不敢吵架, 有別的也不敢反抗, 就這麼過一天算一天。(桂華, 61歲)

**父母關係中呈現的社會性別角色會影響女性在婚後家庭暴力中的表現。**陳敏發現, 目睹母親捱打後忍氣吞聲的女孩子, 相比較沒有這種經歷的女性, 更傾向於認同母親的性別角色, 更有可能成年後在自己的家庭中重複母親的行為模式。傳統父權制社會賦予男性在家中的權力地位, 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極為弱勢。中老年女性作為個體通過學習社會文化制度中特定的性別規範來獲得自己的性別身份, 扮演她們所被期待的角色。她們在成長階段便被訓導要順從公婆和丈夫, 這依然是人們傳統觀念的核心;被要求以家庭和子女為重, 以對家庭、丈夫、子女負責為使命, 將賢妻良母內化為自身性別氣質。這種男強女弱的父母關係和性別期待令她們更容易認可丈夫的權力和控制, 能夠更加“包容”家庭暴力：

在我爹孃的觀念裏, 那就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我骨子裏也認同。(秀麗, 51歲)

對於青年被訪者而言, 時代和社會環境的變遷賦予了她們不太一樣的成長環境。31歲的墨墨出生於城市家庭, 是家裏的獨生女, 在描述童年家庭生活時, 她這樣説道:

我媽這些年一直都做家務, 也從來沒什麼怨言, 我爸就很心疼她, 看到她累了就會主動去做一些事情。……他 (爸爸) 會經常帶我去公園, 帶我出去旅行, 然後會輔導我做功課,還會帶着我去做一些體育項目……我媽會給我講故事, 她會帶我做一些手工, 教我畫畫, 也會輔導我功課。(墨墨, 31歲)

在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墨墨的童年生活兩個重要特徵就是“性別平等的家庭範式”和“掌上明珠的童年成長環境”。雙職工家庭中夫妻都從事有償工作, 在經濟地位上相對平等, 也承擔了相對均衡的家庭責任, 使得青年被訪者從小接受了“夫妻平等”的理念, 平等的父母互動關係構建了她們對親密關係中性別平等的意識。和諧的父母關係使她們認為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應該負有同等的責任, 而不是將責任的“天平”重重地向女性傾斜, 女性有權追求幸福, 有權選擇理想的家庭關係, 並不能被所謂的“家庭責任”所綁架。

一方面, 家庭暴力的代際傳遞理論告訴我們, 童年目睹父母間暴力的女性, 在長大後更容易接受男強女弱的性別角色, 在親密關係中即便遭遇暴力也更容易採取容忍退讓的態度。自然而然, 生長於“男強女弱”的家庭的婦女比出生於“性別平等”家庭的婦女更容易接納並忍耐暴力。

另一方面, 我們要留意到性別、代際的差異也和城鄉、教育水平緊密交織, 影響着五位年輕婦女的經歷。這五位年輕婦女中, 有三位原本來自農村家庭, 其中一位通過學業實現向上流動, 目前在城市工作, 另兩位則原本就是成長於城市。42歲的海蘭雖然生在農村, 但由於她是父母老年得女, 母親在生她那年已經50歲, 哥哥也比她大20歲, 她從小備受寵愛。41歲的英子雖然從小生活在農村, 但母親一直在家中掌權, 父親有時會體罰她和兄弟姐妹, 這反而促使了她不能容忍施暴男性的決心。她兩次結婚, 都在遭遇暴力後果斷離婚。

這説明農村婦女也擁有足夠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去抵抗暴力代際傳遞的沿襲, 改變“既定的命運。”對於更年輕的三位女性被訪者, 她們被父母視為“掌上明珠”, 父母對她們的成長和教育傾注了很多的心血, 高等教育也促進了她們性別平等觀念的形成, 這些綜合因素使得年輕女性對暴力信號的反應十分敏感, 深深感到家庭暴力是對她們人權的侵犯, 不再容忍, 積極尋求出路。

▍非正式支持VS正式支持系統

積極向外界求助是受暴婦女尋找資源擺脱暴力的重要途徑。對於受暴婦女而言, 求助對象包括了非正式系統和正式系統, 其中非正式系統主要包括孃家、子女、夫家親屬、鄰居和朋友等個人所擁有的人際資源, 正式系統則包含司法機構、執法機構、醫療機構、單位、婦聯等正式組織。訪談中的受暴婦女都採用了多種途徑向外界進行求助, 積極同家庭暴力進行抗爭。在求助對象的選擇上, 兩代人呈現了不同的傾向。求助過程隨受暴婦女不同的生活背景、認知、資源佔有情況以及不同的求助需求而有差異, 求助方式的差異導致通過兩個系統所獲得的支持也不盡相同, 這些都會對被訪者的暴力經歷產生影響。

親朋好友、鄰居等非正式系統成員往往成為中老年受暴婦女尋求幫助的重要對象, 尤其是孃家人通常是受暴婦女最有力的支持來源,能夠在關鍵時刻有效制止暴力發生。本研究也發現, 對中老年受訪者而言, 非正式系統發揮了重要作用。秀麗敍述自己在捱打之後去找哥哥求助, 從而緩解了暴力:

我哥哥揍過他之後, 他老實了一段時間,他害怕捱揍, 那次老實是最長的一陣。(秀麗, 51歲)

我活過來全靠奶奶跟三嬸婆, 給我掌點正義, 説點真話。(桂華, 61歲）

孃家人對暴力的干預方式包括上門為“自己人”討説法, 通過言語威脅施暴者或像秀麗的哥哥一樣直接“以暴制暴”, 併為女性暫時提供安全住所。孃家人的有效支持往往能有效干預男性施暴, 激勵被訪者繼續向孃家人求助, 同時增強其反抗暴力的“底氣”。除了孃家人, 婦女也尋求婆家幫助, 希望夫家的長輩或親戚能“管教”自家人, 證明自己是沒有錯的, 如桂華也曾尋求三嬸婆的認可與支持, 為其“正名”。親友的態度將會直接影響她們應對暴力的態度及方式, 親友的支持也能增強受暴婦女反抗的能力。如果遇到求助受阻或效果不佳, 則使她們陷入無助的境地。

除此之外, 鄰里通常是最早知曉家庭暴力的人。遭遇暴力時, 婦女在驚嚇之餘通常向鄰居尋求庇護支持, 以暫時躲避、制止暴力。案例中, 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中老年被訪者多表示, 在肢體暴力爆發的過程中, 附近的鄰居會聞訊而來提供相應的支持。如秀麗的鄰居多次主動幫忙調解暴力關係：

那時候左鄰右居都去我家, 他們經常讓他(指丈夫) 簽字畫押, 保證不再犯。 (秀麗, 51歲)

對受訪者而言, 非正式系統其實並不總是穩定和有效的。首先, 孃家人所採用的方式不一定都可取。比如秀麗的哥哥“揍過”丈夫一頓, 但這種以暴制暴的方式有可能帶來暴力的升級。其次, 非正式支持提供的幫助常常是暫時性的, 即施暴者的暴力行為暫停或表示悔改, 但不久又故態復萌, 暴力便再次發生。最重要的是, 家人、朋友一般都是“勸和不勸離”, 使受暴婦女再次回到施暴者身邊。如果家人秉持着“外親不管家務事”,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觀念, 也會規勸她們“忍一忍”, “好好過日子”, 保全婚姻, 照顧孩子, 顧及名譽, 考慮未來。如秀麗的哥哥雖然會為了她以暴制暴, 但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她可以留在現有的充滿暴力的婚姻之中：

孃家……一般都是勸我, 好好跟人過日子。 (秀麗, 51歲)

另外, 非正式系統有時也可能幫倒忙, 使得受暴婦女進一步陷入暴力的深淵。桂華遭遇家暴向父親求助, 父親不但沒有伸出援手, 反而認為自己教女無方, 向施暴方道歉, 使得桂華更加孤立無援。這也是桂華一直深陷於暴力婚姻中不能抽身的原因：

我爹認為, 你當兒媳婦的, 打你就應該受着……我捱打了, 我爹還跟他們家道歉説:“賴我教育閨女沒教育到, 惹你們生氣, 我給你們賠禮道歉。”(桂華, 61歲)

 伴隨着城市生活方式和居住習慣的改變, 以及人口流動的不斷加快, 當代社會鄰里關係愈來愈鬆散, 青年被訪者們常常與原生家庭父母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對於多數青年被訪者尤其是大城市受訪者而言, 家庭關係的獨立、親友關係的淡化、鄰里關係的疏離, 使得正式系統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當受暴婦女所擁有的資源系統存在“資源不足”“資源無效”或“資源障礙”等困境時, 正式系統顯得更加重要。在正式系統的求助過程中, 兩個羣體也體現了很大的差異。中老年被訪者更多尋求單位和婦聯的幫助, 而後者則主要尋求警察、醫療等系統的幫助, 還會尋求心理輔導、諮詢解決內心衝突：

我在那坐着, 坐到天亮, 我就揹着包, 我就找他們單位去了。 (冬梅,75)

(單位) 都做思想工作。…… (對我説) 不要愁, 説有困難咱們還有單位呢。(秀麗, 51)

 **計劃經濟時代, 單位為職工提供了“生老病死”各種保障, 與職工家庭生活息息相關, 因此在遇到家庭問題時, 單位會被作為主要的求助對象之一。**如冬梅、秀麗遭遇暴力之後, 決定向丈夫單位求助, 干預效果較好, 這使得她們在遭遇暴力時, 多次主動尋求單位領導的幫助。然而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 職工的個人生活與單位相分離, 家庭對單位的依賴逐步減弱, 單位對職工個人生活的干預也日益減少。青年被訪者普遍表示她們不願意過多與同事分享私事, 遇到家庭問題時, 她們也不會尋求單位或同事的支持和幫助：

單位人際關係最複雜……同事間從來不説家裏發生什麼事。 (金星, 37歲)

 婦聯的基本職能是代表和維護婦女權益, 促進男女平等。在中老年被訪者一代心中, 婦聯是除了單位以外最能給自己主持正義的政府部門：

找過村婦女主任, 他們也説他 (丈夫) 了, ……找過兩三次。 (香兒, 50)

婦聯主席打了個電話調解, 她們出面就好使, 也管一段時間用。(秀麗, 51歲)

（受暴婦女求助對象排序）

與中老年被訪者不同的是, 青年一代中,除英子曾求助婦聯外, 其他受訪者都從來沒有嘗試尋求婦聯幫助。她們更傾向尋求警察、醫療系統的幫助, 為維護自己的權益進行更直接的抗爭。如墨墨在第一次遭受家庭暴力之後就去醫院驗傷, 這一行為顯示了保留證據的維權意識和法律常識; 蜥蜴在遭遇暴力後選擇報警, 直接追究對方的責任：

他扭傷了我手的那一次, 我第一件事就跑醫院驗傷去了……我還特意給大夫強調, 我説這是被我老公弄傷的, 我覺得我應該能暗示這個大夫我是要做什麼。 (墨墨, 31歲)

我報過四次警, 我會想盡一切手段去保護我自己。我要追究他法律責任嘛, 我要告他人身傷害嘛, 警察就把我們抓去做了筆錄, 就算沒證據反正也折騰他, 我讓他也不好過。 (蜥蜴, 28歲)

青年一代向外界求助的過程還呈現出了更多的選擇, 包括聯繫丈夫的前女友收集更多信息和暴力情況, 以及尋找心理醫生和婚姻諮詢師幫助自己調整心理創傷：

我去接受心理治療來調節自己……我的醫生引導我去發現自我, 去關注自我內心的感受……還有我要知道,這個人真要耍起無賴來會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我去聯繫她 (丈夫的前女友) 。 (蜥蜴, 28歲)

這與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間倡導工作組”的《親密關係中的暴力網絡調查報告》有着一致性:在這份參與者平均年齡26歲、30歲及以下人羣佔樣本總量約81%的調查中, 258人曾在遭遇暴力之後尋求過幫助, 其中朋友、家人、警察與心理醫生位居求助對象前四位, 警察與心理醫生佔據了青年羣體求助的重要位置, 婦聯和鄰居則分別排在了第7位和第11位。

我們發現, 中老年被訪者無論是向非正式系統還是正式系統求助, 她們並非真正想要結束婚姻, 而是更希望支持者能夠給丈夫一個震懾作用, 讓其收斂暴力行為。可見, **中老年受暴婦女在求助中將擺脱暴力與結束婚姻分離開來, 希望在維持婚姻的前提下結束暴力。**親人、鄰居的幫助非常直接, 單位和婦聯也深受她們的信賴。然而, 這些非正式系統的效果並不穩定。隨着單位性質的改變和居住方式的改變, 青年一代不再傾向於求助鄰居或者單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形成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私人空間。這種私人空間的形成使得外人更少參與到家庭內的生活。在青年女性一代, 家庭都是相對獨立的, 在暴力過程中相對較少有親屬和鄰居的參與。年輕一代受暴婦女的維權意識較強, 求助途徑也更多, 她們希望通過求助能夠有效結束暴力甚至婚姻, 從而從根源上解決暴力問題。

▍離婚VS不離婚

離婚意味着婚姻關係的終結, 這常常是受暴婦女擺脱家庭暴力關係的最後選擇。受訪時, 10名受訪者中有5人已經離婚, 1人正在辦理離婚, 4人尚處在婚姻中。中老年被訪者都是在經歷了漫長的暴力生活後才最終決定離婚, 然而青年被訪者則相對較快地採取了離婚這一策略。

暴力週期理論認為, 暴力會按照“緊張關係形成階段、惡性暴力階段、甜蜜階段”循環發生。在甜蜜階段, 男性通常會在施暴過後示好、認錯以及道歉, 受暴婦女可能會選擇原諒。這一應對方式, 使得她們更可能持續待在暴力關係中。這種現象在受訪者的暴力經歷中也普遍存在。中老年被訪者通常在道歉之後便將暴力問題擱置, 原諒丈夫, 繼續待在暴力關係中, 之後又再次出現暴力行為。她們在暴力過程中曾不止一次想過離婚, 但往往在丈夫認錯後選擇原諒, 陷入循環的暴力週期之中, 從而導致離婚之路曲折漫長：

我那年起訴他一回, 我連律師都找了, 他跪那説好聽的……他給我跪也有百十來次, 就是説話不算數, 好一會兒就還犯……再一再二, 沒有悔改。 (桂華, 61歲)

除了對丈夫和婚姻的期待之外, 她們描述自己不願意離婚的原因通常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 為了孩子保全家庭、維護聲譽成為普遍觀念：

觀念裏還是覺得離婚也不太好……我老怕離婚再組織一個家庭, 會影響孩子, 我以為完整的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應該還是好於離婚或者再婚的家庭。 (秀麗, 51)

我們這一代人, 離婚特別寒磣, 這就是舊觀念, 離婚就更丟人了。(冬梅, 75歲)

就忍着吧, 忍着, 不願意剛結婚就離婚。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不知道。 (香兒, 51)

在這裏可以看到, 影響中老年受訪者作出離婚決定的有三個方面:一是“暴力週期”過程中丈夫的悔改表現;二是離婚污名的壓力;三是出於孩子成長的考慮。《婚姻法》從1950年開始實施, 離婚自由的權利經由法律確認保護, 並隨着婚姻觀念的覺醒不斷為社會所接受。根據民政部2015年發佈的數據, 從2003年至今, 中國的離婚率已連續12年遞增。然而, 中國社會仍然廣泛認可家庭對於女性的價值和意義的重要影響, 對離婚的污名化和社會輿論壓力依然廣泛存在, 這一文化也強調對女性的“忍辱負重、無私分享、甘願為孩子犧牲自己”的性別角色期待, 實際上是將婦女繼續停留在暴力中的行為崇高化,從而忽視了女性真正的訴求。

對於青年受訪者來説, 她們首先考慮的是自我的感受和婚姻質量。與中老年受訪者不同的是, 青年被訪者往往能很快意識到暴力的循環及丈夫“形式化”的示好、道歉的“圈套”之後而選擇離婚。41歲的英子和28歲的蜥蜴對待離婚的態度極為明確。英子是一名離異的家庭主婦, 她與前夫第一次因生活瑣事發生爭執並遭遇丈夫的暴力, 經調解後和好, 後因懷疑丈夫出軌而發生第二次家庭暴力, 第二次暴力後英子雖然沒有經濟收入, 仍然選擇了離婚。她認為:

如果要是第一次 (暴力) 可以維持 (婚姻) , 第二次、第三次我覺得就沒必要維持了。因為如果第一次他要能改他就改了, 他要不能改, 有第二次、第三次恐怕以後還有好多次, 那就沒必要維持了。 (英子, 41)

雖然英子只有初中文化, 並不知道“暴力週期理論”, 但她非常理性地認識到這種暴力週期的存在並作出保護自己的選擇。更為年輕的蜥蜴正在辦理離婚, 她曾在應對家庭暴力中不惜傷害自己, 採取激烈的方式進行反抗。在對待離婚的態度上她闡述道:

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我是絕對會把它結束掉的。即便有孩子對我來説也不是個障礙, 我不會因為我懷了孕就湊合跟一個我不想跟他過一輩子的人在一起, 因為我很清楚那種家庭給孩子帶來的是什麼樣的影響。我本身就是一個對“人言”很無所謂的人……我離開任何人都可以很好地生活……這是我能夠保護自己的唯一的方式。 (蜥蜴, 28歲)

曾對中老年受訪者的離婚決定造成困擾的傳統觀念和孩子, 對青年一代約束力減弱。蜥蜴做出離婚抉擇的顧慮很少, 她在這段話中既否定了傳統觀念對自己的束縛, 又否定了孩子是離婚的障礙, 她認為不幸福的家庭同樣會對孩子造成消極的影響;並且表明了自己對輿論壓力的態度是“對人言很無所謂”。最後, 她強調婚姻質量和自己的感受是決定自己是否離婚的唯一考慮標準, “我離婚的原因很簡單, 是因為我真的不開心”。因此, 她在遭遇暴力之後, 顯示出“用盡一切手段, 不管耗多長時間”也要離婚的堅定決心。

一切從“我”出發, 顯示了極強的獨立意識和自我保護觀念。從“離開了誰都能活”的表述中可以發現, 這一代女性在精神上更為獨立, 她們通過與他人、社會的互動, 構建了新時代女性的身份, 更認同女性有權追求幸福、選擇理想的家庭關係, 並不惜代價維護自身權益和生活幸福。蜥蜴的故事充分展現了從“我”出發的個體意識在青年女性應對家庭暴力中所體現出來的勇氣與抉擇。

▍結論與建議 

本文中老年被訪者多出生併成長於新中國成立初期, 她們常常生於“男強女弱”的父權制家庭, 對於家庭暴力的解讀有“宿命論”的傾向, 常常在暴力婚姻中停留很多年, 有時需要按捺自己“以暴制暴”的衝動, 忍無可忍時, 常常求助於鄰居、孃家等非正式支持系統, 在正式支持系統中習慣於求助於單位或者婦聯。 青年被訪者出生於改革開放期間, 相對而言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較強的性別平等意識和權利觀念, 她們對於暴力常常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當遭遇暴力時, 常常選擇報警, 並尋求心理醫生幫助, 能夠比較果斷地離開暴力婚姻。

受暴婦女的應對策略和反思性常常受限於現有性別關係和這一關係中女性佔有的資源狀況。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老年受暴婦女在觀念認識上仍然受到傳統性別不平等結構和性別關係的影響, 她們歷經艱辛, 才能逐步打破“資源有限”的外在結構, 走出漫長的婚姻, 結束暴力。青年一代在這一過程中則走得更遠, 更追求性別平等, 展現了更加獨立自主的姿態。這一代際差別既彰顯了兩代婦女的性別平等意識的差異, 也與她們出生於不同的家庭環境, 處於不同的社會階層以及擁有不同的教育水平密切相關。

兩代受暴婦女的差異也為新時期維護受暴婦女安全、保障婦女權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社會各界要在應對家庭暴力的過程中納入代際差異的視角, 尊重女性自我決斷的能力,**尊重女性不同代際之間的差異和不同個體訴求的差異, 在這個複雜的生活事件中切實維護好女性的權益。

二是**家庭暴力的干預不是一時的, 而是需要貫穿於個體的整個生命歷程。**不同階段“跟進式”的干預將有利於及時、有效地緩解甚至制止暴力。童年時期的性別平等教育和平等尊重的家庭關係將長久地影響女性在今後家庭生活中的自我保護意識。

三是**代際間求助方式由非正式系統向正式系統的轉變, 也對派出所、醫院等機構提出了要求,**相關正式機構需要有針對性地開展有關性別平等意識及處置家庭暴力的相關輔導、培訓工作, 以期能夠更有效地為受暴婦女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和幫助, 回應她們的需要。

—  2020年12月新刊目錄  —

▍域外

羅斯福道路能拯救英國嗎？

佘倩影　張佳俊

▍封面選題 “雙循環：探尋中國經濟發展新空間”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遽然而至，使世界陷入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轉眼這一年已接近尾聲，儘管中國已經率先走出疫情，世界經濟的復甦卻遠非樂觀。疫情引起的跨國產業鏈斷裂、跨國投資的大幅下降、地緣政治風險的急速加劇，以及各國經濟刺激政策背後隱藏的各類風險，都進一步擠壓着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空間。如何快速調整經濟發展方向以應對全球經濟衰退，需要對中國經濟當前所處的環境及未來的發展空間進行深度理論探討。

創建“消費-創新”新循環—— 2035經濟新主題

張 平

疫情、衰退與衝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展

張 明

培育製造業生態體系：工業史視角下的“雙循環” 

嚴 鵬 

走出薩繆爾森陷阱——打造後全球化時代的開放經濟

高 柏

▍全球治理

國際權力結構變遷與世界衞生組織的發展策略

張傳紅　李小云

在霸權國家尋求控制國際組織的同時，國際組織也在竭力通過制度建設和樹立專業知識權威，平衡和約束霸權國家對自身的控制。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王曉毅的文章回顧了公益組織與政府在基層扶貧實踐中的密切互動經驗，指出將政府、企業和公益組織分別看作三個相互區隔甚至對立的部門，在解釋中國經驗時具有侷限性。陳鋒的文章則關注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表現，通過分析社會組織的資源供給邏輯和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動員的路徑，揭示出新公共管理理論與社會工作理論在中國實踐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中國羣眾工作經驗的重要性。

反思“第三部門”理論：扶貧中的政府與公益組織

王曉毅

懸浮的社會組織

陳　鋒

▍專題：重新認識西方

“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 特朗普現象背後的總統選舉制度 

王 希

我希望提議，在觀察和解讀美國政治時，把美國——包括其政治在內——看成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種“實驗”（experiment），而不一定把它看成是一個已經有了定論或最終結果的必然……用這個視角看美國，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思維中的“偏執”風格，對美國政治的變化保持一種比較客觀、冷靜的態度，對其出現的不確定性和超出預期的變動擁有一種更健康的心理準備。

歐洲民粹主義的多重面孔 

張金嶺

歐洲環保政治的興起與限度 

葉開儒

▍新發展知識

被架空的援助領導者—— 日本戰後國際援助的興與衰 

徐　加　徐秀麗

國際援助的領導權不僅體現在量上，更體現在對輿論、議題設置的影響力上。即使日本在援助金額上成為世界第一大援助國，但有關援助和發展的話語和知識還是在世界銀行、IMF、經合組織國家等傳統援助力量的支配之下。日本雖提出了發展型國家的援助理念，但相應的知識體系構建和維持能力卻遠不及傳統援助國，因此可説是一個被“架空”了的援助大國。日本的這段援助歷史折射出來的多重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學術評論

如何建設政治學的中國學派 

潘 維

政治學中國學派的“中國性”不在“方法”，不在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注重歷史。中華文明的歷史悠久深厚，西方文明的歷史也深厚悠久。歷史上出色不等於今天出色，更不等於將來出色……今天的中華文明是個被西方文明包圍的孤島。我們的應然選項不是孤芳自賞，不是從根本上、從方法論上排斥西方學問。中外政治文明需要能“對話”。

▍世界觀

什麼是中亞？—— 地緣身份、內部結構與複線歷史 

袁 劍

全球疫情下的中西方碰撞與“東昇西降” 

高 程

▍經典重温

吳汝綸訪日與近代中國教育改革 

楊一男

**本文原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