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倩 | 由成都西郊曾家包漢墓畫像談川西林盤格局的初成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本文將曾家包一號墓東後室後壁畫像作為研究川西林盤格局早期形成的圖像資料，試由考古圖像可見的漢代四川莊園格局溯源成都平原“田-林-宅”林盤聚居方式的初成。21世紀以來，傳統林盤景觀大面積消退，成都平原鄉村土地利用模式、耕作與人居模式亦正經歷重大變革。記載古代四川景觀形態直接資料稀缺，是林盤歷史研究無法深入的原因之一。筆者結合文物、文獻資料與實地考察，由曾家包漢墓畫像為入口，輔以同時期四川地區出土畫像與田間勞作技術對川西林盤格局的形成進行探討，嘗試為林盤保護與研究提供新視角。

　　作者簡介：李倩倩，副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文章原刊：《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輯，2020年10月。感謝作者授權發佈！註釋刪除，如需查看請閲原刊。

　　川西林盤主要指分佈於成都平原及部分丘陵地區的鄉村聚居方式，是一種極富特色的農業文化景觀。段鵬如此描述林盤“走在川西平壩上，遠遠的只要看見一籠籠竹、樹林突兀在一望無際的田野中，順着田間小道鑽進去總會發現裏面有一到數户人家，這就是林盤”，李建華進一步充實概念“林盤是指川西一帶農民為了方便耕種，多由數户甚至是十餘户組成，在農田中央建造房屋，並在房前屋後廣植樹木竹林，在平原上均勻分佈的綠島式農耕聚落，因其聚落平面形態有植被籠罩，而空間形態上只能看到屋角舍牆，猶如綠色圓形的碾盤，故客家人稱其之為‘林盤’”。這類以水田、喬木、竹林圍合或半圍合宅院的鄉村聚居形式星羅棋佈地散佈於川西壩子，經較長時間更迭與人口遷徙，其結構卻未發生本質改變，是川西農耕文化發展的重要見證。從20世紀末開始，有川渝學者相繼對林盤展開了諸多專項研究，主要聚焦於生態學與文化學兩方面。國外學者如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艾丹（Daniel B. Abramson）於2018年始由鄉村規劃的視角關注川西壩子的人居環境。然而對於林盤最初的形成時間與契機，卻始終因直接資料稀少而語焉不詳。

　　近年來，與林盤保護熱浪相併行的，是傳統林盤大面積消退的現狀。無論是城鎮化“翻新”還是表面化的景觀建設，在強調農業景觀利用的同時，忽略了林盤景觀的形成與整個農業生產系統之間和諧共生的關係。探尋林盤在成都平原早期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脈絡，對其作為一種文化表徵進行價值認知、妥善保護及合理利用是有所助益的。考古學與圖像研究的進展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更為寬闊的路徑，我們或可嘗試由這一視角再探林盤聚落模式的發端。

　　一、川西林盤的特徵

　　本文探討的川西林盤格局，是基於耕地、林木及建築由外至內三層空間構成的林盤景觀佈局，即樊硯之、陳其兵等2008年在《川西林盤環境景觀的特徵研究及保護性規劃》中所概括的：林盤外層環境空間——大田；林盤中層環境空間——樹林；林盤內層環境空間——宅院。林盤在以成都平原為主的川西壩子呈團、點狀零散佈，以“田-林-宅”的組配構建起家族內部生活空間與外部生產空間：宅院建築是農家的居住場所，居於內層；建築外圍種植竹林與高大喬木以“微型森林”的形式圍合或半圍合外部世界，成為居住區與生產區域之間的屏障，此為中間層；林盤的最外層為農田，通常不遠處有水系環繞，水田是將入農家的信號和導引，絕大多數林盤主人由住宅到農田勞作活動半徑在五十米以內，也就是説，在這種模式中人們以林盤為單元散居，“田”（生產區）毗鄰“林”、“宅”（居住區）形成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模式。當地人在交談中習慣稱林盤為“林子”或者用“住在林子裏的時候”來表述在林盤裏生活的時光。

　　圖1（左）：四川省成都市大邑縣安仁鎮清源村林盤航拍圖，2017年8月5日，攝影：向駿，圖片來源：向駿；

　　圖2（右）：林盤聚落空間模式，採自方誌戎：《川西林盤聚落文化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13年11月，第85頁

　　圖3（左）：田-林-宅林盤單元格局， 2018年4月7日，作者攝於成都市都江堰市柳街鎮柳順村17組季家埂子；

　　圖4(右)：徐軍攝於大邑縣安仁鎮，採自肖佼：《e家》雜誌（成都版）2009年7月刊“留守林盤50年的剃頭匠”，《世世代代的川西林盤》專題

　　從現存二十世紀初遊歷於中國西南的西人攝影資料可見，當時的川西鄉村聚居格局與一百年後並無二致。在英國植物學家尼斯特·亨利·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定格下的一批晚清成都鄉村影像中，林盤在這一時期的樣貌清晰可見，水田環繞的寺觀建築—青城山長生宮被竹林與喬木圍合為一個聚落單元。同時期弗瑞茲·魏司（Fritz Weiss）夫婦來中國就任德意志帝國駐中國的領事以大量文字和圖片記錄下了中國西南的見聞，在他們拍攝於成都的系列照片中（照片時間為1911-1929年期間），亦可見清末民國初年成都平原的鄉村居住形態。此外，一段由著名旅日作家薩蘇先生捐贈給成都市檔案館的8毫米民國電影音像膠片《1940年的成都》，也呈現了當時成都、灌縣(今都江堰市)的鄉村風貌，畫面中川西平原上農民竹編陶藝紡織，收穫與耕作、林盤形態也較清晰。類似材料中所反映的百餘年前的川西林盤基本格局與21世紀初期城鄉一體化改造前相比並沒有太大變化。

　　圖5（左）：“青城山長生宮”，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6月16日，尼斯特·亨利·威爾遜攝，採自Arnold Arboretum Hort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

　　圖6（中）：“富家住宅前的道路”，採自《巴蜀老照片：德國魏司夫婦的中國西南紀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2頁；

　　圖7（右）：“押解犯人”，採自《巴蜀老照片：德國魏司夫婦的中國西南紀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5頁。

　　圖8：8毫米電影膠片《1940年的成都》截圖，原存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圖書館,拍攝者佚名，捐贈者：薩蘇

　　二、畫像呈現的林盤特徵

　　1975年成都文物管理處在成都市西郊金牛公社土橋鎮西側發掘了一處東漢時期的圓形土冢，同一封冢下並列兩座磚室墓，其中一號墓為一前室雙後室的構造，出土東、西后室兩塊畫像石，前者尺寸為296 x 235釐米，後者為300 x 275釐米，現兩塊畫像石均藏於成都博物館。

　　曾家包畫像的出土為漢代四川農業生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自上個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初，有學者相繼發表文章從墓葬發掘情形、畫像內容、題材的角度對畫像進行了探討，間接研究亦集中出現於這一時期。學者多將該圖像用作漢代西南地區農業生產方式的佐證，而未涉畫面中包含的莊園內部空間佈局及其形成等問題。近十年來，這一話題已逐漸從學界的討論中淡去，而曾家包畫像所藴含的研究空間亟待學界進一步探索。

　　表1：曾家包漢墓畫像相關直接研究與間接研究（1981-2017）

　　圖9（左）：曾家包漢墓一號墓東後室後壁畫像拓片；

　　圖10（右）：曾家包漢墓一號墓西后室後壁畫像拓片 圖像來源：成都市文物管理處

　　“田-林-宅”格局是傳統川西林盤聚落單元的主要景觀特徵。曾家包一號墓東後室畫像中反映的四川莊園建築格局具有林盤“田-林-宅”毗鄰、內部自給自足供給的特徵。根據成都市文物管理處資料，曾家包一號墓東後室圖像“左側為倉房，上有兩個通氣的倉樓。房側挺立一棵棕樹，樹旁席坐手扶鴻杖的老者，老者背後為一廡殿式雙層樓房，樓有迴廊。畫像下部描繪了農作情形——右為廡殿式吊腳樓房，房前二人平列踩碓。碓前有一耕者，在水芋地勞動。左為四塊水田和一個有圍堤的水塘，塘內有船。”史佔揚在1988年發表的文章對曾家包一號墓東後室後壁畫像做了進一步辨析：“圖中所反映的主要內容是：陂塘、水田、種芋、田園建築和敬老習俗。緊緊毗聯的塘田，被刻於圖之下層左部。水塘中間作埂，將其一分為二，埂間開一缺，系設閘之處。水田共四塊，亦以一埂相隔。田、塘之間有堤堰，塘田內有荷蓮、小船和魚鱉、水草等”，他特別強調：“在四川的成都、新津、綿陽、郫縣、德陽、峨眉等地，曾屢有漢代石、陶水田和水塘模型以及刻繪着塘田、魚鱉、蓮藕之畫像磚、石出土，其主題、內容均與此畫像石上的畫面相似。”這些發現均有力地證明了同時期成都及其周邊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以及這些信息與畫像圖像記錄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秦設立蜀郡後四川地區的農業生產與中原有了廣泛交流，大量四川出土的農業畫像被認為是以中原地區畫像為摹本。那麼，曾家包畫像是否客觀呈現了四川莊園的基本佈局？能否將其視為探索林盤早期形成的關鍵材料？

　　四川地區畫像在借鑑中原畫像表現方法得同時，又呈現出自身特有的地域元素，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圖像的寫實特徵。羅二虎曾對四川地區的畫像題材做了總體歸納，包括弋射收穫、山林鹽場、庭院、武庫、蓮池、褥秧、皰廚、桐桑林、驅雀、漁事、收租、播種、穀物加工、釀酒、借貸、府第等在內的裝飾畫像磚均“反映出墓主生前擁有的各種財富資產情況，將這些內容總彙起來可構成東漢時莊園經濟的主要內容，也是墓主所想過的前述那種生活方式的物質基礎。”就畫像內容而言，馮漢驥認為四川地區的畫像“一方面可與文獻記載對照，另一方面可與出土的實物相印證，是我們研究四川地區東漢晚期生活最生動、可靠的資料，他稱讚民間藝術家的成功的創作“隨便在處理哪一類的題材上，都表現出高度的，寫實的天才”。顧森在《四川畫像磚藝術》的序言中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以成都周邊為主的川渝地區畫像磚最富於漢代社會生活的表現，尤其是生產勞動和日常生活場景的記錄，最為獨特和生動。因此這些畫像磚也最具有藝術價值和歷史文獻價值。”

　　曾家包東後室畫像對探究漢代四川莊園實際建築佈局尤具參考價值。中國的古代的厚葬之風可溯源於原始社會，兩漢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客觀上為加固、普及厚葬觀念的提供了物質基礎。在遵從厚葬觀念社會中，畫像磚演變為一種特殊化的商品是順理成章的。畫像在漢代以模件化的方式生產加工，並佔有市場。馮漢驥將四川地區的畫像題材分成為了五類，認為“從成都地區出土的畫像來看——凡是同一題材的，都系一模所制，很少有不同模的，就是有，也不超過兩種模”。他由此推斷在“當時僅有一兩家制造此種畫像磚的場所，有如近代的”紙紮店“，喪家在建墓時，即可按照墓主的身份和地位，購買與其相合者砌在墓壁上，作為墓主在死後的享用”，當現成的畫像“不能完全用以表現墓主的社會地位及生活，故用專刻的石刻來表現”。羅二虎亦認同這一點，“當時的人們可以根據死者生前的特殊經歷、社會地位或喜好而定製特殊內容的畫像磚”以匹配墓主人的地位與身份。

　　從圖像生產的角度看，在生產技術與物質文化的區域間交流過程中，總會出現模仿與學習的痕跡。對於西南畫像對中原畫像結構借鑑的情況，羅二虎認為“川渝地區畫像磚墓的形式源於中原地區，畫像內容也多源於中原，但並非中原地區的畫像磚室墓在地域上的延伸，因二者在墓葬和畫像的形式方面存在着差異”，“本地區這些獨特的畫像磚墓形式和畫像內容是中原地區的畫像磚墓傳來之後與本地的文化傳統相結合而產生的。”佐佐木正治進一步闡釋了細節，“中原地區畫像基本上是把很多小主題配在一面大面積的畫像裏，用以表現神仙世界、高級官僚和貴族的生前生活場景等中心主題……但是在四川地區，據那種製作、使用方法的變化，而使各個小主題單獨呈現……圖像主題的意義在變化的同時，代替原來的意義，出現了大量反映當時切身看到的實際生產生活和農業風俗等場景的畫像”。

　　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陂塘水田僅在四川地區畫像中出現，此類題材在中原地區的農耕畫像中暫未出現；此外，四川地區畫像基於當地實際生活情況，在中原摹本的基礎上有較大改動，且具有寫實性。佐佐木正治也承認“這些四川地區的農耕畫像，雖然它們的原型可以在中原地區的畫像裏找到，但其表現是基於當地的實際風俗，而呈現相當獨特的面貌”， 他進而總結“成都曾家包發現的畫像如實地反映出了這種莊園的一個典型”。故可推測，曾家包畫像正是在盛行厚葬的社會環境之下，由墓主本人或其家屬通過定製的方式選擇了這些以日常生活實際場景為基礎的圖像，複製現實世界於“死後世界”，其圖像信息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莊園經濟與“田-林-宅”格局

　　曾家包一號墓東、西后室畫像反映了漢代四川莊園農業生產內容與建築佈局的基本情況。東、西后室畫像除狩獵、織機、車馬、家禽、穀倉、舂碓、農作、水田和池塘等題材外，還出現了釀酒的畫像石，由提水、運糧、廚工炊煮、列壇盛酒等場景構成，展示了釀製的全過程，結合墓葬規格與兩幅畫像的內容，可推定畫像反映的是一座較大規模的豪族莊園生產生活的場景。東後室後壁畫像在刻繪畜牧、陂塘水田、建築、敬老等內容的同時，還呈現了莊園內部建築毗鄰田與喬木，自給自足地生產、生活系統，可視為生產區與生活區相結合的“田-林-宅”林盤式組團的雛形。 

　　1.雙羊嘉禾 2.通氣倉樓 3.倉房 4.棕樹 5.敬老習 俗 6.廡殿式住房 7.迴廊 8.桑樹 9.廡殿式吊腳樓房10.水田 11.堤堰 12.陂塘 13.荷蓮 14.田埂 15.水草 16.魚 17.小船 18.鱉

　　圖11：曾家包漢墓東後室後壁畫像的結構與內容，圖像來源：成都市文物管理處、作者自繪。

　　圖12：曾家包漢墓東後室後壁畫像線圖與田-林-宅基本格局，圖像來源：成都博物館 

　　“田-林-宅”格局的初成與四川豪族莊園自給自足地經濟生產有着密切關係。豪族莊園是興起於漢代四川社會的特殊經濟形態與居住模式，其對漢代經濟與人居模式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據《四川通史》：“秦末漢初，是巴蜀內地部落經濟解體，家族經濟、個體經濟同時發展的時期，至西漢中期，個體經濟已居於主導地位；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個體經濟退居次要地位，一般小家庭經濟受到種種挑戰，大家族經濟則逐步向豪族經濟轉化；至東漢中、晚期，豪族經濟居於統治地位”。曾家包畫像可見住房、幹欄式糧倉、舂米池、桑田、水田（種水芋）、池塘（養殖魚、採蓮）等，反映出四川豪族莊園可能的產業類型與空間佈局方式——莊園以水田、植物、與屋舍圍合形成一個小單元，居住區毗鄰生產區。

　　考古遺址發現的類似結構可見於河南內黃三楊莊聚落遺址。除發現多處院落外，還有種類眾多的當時社會和家庭生活實用品得以在遺址內原地保留，較為完整地揭示了西漢特定建築羣（如莊園）的規模、佈局與功能劃分。考古勘探出10餘處被認為是西漢時期的庭院及道路、湖塘、河道等遺存，其中第二處庭院為兩進院落，包括了院牆、南大門、東、西廂房，院前有水井、編織遺蹟，院外為橢圓形池塘，院後有廁所等遺蹟。院東、北、西三面被南北向的田壟環繞。院東和院北的田壟與院牆之間均發現樹木遺蹟，根據發現的樹木遺蹟可知樹是比較整齊地成排種植的，在三號庭院建築遺址中發現了樹葉的痕跡，推測是桑樹葉和榆樹葉。二號庭院推測也種的是桑、榆。 由三楊莊遺址第二處庭院遺址佈局情況可見，與林盤格局類似的田、林、宅組團的佈局方式在西漢時期的中原已經出現，雖然我們不能將這類莊園佈局與成都平原依託都江堰水網灌溉系統的散點式分佈等同起來，但仍可為曾家包畫像所反映的四川莊園佈局情況提供參考。

　　圖13：河南三楊莊遺址二號庭院建築遺址復原總平面圖；採自林源、崔兆瑞：《河南內黃三楊莊二號漢代庭院建築遺址研究與復原探討》

　　圖14：河南三楊莊遺址二號庭院建築遺址復原模型，採自林源、崔兆瑞，《河南內黃三楊莊二號漢代庭院建築遺址研究與復原探討》，《建築史》2014年第2期，第10、11頁。

　　此外，生活於西漢蜀郡的資中人（今四川資陽）王褒（字子淵），在其著名的漢賦《僮約》中描寫了二千年前漢代四川莊園中農林生產的景象。日本學者宇都宮清吉氏在其著作《漢代社會經濟研究》第九章《僮約研究》中提到，王褒在賣契券上所羅列的田莊情形是珍貴的漢代農史研究史料，是歷史學式實錄。官德祥則認為《僮約》是西漢中葉蜀地甚或全國其它田莊經濟現象的“綜合縮影”。《僮約》至少從兩個方面為四川莊園的實際情況提供了佐證：其一，僮奴的販賣和契約問題在《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百喻經·奴守門喻》等文獻中都有記載，《僮約》中主僕間的衝突事件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那一時期四川莊園農作的盛行以及勞動力需求常態化；其二，《僮約》的故事內容涉及到對莊園產業內容與建築格局的描寫。如張鈞成所總結的：“一部分是三重院落的建築，除了居住待客的房屋外，有可以“上樓擊柝”的門樓，有可供飼養牲畜和副業生產的堂廡，舍後有“當裁作船”的高大喬木；一部分是後園，有一片不小的生產蔬菜和果類的園圃，有生產穀物的農田，有養鴨、捕魚、種植荷藕的池塘，其間並以籬落相隔……這大概是川中一箇中等地主的莊園。”

　　圖15：河南三楊莊遺址二號庭院建築遺址復原南立面圖，採自《建築史》2014年第2期，第6頁。

　　圖16（左）：四川莊園大門，64.5X22釐米，東漢，德陽黃許鎮出土，採自《四川畫像磚藝術》第110頁。

　　圖17：宅院外林園，34.5X24釐米，東漢 彭州義和鄉徵集，圖像來源：四川博物院

　　四、“田-林-宅”格局形成的因素

　　西漢時期莊園經濟的產生是成都平原“田-林-宅”自給自足模式形成的基礎，都江堰水利工程影響下的水網分配、水田選址、生產、避荒與防災等因素促成了林盤式莊園佈局的形成。

　　（1）四川莊園經濟的產生

　　土地私有制在西漢前期得以確立，武帝時期的對外戰爭、大規模破壞、泰山巡禮等都耗資巨大，隨之發生的財政危機加之洪災與邊疆防務耗竭了國庫。偽幣出現引發了貨幣危機，隨法定通貨的貶值而進一步惡化。但對商業界卻沒有影響，反而使他們擁有了高利放貸和囤積居奇的獲利機會,政府開始介入私人工商領域，並推行一系列限制商賈的政策，其目的是遏制富商日益增長的影響，因為商人有能力聚集起大批的追隨者。《史記》記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曾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右趾，沒入其器。”武帝對獲利極豐的鹽、鐵業實施壟斷，產銷全部收為官營，並推行算緡、告緡等打擊商人的重本抑末政策。對工商活動的限制加劇了農村土地的兼併，這為四川地區以家族為單位整合生產、生活資源創造了土地與人力資源條件，是四川莊園“田-林-宅”聚居方式出現的先決條件。

　　一方面，巴蜀地區長期發展起來的私營工商業在受到沉重打擊之後將錢財轉往農村“加速了農村土地兼併”；另一方面，漢初政府對土地把控不嚴，土地自由買賣現象普遍，且常用契約形式保證，並受到政府的承認與保護。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以大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封建豪強地主經濟最終成形，是四川地區的豪族莊園的產生的基礎。對工商業發展的打壓，不僅驅使資本轉向購買農業發展的基本生產資料——土地，還降低了非農業活動吸收剩餘勞動力的能力。據《漢書·食貨志》的記述：“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東漢政府賦税與徭役日益繁重，獨立的小農經濟遭到破壞，“商人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大批農民在破產之後變賣所有可出售的財產，包括將土地變賣或典當抵押，失地農民流向地主莊園，成為依附民或奴婢，為莊園經濟的運行提供了人力資源。

　　（2）水網與灌溉

　　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統的興建塑造了成都平原莊園分佈與內部體系的特點。秦滅巴蜀後“移秦名萬家”，長期地、大批地向蜀地移民。依託水田選址、灌溉、耕作等需要，成都平原逐漸形成了區別於井田制主導下的中原宗族式的特殊聚居方式。自秦昭襄王末年（約公元前256-前251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築都江堰，以岷江為中心展開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使成都平原的農業生產達到全國領先水平。西漢景帝時，蜀守文翁對都江堰灌區進行了擴建，至東漢已發展成為百萬畝的大型灌區，並發揮出顯著效能。彭曦結合1974年3月在渠首工程區內發現的“故蜀郡守李府君諱冰”石像的造像年代推測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防洪、灌溉能力直到東漢末年仍是健全而有效的，而兩漢時期都江堰地區已成為“技術性能穩定、以灌溉為主、效益宏著的百萬畝大型灌區”，以上均是曾家包畫像中“陂塘與稻田相連，人在田中耕作，舟在碧波盪漾” 的莊園農業生產景象之形成的之前提。

　　水利灌溉系統為稻業種植創造了條件，而林盤聚落的形成與稻作發展密切相關。陳虹分析，盆地內部的水稻種植，基本上是隨水田的擴展而擴展的。李建華進一步提出，川西平原這種適宜稻作農業的水田，使其呈現出阡陌縱橫、溝渠交錯的農業地景，大大限制了以井田制為代表的宗族聚居的發展，使川西平原出現了與中原漢民族聚居區大型宗族聚落極為相異的聚落形態。發達的都江堰水利灌溉網管理權屬於鄉、亭、裏，其管理又離開郡縣的統制而被委託於各個地方，水利網末端為豪族所獨佔。其結果是水利條件的改善助推了土地價格的抬升，豪族開始收購土地以形成莊園，“李冰所憧憬的‘浸灌之利’畢竟變成了他們的勢力基礎”。水網促進了灌溉系統的生成、稻作佈局及其相應的聚居方式。

　　（3）水田選址

　　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統是成都平原稻作格局形成的基礎保障。莊園空間結構早期形成的重要決定因素是“田”，水網與水田灌溉對水田選址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曾家包畫像中描繪的是漢代的“小區劃水田”。水田共分為四塊，以田埂區隔。畫中四塊水田大小有別，面積較小，且形狀不規整。水田單位面積小的優點之一是宜於灌溉。西漢晚期重要的農學著作《氾勝之書》提到：“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史佔揚認為“千百年來四川稻田皆乏大面積者，形狀亦不求規整，且各田水平面高低不等，其造田道理是顯而易見的。”此外，王充在《論衡•率性篇》以地喻人，強調整地對田間作業的重要性，而在實際操作中，水田雖不需開溝起壟，卻仍然需翻耕土地。陳文華認為漢代水田整地工作量較大，因為“稻田需要積水，田面就需要修築田塍以蓄水，田邊要開溝以引水。在平原，每塊水田的面積都不大，這是因為水田要保持積水均勻，田面和四邊田塍都要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面積太大就難以達到要求。”田間技術的實際要求使人們需考量水田的選址與處理方法，這成為了特定人居模式的形成的重要誘因。

　　（4）生產、避荒與防災

　　陂塘養殖是莊園內部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形成的關鍵。曾家包畫像中水田與陂塘毗鄰，約二分之一處修築田埂，將田、塘功能分離，在田埂中部開有缺口設水閘，以便控制水量。田、塘之間有堤堰，灌溉田地的陂塘被圍合起來同時成為養魚池，塘田內有荷蓮、水草、小船和魚鱉等。陂塘系統利用自然地勢，經過人工整理貯水，在蓄水溉田的同時又能養殖魚藕之類。通過修陂治塘，使成都平原既保證了水田用水，又利用陂塘養殖，栽種多種經濟作物，發揮了多種經營，多方得利的功效。東漢時期，四川地區已出現了稻田養魚、稻魚混養的技術。同時陂塘四周置水碓，以利灌溉，使得人力、水力在陂田中得以充分發揮。

　　兩漢時期水利建設主要包括中央主辦、地方政府主辦和民間主辦三種形式。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為田律》揭示運用陂池水塘進行水田蓄水灌溉的時間較早，在當時民間已廣泛利用小池塘、陂塘等進行蓄水灌溉。小規模池塘、陂塘等農田水利設施通常由農户自行管理，官吏監督。隨東漢時期豪族大姓的興起，這些陂池大多歸他們私人所有，他們獨佔或出租陂池水田羣，而灌溉用水則由豪族大姓來進行分配協調，以確保養殖收益並應對災荒。

　　圖18（左）：曾家包漢墓東後室後壁畫像水田與陂塘線稿，作者自繪

　　圖19（中）：石水塘，1977年出土於四川省峨眉山市雙福，四川博物院藏，作者自攝

　　圖20（右）：陂塘養殖，44X25釐米，東漢 彭州義和鄉徵集，四川博物院藏，圖片來源：四川博物院

　　在新都一處出土的“薅秧農作”畫像磚上，繪有兩塊水田相連的淺水塘，田中雜有家禽、魚類和蓮鬥。田埂中段有調節水量的缺口，將養有魚兒的藕田與秧田連接起來，秧田裏的水量是由藕田所儲存的水來供給的。《漢書•地理志》雲：“巴、蜀、廣漢本南夷，秦並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民食稻魚，亡凶年憂。”《齊民•要術》記載了魚池、種藕等方法，並在“種芰法”中提及在魚池中種植蓮子、芡、芰(菱)，“多種，儉歲資此，足度荒年”。可見水生作物是古代人們生活中重要的度荒作物。

　　圖21：曾家包漢墓東後室後壁畫像水生作物，作者自繪

　　由當今生態學視角來看，“田-林-宅”的林盤式結構實際是漢代時人為建構的濕地生態系統，水塘和堰塘除了養殖外，還可用於儲存雨水、地下水以灌溉農田，它能在較短時間內蓄積水量，其功能與延緩洪水的大壩相似——冬天蓄水，春季水稻播種時放水，可基本實現自我組織、維持與更新，具有生態功能與價值。陳其兵認為“大量的稻田聚集在一起，成為一個巨大的水庫。成都平原雨季集中分明，可大大減輕洪水的災害，在洪水氾濫時能減低洪水流速，所以林盤的環保、防災功能潛在價值，不亞於其農業利用價值。”

　　林盤伴隨莊園的興建而發展，並由人隨田居而逐漸演變成一種成都平原鄉村普遍的聚居模式。川西林盤的格局對建築東西朝向禁忌、氣候、風水等因素考量不顯著，反而與其地勢環境有着重要關聯。對此，李建華認為稻作農業的灌溉系統下形成的水道和小徑，制約着林盤聚落的整體形態，這些水道和小徑既聯繫着住屋與稻田，同時也分割着整體聚落的基質，使住屋按照他們的結構擴展。綜上，“秦民移蜀”背景下，水利灌溉、農業選址、多元生產與避荒防災等因素促成了自給自足的“田-林-宅”林盤式聚落格局的形成。

　　五、結語

　　“田-林-宅”的林盤式聚居模式反映了成都平原鄉村綿延至今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是中國西南寶貴的農耕文化遺產、農業文化景觀。記錄古代四川鄉村聚居模式的相關直接材料稀少，考古圖像資料或為一個有效視角，探析林盤格局的最初形成，為區域人居景觀的保護與研究提供參考。成都西郊曾家包東漢磚石墓一號墓東後室後壁畫像在揭示早期林盤聚落格局方面有着特殊價值，它是林盤歷史研究迄今所發現的較早圖證。在都江堰水利灌溉體系下，四川莊園農業生產的需求對居住選址與內部結構形成了影響，人隨田居的“田-林-宅”林盤式小單位佈局與同時期中原地區的宗族聚居方式形成了較為顯著的差異性。

　　由若干次實地考察可見，近年郫縣、新津、崇州、都江堰等地的水田大面積消失，由苗木種植代之。水田用地被道路、建築重新劃分，用於區隔住宅間的“林子”在2017-2018年間大規模砍伐用以鋪設道路，故傳統意義上林盤景觀的實際正面臨消退，岌岌可危。川西林盤具有合理利用土地、利於灌溉、生態與防災避險等多重優勢，這種聚落形式在成都平原形成的時間最早或可溯源至東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