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抗疫困境是因為普通公眾科學素質欠佳嗎？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0-12-06 14:51
撰文 | 賈鶴鵬（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
編輯 | 袁玥
來源：我是科學家iScientist
到2020年11月30日為止，美國已經有將近1400萬人被確認感染新冠肺炎（COVID-19），超過26萬人死於新冠病毒感染或感染造成的併發症。可儘管如此，仍然有大量美國公眾拒絕戴口罩或採取類似的防護行為。為什麼美國民眾如此的“執迷不悟”呢？一些公眾號文章聲稱，這主要由於美國普通公眾非常愚昧、科學素質不高。是真的嗎？
科學知識並不直接帶來健康行為
2018年，中國全國公民科學素質調查顯示，我國基本具備科學素質的公民比例達到了8.47%，大幅高於往年。然而這一比例卻還沒有達到美國1980年代末的水平（利用同樣方法論進行的測試）。2016年，美國公眾基本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是26%。
不僅美國公眾的科學素質比中國公眾高很多，實際上這次抗疫不利的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比中國公眾科學素質要高。
從上表中我們看到，另一個以消極抗疫、追求“羣體免疫”效果被人詬病的國家瑞典，其公眾科學素質2005年就達到了35%。可見，在公民個體層面上，用科學素質低來解釋公眾抗疫表現欠佳是不太成立的。
為什麼較高的科學素質卻沒有帶來積極的防疫舉措呢？一個重要原因是：知識很難直接轉化為行動。比如，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有大量研究表明了吸煙對健康的威脅，歐美的公共衞生機構也為此展開了大量科普宣傳工作，但幾十年來，這些戒煙科普的效果並不顯著。
與理性的科學知識相比，人性固有的認知偏見會更直接地左右人們的行為，比如過度樂觀——人們總是毫無道理地堅信自己比其他人更聰明、更幸運，遭遇災禍的風險更小。因此面對疾病，人們會認為其他羣體的染病幾率更高，而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羣體則不需要採取特別措施。
此外，科學信息當中的不確定性也是影響公眾防疫行動的重要因素。在新冠疫情的不同階段，各項科學研究的結論總是相互矛盾、日新月異——諸如這種病毒的感染率、致死率、氯喹是否能治療新冠等等——使得公眾無所適從，不知該相信誰。很多研究表明，一旦公眾察覺到科學家之間存在分歧，他們就會本能地拒斥任何存在爭議的結論。這也造成了美國民眾不願意按照主流科學界的結論來採取防護行為。
科學議題政治化導致立場比知識更重要
除了學界分歧，政治分歧在塑造美國民眾的認知和行為方面影響更大。
在美國，許多有爭議的科學問題如今都已演變成了政治問題，公眾對科學信息的理解和接納，往往是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站隊。以氣候變化為例，耶魯大學的一項長期監測美國公眾對氣候變化議題所持態度的研究發現，不論科學界提出怎樣的證據，始終有超過30%的美國公眾拒絕相信有關人類行為造成氣候變化的科學結論。對這些公眾人口構成的剖析表明，這些人是以信奉保守主義價值觀的中年白人男性為主，恰恰是美國共和黨的擁躉。
是這些保守主義者科學素質不高嗎？並非如此。事實上，拒絕相信氣候變化科學結論的羣體，其教育水平與相信氣候變化科學結論的羣體並沒有顯著差異。然而，保守派會對“科學”與“科學家”進行切割——他們相信科學，但認為大多數科學家已經被自由主義洗腦，不值得相信。因此，他們更傾向於認同保守派政客以及保守派媒體的觀點，否定氣候變化的科學結論。
雖然新冠疫情爆發至今不足一年，但新冠疫情的政治化程度絲毫不遜於氣候變化議題。圍繞着疫情的嚴重程度、應該採取隔離措施的強度、氯喹是否能治療新冠疾病等話題，兩黨信徒或兩種價值觀持有者之間的分歧不斷加深。
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及其核心團隊成員，在各種場合公開指責美國疾控中心和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等專家高估了疫情的嚴重程度，採取了過於嚴格的防疫和隔離措施。與之相應，保守派的媒體和自媒體，以及共和黨的支持者們也普遍傾向於淡化疫情風險，相對更抵制戴口罩等防疫行為，更相信美國疾控中心高估了新冠致死數，甚至更相信圍繞着新冠疫情的陰謀論。可見，在科學爭議問題上，政治領導人的誘導和民眾個人所持的政治立場極有可能導致人們抵制主流科學結論。
但隨着美國疫情不斷惡化，越來越多的公眾也開始批評特朗普政府的抗疫政策。關注大選的人都注意到，最終讓拜登贏得選舉的，是各州的郵寄選票，而採用郵寄方式投票的選民普遍都是採取積極防疫措施的人。這些人即便不是民主黨粉絲，也對川普政府的消極抗疫政策極為不滿，自然把選票投給了拜登。
宗教敵視抗疫背後的科學嗎
拜登雖然贏得了這次大選，但僅僅比特朗普多了幾個百分點。特朗普仍然有大量鐵粉，其中以宗教信仰虔誠的福音派信徒為主。由於川普粉絲相比自由派人士普遍更不注重防疫，所以許多人感覺是宗教使美國人拒絕防疫。
但正如我們不能用科學素質低來解釋美國人抗疫不利一樣，我們也同樣不能用宗教作為直接的原因，尤其是不能把宗教和抗疫背後的科學對立起來。因為，就美國主流的福音派基督教而言，多年的研究顯示，他們並沒有系統地反科學表現。雖然教徒普遍不認可進化論，但並沒有抵制轉基因，也沒有在氣候變化的議題上發揮影響。著名的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 Merton）甚至認為，新教徒精神正是近代科學大爆發的主要的催化劑之一。
確實有一些研究顯示，美國的虔信者在防疫方面與非虔信者有顯著差異，但這也可能是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例如，基督教的虔信者更多居住在農村地區，而這裏稀疏的人口密度使防疫局勢沒有那麼緊迫；另一方面，虔信者以高齡人士居多，他們更傾向於採取謹慎、保守、漸進的防疫措施；再有，美國人信奉的基督教浸禮宗的虔信者大多秉持“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人生態度，這也使得他們相對不那麼重視防疫——與其説宗教信仰敵視科學，不如説是因為它所代表的價值觀與科學所信奉的“通過大規模干涉人類行為來增進社會福利”的思想相矛盾。
抗疫得失的科學傳播啓示
毫無疑問，美國抗疫不力除了上述因素外，很多宏觀政治經濟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美國民眾大都從事服務業，且缺乏儲蓄的傳統，導致政府在採取隔離措施時投鼠忌器。但上面分析的公眾對科學的認知問題，無疑對科學傳播的研究和實務有諸多啓示，而汲取這些經驗，又能讓科學傳播更好地服務於決策和宏觀衞生事業。
一個重要的啓示是，我們必須明瞭，知識並不直接導致行動，僅靠知識往往難以説服公眾採取行動，灌輸知識更是如此，因為人們對媒體的採納和對外界信息的採信，往往是立場先行的。
在中國抗疫期間，雖然公眾也表現出一些科學素質較低的現象，採信諸如喝雙黃連、吃大蒜治新冠的不實説法，但為何中國在抗疫方面仍然表現優異呢？一方面，這與中國公眾的普遍立場相關——筆者和其他學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國公眾對健康防疫行為的採納，與他們對政府、公共衞生部門、醫生和科學家的信任顯著相關；另一方面，就科學傳播而言，儘管公眾對突發疫情的認知不足，但依託中國強大的政治動員和組織能力，可以讓主流科學知識和疾控機制迅速抵達人羣，並立即轉變為強有力的防疫行動。
這表明，面向公眾的科普固然重要，但促進各職能環節的從業者（就中國而言，這包括強大的國家動員系統所涉及的社區管理者、派出所幹部、基層領導等）對政策的積極認同和強力執行同樣重要。對公眾的科普教育工作，完全可以與防疫行動同步展開，雙管齊下，以行動的效果深化説服公眾採納科學界主流觀點。
就本文的主旨而言，這種情況説明，科學傳播既需要克服傳統的片面灌輸知識對人們行為影響的侷限性，又要充分認識到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可能引發人們在科學健康議題上的偏見。在遭遇疫情等緊急狀況時，更需要為採取強力組織措施提供知識與信息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