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個人主義、中國的共生社會及中國黨的理念變化_風聞

兔主席 20201128

今天聊一聊西方社會/政治文化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區別。

接着我們聊一聊中國共產黨理念的有趣的、“不知不覺”但極為重要的發展變化。

這篇是個開頭。這篇文章之後，筆者會探討西方社會是如何自我傷害、自我消解的。

我們首先看看西方文明（尤其是英語文明，這裏簡稱西方）理解國家、社會、界定國家、社會和個人所依託的哲學。世俗的（“後基督教”）、（後）工業化的西方哲學是“世俗”（secular）、“理性”的（rational）的。這種哲學的落腳點是個體/個人（individual），把個人推到最高的位置，對個人的自由與權利（freedom and rights）、個人的能力和潛力（capacity and power）、個人身上的道德價值與尊嚴（moral worth and dignity）致敬。對平等（equality）、公平與正義（justice）等價值的追求歸根到底是為了保護個人。一個國家的主權（sovereignty）落在個人；選舉政治/代議制民主（liberal democracy）都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權利，是保障個人福祉的手段。所有政府與公共機構的權威（authority）、合法性（legitimacy）、授權（mandate）歸根結底都來自於個人。不僅如此，所有政治體（polity）——典型如民族國家（nation-state）——其合法性歸根結底也是個人。

一個社會（或國家）都是無數個體的組合；

國家/政府/法律/公權力都屬於“社會契約”：個體們一致同意將自己的天賦權利讓渡出來，形成了政府/公權力。政府/公權力的職責就是保護個體們的利益。

個人才是最高的，是一切的究極目的（ends），一切其他的組織、方式、制度、機構、都只能是維護個人權利和福祉的手段（means）。

顯然，在這套體系裏、民族、國家、政府、社會、社羣、社會組織 本身 都是沒有固有價值（without intrinsic values）的：它們最終都要服務於社會的最小單位——個人。它們的價值取決於它們能夠在何種程度上滿足個人的利益、如何幫助實現個人的價值。

大家也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西方人會把政府/公權力 看成是與民眾（the People）/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個體看作是 對立的。後者似乎始終是對前者的威脅。無論採用什麼樣的方式，譬如各式各樣的選舉政治，似乎都不能消解這種結構上的矛盾。

國家之下，社會小環境裏也是這種情況，典型如西方企業裏資方（the Management/Owner/Employer）與勞方（the labor/employee）的矛盾，兩方是站在對立面的，代表兩個階級，兩種利益。如何妥善解決與勞方的關係是企業治理的主題。

在全球化及科技化之前，勞方的談判能力很強。資方做了很大的利益讓渡。在全球化之下，資方就佔優了，可以通過海外投資、離岸化、人工智能及自動化直接取代勞方。勞方對此束手無策。過去幾十年，美國的資本及資產精英一騎絕塵，享受了經濟成長的絕大多數受益，結果，社會貧富差距極大加劇，各種內部矛盾爆發，並轉化為更大的政治、社會問題。

許多美國資本家/企業投資中國，把美國工作機會轉移到中國。為什麼？因為中國的社會構造和文化和美國完全不同。中國是一個有機社會、和諧社會。各種社會關係——從政府與民眾的關係、到資方與勞方的關係都與美國不同。

中國的觀念，家國一體，一個國家裏的個人、家庭、國家是相互依存、有機聯繫的，從個人、家庭、集體、各種社會性的組織與機構、政府，都在社會的運行中承擔着自己的功能和角色。西方有學者説中國社會是“共生的”（symbiotic）——“共生”，界定了中國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家庭及個人相互之間及內部的關係——人民羣眾/社會與政府不是簡單對立的，企業和政府不是簡單對立的，企業內部，資方和員工也不是簡單對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託，相互依存。

紀錄片《美國工廠》來到中國瞭解中國的企業文化，發現了中國工廠與美國工廠有着完全不同的勞資關係：資方/管理層和勞方都是企業必不可少的部分，各自承擔各自的功能和角色，攜手推動企業的發展。只有企業做得更好，員工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股東、企業、管理層、員工的利益是一致的。工會的功能不是幫助勞方與資方/管理層進行商務談判的手段，而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幫助將員工團結起來。《美國工廠》裏展示的中國企業年會頗為典型，在各個企業都可以看見。實際上，每一個企業也都是中國社會的縮影，帶着中國文化的基因。

從概念上，西方把社會打散成“不相關的個體”（disparate individuals），是個體的“加總”和“組合”，而從中國角度看，國家、社會則好比一個“活的生命體”，各個社會成員及個人就好比身體裏的器官、毛細血管、細胞，都在從不同的角度為身體的健康存在發揮自己的作用。國家能否持續健康發展和存在就取決於這些不同的身體“器官”和“部件”能否和諧的共生。個人、家庭、企業及社會組織及國家的命運也是綁定的、“統一”的。有國才有家，也只有有了家，才有個人的穩定與福祉。個人也只有在一個屬於自己的、穩定發展的社會/國家/民族裏才能實現最大的價值。

這個説法也適用於企業和其他微觀的社會組織。

要指出，這套理念並非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中華傳統的社會哲學及政治倫理。同時，這種強調社會各個羣體共生、和諧的價值觀也並不僅侷限於中國，也可以在許多其他東方國家——例如日-韓-越-新等“筷子文化圈”國家——裏找到。前面提到企業文化和工會問題。日本企業與中國企業非常相似，甚至與員工的文化紐帶聯繫及認同比中國更強。日本企業的工會文化也和美國的工會文化不同，是把企業和員工聯繫起來的紐帶之一，而不是推動勞方與資方/管理層發生衝突的平台。

實際上，西方最早是通過日本發現這種和諧的社會關係的。然而，中國黨“共產黨”的標籤使得西方極難把中國執政黨、中國政府與中華傳統文化對位，而只會聯想到20世紀上半葉歐洲的意識形態政治，把中國政治看作20世紀歐洲極端政治的一個延續。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是一套非常好的社會分析工具，但如果落實到政治，性質就不同了：人羣劃分為階級，歷史發展被看作階級之間的對立、博弈、鬥爭的結果。轉化到現實政治，就成為非常激進的左翼政治。

發展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大家可以看見，這種強調把人按照羣分的鬥爭思維其實是西方舶來品，它與強調共生、和諧的中國傳統文化並不匹配。那麼馬克思到底應當用來做什麼？只是一套社會經濟政治的分析工具，還是現實政治運動的指導？這裏有一個非常痛苦的摸索的過程。筆者以為，新中國建國後幾十年裏經歷的各種政治運動，實際上都是鬥爭哲學文化落地中國的表現。大歷史來看，這種鬥爭哲學終歸是“水土不服”的，馬克思主義要本土化，就需要中國在引入馬克思主義分析工具之外，在政府管理、社會管理、公共治理、社會文化、核心價值觀上覆歸傳統價值。

實際上，到今天為止，這個過程已經基本完成了，只是“外界”沒有“覺察”——而且大多黨內人士恐怕都無法穿透厚重的黨的政治語彙真正覺察到這一點。從上個世紀末提出的“三個代表”，到本世紀初“和諧社會”觀點的提出，中國黨實際上就已經脱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將傳統價值觀作為主線，把自己改造昇華為全民黨、民族黨、國家黨；而今，到建黨近百週年的時候，主線已經變成“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如果有的同學還不太熟悉的話，這裏再“科普”一下——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當下的中國公眾普遍厭倦政治，因此可能並不能瞭解中國黨的政治綱領、口號涵義演變的背景和意義。其實黨已經進行了理論的自我革新和昇華，為下一個一百年做好了準備。這個過程是漸進的，不是一、兩個人決定的，似乎有某種看不見的手在推動，是一個符合中國歷史、文化邏輯的一個自然的、必然的歷史選擇。

當下的中國黨，既掌握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手段、有對政治經濟和階級的充分意識（例如可以幫助我們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香港、美國的問題，避免在中國大陸犯同樣的錯誤），又使得我們可以復歸中華傳統和儒家文化中的精華部分，按照有機、和諧、共生的方式去構建社會，同時還引入了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機制與要素，努力保證對個人的充分激勵，努力保護個人的權利，誘發而非扼殺社會創新的活力。筆者認為這個過程肯定不會一帆風順，但方向是正確的——中國實際上正在構造一個更加“高維”的國家社會組織形態。

但是，外界——不僅僅指西方人/外國人，還包括中國公眾，甚至筆者心目中的很多黨員，對中國共產黨是不瞭解的。這背後有異常複雜的原因——其中包括中國文化傳統。中國黨的黨章和理論以“做加法”為主，即不斷的在既有基礎上做新的補充進而擴展。這一方面是對“道統”的延續，對歷代的“致敬”，另一方面又保持活力，可以不斷增加新的東西和元素，使得黨能夠保持青春即生命力。我們看美國憲法，發現美國是一成不變的，恪守兩個世紀以前的憲法，極難增減任何東西，在最高法和大法官壟斷文本詮釋後，已經發展成為法制神權，難以與時俱進。

中國黨與時俱進的方法是“致敬”和“做加法”，既尊傳統又與時俱進，問題是，黨的理論、綱領伴隨歷史發展就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臃腫”，歷史和傳統的“包袱”越來越重。而且一些理論和敍事是有內在矛盾和張力的。譬如如何用馬克思主義解釋“和諧社會”？這個問題如果回到1960年代交由黨的理論家去討論，根本不會是問題：“和諧社會”是抹殺階級矛盾，不是封建價值觀就是資產階級價值觀。所以，究竟哪些東西是“核心”，哪些東西是“主線”，哪些東西是屬於對“道統”的“致敬”的，是一種秘學（esoteric），一般人很難把握。

所以，中國黨在21世紀的今天和朝前看幾十年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己歷史傳統的包袱。只要它不做“瘦身”，不對其理論進行新的提煉和昇華，就很難避免自己遭受懷疑和質疑：譬如被認定它一定只是代表某些特定階級的利益的，認為它是擁護階級鬥爭的（階級鬥爭不是歷史發展的一種抽象邏輯，而是黨所要實現的具體的政治手段和目標），認為它不能放棄“消滅私有制”這樣的敍事，正説明這就是它的目標。黨的一些不屬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敍事（例如民族復興）則被認為只是獲取政治支持的手段，而不是其究極目標。黨的理論和敍事的複雜性，會增加的對它存在懷疑和不信任。

上面略有跑題，我們回到中西方問題。我們再看看把“階級鬥爭”這一概念引入20世紀中國政治的西方。20世紀西方極端意識形態（“極左”、“極右”）的敍事是大沖突——人類社會要麼是階級與階級的鬥爭（極左），要麼是種族與種族的鬥爭（極右）。這種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一個階級要消滅另一個階級，一個種族也要主導另一個種族，主導全世界，甚至不惜消滅落後的種族和文明。

這種極端意識形態在現實世界裏的破壞力是十分可怕的，在許多國家和地方，兩種政治會同時發生作用，一個政治是顯性的，一個政治是隱形的。譬如在越南和柬埔寨，共產主義變成了排華的手段，因為大部分華人都是城市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在蘇聯國家，同樣的作用發生在猶太人身上。德國軍隊攻下蘇聯的村莊後，當地人會把政委抓起來迫害與私刑——因為許多政委是受過較好教育的猶太人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村民們只不過是以反共的名義反猶。在現實生活中，不同極端政治的邊界往往是模糊的。

冷戰後，極端政治已經離開了西方主流舞台。西方世界最先發現的鬥爭對象是什麼？是文明的鬥爭——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鬥爭。第一個進入他們視野的是伊斯蘭文明。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進一步把文明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變成美國人理解世界大局的視角。一時間，西方文明最大的敵人是（極端）伊斯蘭。隨後，美國陷入了一系列的衝突——阿富汗、伊拉克，迄今未能全身而退。期間，美國嘗試在伊拉克撤軍脱身，又因為伊拉克的真空，一舉“創造”了更加極端的伊斯蘭國（ISIS），把更多的國家（例如敍利亞）推入深淵。諷刺的是，ISIS所造成的數百萬穆斯林難民很多湧入了歐洲大陸，為這些歐洲國家的社會撕裂和民主坍塌埋下了種子。

在伊斯蘭文明之後，美國發現的下一個敵人是誰？是中國。美國人並不瞭解中國，他們只能通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符號（黨徽、旗幟的顏色、各種形態）等去按照20世紀的政治去理解中國。他們的結論是，中國將是威脅西方現代制度存在和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新的、最大的威脅，是下一個國際鬥爭主題。中國共產黨帶給西方很大的恐懼，而且是同時結合20世紀極端政治兩大核心要素的：共產主義消滅市場經濟和私有制（階級之間的矛盾） 加上 黃種人統治白人世界乃至全球的種族矛盾（Trump語：中國人要擁有美國、奴役美國）。

西方（或美國）的衝突式思維又會反過來影響中國，一方面限定中國人的選擇、迫使中國也採用鬥爭式的方法應對美國。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國國內衝突思維的力量和話語更有市場（“中美必有一戰”）。中國的強烈反制就造成美國對中國進一步的不信任。這個結果就是進入螺旋上升的“惡性循環”，最後導致衝突，導致預言的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 prophecy）。這是人類歷史的可悲。

這篇是個開頭。這篇文章之後，筆者會探討西方社會（以美國為例）是如何自我傷害、自我消解的。

媒體如何攻擊總統和政客、政治機構，消解其可信性及合法性；

自由市場競爭之下，媒體如何消解自己的可信性及合法性。

總統/政客如何再參與進來幫助攻擊媒體，消解其可信性及合法性。

政治/政客是如何一一消滅其他機構（從最高法院到選舉）的可信性及合法性的。

如果把國家看作一個有機生命體的話，那麼美國就是一個各種器官相互攻擊傷害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