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目視女孩溺亡？冷靜_風聞

　　作者 | 呂德文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12月4日，安徽望江縣一名17歲的高中少女投河自殺。

　　事發當時，當民警正在苦口勸説時，女孩突然一個前衝，一頭扎進深水區。民警雖然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未能施救成功。

　　這一幕被圍觀者拍攝下來，很多媒體以“警察目視女孩溺亡”為題進行報道，從而引起了社會的激烈爭論。

　　在圍觀者的視角下，民警有不作為的嫌疑。不少人質疑：民警在勸解過程中，為何不抓住時機控制女孩？女孩剛跳進水裏的時候，為何不及時撲救？那麼多民警在岸上，為何像慢吞吞的，以致錯失時機？

　　一句話，民警為何不跳下去？

　　當地公安機關已經對兩名現場處警的民警和輔警作出停職處理，並開展全面調查。

　　作為回應社會關切的做法，這是可以的。但這一回應，很大程度上是被圍觀者視角所逼迫的。

　　安慶望江公安局警情通報

　　從當地公安機關的內部視角，或是在對110接處警有點經驗的人看來，説“警察目視女孩溺亡”，怕是有點誤導了。

　　女孩在眾目睽睽之下溺亡了，這是一個悲劇，但就此判斷民警不作為，恐怕也不是事實。

　　民警作為是有限度的。這個判斷標準，是建立在主客觀條件的匹配的基礎之上的。

　　民警沒有采取人們期待的行動，如果是在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可以説是不作為。但如果是客觀條件不具備，民警沒有采取人們期待的行動其實符合規範要求。

　　這次事件中，民警有沒有表現出積極作為的主觀意願？一些圍觀者之所以有質疑，是因為畫面顯示，民警慢吞吞的。尤其是在女孩落水後，民警還在試探能否下水。在更多的圍觀者的期待中，民警不僅要表現出積極作為，還需要有英雄氣概。為了救人，哪怕是犧牲，也是符合道德期待的。

　　但如果加入客觀條件的分析，圍觀者的判斷也許會發生改變。

　　在筆者看來，處警民警盡到了職責。一是，民警第一時間到達了現場，並採取了勸阻等必要的救助措施；二是，從視頻看，現場處警的民警應該也是第一時間向上級通報了情況，並請求增援了警力；三是，即便是女孩跳水後，民警並非無動於衷，還是嘗試組成人鏈開展救助，不成功以後也跳水救助了。

　　也就是説，處警民警在特定的條件下采取了特定的措施，且在不斷創造條件積極救助。

　　警情通報的微博評論中，甚至出現了指責女孩的聲音

　　事實上，從技術視角看，確保自身安全，堅持近岸器械救援，不輕易下水是處置溺水警情的基本原則。

　　有專業救援人士指出，綜合當地的水流狀況、氣温條件，沒有專業救援設備，並不具備跳水救援的條件。在很多情況下，民警因為救援裝備不齊，甚至連游泳技能都沒有，突遇羣眾溺水，其實很難有效施救。

　　溺水警情能否安全處置，不僅取決於處警民警的專業技能，還取決於處警民警的冷靜程度和智慧。

　　不難發現，圍觀者的道德期待和公安機關的內部規則之間是有差距的。在公安機關的工作規範裏，保護人民羣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和保護自身安全，並不是一對非此即彼的選擇。

　　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在保證自身安全的情況下，才談得上保護羣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但在涉及到極其重大的安全事件的時候，哪怕是條件不太具備，公安機關也會冒險執行任務——這通常並不發生在個別的緊急救助的案件中，而是發生在打擊犯罪的過程中。

　　就筆者的調查經驗，圍觀者從情理上去推斷當事警察不作為，雖然情有可原，卻不符合現實。

　　女孩自殺和民警救助的現場被完整錄製下來，具有極強的視覺衝擊，使得絕大多數看了視頻的圍觀者都有極強的代入感。視頻中，圍觀者着急忙慌地説快點，快點，難不成現場處置的民警不懂？

　　從情理上看，人們不太願意接受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消失，何況是在有警察救助的情況下。事實上，參與緊急救助的民警，面臨的心理壓力，肯定要大於絕大多數圍觀者。

　　央視新聞微博評論截圖

　　筆者訪談過一些民警，他們對自己曾經參與過的失敗的案情處置，都還耿耿於懷。而無一例外的，哪怕是有一丁點的質疑，公安機關都會啓動內部調查程序。如果有處置不當的瑕疵，輕則調離崗位，重則紀律處分甚至法律制裁。只要被處理過，這些民警怕是一輩子都沒辦法釋懷。

　　從公安機關內部視角看，它是一個有極高的政治要求的紀律部隊，一些比較高的政治要求，很容易轉化為法律的規範要求。

　　比如，《110接處警工作規則》裏，明確列有羣眾求助的類別。這源自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公安機關提出的“四有四必”（“有警必接、有難必幫、有險必救、有求必應”）的口號。

　　當“四有四必”這個本來是為了解決特定時期公安機關政治形象的口號，轉化為其內部的職責要求後，公安機關反而面臨巨大壓力。

　　直到今天，公安機關也基本上成了各地處理各類疑難雜症的兜底部門。

　　客觀上，羣眾有求助，公安機關是沒辦法推脱的。很多基層派出所的主要工作，並不是打擊犯罪，而是幫忙調解糾紛，開展救助服務。而各地的110警情，非警務警情佔了絕大多數。

　　在各地的司法實踐中，其實出現了關於公安機關救助失敗的判例。有些地方法院判定公安機關沒有責任，有些則判定有責任。這主要源自於對《110接處警工作規則》的不同解讀。

　　比如，第五十二條規定，“ 110處警單位應當按照規定配備交通、通訊工具、槍支、警械、防彈背心及繩索、急救包等警用裝備和救援器材。110專用警車應當統一噴塗標誌，並配備必要的急救設備。”

　　大多數的縣一級公安機關，基層派出所是110處警單位，他們其實並不一定非常專業，也未必會配備必要的急救設備。

　　比方説，南方的公安機關，派出所可能會常備繩索、游泳圈等常用設備，民警也多少有游泳技能，但北方的公安機關則未必。

　　在這起事件中，有律師第一時間發聲，警察有責任。其理由是，《110接處警工作規則》已經規定了公安機關有緊急救助的責任。哪怕是不具備條件，公安機關也得提供條件，如派會游泳的民警等。但大多數律師則認為，警察沒有責任。無論如何，這是公安機關政治定位和職責規定之間的錯位導致的結果。

　　關鍵是，這種政治口號，已經成功地輸出到了社會之中，這讓圍觀者有過高的期待。

　　客觀上，在公安機關處置過的緊急救助案情中，不成功的佔相當比例。但一般而言，這一面並不會被宣傳。

　　這次事件提醒我們，專門機關在大力塑造其政治形象，褒揚英雄主義的組織文化的同時，也要向公眾傳遞其工作規範和專業要求，使公眾理解過高的期待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是實際存在的，道德義憤也並不能填補這種差距。

　　不管怎麼説，這是一場無人願意看到的悲劇，無論是圍觀者，還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