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好幾次大發雷霆： 如何讓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的怪圈？_風聞

本文首發公眾號：栩然説

1

建國初期，在戰爭中飽受磨難的老百姓們終於盼來了和平的日子，社會風氣也隨之發生了一些微妙卻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在電視劇《亮劍》的一些細節裏得到了體現。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説，《亮劍》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戰火紛飛的場面，相對來説和平日子裏的一些場面比較平淡。其實不然，那些看似平淡、幽默的鏡頭，其中藴含了深層的意味。

裏面就有這麼一個鏡頭：解放後，李雲龍到北京來開會，正好趙剛在總參謀部工作。所以兩個人作為老戰友，自然是要聚一聚的。李雲龍和趙剛利用空閒的時間，就帶着小孩子去看電影。

一路上，趙剛向李雲龍訴説了自己看不慣的一些事情——全國解放了，過去一些在槍林彈雨裏走出來的將軍們卻搖身一變，成了新的特權階層：公車私用、孩子們之間互相攀比誰的爸爸官大……

趙剛內心非常難受：為什麼當初那麼多人蔘加革命？不就是因為社會不公、階層固化嗎？好了，現在歷經千辛萬苦讓全國解放了，把過去的特權階層趕下去了，可一些同志怎麼搖身一變，成為了新的特權階層？

我們革命的目的，難道就是為了搞特權？這麼下去，怎麼對得起那些死去的戰友呢？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麼搞下去，老百姓到底會擁護我們，還是會反抗我們？這與過去舊社會的社會結構有什麼區別呢？

舊社會里老百姓因為不公的社會結構而奮起反抗，誰能保證新社會里不會這樣？好不容易才打下的江山，是否能長期坐得穩？

顯然，對於這些話，李雲龍聽是聽了，但沒有聽懂。

這與二人的出身及思維方式有關，李雲龍本是一個大別山裏的篾匠，只是因為“吃不飽飯”而參加了革命，他的關注點只是打仗本身；趙剛是個知識分子出身，他的心中充滿了理想和信仰，想推翻“舊秩序”，建立一種人人平等，沒有剝削的“新秩序”。

趙剛的困惑在於“社會秩序”的層面，怎麼辛辛苦苦幹了這麼多事，甚至完成了改朝換代的事，卻依然是過去舊社會的那種社會秩序？

歷史彷彿陷入了一種讓人無可奈何的“怪圈”裏，既然起點和終點都一樣，那麼花那麼大的代價，繞這麼大一個圈子到底是為個啥？

趙剛的困惑，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李雲龍的思維範圍，他只能勸説趙剛別想那麼多，放輕鬆一些，抱着倆孩子去看電影吧。

到了電影院，又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二人碰到三個市民在買票窗口吵架，李雲龍就批評吵架的雙方，應該做自我批評，雙方互讓一步。

結果這些北京的市民根本就看不上李雲龍這些外來的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所以就聯合起來向李雲龍發起了攻擊，李雲龍和趙剛就被迫捲入了一場打架鬥毆，被請去了派出所。

派出所裏，一個小民警也沒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不容分説就對着李雲龍、趙剛等人一頓猛訓。

李雲龍哪能受得了這氣？直接説起了髒話，還把自己和趙剛的軍官證亮了出來，民警翻開一看嚇了一大跳，此二人一個是軍長，一個是軍政委！

於是，民警立馬改變了態度，説話也吞吞吐吐，連忙道歉……

這時，李雲龍再對着民警以及剛剛打架鬥毆的三個羣眾做起了“思想教育”工作，三個人也立即改變了態度，沒有再辯駁，跟個小學生一樣直愣愣的站在那裏，連連説“是”……

李雲龍非常得意，回家後還跟岳父等人説了此事，頗有炫耀的意味，沒想到他的岳父田墨軒卻有另一番見解……

田墨軒老爺子認為：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不管打架鬥毆的雙方是誰，理應受到懲處。當違法者亮出自己身份時，就得到了極大的寬容，連執法者都惶恐不已，連聲向違法者道歉，像是自己做錯了什麼。

田墨軒進一步説：“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法制健全，如果法律失去了公正，後果無疑是可怕的。”

顯然，這個細節裏，派出所裏的民警已經擺起了“官老爺”的架子，人民羣眾逐漸失去了與政府部門平等溝通的渠道；

李雲龍能解決此事，靠的也不是法律，而是他軍長的頭銜，他無意間也使用了特權，這正是趙剛之前所擔心的事。

黨與羣眾的“魚水關係”説起來簡單可做起來難，戰爭時期黨能緊密聯繫羣眾，那和平時期呢？

2

身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僅代表其個人，更是代表整個國家、整個黨的態度。無論他帶頭做了什麼行為，黨內上下都會紛紛效仿。

可在湖南湘潭韶山沖一些鄉親們的思維裏，則是另一種想法：沛縣出了個劉邦，由此沛縣馳名了兩千多年；鳳陽出了個朱元璋，由此鳳陽出名了六百多年；如今，韶山出了個毛澤東，那整個韶山沖還不趕緊歌功頌德？

俗話説“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舊社會里一個小小的七品芝麻官都能讓身邊人沾光，更何況來自韶山的毛澤東已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那身邊的人還不趕緊沾光？

就在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就收到了很多來自老家親戚的信件，其中包括韶山毛家（毛澤東父親一脈）、湘鄉文家（毛澤東母親一脈）、長沙楊家（楊開慧父親一脈）、長沙向家（楊開慧母親一脈）……

親戚們在信中都是一個意思，想借助毛澤東的影響力，託人安排工作，保送子女上大學。

其中有兩個親戚關係最近的人：

一個是毛澤東的表哥文運昌，也是毛澤東的啓蒙人，正是他當年啓發毛澤東走出韶山沖去求學，若是沒有他，毛澤東恐怕一輩子都要窩在韶山沖裏當一個普通農民。

文運昌開了一張15人的名單，都是文家的近親，想讓毛澤東“照顧一下”，毛澤東寫信回覆：

“運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薦，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

“吾兄出任工作極為贊成，其步驟似宜就羣眾利益方面有所贊助表現，為人所重，自然而然參加進去，不宜由弟推薦。”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鄉裏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請你們不要因為文家是我的親戚，覺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態度是：第一，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又是我的親戚，我是愛他們的。第二，因為我愛他們，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另一個是楊開慧的親哥哥、毛岸英的親舅舅楊開智，他與毛澤東的私人關係就不用多説了吧？

楊開智不好意思自己開口，就通過毛岸英的表舅向三立寫信，想謀得一個廳長以上的職位。

在楊家人看來，毛澤東做這些事還不是小菜一碟？連天安門上都掛着他的巨幅照片，只要他金口一開，別説是廳長，當個省長、部長都輕而易舉！

可在毛澤東看來，身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一旦自己帶頭開了這個先例，那共產黨上下不就紛紛效仿了嗎？共產黨不就成了“特權階層”了嗎？

這是要絕對禁止的！

1949年10月9日，毛澤東給楊開智回信：

“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

同時，毛澤東還給當時的長沙市軍管會副主任王首道寫了一封信：

“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其老母如有困難，可給若干幫助。”

1950年5月11日，毛主席正在籌劃召開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秘書田家英卻交給他一份來自瀋陽市政府的文件。文中寫道：

“本市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偉大意義，經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議決在本市中心區修建開國紀念塔一座，其上鑄毛主席銅像。維以此間現無主席全身照片可資楷模，故特函請貴局代攝主席全身八寸站像四幅，分前後左右四向寄沈，俾便早日興工修建為荷！”

聽到要為自己鑄造銅像的消息，毛主席不喜反怒，他嚴肅的向田家英説：

“告訴有關部門，這是違反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今後，誰再做這類事情，要通報批評！”

然後，毛主席在報告上做了批示。

在“修建開國紀念塔”旁批寫：“這是可以的”；在“鑄毛主席像”旁批寫：“只有諷刺意義”；在報告的上端大筆一揮，寫下：“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

1950年9月20日，當毛主席聽説湖南省要在韶山修路建房時，親筆給時任中南局書記的鄧子恢、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和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寫電報，文中寫道：

據説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現正進行在我家鄉為我建築一所房屋並修一條公路通我的家鄉。如果屬實，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為至要。

在他看來，自己和所有共產黨員一樣，都沒有什麼特權，自己只是一個教員而已：

“什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3

早在1949年初，毛澤東就讓黨內反覆學習郭沫若先生寫的《甲申三百年祭》，文中深刻分析了“闖王”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從打進北京城，再到迅速敗亡的過程。

毛澤東告誡全黨：共產黨人絕不能做第二個李自成，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黨內一定要警惕糖衣炮彈！

在1949年3月5日--13日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即“西柏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加強黨的建設，提出了“兩個務必”——

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告別西柏坡，踏上進京的征程，毛澤東稱之為“進京趕考”。

……

**一切行為的背後，都指向了同一個宗旨：**共產黨人不能搞特權，必須保持黨與羣眾的“魚水關係”，這樣才能執政持久！

可剛解放後不久，黨內確實出現了一些搞特權、搞腐化的現象。這也正是《亮劍》中趙剛所擔心的情況，而李雲龍在無意之間也利用特權來解決問題，這些都是當時那個歷史時期一些現象的縮影，也恰恰是毛主席所忌諱的。

也許有人會説：這些都是一些小事，至於那麼較真嗎？

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那些將領們在戰爭時期出生入死，現在享受一些“好處”也是應該的嘛！

可在毛主席看來，重要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大小，而是原則的問題、事情性質的問題。

尤其在建國初期，黨內就出現了一些“小特權”、“小應該”、“小好處”，如果放任這些事情不加以控制，那麼“小特權”就會變成“大特權”，“小應該”就會變成“大應該”，“小好處”就會變成“大好處”……

當“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質變”，一切都會積重難返，老百姓對待共產黨的態度就會從擁護變成反對，最終的結果就是共產黨執政根基動搖，甚至亡黨亡國。

對於腐敗在積重難返時造成的嚴重危害，國民黨也是深有感受。

1948年夏秋之際，那時還是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內出現了經濟危機，為控制通貨膨脹，推行金圓券改革，由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在上海推行了“打虎”的反腐運動。

可蔣經國順藤摸瓜，一路捋下去的時候，發現背後的問題越來越複雜：“大老虎”裏有太多黨內位高權重的人物，比如其中一隻“老虎”是上海青幫大佬杜月笙的公子杜維屏，另一隻“老虎”是自己的表弟，原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

如果繼續往下查，那國民黨內部的高官幾乎全部逃脱不了干係，甚至連孔祥熙、宋靄齡、宋子文、陳立夫等人都要牽扯其中……

如果把這些“大老虎”全打了，那整個黨內的根基就全部被架空了，整個國民黨不就成了空殼子了？

當蔣經國將反腐失敗的困惑告知父親時，蔣介石告訴他：“反，亡黨！不反，亡國！難啊！”

最終這次“打虎行動”只能不了了之，也為國民黨政權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4

要想避免一場火災，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讓小火苗出現，或者把火勢消滅在萌芽階段。一旦不在早期介入，讓“小火苗”蔓延成“通天大火”，那是誰都救不了的。

顯然，毛主席深諳此理。

毛主席總是向人提起延安時期發生的一件事，1940年秋季的一天，他到延安中央醫院看望老戰士、時任陝甘寧邊區貿易局副局長的肖玉壁。

此時的肖玉璧身上密佈着傷疤，總計87處槍傷、刀傷，躺在牀上非常虛弱，毛澤東很是心疼，將自己的取奶證送給肖玉璧，讓他每天喝半斤牛奶補充營養。

肖玉壁痊癒之後，中央為了減輕他的工作負擔，就安排他到了清澗縣張家畔税務所擔任所長，沒想到卻成了他腐化墮落的開始。

肖玉璧在清澗縣張家畔税務所工作期間，共貪污公款達3050塊大洋；肖玉璧逃跑時，攜公款250元、税票18張等。

當時，陝甘寧邊區一般工作人員每月的津貼為1元到15元，肖玉璧貪污3050元就相當於一般工作人員2000多月、160多年的津貼收入。

“肖玉璧案”成為轟動陝甘寧邊區的一起大貪污案，以前的戰爭英雄居然變成了腐敗分子？

此時正是“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也是抗戰極其艱苦的時期，全黨上下對於腐敗行為的態度是“零容忍”！

儘管肖玉璧給毛主席寫信，説希望能將功贖罪，帶兵上前線，死在戰場上。但毛主席收到肖玉璧的信後，狠狠地拍了桌子，對負責此案的林伯渠説：“你記得我是怎樣對待黃克功的吧？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的判決。”

1941年1月延安出版的一份《解放日報》上有這樣一則時評，其中説道：“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1941年底，肖玉璧被執行槍決，這在解放區內外引起更大反響。

廣大羣眾稱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是“真正保障人民民主，厲行法制的先進地區”。

5

建國後，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盯着這個新生政權，看看這個新的執政黨是否會以什麼樣的態度治理國家。就在這個敏感時期，黨內發生的一些事情又讓毛主席大發雷霆：

1951年11月，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天津市地委書記張子善被揭發有貪污罪行。

於1950年春至被捕前，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先後盜竊國家救濟糧、治河專款、幹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剋扣民工糧、機場建築款及騙取國家銀行貸款等，總計達171.6272億元（舊人民幣，10000元等於現在的人民幣1元）……

劉青山、張子善，二人過去對黨和國家是有功勞的，可建國剛剛2年，怎麼就迅速腐化，搖身變成了“特權階層”了呢？

毛主席痛心疾首，但懲治這種歪風邪氣的決心不變，他要求按照黨風國法從重懲處，凡是為二人求情的人一律不見。

1952年2月10日，劉、張二人被執行槍決，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事後，毛澤東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

“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鑑》。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國家還沒辦法治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

“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全國範圍內，難道只有劉青山、張子善兩個腐敗分子嗎？智慧如毛主席，肯定知道這只是冰山一角。

1952年元旦過後，毛澤東同志再次發出指示，各地如有需要殺幾個貪污犯，才能發動羣眾，也可以殺幾個。

1951年底到1952年底，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三反運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

就在“三反運動”開展之時，又有一件事情讓毛主席大發雷霆。

此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前線卻傳來一條讓人憤怒的消息：朝鮮前線的志願軍使用了劣質的藥品來救治傷員，不但沒有起到救治作用，反而耽誤了救治時間，加速了傷口感染，導致很多傷員截肢甚至死亡……

消息傳到中南海時，毛主席拍案而起，極其震怒的説：“我們的志願軍戰士們為祖國出生入死，可居然有黑心商人以劣質藥品來牟取非法利益？”

毛主席下令立刻徹查，對於這些不法奸商給予嚴懲，殺一儆百!

經查，這些劣質藥品來源於上海私人資本家王康年的“大康藥房”，王康年不但以次充好，還賄賂、腐蝕國家幹部，偷漏國家税收，騙取、拖欠國家銀行大量貸款……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判處王康年死刑，立即執行。

這件事讓毛主席意識到，面向國家機關內部工作人員的“三反運動”還不足夠，必須對私營工商業者、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整治。

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併發出了《關於在城市中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拉開了“五反”鬥爭的序幕：

反行賄、反偷税漏税、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它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為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6

知乎上有這麼一段廣為流傳的故事：

“有一條惡龍，每年要求村莊獻祭一個處女，每年這個村莊都會有一個少年英雄去與惡龍搏鬥，但無人生還。

又一個英雄出發時，有人悄悄尾隨，龍穴鋪滿金銀財寶，英雄用劍刺死惡龍。

然後坐在屍身上，看着閃爍的珠寶，慢慢地長出鱗片、尾巴和觸角，最終變成惡龍。”

過去的“屠龍少年”變成了惡龍，又被現在的“屠龍少年”殺掉；現在的“屠龍少年”變成了惡龍，又被未來的“屠龍少年”殺掉；然後，未來的“屠龍少年”將再次變成惡龍……

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我們會發現這樣的規律：自秦始皇一統天下，建立了第一個封建王朝之後，漢、晉、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先後在歷史上亮相，並持續了數十年或數百年，無論它們在巔峯時期多麼強大，卻最終都被新的朝代所取代……

新朝代在取代舊朝代之後，所建立的新體制往往仍然是舊體制的翻版，他們所做的只是在王朝體制內部做些所謂的制度改善或改進，若干年後又被其他朝代取代……

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歷史彷彿陷入到了一種荒誕的“循環”之中，怎麼都逃不脱這種輪迴……

1945年，時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委的黃炎培在訪問延安時，問了毛澤東一個非常尖鋭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律？”

毛澤東説：“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可以跳出歷史週期律，那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52年8月4日，全國政協召開常委會議，毛澤東在晚餐後向各黨派徵求意見，黃炎培表示：

“‘三反五反’勝利結果，證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覆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歷史傳統的興亡反覆的週期率是正確的。”

如今，離“三反五反運動”已經過去將近70年了，但毛主席與黃炎培關於“歷史週期率”的探討卻永遠不會過時。

尤其在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社會主義失敗之後，中國人民更加意識到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重要性。

要跳出歷史週期律，需要我們每個人的參與！

—— END ——

本文來源於公眾號：栩然説。微信上寫毛澤東最集中、最深度、最有趣的地方，致力於讓更多的年輕人瞭解毛澤東，學習毛澤東，實現從三觀到認知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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