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總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線，啥意思？_風聞

前兩天，一則新聞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響，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

“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這是啥意思？

民政部部長近日發文稱，中國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圖源：視覺中國

一

其實，兩年前中國社科院發佈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就提出，中國人口負增長或提前到2027年來臨。

所謂“總和生育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位婦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目前學界普遍認為，要達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兩代之間人口的基本平穩，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1。

從歷史和國際社會經驗看，總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條“高度敏感警戒線”，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的觀點，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總和生育率就降到了2.1的更替水平之下；據全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時的總和生育率為1.33，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則進一步降至1.18。

“即便考慮可能存在的誤差，我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僅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41），也低於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90）。” 蔡昉説。

從人口出生率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比2018年減少58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這也是2000年至今，中國人口出生率的最低值。

2015年起，中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受政策影響，2016年，中國出生人口量有所回升，達到1786萬人；但在2017-2019年，這一數據又開始下降。

對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張毅解釋，“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後，其累積效應在2015-2016年集中釋放；2018年後，生育進入政策調整後的平穩期，所以人口出生率呈先升後降現象。

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總和生育率為何急劇下降？

對此，人口學者、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黃文政曾告訴島叔，其背後有3個因素疊加：一是“全面二孩”釋放的堆積生育逐漸結束；二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從最初的2600萬人直線下降到1999年的1400萬人左右，導致未來十幾年育齡高峯期女性數量鋭減約40%；三是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持續低迷。

總和生育率跌破1.5的代表性國家（圖源：鈦媒體）

二

如專家所言，生育率下降是一個指標，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被社會探討較多的，是綜合條件影響下的生育意願低迷。

在人口學家、前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梁中堂看來，生育率降低是經濟社會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

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業向工業的轉型，必然伴隨城市化率的提升和人口大規模流動。在此過程中，若户籍、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與生育相關的領域改革不徹底，農民或其後代進城可以務工、上學、就業，卻無法順利安居轉化成市民，那麼社會結構的失衡，會使生育率一降再降。

對城市人口來説，“少生”也是理性選擇：“現在大學擴招，每個人教育時間拉長，普遍結婚生育的年齡就要往後推；再考慮到城市中的生活成本、養育成本、生育對於職場女性潛在的事業影響，晚婚晚育、少育就變得非常自然。”黃文政説。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家庭生育決策影響機制研究”團隊曾在2016年-2017年間做過一次“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後的生育意願調查。其結果顯示，在已育一孩的女性中，在各地樣本人羣中，計劃生育二孩的女性僅佔28.3%-30.1%。

參與該次調查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靳永愛告訴島妹，超過1/3的調查對象表示，不想多生的原因是“經濟條件不允許”：“有研究顯示，一個普通家庭將孩子養育成人所花費的成本高至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此外，隨着城市房價持續上升，處在生育高峯期的青年羣體還面臨着巨大的購房壓力。”

一句調侃顯示了這種現實：如果你生了倆兒子，那就是真的“建設銀行”了。言下之意自然是高房價。

除經濟壓力之外，“沒人幫忙照顧孩子”也是限制女性生育二孩的一項重要因素。靳永愛援引調查數據稱，參與調查的城市已育一孩女性中，70%以上表示自己或公婆是照料孩子的主力；但到生育二孩時，雙方父母往往年事漸高、身體狀況不佳，無法像從前一樣提供幫助。

工作壓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女性生育意願。靳永愛稱，考慮到職場晉升和自我發展，一旦女性選擇生養孩子，其職業發展將被打斷，機會成本非常高；若邊帶娃邊工作，精力、體力都將面臨極大挑戰。

凡此總總，使****當下許多女性對生育的態度慎之又慎。

中國養娃成本最高城市Top10（圖源：蘇寧金融研究院根據公開數據整理）

三

社會性問題背後是無數個體的理性選擇。若生兒養女的實際難題無法破解，少子化問題很難得到實質性解決。有孩子的想到二胎頭疼，沒孩子的看到已育人士的難題犯嘀咕；再往前推，前文論述的多重因素，也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結婚意願的降低、結婚年齡的推遲。

在人口研究學者何亞福看來，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是破題關鍵。他建議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提高3歲以下孩子入托率，給多孩家庭減税，減輕雙職工家庭照顧孩子的負擔。

這都是實實在在的難題。舉例來説，目前0至3歲公立幼兒照護機構較少，生養孩子對女性尤其是職業女性而言，幾乎意味着數年事業空窗期。“若能建立完善的公共托幼、撫幼市場服務體系，尤其關注0至3歲嬰幼兒羣體，將給猶豫是否生子、是否要二胎的家庭以直接幫助。”黃文政説。

靳永愛進一步建議，在托幼服務提供模式上不妨引入多元共治理念，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利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技術和資源，更有效率地建立托幼服務體系。

除了托幼，子女教育也是一大煩惱。談及此事，島叔身邊不少朋友吐苦水：就按一般標準來説，若夫妻是雙職工，正常下班時間按傍晚6點算（996的小夥伴們更誇張），學校4點不到就放學了，如果父母不在身邊，誰接孩子？再加上各種培訓班輔導班，帶第一個孩子受的壓力隔幾年再來一遍，“想都不敢想”。

學者認為，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政策環境也十分重要。“女性常因生育受到就業歧視，比如求職難度上升、薪酬福利下降、甚至被迫辭職。”靳永愛建議，應立法保護女性不受相關歧視，保障就業和生育權利。

此外，**在夫妻分擔養育責任時，應強調“都在場”“都出力”，避免“喪偶式育兒”。**如何讓父親不缺位？靳永愛認為，完善父母育兒假、丈夫陪產假等制度，能促進丈夫多參與家務勞動分工和子女照料，幫助妻子緩解母親角色和職業女性角色之間的矛盾。“曾經的‘男主外、女主內’家庭分工模式應逐步過渡到‘男女合力兼顧內外’的階段。”

人口問題是大問題。過多，超出社會和資源承載能力；過少，可能帶來勞動力和社會活力不足、養老壓力劇增等結構性難題，牽一髮而動全身。如何營造一個“樂生願生”的整體社會環境，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