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官記：張元濟的戊戌年（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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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變法開始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於當年向光緒皇帝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與梁啓超等人。                  由此，張元濟得以被光緒皇帝召見，投身於變法運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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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罷官後的反思        

正如張元濟隱約感覺到的，變法從一開始就不會那麼順利。在他二度上折的第三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西苑，並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詔由其“訓政”，同時下諭捉拿康有為及其弟康廣仁。變法至此，已然失敗。

據張元濟事後的回憶，政變發生當日，他帶着通藝學堂學生前去拜見來訪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後者已經知道政變消息，但不好對他們明説而只能委婉含蓄地表示：  “一個國家要變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經過許多挫折才會成功的。諸位有志愛國，望善自保重。”  等他們由日本使館出來後，才得到慈禧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政變的消息。

伊藤博文    

事後，張元濟致信汪康年説：

康於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問，……僅獲其弟。……康固非平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現聞尚未弋獲，將來必有株連。事變之來，且更有不可意想者。自來變法，莫不如是，惟望新黨勿為所搖奪耳。

張元濟又説，他曾去見了一次李鴻章，並勸解李鴻章説：  “作為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李鴻章聽後感嘆道：“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

慈禧太后宣佈“訓政”後，康有為、梁啓超等人聞訊流亡海外，而譚嗣同、林旭、楊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或因涉嫌“圍園殺後”密謀、或因參與新政而喋血菜市口。對於這一事件背後的激烈鬥爭，張元濟表示一點也不知情：至於後來所傳譚嗣同説袁世凱帶兵圍頤和園事，真相如何，他也無法知悉。因為那時他只在外圍。

“六君子”被殺後，其他參與新政的官員如徐致靖、李端棻、張蔭桓等人也分別被拿辦、下獄、流放等。與康、梁等人尚未深交的張元濟雖然沒有殺身之禍，但因為同屬維新陣營，因而也遭到“革職、永不敍用”的嚴厲處罰。

據説，在詔令下來後，張元濟的岳母責備他説：  “你闖大禍丟了官，連累女兒不能當誥命夫人，永無出頭之日！”  張的母親則寬慰他説：  “兒啊，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  如此，時年32歲的張元濟，其政治最高峯也就此戛然而止。

事後，張元濟所辦的通藝學堂也不得不宣佈結束，並隨之歸併於京師大學堂。在將學堂所有財產開列清單並呈請管學大臣孫家鼐接收後，張元濟也就此結束了他的京官生涯。

張元濟仕途頓挫之時，同處人生低谷的李鴻章曾派人慰問並詢及其打算。張元濟表示：京城已無容身之地，自己將赴上海謀生。當年10月下旬，張元濟攜眷離開京城，南下上海。

1899年4月，在李鴻章親信——時任南洋公學督辦的盛宣懷幫助下，張元濟出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主持翻譯東西各國新書。正是這一契機，使張元濟逐步脱離官場，走向了近代出版業。

盛宣懷    

多年以後，張元濟回想往事，其對當年的變法又有了新的看法：

夫以數千年之古國，一旦欲效法歐美，變易一切，誠非易事。然使無孝欽後之頑梗，又毋庸劣守舊之大臣助長其焰，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釀成庚子之役。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嘗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傷元氣，雖不能驟躋強盛，要決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禍。每一念及，為之悲憤！(張元濟著《涉園序跋集錄》)

在張元濟看來，戊戌變法的失敗，既與慈禧太后及一干保守大臣有關，而康有為等人的不諳時事、一味激進蠻幹也有着不辭之咎。如其所云：

時詔各省廣設學堂考試並廢八股，餘勸長素乘此機會出京回籍，韜晦一時，免攖眾忌。到粵專辦學堂，蒐羅才智，講求種種學術。俟風氣大開，新進盈廷，人才蔚起，再圖出山，則變法之事不難迎刃而解，而長素不我從也。

當然，張元濟也並未因康、梁之短而抹殺其歷史功績。戊戌變法過去20年後，張元濟設法蒐集譚嗣同等人的遺著而編成  《戊戌六君子遺集》  ，並於1918年初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在該書序言中，張元濟不無沉痛地寫道：

六君子者，實世之先覺，而其成仁就義，又天下後世所深哀者；默唸當日，餘追隨數子輦下，几席談論，旨歸一揆。其起而惴惴謀國，蓋恫於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計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測之禍，果發於旋踵。餘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為諸君子求遺稿而刊之。生死離合，雖復刳肝瀝紙，感喟有不能喻者矣！

言下之意，似有無限感慨。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