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官記:張元濟的戊戌年(下)_風聞
中国国家历史-《中国国家历史》官方账号-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历史》连续出版物唯一官方号2020-12-07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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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變法開始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於當年向光緒皇帝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與梁啓超等人。 由此,張元濟得以被光緒皇帝召見,投身於變法運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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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罷官後的反思
正如張元濟隱約感覺到的,變法從一開始就不會那麼順利。在他二度上折的第三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西苑,並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詔由其“訓政”,同時下諭捉拿康有為及其弟康廣仁。變法至此,已然失敗。
據張元濟事後的回憶,政變發生當日,他帶着通藝學堂學生前去拜見來訪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後者已經知道政變消息,但不好對他們明説而只能委婉含蓄地表示: “一個國家要變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經過許多挫折才會成功的。諸位有志愛國,望善自保重。” 等他們由日本使館出來後,才得到慈禧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政變的消息。
伊藤博文
事後,張元濟致信汪康年説:
康於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問,……僅獲其弟。……康固非平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現聞尚未弋獲,將來必有株連。事變之來,且更有不可意想者。自來變法,莫不如是,惟望新黨勿為所搖奪耳。
張元濟又説,他曾去見了一次李鴻章,並勸解李鴻章説: “作為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李鴻章聽後感嘆道:“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
慈禧太后宣佈“訓政”後,康有為、梁啓超等人聞訊流亡海外,而譚嗣同、林旭、楊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或因涉嫌“圍園殺後”密謀、或因參與新政而喋血菜市口。對於這一事件背後的激烈鬥爭,張元濟表示一點也不知情:至於後來所傳譚嗣同説袁世凱帶兵圍頤和園事,真相如何,他也無法知悉。因為那時他只在外圍。
“六君子”被殺後,其他參與新政的官員如徐致靖、李端棻、張蔭桓等人也分別被拿辦、下獄、流放等。與康、梁等人尚未深交的張元濟雖然沒有殺身之禍,但因為同屬維新陣營,因而也遭到“革職、永不敍用”的嚴厲處罰。
據説,在詔令下來後,張元濟的岳母責備他説: “你闖大禍丟了官,連累女兒不能當誥命夫人,永無出頭之日!” 張的母親則寬慰他説: “兒啊,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 如此,時年32歲的張元濟,其政治最高峯也就此戛然而止。
事後,張元濟所辦的通藝學堂也不得不宣佈結束,並隨之歸併於京師大學堂。在將學堂所有財產開列清單並呈請管學大臣孫家鼐接收後,張元濟也就此結束了他的京官生涯。
張元濟仕途頓挫之時,同處人生低谷的李鴻章曾派人慰問並詢及其打算。張元濟表示:京城已無容身之地,自己將赴上海謀生。當年10月下旬,張元濟攜眷離開京城,南下上海。
1899年4月,在李鴻章親信——時任南洋公學督辦的盛宣懷幫助下,張元濟出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主持翻譯東西各國新書。正是這一契機,使張元濟逐步脱離官場,走向了近代出版業。
盛宣懷
多年以後,張元濟回想往事,其對當年的變法又有了新的看法:
夫以數千年之古國,一旦欲效法歐美,變易一切,誠非易事。然使無孝欽後之頑梗,又毋庸劣守舊之大臣助長其焰,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釀成庚子之役。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嘗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傷元氣,雖不能驟躋強盛,要決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禍。每一念及,為之悲憤!(張元濟著《涉園序跋集錄》)
在張元濟看來,戊戌變法的失敗,既與慈禧太后及一干保守大臣有關,而康有為等人的不諳時事、一味激進蠻幹也有着不辭之咎。如其所云:
時詔各省廣設學堂考試並廢八股,餘勸長素乘此機會出京回籍,韜晦一時,免攖眾忌。到粵專辦學堂,蒐羅才智,講求種種學術。俟風氣大開,新進盈廷,人才蔚起,再圖出山,則變法之事不難迎刃而解,而長素不我從也。
當然,張元濟也並未因康、梁之短而抹殺其歷史功績。戊戌變法過去20年後,張元濟設法蒐集譚嗣同等人的遺著而編成 《戊戌六君子遺集》 ,並於1918年初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在該書序言中,張元濟不無沉痛地寫道:
六君子者,實世之先覺,而其成仁就義,又天下後世所深哀者;默唸當日,餘追隨數子輦下,几席談論,旨歸一揆。其起而惴惴謀國,蓋恫於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計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測之禍,果發於旋踵。餘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為諸君子求遺稿而刊之。生死離合,雖復刳肝瀝紙,感喟有不能喻者矣!
言下之意,似有無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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