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談GDP，談談城市裏那些“小事”_風聞

為編制地方“十四五”規劃，成都已經開了五場座談會，每場至少是三個小時的節奏。

去北京、到上海找專家學者聊成都的2035和2050：《站在上海，如何“看”成都？》，所謂“登高望遠”；

請本地企業家和行業協會建言：《你想要一個怎樣的城市？》，所謂“開門問策”；

12月2日，城叔再次受邀參加了一場基層代表座談會，所謂“問計於民”——

這是發言人數最多的一次，23位基層代表，有維修工人、教師、建築師、律師、媒體人，有社區書記、創業者、協會秘書長……每個人都發了言，黨政一把手悉數出席，整場座談會比計劃推遲40分鐘才結束。

城市既是一個集體，也是無數個個體，一個包容和多元的城市，既要尊重市民和企業的個體訴求，也要關注涉及普遍利益的公共話題。成都希望，從國內國際的形勢、城市發展的趨勢、企業的視角、市民的尺度出發，換不同的座標、不同的視角，找到城市發展的“最優解”和“最大公約數”。

成都夜景 圖片來源：攝圖網

怎麼來理解這種思路的轉變？

當城市談論發展成就，不再是炫耀GDP進入“萬億俱樂部”，而是説過半的財政支出投向民生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幾成，甚至歷數全市新增學位數量、居民平均預期壽命、書店和體育場館數量、空氣質量優良率這些細碎數據的變化。

但這還不夠。

地鐵運營幾年，從0到成線成網；如果出了地鐵站，卻接駁不了公交，恐怕會很難理解幾百公里的地鐵里程數，對於個人而言有什麼用。

城市投入資金進行更新，粉刷老舊院落牆面，街道煥然一新；但年逾花甲的人，每天買菜、遛彎要步行上下6層樓，可能很難體會那些牆外的翻新，對於個人而言有什麼用。

學校修了多少座、醫院新增多少所；但進城務工的羣體，子女難入學、住宿難體面，很難感受到城市裏提供的市民配套，對於個人而言有什麼相關。

城市要幹“大事”，諸如新區規劃、產業升級、修新基建、招商引資；城市也要幹“小事”，那些讓企業和市民能夠切身感受到政府善意和幫助的事。為什麼説是“善意”，而不是“利益”？因為政策不能給每個人都帶來實在的好處，但市民會感受，感受到政府是否真心以待，是否與人為善。

最關鍵的一點，城市還要把“小事”當做“大事”來幹，因為這些“小事”事關城市長遠發展——

企業的問題就是營商環境問題，市民的問題就是生活品質問題，問題是否得到解決、工作有效還是無效，企業的評價和市民的感受才是最高標尺。這便是這場“問計於民”的座談會傳遞出的成都的努力，也是邁向“十四五”成都一以貫之的堅持。

根據現場，我們整理了10位基層代表的發言，一起看看這些普通市民對這座城市講了哪些感受、提了哪些建議。

成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梁嫺

等人生病或死亡才發現疫情就太晚了，我們有沒可能提前預警？

在2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我經歷了非典、地震以及國內首例甲流在成都出現，這次新冠疫情防控完全刷新了我對公共衞生的認識。我的建議比較具體：

一是構建多點觸發的監測預警常態機制。不管是疫情局部防控和還是重大公共衞生突發事件，能在第一時間發現，就能給我們贏得先機。

目前，成都的監測預警體系主要侷限在醫療衞生系統，當一個人生病或死亡我們才能發現疫情。但這是後端數據，**前端如氣象、環境、交通、教育數據，還包括市場監管部門的冷鏈食品監測數據等，沒有整合成健康大數據進行統一分析。**我們秋冬季要發現新冠疫情，如果僅僅從病人和死亡數字上來發現已經很靠後了，我們有沒有可能實現提前預警？

二是推進疫苗接種多方共擔支付模式。我們現在是一類疫苗國家支付，免費提供，帶有一定強制性；二類疫苗完全由老百姓自費。“十四五”期間，建議根據疾病流行情況，確定少數重點疫苗，探索多方共擔支付模式。

比如流感疫苗，它是二類疫苗，根據成都的數據，2019年流感疫苗人羣接種率只有2.34%。作為民生項目，如果能變完全自費為多方共擔，提高接種率，我們今年秋冬季的壓力就會小很多。

比如，可以由財政支付一部分；創新醫保創新政策，對預防支付一定經費；企業單位對於員工有健康管理責任，應該支付一部分；個人是健康第一責任人，也可以支付一部分。對於一些非常貧困人羣，可以有特殊補助項目。這樣一來，二類疫苗的接種率就能大大提高。

再是應建立平戰結合的應急儲備規劃佈局，強化城市公共衞生安全全民教育，讓大家從“打笨仗”轉變為效率更高的“阻擊戰”。

成都七中育才學校校長吳明平

優質教育資源缺乏，影響新區招商引資、引人留人

“十四五”時期，我建議從以下四個方面促進教育協同發展，塑造教育新生態，也服務好城市發展。

一是老城區與新區教育的協同發展。成都最近這些年的名校集團建設、城鄉教育統籌戰略以及四中、七中、九中帶頭到新區等政策，正在帶動新區教育發展，但**無論天府新區還是東部新區，相對而言優質教育資源供給還比較缺乏，這對新區招商引資、引人留人，可能會有一些影響。**建議加快推進老城區更多傳統名校與新區教育協同發展，讓老城區傳統名校直接落户新區興辦領辦，植入名校核心發展力。

二是在促進新區教育發展同時，老城區傳統公辦名校的持續發展也需要得到關注。把這些傳統名校保護好，是對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這就急需把關乎中小學辦學活力的相關政策落到實處，比如把教師招聘權還給學校的問題，比如解決困擾教師多年的職稱評定、編制問題，比如因薪酬體系和福利機制不能吸引更多高學歷人才加入等問題。

三是公辦與民辦教育協同發展。2020年成都開始實施公民同招，良好的教育新生態正在加速到來，但當前有些現象仍然值得關注，比如培訓機構製造焦慮、自媒體“綁架”學校、極少數學校依然在招生問題上動腦筋等問題，制約了良好教育新生態的加速形成，需要各級主管部門進一步加強監督和引導，尊重教育規律，堅守教育底線，共同滿足老百姓對優質教育的更高期待。

四是普高與職業教育協同發展。十九大提出要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這不僅需要繼續做優做強普通高中教育，還需要把職業教育做出特色和品質。只有為學生提供足夠高品質的職業教育，才可能吸引初中畢業生更有尊嚴地選擇職業教育。

圖片來源：張建 攝

錦江區東光街道永興社區黨委書記馬皖軼

持續推進老舊院落加裝電梯，應建立多渠道多層次籌資模式

我建議，“十四五”期間持續推進老舊院落加裝電梯。

藉此機會講一個我們社區加裝電梯的個案。這個小區是1998年建成的，共有3個樓棟7個單元。截至11月底，有四部電梯投入使用、兩部安裝已經收尾，還有兩部已經進入“民決議”階段。

在這次加裝和改造過程中，6部電梯總共投入387.8萬元，其中政府補貼120萬元，撬動兩倍多的資金參與改造項目中，包括居民自己出資198.8萬元，不同樓層有不同分攤比例；還有企業出資69萬元。

整個加裝過程，就是民心所向和社會廣泛支持的表現，其實電梯加裝需求還是非常大，希望未來能夠把這個政策繼續推進，或是政府多增加一點補貼，當然更好。

在這個過程中，社區做了哪些工作？我們和居民一起，通過“民提議、共商議、民決議、同行動”幾個階段，讓全院實現加裝電梯。主要是羣眾意見的統一問題，需要我們深入做工作，如果工作做細做深，還是能做通的。如果居民不參與到行動當中來，電梯的安裝過程會遇到很多困難。

最終，我們幫助居民一步一步實現了住上電梯房的夢想，以及住在優美環境中的夢想。小區居民説，我們現在上下樓很方便，環境也美了，“要不就直接在家養老了吧”。這是我當時在小區聽到的評價。

整個工作推進過程中，我們也有一些困難與困惑，分享三點思考與建議。

第一點優化責任界定和分工，完善加裝電梯的工作機制，建立設置市一級老舊改造委員會，並在老舊小區集中的區縣街道分層級設置“老舊改造推進辦公室”。

第二點是分類籌集加裝電梯的資金，建立多渠道多層次籌資模式，探索完善動用房屋維修基金、住房公積金、社區公益金、慈善捐助金等新的籌資渠道，以及“企業加裝，業主租賃使用”的機制，另外還希望積極探索個人和企業捐助的税收優惠政策，全面助力城市老舊改造工程。

第三點是電梯加裝過程管理需要建立監督機制，建議在施工中要強化質量監督，在運行中要強化監督管理長效機制。

基準方中建築設計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周颿

城市不能為更新而更新，要避免老城區人口結構老化

城市更新不僅在於讓城市更加漂亮，更是為了滿足城市美好的驕傲和期盼。城市是人的集合體，應該始終關注人的真實需求，使成都空間多元激活城市價值，打造高能級高品質生活。我就城市有機更新，體現以人為本的城市温度提幾點建議：

首先是將公園城市理念在城市更新項目中轉化為現實途徑，包含生態場景、交通場景、文化場景。目前老城區的城市更新項目，基本都是基於原有街巷空間進行改造更新，我們建議兩點：

一是“共享”街區，把城市的一些封閉空間打開，注入交通、商業、文化功能，讓城市更具活力。

二是“迴歸”市井文化。市井文化很大程度要依靠在地居民的延續和傳承，**更新後的街巷不能只關注風貌，更不能將在地居民排除在外，**應該圍繞“老成都、蜀都味、國際範”這樣一些要求，重現成都獨特的生活美學同時，撬動老城區產業能級提升。

現在大家對城市更新有一個共識，就是“不為更新而更新，而為城市更具活力和更有發展而更新”。因此，避免人口結構老化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課題。城市更新過程中，一定要注重引入包含潮流文化、潮流元素的朝陽產業，讓更多年輕人進入老社區、老城區生活工作，避免老城區人口結構老化問題。

此外，推動城市更新一定要有明確的目的性，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共贏，這三個效益應該成為城市更新項目的評價標準。

城市更新，要處理來自專家羣體、政府、開發商、居民羣體、商家業主羣體五個方面不同社會角色的關係，五方面共同參與，要有相對對等的話語權，進行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我們稱之為**“五方四共”**。

圖片來源：攝圖網

成都向上董事長曾敏紅

公園不是越大越好，應該能為生活、產業、消費場景所用

我的建議主要是關於成都公園城市規劃和建設。

首先，公園城市在注重宏觀層面規劃的同時，要精細化設計和打造小尺度街區和人性化的微小空間，讓市井生活與良好生態相得益彰，達到真正的“人、城、境、業”高度和諧統一。

東京代官山是一個特別值得參考的案例。非行業人士可能不太知道（這個地方），成都馬上要引進的蔦屋書店就誕生在這裏。代官山位於東京都澀谷區，是時尚潮流的策源地，與銀座的奢華和澀谷的擁擠相比，代官山顯得更加高雅、私密和安全，聚集了日本藝術界、建築界、時尚界最前沿的事務所和商鋪。這個片區案例在亞洲具備強有力的標杆意義，是20世紀日本城市規劃和城市史上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它的借鑑價值一是持久性的精細化規劃和設計建設，發展商通過30年的持續開發，保持了階段性設計的連續性，打造出一個高端、時尚、文藝氣息濃厚的城市高尚街區；二是以現代建築的形態構築了一個自然生長的都市村落。不同於單一的住宅社區，也不同於商務辦公扎堆的CBD社區，更不同於國內常見的商業街區，代官山的業態和內容是一種複雜的多元結構。

這和我們成都打造公園城市的理念是一致的。簡單來説就是從大的城市規劃到小的精細設計，一個是美，一個是適合人居。

成都綠道 圖片來源：張建 攝

代官山的內部規劃能讓外部空間儘快融入生活，而且尊重周邊環境肌理。比如代官山的幾個標誌性建築，體量不是很大，但都非常有特色，成為世界各地的潮流人士前去打卡的地方。而且它將博物館、小型音樂廳等植入到社區裏面，而且不是封閉的，通過半開放或玻璃等形式，無論是從社區過來、經過這個地方或到其他地方去，這種邊界空間的層次，讓人的選擇性大大增加，可以深度融合。

對比國內，我們已經經歷幾十年的封閉住宅發展模式，而且開發商眾多，由於不同的理念、審美，如果不統一規劃和精細打造的話，會給城市空間帶來很多問題，比如各樓盤分隔獨佔、難以協調或是不與人方便。

其次，傳統意義上的公園越大，商氣越不容易聚集、交通動線割裂也越大。公園城市示範區並不是公園越大越好，應該思考如何在最需要的地方設置不同面積和功能的公園，使公園既能為生活、產業場景所使用，又能夠讓人停留，能為消費場景使用，產生經濟效益。

同樣是在日本，近年來湧現出一批公園式商業mall，很多商業設施巧借公園來創新商業空間，新型公園式商業正在爆發。比如位於大阪傳統熱鬧商業區、集購物中心與辦公樓為一體的難波公園，將城際列車、地鐵等交通樞功能與辦公、酒店、住宅完美結合，是日本開發成功的城市綜合體代表項目。

最後，成都長達1.7萬公里的天府綠道，是公園城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一個巨大的建設工程。建成後，需要持續打造和維護，有必要引入有實力有創意的企業，打造示範性合作園區。比如説，可以打造單車特色綠地公園，將單車騎行遊樂、單車展示售賣、單車文化展示，以及單車俱樂部、賽事等聚合在一起。通過引入社會資本，更有利於探索可持續發展、具有企業特色的綠道公園品牌，進而打出成都文創品牌，向全國複製推廣。

成都創女時代科技社會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勝蘭

很多社區綜合體前端施工與後端運營脱節，好項目沒法入駐

我建議推動建立更加專業化、市場化的社區綜合服務載體運營機制。

這兩年成都湧現出了一大批非常好的社區服務載體，是一道非常亮麗的風景線，基礎條件比好多一線城市都更好。但很多綜合體的前期打造和後期運營完全是脱節的，這會讓很多好的項目進不去。

拿托幼舉例，這樣的項目有很多標準，比如房間面積比例、多少小朋友廁所位，配餐區、保健室等等，都有非常細緻的國家行業標準，符合了才拿得到開業證。

但是如果街道社區和裝修施工方對這些標準不瞭解就開始施工的話，就會對項目的後期運營造成極大的浪費，載體的改造成本太高，社會組織沒辦法介入。所以我覺得要加強前端建設與後端運營的銜接。以“EPC+O”（工程總承包+運營）的方式介入“特色街區+社區綜合體”打造，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推薦的方向。

否則，施工方不以後期運營為導向，不負責任地把設計、裝修做完，交付一個不適用的載體給運營方，最後運營方接手後只有苦不堪言。

成都市樓宇經濟促進會秘書長張萍

樓宇經濟，如何解決數量龐大、城市“畝產”貢獻低的問題？

成都多項樓宇經濟工作創新性走在中國前列，第一個中國樓宇經濟促進會、第一個樓宇經濟專家庫、第一個樓宇經濟標準，我們發出了“以樓聚產，以產興城”的倡議，現在在全國普及。2020年11月17日，全國代表性平台組織授予成都“中國樓宇經濟創新典範城市”稱號。

我認為，成都樓宇經濟發展需要再“創新”，解決數量龐大、城市“畝產”貢獻低的問題，貢獻更多“樓宇經濟”的成都首創。

圖片來源：攝圖網

未來成都可以有幾大方面的創新：

一是創新樓宇經濟標準。杭州定義了電子商務，成都定義了樓宇經濟，我們已經完成三項樓宇經濟國家標準的發佈，讓成都在樓宇經濟領域具有標準話語權。現在國家標準化委員會也向成都伸出“橄欖枝”，成都能不能牽頭制定世界樓宇經濟標準，填補世界空白？

二是創新樓宇經濟政策。不同城區應該有不同的樓宇經濟政策，錦江區、高新區、天府新區恰好是成都樓宇經濟發展史的三個階段。老城區應立足城市更新的契機，騰籠換貓，實現全域產業迭代，推進全域再招商，從中央CBD走向CAZ活力時代。新開發區域，在大型項目招引前，要想明白樓宇規劃佈局（商業樓宇佔比、商務樓宇佔比、商圈類別等），真正助推城市“有序生長”。用政策引導招商，避免同質化，導致新開發區域和中心城區搶存量，造成租金、空置率、人才等系列城市問題。

三是創新樓宇人才服務。**樓宇招引困難，核心是運營能力差，沒有人才。**建議推動樓宇經濟天府學院落地，培育全鏈條人才。同時，將實現30億以上年收入的城市綜合體、入駐率超過90%、納税超過5億元的單棟樓宇運營主要負責人納入成都人才庫。

成都市人大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委員付天力

利用專業的力量，化解產業功能區工作不夠專業的問題

產業功能區的建設是成都轉變城市和經濟工作方式的一次革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我的發言主要圍繞優化產業功能區工作機制，建議建立“管委會+產業智庫+專門運營公司+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的工作模式。

一是在市級層面成立產業智庫，提供決策、規劃、政策制定等各方面專業的顧問諮詢服務。產業就是專業，就需要專業的智庫來研究。**充分利用專業力量研究產業，有效化解專業不足導致的問題，高水平推動產業功能區發展。**產業智庫主要吸納三方面人才：一是相關各產業類型國內外專家、學者；二是行業、產業協會專業人士（其中行業、產業協會應根據功能區產業發展需要，着重培育成立）；三是產業生態鏈各環節技術、招商、運營、管理方面的精英智力型人才。

二是建立產業生態圈聯席會議制度。由產業生態圈牽頭市領導擔任聯席會議主席，責任部門負責人擔任召集人。產業生態圈聯席會議可有效強化生態圈層面統籌協調力度，促進生態圈培育一體化推進，有力支撐區域產業協同，從機制上保障難以在產業功能區和區（市）縣層面解決的難點問題。

三是大力引入培育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對於產業生態鏈建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入和培育產業相關的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進行政府認證併購買其服務，可以有效解決產業功能區管委會和運營公司在面對涉及到專業性要求高的具體事務中的各種問題，彌補專業短板。

四是成立專門的運營公司為功能區服務，取代原有的平台公司。專門運營公司在資產保值增值、考核時效等方面限度不應設計過高，應根據產業特點制定針對性的考核標準，充分考慮產業價值貢獻指標，整體考慮產業項目情況，優化階段性考核方案設計等。運營公司對公務員和招聘人員設立相應的工作評價機制。

五是**管委會作為產業功能區最核心的管理運營機構，應堅決去行政化，走專業化管理團隊道路。**應重點招聘具備產業功能區相關專業能力的工作人員，同時強化員工專業培訓，提升工作能力意識，儘快建立起專業高效的工作團隊。

四川偉旭公益法律服務中心主任杜偉

成都約20%常住人口是農民工**，如何給予****市民化待遇？**

我一直在基層從事法律援助，長期和基層羣眾打交道。我就完善超大城市社會治理體系，持續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提三點建議：

第一，建立項目化矛盾糾紛化解機制。近年來我們在工作中發現，受理的鄰里矛盾糾紛增多，2019年佔比達到45.6%；小額民間借貸糾紛增多，2019年佔比25.6 %；租賃合同糾紛多，2019年佔比18.4%，特別是今年以來，長租公寓模式“爆雷”之後租賃合同糾紛呈現上漲趨勢。這類糾紛的特點是單體金額小、人數多、涉及面廣。上述糾紛的傳統解決途徑是調解組織、公安部門、法院等部門聯防聯治，但進入後兩者程序，存在解決糾紛週期長，無法快速執行落實的問題。

建議針對市域社會治理的熱點、難點、重點問題，建立項目化矛盾糾紛化解運作機制，根據具體工作中發現的實際問題進行制度設計，通過購買專業服務的形式，確定社會治理服務質量標準，分層分類打包給專業社會組織，解決“平安成都”建設中的突發性、有重大影響的專業矛盾。

第二，建立政府公共法律服務體系之外的補充性公共法律服務供給市場，以精準化差異化的公共法律服務產品匹配多元化羣體差異性需求。比如，針對業主自治管理小區的需求與對相關政策法律法規不熟悉的矛盾，推出小區業主自治專項法律服務產品；針對老年人對網絡電信詐騙識別能力差的特點，推出防範網絡電信詐騙預警防範產品等。

圖片來源：攝圖網

第三，建議給予農民工普惠化市民待遇。成都市農民工人數預計佔成都常住人口的20%左右，農民工的安居樂業，直接關係到基層社會治理效果。我在為農民工提供法律幫助的同時，發現他們存在融入城市困難的問題，特別是在教育、醫療、工傷、住房保障、養老等城市基本公共法律服務方面，存在着需求巨大而供給不足的問題。

建議研究出台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保障的實施意見，將農民工羣體納入成都基層社會治理考量範疇，比如在公益學校中匹配一定農民工子女入學學位，為在成都工作達到一定年限的農民工提供重大疾病防治常規點檢查，通過政府採購引入專業社工、網格化管理員，引導農民工融入城市發展，增強農民工羣體獲得感、滿足感、幸福感，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和盛家園集團董事長鬍林

成都78%國土在鄉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盤活？

第一個建議是，盤活集體建設用地資源，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作為“十四五”期間推動鄉村全面發展的核心抓手。

新《土地管理法》於今年1月1日起施行，嚴格限制了徵地範圍，在非成片開發的城鎮規劃區範圍外，只能利用集體建設用地進行開發建設。

成都市國土總面積的78%屬於鄉村（注：根據成都新一輪城市城市總體規劃，劃定市域生態、農業、城鎮空間，分別佔市域總面積41%、37%、22%），盤活存量集體建設用地資源、積極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推動成都鄉村產業“接二連三”全面發展的核心要素保障，也是鄉村發展唯一的、必然的選擇，其價值和意義體現在，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入市可以降低用地成本，推動市場化土地要素配置的城鄉發展，也有利於推動城中村、城邊村改造，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然而，缺乏細化、深入、穩定的體制機制，是目前限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順暢入市的關鍵因素。截至目前，成都已立項農民集中建房整理項目350餘個，涉及整理宅基地5萬餘畝；僅驗收節餘指標1萬餘畝；已完成指標落地、入市交易的也只有約7000畝，完成全流程閉環的僅佔總規模的15%左右。這主要是因為農民新區建成入住，項目資金全部投入後，還需完成指標驗收、指標落地、集體建設用地首次登記、掛牌流轉四個階段工作，具體工作流程因各區縣認識不一。

結合當前全國試點的先進經驗，一是建議重新設立集體建設用地調整入市的管理體系，不再參照增減掛鈎流程實施；二是將投資完成後的流程審查，部分提前到投資前預審，降低項目資金成本；三是鼓勵具備條件的農民集體，通過自願有償退出宅基地，先登記、掛牌出讓集體建設用地，用收取的土地出讓金來建設農民新區和剩餘收益分配，最大限度減少項目資金成本，提高農民獲得感。

第二個建議是，針對鄉村項目特點，建立符合其特點和發展規律的招商、規劃、建設管控方式。

一是儘快出台鄉村建設規劃管理導則，避免將城市高密度、高強度連片發展形成的管控定式強加於點狀、低密度、低強度的鄉村。鄉村的規劃建設時間短、項目少，2015年出台的鄉村規劃文件，僅對建築高度、層數做了規定，對建築密度、紅線退距、停車位、人防、綠化率等都沒有做要求，這符合鄉村地塊獨立、不關聯且大小不一的特點，但具體執行過程中，是“有令才行”還是“無令即可”，各地理解不一，造成巨大的溝通成本。

二是鄉村項目適合做的產業並不多，建立合理高效的產業准入審查制度。

三是建立寬嚴相濟的建設規劃審查制度，在對建設地塊強制性控制指標如容積率、建築限高等嚴格審查的基礎上，在建築形態、風貌上做引導性、指導性審查，允許項目多樣化、差異化。

四是重點加強產業項目的業態培育和功能管控，建成後的產權辦理與轉讓要與產業成熟度相掛鈎。為確保產業項目落地不走樣，投資企業須先建設產業項目示範區，且不允許任何形式的產權轉讓，待示範區建成運營後，根據產業項目的產業功能和運營體系特點進行評估，以產權分割不影響產業功能的經營為原則，再確定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上房地一體的分割比例，實現先保障產業功能、再放活投資結構、產權結構和經營管理結構。

五是制定合理的集體建設用地税費收取辦法，一是出台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徵收使用管理辦法，明確收益主體、收取比例、使用範圍等，定向用於相關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套，平衡政府、農民集體、市場之間的利益。二是根據“同地同權”原則，參照國有土地，取消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初次流轉環節受讓方按出讓成交價的10%繳納基礎設施配套費的規定，僅在報建時繳納基礎設施配套費即可，改變目前受讓方繳納兩次費用的情況。

文字｜吳林靜 劉豔美

來源 | 城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