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興衰有何政治哲學奧秘？_風聞

亚子看世界-2020-12-07 09:19

2020-12-07

作者：亞子。本文來源於微信公眾號“亞子看世界”。

問題的提出：跳出歷史週期率的桎梏需要了解國家興衰的政治哲學奧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屢屢打破西方學者所謂的“中國即將崩潰”預言，在沒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實現了經濟超常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蹟，目前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二，正在走向強盛。但不可迴避的是，國家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樣，有興盛，就會有衰敗，我國也曾有過衰敗的歷史。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長達一個世紀的衰敗，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比巨大的災難和難以忍受的屈辱，至今仍令我們刻骨銘心，無法釋懷。國家興衰的背後，一定有一股力量在起主導作用，可至今卻得不到完美的解釋，不能不説是政治哲學的一大遺憾。弄清國家興衰的奧秘，對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不僅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有益思路和較佳方法，掃除發展道路上的障礙，還能避免國家再次衰敗，跳出歷史週期率的桎梏，永葆繁榮昌盛，讓人們羣眾從此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歷史週期率提出者黃炎培先生圖片來源：網絡

國家興衰到底由什麼因素決定，不同的文化因歷史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西方文化認為社會不斷向前呈線性發展，並以進步或落後來解釋國家的興衰。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就是這一進步的體現，作為一種進步的歷史觀，基本符合西方現實，但卻不適合中國，不能解釋我國各王朝興衰更替的歷史事實。一個朝代能夠興盛起來，肯定有進步的因素在起作用。既然社會進步了，也就不可能再退步了，後來的衰敗又當何論？我國文化認為國家興衰是循環往復的，有興盛，也有衰敗。國家繁榮之後會衰敗下去，衰敗之後又能興盛起來，就是這一循環的體現，所形成的朝代不斷更替的歷史週期率，作為一種循環的歷史觀，不符合西方現實，同樣解釋不了文明的衰亡。古希臘、古羅馬衰敗之後，再也沒能恢復活力。和清朝幾乎同時衰亡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為何至今仍然看不到復興的希望，其中一定藴含着政治哲學奧秘，值得我們探討。

其實，國家興衰與發展動力的得失有關，失去發展動力，國家就會衰敗下去；反之，得到發展動力，則能興盛起來。筆者前文《獨特的自由實現方式是我國經濟超常增長背後的政治哲學原因——兼論社會主義自由與資本主義自由的區別》就曾論述過，把自由當作經濟發展的基石看待，認為自由能產生促進發展的動力，沒有自由的國家是不可能興盛起來的，更不會有什麼經濟奇蹟，原因在《從人體健康到國家健康——國家健康理論概述》（簡稱《國家健康理論》，下同）看來，自由的國家，權利有保障，行為不受無理約束，謀生環境適宜，社會狀況較好，適合謀生，因分配公平，能得到與貢獻（主要是努力）相稱的財富，在改善生活的慾望推動下，謀生積極性較高，就能微觀促進努力和投資，宏觀激發社會活力，提高效率，推動經濟增長。得益於自由能改善謀生環境，改進社會狀況，使之適合謀生，能提高效率，推動發展，增益民生，西方國家才能興盛起來，引領世界文明的發展。可是，“沒有自由的”中國實現了經濟超常增長，而“自由的”印度同中國相比，發展卻相對緩慢，自由促進發展的作用彰顯不出來，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呢？

事實上，正如前文所論述的那樣，自由是發展基石的觀念本身無可置疑，西方學者也不會否認，只是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出了問題，沒有認識到中國雖然沒有采用自由民主制度，卻是一個自由的社會，謀生環境適宜，社會狀況較好，適合謀生。印度社會盡管採用自由民主制度，但發展相對緩慢，足以證明自由受到了束縛，下層民眾權利保障有問題，沒有中國那麼自由，謀生環境尚不理想，社會狀況不太好，不怎麼適合謀生。一方面，如果像自由主義所理解的那樣，只有採用自由民主制度的社會才會有自由，即實現自由的方式只有法治自由一種，那麼，這樣的自由實現方式不能促進努力和投資、推動印度發展，人們得不到真正的自由，無法改善謀生環境、改進社會狀況，本身是有欠缺的，我國人們不會完全接受。反過來看，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證明中國又有自由，謀生環境適宜，社會狀況較好，適合謀生，肯定有自身特殊的自由實現方式在起作用，能夠改善謀生環境，改進社會狀況，使之適合謀生，所得自由能促進努力和投資，提高效率，推動中國發展。

另一方面，有自由，就應有自由的實現方式，正如人們都想發財，就得有發財的技術手段一樣。否則，沒有技術手段，發財不過是夢想而已，不可能實現。如果承認自由還有其他的實現方式，西式法治自由只是其中的一種，那麼，經濟超常增長本身證明中國作為一個自由的社會，有自己獨特的自由實現方式。《國家健康理論》認為自由實現方式共有三種，分別是法治自由、修養自律以及由法治自由和修養自律複合而成的法治修養自由。西方發達國家採用的是法治自由，我國傳統社會和我國傳統社會主義採用的是修養自律，而我國現在則為法治修養自由。讀者也許會問，除了法治修養自由之外，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自由實現方式存在呢？

自由兩種單純實現方式存在的理論原因

法治自由和修養自律都可實現自由，但方式卻不同，前者需要人們注重法治、講究自由，源於個人對社會的要求；後者則需要社會注重修養、講究自律，源於社會對個人的要求。這一個人與社會的相互要求所產生的相偶關係，在《國家健康理論》看來，就是陰陽關係，具有相偶性。其中，法治自由是個人對社會的要求，要求權利有保障，行為不受無理約束，要求謀生環境優越，社會狀況良好，適合謀生，在下，屬陰；而修養自律是社會對個人的要求，要求人們修養良好，良心良知健全，人心端正，嚴於律己，在上，屬陽。陰陽關係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是什麼玄學，而是我國先哲對生命相偶現象的一種描述。個人向社會要求自由，要求權利保障，社會同樣也應向個人要求自律，要求人心端正、嚴於律己，所存在的相偶關係，凸顯了生命不同於普通物質的陰陽特徵：你向他人要求東西，你必須向他人提供某些東西來交換，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中，你要求別人對你好，那別人肯定也會要求你對他好；你不對他好，他怎麼可能對你好。

這一相偶關係不需要有什麼理論論證，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就是一例，人們享有自由的權利，必須同時承擔守法的義務；父母不承擔撫養孩子的義務，年老時就不能享受子女贍養的權利，大家在現實生活中都能感覺得到，可是自由主義卻非常天真，在追求自由的時候（因自由存在着一個實現方式問題，實為追求法治，沒有法治保障的自由，就不是真自由），卻以為社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權利寶庫，任憑人們索取也不會枯竭。其實，人們所要求的權利來自於他人的供給，他人不提供，社會什麼權利也沒有，因而社會要求人們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為他人提供權利。在他人不願意提供的情況下，實行法治自由雖然也可提供，但代價較大，需要有財富條件，社會能負擔得起立法、執法、司法等法治成本，否則，法治自由效果差，達不到人們的期望，就像落後國家那樣，因生產力不發達、財富條件差，無能維持秩序，還是不自由。

同樣的道理，我國儒家學説也有偏頗，只注重修養，忽視法治的作用，只要求人們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為他人提供權利保障，卻不知道人們也有權利要求，結果權利保障不可靠，要隨他人自律而定。修養良好、嚴於律己時，如我國強盛王朝前期，因統治集團組織修養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從政者個人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權利有保障，行為不受無理約束，人們能安心謀生、放心謀生，謀生容易且動力強勁，而效率高，發展快，甚至走向繁榮；修養不好、不能自律時，如我國強盛王朝末期，則因統治集團組織修養不好，思想不正，無法自律，從政者個人修養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權利保障不了，行為受到無理約束，人們不能安心謀生、放心謀生，謀生困難且動力不足，而效率低下，發展乏力，甚至走向崩潰。

社會和個人的相互要求所形成的相偶關係是客觀存在的，目的是通過追求陰陽平衡，保持國家健康，消除產生社會問題的觀念土壤。在《國家健康理論》看來，只實行法治自由而不實行修養自律的國家，只有陰而沒有陽，就是陽虛國家；反之，只實行修養自律而不實行法治自由的國家，只有陽而沒有陰，則為陰虛國家；只有法治自由和修養自律結合起來的國家，所得到的法治修養自由作為健康的自由實現方式，個人和社會的要求都能得到滿足，符合生命的相偶性要求和社會的生命性要求，陰陽平衡，才是健康的國家。

法治自由和修養自律的優缺點

兩種自由實現方式，無論是法治自由，還是修養自律，都有優點，均能實現一定的自由，結果就是前者促進了西方國家的崛起和資本主義的興盛，後者促進了我國傳統社會的興盛，使之能夠領先世界長達二千年之久，但卻不完美，都不能完全實現自由，或者説所得自由有缺陷，結果就是實行法治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問題重重，存在着分配不公，失衡嚴重，還有階層矛盾甚至階級矛盾，經常發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而實行修養自律的我國傳統社會在西方列強入侵面前不堪一擊，淪落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兩種自由實現方式既然都有優缺點，那麼兩者的優缺點到底又是什麼呢？

法治自由的主要缺陷，就是實現自由的代價高昂，不是落後國家所能承擔的，原因在於社會運作成本高，既需要有立法、執法和司法之類活動，又需要有議會、行政和法院之類機構，還需要有相應的議員、警察和法官之類人員，必定會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資源，產生所謂的法治成本，權利保障需要有財富條件的支撐而不牢固，經濟落後的國家，財富不足，支撐不了執法、司法等法治活動，如警察缺乏，不能維持秩序，則權利保障不了，法治自由效果不好，社會還是不自由。不僅如此，法治自由正因為成本高，受執法經濟性和維權經濟性的制約，只能保障較大權利，微小權利因執法或維權不划算、經濟性差而保障不了，只有上層人士才能享有，下層民眾因經濟社會資源不足，主要是經濟條件差，沒有實力維權而享受不了，存在權利保障不全面的缺陷，故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法治自由所帶來的只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工人階級卻享受不到。打一個諸如捱罵之類輕微侵權官司，如果要花費你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收入，你還會維護自己那一點得不償失的權利嗎？理性的人只能自認倒黴，放棄追訴。儘管如此，法治卻是社會所必需的，行為畢竟有外在的法律標準，便於人們學習和遵守，執行起來簡單易行。更為重要的是，只要投入足夠資源，就能在短時間內見效。1983年的嚴打，曾迅速扭轉了治安惡化的趨勢，秩序好轉。

相反，修養自律則是一種代價低廉的自由實現方式，社會運作成本低，得益於人們修養良好、嚴於律己所帶來的侵權少，執法少，維權少，不需要規模龐大的法治機構和人數眾多的執法人員，只要有那麼一點財富，就能維持秩序，且所需財富是任何衰敗國家都能承受得起的。如果人們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都能剋制不良慾望、約束個人行為，甚至不需要執法也能維持秩序，有沒有政府無關緊要。此時，從權利有保障的自由的角度來看，政府是不必要的。儘管如此，修養自律畢竟屬於道德品質範疇，所體現的行為規範沒有統一的客觀外在標準，全靠人們在社會實踐中體會摸索，實行起來難度較大，不是短時間就能見效的，需要有一個較長的過程，況且還受理性算計影響較大，可能會隨生存條件惡化而變差（真正修養良好的人，在任何社會條件下都能自律，不會喪失修養），穩定性不好，天生具有不可靠的缺陷。這就是生存條件惡化的時候，特別是社會動盪、政權更迭時期，為什麼人們不能自律，無法約束自己，社會狀況會隨之惡化的原因。

恢復秩序修養自律容易，法治自由困難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文明，不管發展到怎樣的高度，對人類文明作出怎樣的貢獻，都有可能因政府失能、社會失序而衰敗下去。衰敗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發生之後，如果不能恢復秩序，文明就會衰亡，像古希臘、古羅馬那樣，最後成為人們考古和憑弔的對象。法治自由社會運作成本高，實現自由的代價大，需要有財富支撐，但衰敗之後，侵權橫行，人們基本喪失了互為謀生的社會性條件和穩固的相互需求，經濟遭到破壞，生產下降，民生艱難，連生存都成問題，哪裏還有多餘的財富來恢復秩序、實現自由呢？沒有維持秩序所必需的財富，法治自由只能是空談，自由永遠也實現不了，追求法治自由的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只能衰亡，根本沒有復興的希望，況且，即使能夠恢復秩序，但由於財富浪費在無謂的維持秩序上，不是因物質技術條件短缺而影響謀生，就是因積極性不高而謀生動力不足，經濟也就發展不起來，除非有科技的引領作用，就像近代西方社會那樣。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以及美洲的瑪雅文明就是這樣衰亡的，衰敗之後也是因為缺乏必需的財富，不能恢復秩序所致。這就是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為什麼只能興盛一時，卻不能長久存在的社會內在原因。美國在前蘇東國家所推行的“顏色革命”、在伊斯蘭世界所推行的“阿拉伯之春”，民主改革都失敗了，原因也是因為缺乏必要的財富，不能恢復秩序；或者雖不缺乏，但維持秩序耗費財富過多，不能為人們謀生和經濟發展助力，國家同樣興盛不了。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可以斷言，今後西方不論推行什麼樣的民主革命，也不論發生在什麼國家，都會以失敗告終，沒有例外。

而我國自秦廢封建、置郡縣，實行大一統之後，在儒家教化之下，社會注重修養，講究自律，追求的是修養自律。每一強盛朝代的垮台，既是一次國家衰敗的過程，又是一次政府失能的過程，更是一次社會失序的過程，人們逐漸失去自由。動盪過後，儘管財富不足，但因為修養自律社會運作成本低，實現自由的代價小，恢復秩序容易，國家用不了多久，最多三百多年（東漢衰敗之後到隋朝完成統一），最短也就幾十年（明朝衰敗之後到清朝完成統一），能較快地恢復秩序，實現自由，因人們能休養生息，安心謀生，放心謀生，從而促進努力和投資，提高效率，增益民生，社會進一步發展，就能達到強盛。這就是中華文明為什麼能夠長期屹立於世界東方而不倒的社會內在原因。

西方國家沒有對外掠奪和發展科技是不可能崛起的

法治自由因需要有財富支撐，代價太大，落後國家承受不起，影響個人謀生和經濟發展，是不可能興盛的，更不可能崛起。但西方發達國家似乎是個例外，究其原因，在於他們手中有兩大武器——對外掠奪和發展科技，均能提供人們平常謀生所得不到的額外財富，為其維持秩序提供支撐。其中，發展科技是提高效率、積聚財富的利器，也是能夠推行法治自由的決定性因素，即使是對外掠奪，也必須建立在科技發達的基礎之上，否則，科技落後，實力不行，怎麼能夠掠奪別人？西方國家得益於古希臘所單獨發展出來的科學，得益於對外掠奪和發展科技互為助力所形成的正反饋，財富越聚越多，終於有足夠的財富維持秩序，增進自由，促進努力和投資，提高效率，推動發展，增益民生，就能興盛起來，並最終崛起。反過來説，要是西方沒有對外掠奪，即使有科技的助力，也興盛不了，或者沒有科技助力，即使對外掠奪，同樣興盛不了，頂多只能像強盛一時的古羅馬那樣。

陽虛國家不可能和平崛起，註定與戰爭相伴，荷蘭、英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等國都是如此，無一例外，使用的是實打實的野蠻行徑，為了利益不惜大搞軍事侵略，政治壓制，經濟掠奪，文化滲透，把世界搞得烏煙瘴氣，人心惶惶，給落後國家人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至今仍受其害。不僅如此，他們保持強盛亦離不開血腥。不説冷戰期間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單説冷戰後的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就是證明。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奠基於全國人們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了組織修養不好、思想不正、無法自律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和趕跑了敲骨吸髓的外國列強所營造的適合謀生的外部環境條件，受惠於全國人們個人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和執政集團組織修養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所營造的適合謀生的內部環境條件，得益於全國人們的勤勞和汗水，我國在沒有對外掠奪、沒有額外財富的條件下也能和平崛起，真正體現了一個文明大國的特質。

保持繁榮法治自由容易，修養自律困難

無論是法治自由，還是修養自律，人們均有一定的自由，相對而言謀生環境一般，社會狀況尚可，基本適合謀生，能促進努力和投資，提高效率，推動發展，增益民生，國家都有可能興盛起來，甚至能達到繁榮。繁榮對我們中國而言，並不罕見，經常遇到，每一強盛王朝，都有一個相對繁榮的盛世，如唐朝的開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但盛世卻不能長久保持，就是因為修養自律存在着內在缺陷，權利保障不可靠，無法避免權利保障不了和社會分配不公，所導致的謀生環境惡劣、社會狀況不好、不適合謀生，影響努力和投資，降低效率，妨礙發展，傷害民生，國家就會衰落下去。本來，在社會發展之初，生產力破壞嚴重，物質技術條件不夠，影響生產，造成物資極端短缺，即使分配不公，多得一點，少得一點，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大，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沒有過度消費的經濟條件，人們雖有不滿，但由於修養都好，人心端正，均能嚴於律己，懂得珍惜來之不易的謀生機會，也不會太在意。可是，經濟一旦發展起來，國家進入盛世之後，市場經濟按貢獻分配，主要是按努力分配即按勞分配，努力多自然收入高，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加上投資收益、土地剝削的存在，貧富差距會越拉越大，分配不公、土地剝削更是差距擴大的助推器。此時，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富者尤甚，已開始享受生活，甚至消費過度，達到奢靡的程度，為了追求更多的財富，在缺乏促進修養、匡正人心、強化自律的法律制度條件下，有可能喪失修養，失去良心良知，不能自律，而貧者只能維持基本生存，遠遠談不上享受，面對生活水平兩極分化，自然心裏不舒服，覺得修養對己無益，也有可能喪失，導致人心不正，不能自律，為過上所謂的好生活而損人利己。這對實行修養自律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一大災難，人們失去了自由，因謀生環境惡劣，社會狀況不好，不適合謀生，微觀影響努力和投資，宏觀抑制社會活力，而效率低下，發展乏力，民生困苦，國家就會衰落下去。可以説，實行修養自律的陰虛國家保持繁榮是比較困難的。

法治自由與之不同，有一套保障自由的法治機制，可以通過自由民主制度建立一種相對公平合理的分配製度，調節收入分配，使分配不公在社會可承受的範圍之內。更為重要的是，繁榮的國家由於有足夠的財富維持秩序，就能維護法治，保障權利。可以説，實行法治自由的陽虛國家維持繁榮是相對容易的。

當然，也不是説，陽虛國家就一定能一直繁榮下去，保持繁榮也是有條件的，要求人們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既不能好逸惡勞，坐吃山空，也不能鋪張浪費，過度消費，否則，所導致的人員協作條件和物質技術條件短缺，因微觀影響努力和投資，宏觀窒息社會活力，而效率低下，發展乏力，民生不旺，國家就會衰落，嚴重的甚至會因財富減少到不能維持秩序的地步而衰敗下去，再也看不到繁榮了。陽虛國家，既然人們不可能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發展到高度繁榮後也會怕熱，註定會衰落下去，如同英帝國那樣。美國也逃脱不了，總會衰落的，儘管時間不好説，得看美國人如何應對。應對不當，不珍惜良好的貿易秩序，肆意挑起貿易戰，動搖國家相互需求的穩固，損害互為謀生的社會性條件，把飯碗搞砸，肯定會衰落得更快。

陰虛國家怕熱、陽虛國家怕冷

相對而言，修養自律恢復秩序容易、保持繁榮困難，説明修養自律善於應對的社會處境是困難時期，雖不擔心活力不強會帶來衰敗，但對繁榮卻有一種恐懼感，擔憂繁榮會帶來衰敗。《國家健康理論》將這一現象歸結為陰虛怕熱，與人體陰虛怕熱的表現形式相似。經濟發達、社會繁榮之後，因土地剝削、分配不公導致的不良情緒，因好逸惡勞導致的努力下降，因貪圖享受導致的財富減少，因過度追求財富導致的修養喪失、人心不正、不能自律，都會惡化謀生環境，致使社會狀況不好，不適合謀生，微觀影響努力和投資，宏觀抑制社會活力，而效率低下，發展乏力，民生不旺，國家就會衰落下去。

而法治自由恢復秩序困難、保持繁榮容易，説明法治自由善於應對的社會處境是繁榮時期，雖不擔心繁榮會帶來衰敗，但對活力下降卻有一種恐懼感，擔憂活力不足會帶來衰敗，《國家健康理論》將這一現象歸結為陽虛怕冷，與人體陽虛怕冷的表現形式相同。衰落之後，生產力下滑，經濟衰退，財富減少，人們因謀生環境惡劣，社會狀況不好，不適合謀生，而謀生積極性不高，或者因物質技術條件短缺而謀生困難，導致侵權增多，社會運行成本增加，財富繼續減少，只要減少到滿足不了法治所需，因難以恢復秩序，社會不自由，權利保障有問題，影響努力和投資，損害效率而無力發展，民生艱辛，就會一直衰落下去，直至衰敗，不可能復興，除非有科技的引領作用即保暖作用。

陰虛國家怕熱，陽虛國家怕冷的外在表現

我國傳統社會強烈排斥發明創造，視之為“奇器淫巧”，以至於近代科學技術未能在我國產生，同時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徹底剷除發明創造的產業條件。以前，人們多把這一現象視為統治者愚昧無知的表現，不知道發明創造能給社會帶來好處。其實，這並不是統治者愚昧，而是陰虛國家怕熱的典型表現。試想，一個對繁榮感到恐懼的國家，怎麼能對促進發展的發明創造有好感呢？即使感覺到發明創造對社會有益，但只要一想到國家會因此衰敗下去，政權會因此喪失，情感上也會強烈地排斥，視為洪水猛獸，唯恐避之不及。

陽虛國家恰好相反，過分地追求發明創造，追求技術進步，視之為發展的利器，盡全力追求，就是因為陽虛國家怕冷，需要有額外財富來拯救國家免於衰敗，發明創造剛好具有這一功能，能為國家創造更多財富。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危機之後，歐美發達國家普遍陷入失業與通脹並存的“滯脹”局面，得益於有了以計算機、通訊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所帶來的額外財富，能從經濟困境中自救出來，重新走向繁榮。如果沒有信息技術的推動，是不可能再次繁榮的。當今世界經濟衰退，之所以遲遲復甦不了，是因為缺乏新的革命性技術推動。

中西文明的特質決定了雙方歷史特點的不同

我國傳統社會注重修養，講究自律，人們實行修養自律，是一個陰虛國家，怕熱不怕冷的特質決定了我國傳統社會在衰敗之後容易恢復秩序，並能快速發展起來，達到強盛，只是強盛之後，又會走向衰敗，直至政權垮台、朝代更替，但文化卻保持不變，不僅形成了所謂的歷史週期率，還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文明從未中斷的國家，呈現出波動發展的歷史特點：有政權的衰亡，而無文化的衰亡。而西方國家與之不同，人們注重法治，講究自由，社會實行法治自由，是一個陽虛國家，怕冷不怕熱的特質決定了西方國家衰敗之後不能恢復秩序，導致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的衰亡，文化徹底改變，呈現出斷續發展的歷史特點：有文化的衰亡，而無政權的衰亡（文化不衰亡時政權衰亡較少發生）。

當今中國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國家

當今中國承繼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社會注重修養，講究自律，人們實行修養自律，改革開放之後人們又開始注重法治，講究自由，社會實行法治自由，兩者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國家健康理論》所稱的全新自由實現方式——法治修養自由，陰陽平衡，成為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唯一健康的國家，儘管這種健康是初步的，尚需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健康的國家，既注重法治，講究自由，又注重修養，講究自律，實行法治修養自由，權利保障牢固、全面、可靠，人們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全自由，謀生環境優越，社會狀況良好，適合謀生，能最大限度地微觀促進努力和投資，宏觀激發社會活力，提高效率，推動發展，增益民生，比起不健康的國家，發展當然要快得多。這就好比一個健康人，幹活肯定比病人幹得好，效率要高，是一樣的道理。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經濟超常增長就是國家健康的明證。

修養自律的根基在於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組織修養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的政黨，共產黨員個人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中國共產黨由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的先進分子組成，秉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沒有自己的私利，以追求人的最終解放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注重作風建設，嚴格要求黨員幹部，因而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大多能按照黨的要求，端正人心，嚴於律己，剋制不良慾望，約束個人行為，一心為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反之，要是共產黨組織修養不好，思想不正，無法自律，或共產黨員個人修養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無法實行修養自律，人們也就沒有自由可言，即使實行法治自由也不例外。

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侷限性

根據自由主義理論所進行的諸如“阿拉伯之春”、“橙色革命”之類革命，均以失敗告終，加上“中國崩潰論”的徹底崩潰，表明自由主義理論是有重大缺陷的，不能用於指導實踐。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價值的重要性是值得肯定的，畢竟自由作為人類社會的普適政治價值，理應成為政治社會的追求，但侷限性不言而喻，就是實現自由的方式單一，只有法治自由一種，卻缺乏自由的另一種實現方式——修養自律，主因在於缺乏相偶思維，忽視相偶關係所致：自由主義從個人的角度出發，注重法治，講究自由，要求社會切實保障權利，維護自由（其實是個人對社會的自由要求），但卻忽視社會對個人的自律要求，即社會要求人們應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能夠剋制不良慾望、約束個人行為，為他人自由留出空間。只有個人對社會的自由要求，而無社會對個人的自律要求，就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或者只有社會對個人的自律要求，而無個人對社會的自由要求，就像我國傳統社會那樣，都是單方面要求，根本不可能完全得到滿足。這就好比一個工廠，如果工廠只滿足工人的工資要求，而工人卻不滿足工廠的工作要求，工作沒做好，肯定不行，工廠能拿什麼東西來滿足工人的工資要求呢？只有工人滿足了工廠的工作要求，工人的工資要求才會得到滿足。在《國家健康理論》看來，只有個人滿足社會的自律要求，社會才有可能滿足個人的自由要求。否則，人們不能滿足社會的自律要求，社會拿什麼來滿足人們的自由要求呢？正因為自由主義的自由要求是一種單方面要求，實現的代價較大，維持秩序需要耗費較多財富，衰敗的國家承受不起，不能維持秩序，還是不自由。要想真正實現權利有保障的自由，權利保障牢固、全面、可靠，自由圓滿無瑕疵，只有社會與個人雙方的要求都能得到滿足——個人能滿足社會的自律要求，社會能滿足個人的自由要求——才行，而這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有可能，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