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差距巨大在於人們微小權利有沒有保障，享不享有小自由_風聞

作者：亞子。本文來源於“亞子看世界”微信公眾號。

文章原標題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差距巨大的政治哲學原因在於人們微小權利有沒有保障，享不享有小自由”

進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國先後爆發，其傳播之廣，除了相當封閉的國家如朝鮮外，無一倖免。其實，流行病所引起的瘟疫自人們結羣生活特別是形成社會之後就一直存在，沒有間斷過，如鼠疫、天花、霍亂、瘧疾等，是人作為社會性動物所無法逃避的，必須面對，畢竟人們互為謀生的社會性條件和穩固的相互需求，使得病菌或病毒極易在人羣間擴散開來，滋生流行病。流行病如果不嚴重，比如流感，對社會影響不大，就沒什麼關係，但嚴重到影響人類社會存續，導致人口大量滅失或者人們失去勞動能力，比如鼠疫就曾使中世紀的歐洲損失近半人口，所形成的瘟疫作為人類社會解體因素，破壞人們互為謀生的社會性條件，動搖相互需求的穩固，因謀生人口劇減，會導致經濟活動停滯，社會倒退，嚴重的甚至解體，由社會生活狀態退回到羣體生活狀態，人也就由社會性動物變成羣體性動物。人們為了避免社會解體，維護互為謀生的社會性條件和穩固的相互需求，必須緊急行動起來，積極防控，採取措施斬斷疾病傳播鏈條，減少染病人數，確保社會能夠運轉順暢。

人民解放軍奔赴武漢抗疫   圖片來源：網絡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儘管都在防控，但效果卻不相同，差距太大：我國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就徹底控制了疫情，而歐美發達國家卻防控乏力，尤其是美國，疫情失控，截至到12月6日，確診病例已達1480萬，死亡病例亦超過了28.2萬。這不僅出乎了人們的意料，擁有雄厚物質技術力量的發達國家卻讓疫情失控，也超出了人們的想像，沒有采用自由民主制度的中國也能把疫情控制得這麼好，其中所藴含的政治哲學奧秘，自由主義自然解釋不了，而馬克思主義卻會歸咎於政權的階級性，認為只有工人階級即人民的政權才會控制得好，而資產階級的政權卻因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就有可能控制得不好。但問題在於，同樣是資產階級的政權，為何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儒家圈內國家卻能把防控做得相對較好，同樣藴含着政治哲學奧秘，值得我們探討。

武漢新冠疫情期間方倉醫院  圖片來源：網絡

瘟疫作為公共健康問題，和個人健康問題一樣，都會帶來疾病，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社會造成的，得病是他人傳染所致，與他人有關，屬於權利問題，社會應當負起責任，積極行動起來，採取措施防止瘟疫危害人們生命健康，而後者則是個人自身原因導致的，得病源於自然因素，與他人無關，不屬於權利問題，社會沒有責任，由個人自己解決。由此決定了公共健康權（簡稱健康權）作為人的自由之一，應當得到保障。

疫情防控，在筆者看來，究其實質，所保障的公共健康權作為生活有保障的自由的一種，與他人不當行為無關，是源於社會的自然因素造成的，一旦受到侵犯，得了傳染病，人們無法維護權益，既不能通過法院起訴個人或團體，也不能起訴政府，即便是上層人士也不例外，在筆者所著《從人體健康到國家健康——國家健康理論概述》（簡稱《國家健康理論》，下同）一書看來，就是一種微小權利即小自由。不要小看公共健康權，作為一種微小權利，卻不能缺乏，以免人不健康甚至死亡，自由也就失去了意義，只是因個人經濟條件有限，無能或無力單獨做好傳染病的自我防護，需要社會保障，需要政府和他人防控疫情。

《國家健康理論》認為，享有微小權利並不取決於法治，卻取決於強者個人修養或政府組織修養，因防控疫情是政府的職責和民眾的義務，人們能否享有健康權也就與政府組織修養和民眾個人修養有關。從政府這一面來看，只有政府組織修養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把人們生命健康擺在第一位，人們才能享有健康權，享有自由。以此反觀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儘管各國政府都在防控，但成效差距巨大，所存在的差距自然成為衡量人們所享自由即健康權大小的標準。我國防疫成功，徹底制服疫情，就是我國人們享有健康權的標誌，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防疫失敗，疫情失控，就是其民眾沒有健康權的標誌。

反過來看，在新冠疫情面前，人們要想享有公共健康權，必然要求政府控制疫情，嚴防疫情擴散，防疫工作也就成為檢驗政府組織修養好不好，思想正不正，能不能自律的試金石。縱觀世界防疫現狀而言，我國防疫效果最好，表明只有我國政府組織修養最好，思想最正，最能自律，其他國家或地區政府組織修養都有欠缺。當然，其他國家防疫效果還是有差異，但相對而言，東亞儒家文化圈內國家最好，美國、巴西等國最差，表明東亞國家組織修養相對較好，其他國家組織修養都不好。

防控疫情並不容易，不僅要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經濟活動還會因人員無法聚集而受影響，如餐飲業等，嚴重的甚至停滯，如旅遊業等，損失巨大。怎樣權衡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或者説，防疫第一，還是經濟第一，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一道難題，必須回答。如果政府組織修養不好，思想不正，不能自律，就像美國特朗普政府那樣考慮經濟和選票，卻不考慮人們的健康權，心裏想的是怎樣為資本服務，為利潤服務，就會把經濟擺在防疫之上，防疫服務於經濟，而置人們的健康權不顧，有的國家甚至提出了羣體免疫概念，消極應對，防疫失敗是必然的。反之，政府組織修養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就像我國這樣，把人們羣眾的生命健康擺在第一位，經濟服從於或者説服務於防疫，不惜一切代價甚至犧牲經濟也要搞好防疫，積極應對，效果自然好，能迅速撲滅疫情。

當然，防控疫情不僅是政府之事，與政府組織修養有關，還是民眾之事，離不開人們的積極參與，同樣與民眾個人修養有關。從民眾這一面來看，只要他人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能夠積極參與抗疫，全力配合政府行動，在做好自身防護的同時，遵守防疫規則，宅家不外出，或者外出時保持社交距離，佩戴好口罩，人們就能享有健康權，成為我國抗疫成功的原因之一。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儒家圈內國家疫情控制得相對較好，也與此有關。否則，民眾不參與，甚至唱反調，作為個人修養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的表現，即使政府非常賣力，效果也不可能好，就像英美國家民眾那樣，不僅漠不關心，拒絕戴口罩，還因需要限制行動自由而反對抗疫，甚至還搞起了什麼新冠派對，成為英美等發達國家抗疫失敗的主因之一。

其實，在防疫期間佩不佩戴口罩可作為人們修養好不好，人心正不正，能不能自律的表徵。佩戴口罩，不僅不舒服，還要付出經濟代價，雖然對己有利，但更有利於他人，從經濟學意義上説具有正外部性。如果修養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過分追求所謂的自由，從利己主義出發，就會拒絕或反對戴口罩，像西方人那樣，甚至為此舉行過示威遊行。而修養良好的君子則不同，由於人心端正，嚴於律己，不僅要考慮自己，嚴防感染，還應考慮他人，保障他人健康，就會戴口罩。

防疫不能單靠政府，也不能單靠民眾，應調動雙方積極性。我國在這方面做得好，強調打一場抗疫的人民戰爭，人們羣眾積極參與，因而抗疫成功了。防疫在單靠政府、民眾不參與甚至唱反調的情況下，要想成功是非常困難的，西方國家註定要失敗。當然，防疫單靠民眾參與，政府抗疫不積極，也不可能成功，日本等東亞國家防疫不利就是這樣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