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勝負論英雄，林則徐史觀的發明或發現_風聞

引言

 1980年代後期，北京某大學歷史系先後邀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張一文、施渡橋、梁鉅祥及國防大學教授何理到校開設《中國近代軍事史》和《抗日戰爭史》二門課程。薦華適逢其會，選修了這二門由解放軍當時最高階專業人員教授的課程，並獲得了相應的學分。但遺憾的是，雖然名義上學習了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這百餘年的中國軍事史和戰爭史，但並沒有做到融會貫通，對軍事史和戰爭史的興趣也沒有大為增加。

記憶中最清晰的一個場景是：一個師兄（已經是研究生）在課上就直言不諱地質疑：以當時的條件，鴉片戰爭中國輸定了，輸了之後就該搞現代化，我們今天還研究這些仗怎麼打有什麼意義？我則表示，解放軍研究怎麼打仗總是有用的，這是專門史的價值，但也同意中國肯定會失敗，以普通史視角確實沒有什麼研究價值。老師是怎麼説的沒有印象了，也就是説當時沒有醍醐灌頂的感覺。

現在想來，那時是完全忘記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為什麼認定中國肯定要失敗，無非因為英國船堅炮利。可是，毛主席不是説過：“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又説過：“兵民乃勝利之本。”這些話從小看抗日戰爭的電影、看牆上的標語就耳濡目染、耳熟能詳，怎麼就忘記了？當時到底怎麼回事，現在也説不清楚，可能就因為是打小學的，真當小兒科反而不重視了。

以後我因為教近代史課，開始很有興趣地研究鴉片戰爭，但也還是一直認為從軍事及戰爭的角度研究鴉片戰爭沒有什麼價值。直到看見北京大學的林華國教授援引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來討論鴉片戰爭才有所警醒。如果説抗日戰爭及《論持久戰》晚於鴉片戰爭近百年，不在同一時空的話，那《戰爭論》出版於1832年，早於鴉片戰爭幾年，至少是可以參考吧！引入《戰爭論》與《論持久戰》視角，鴉片戰爭的勝負顯然就不再是船堅炮利那麼簡單了。不過那時我就要放棄教職，沒有因為教學而再作進一步思想的機會。

今年春天我重讀鴉片戰爭史，初衷是想寫一篇《三重歷史視角下的虎門銷煙與武漢戰疫》，但擬了提綱開了個頭就發現有很多史實需要考辨，於是先寫了一篇《當年英國政府怎樣抹黑林則徐禁煙》。有一位讀者（口氣很不好，大概屬於恨國者）評論説，當年擁有優勢武力的英國沒有把中國給滅了就是大仁大義了（大意如此）。其實不要這位讀者的提醒，我已經指出，當年英國政府那麼荒唐地抹黑林則徐禁煙之所以能夠得逞，主要是因為“英國擁有遠比中國強大的武力且肆無忌憚地使用，達到了強權即真理的效果。”沒有明確説出的話則是：我們今天能夠揭露和譴責英國所犯下的歷史罪行，是因為雖然中華民族經歷了近百年的侵略和壓迫，但並沒有被徹底壓垮，而是以艱苦卓絕的鬥爭獲得勝利，重新站了起來並屹立於世界。彼時，我已隱約認識到，關於鴉片戰爭的歷史觀，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正義與非正義，而是誰勝誰負。就如同中國取得了抗疫戰的勝利，才是今天能夠理直氣壯地反擊各種污衊與抹黑的根本。

開始以勝負作為核心考量之後，我對鴉片戰爭有了全新的認識，就是這篇要説的林則徐史觀，即以林則徐為中心的鴉片戰爭史觀。

大約在2000年前後，我應邀寫一篇《20世紀中國的鴉片戰爭史研究》，我提條件要放開寫，編者應允，我就放開寫了一通，結果編者還是將整篇槍斃了。當時自以為敏鋭，其實有些問題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真是胡説，所以現在讀殘稿（文檔丟頁不全），還為當時文章沒有發出來而深感慶幸。其中有一段批評林則徐史觀（那時還沒有用這個表達），是這麼説的：

【長期以來在中國近代史領域形成了偉人與重大事件相結合的研究模式，如林則徐與鴉片戰爭研究、康梁與戊戌變法研究、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等，這種模式因為具體情況不同，利弊也各不相同。幾十年來，我們在林則徐研究上投入了很多的力量，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林則徐只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一段時期具有顯著的作用與影響，林則徐研究成績突出固然可喜，鴉片戰爭史研究在整體佈局上卻嚴重失衡。從這個意義上説，林則徐研究在促進鴉片戰爭史研究發展的同時也沖淡了鴉片戰爭史研究的主題。】

我注意到隱隱約約地存在一個以林則徐為中心的鴉片戰爭史觀，指出它實際上影響了鴉片戰爭史研究的整體平衡，這當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那個時候我對這個林則徐史觀的真正內涵並沒有理解，今年深入思考鴉片戰爭的勝負問題，才終於恍然大悟。

簡言之，確實存在一個以林則徐為中心的鴉片戰爭史觀，但並不是以林則徐實際的思想與事蹟為中心，而是把林則徐當作一個抵抗外來侵略的象徵與符號，來討論近代中國是否有可能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注意，我説的是這個林則徐史觀已經確實存在（不是我個人今天才提出的創見），只是長期以來隱而不明，需要發明而已。

按，發明，現代漢語中多指創新創造，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是不能發明的，所以今天互聯網上常用“歷史發明家”、“發明歷史”來諷刺在歷史問題上的胡説八道。但是，以古文原意及延續到現代語言中的書面用法，“發明”並沒有無中生有的含義，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是可以發明的。清人高士奇撰《左傳紀事本末》所定體例，除《補逸》、《考異》、《辨誤》、《考證》外，還有一項《發明》，即“附以己見”。多年前本人所寫的一篇論文，言及旨在對於某某問題有所發明，編輯徑直將“發明”改為“發現”，也許是擔心讀者誤會？不過那時尚沒有“歷史發明家”之類的戲謔，現在則更有必要説明。

本篇將依次論述以下內容：

一、 林則徐的不服氣與不服輸（《譴戍伊犁行次蘭州致姚春木、王冬壽書》）

二、 魏源對林則徐的推崇與批評

三、 蔣廷黻對林則徐的批評與再批評

四、 林則徐、魏源視角所見的抗日戰爭策略

五、 毛澤東對林則徐與魏源的雙雙推崇

六、 人民英雄紀念碑，1839還是1840？

七、 電影《林則徐》，得（史觀）與失（史實）

八、 所謂“林則徐不可戰勝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