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影的隱秘愛好（七）《浪姐》的女性主義和解（上）_風聞

美學或者審美，與倫理無關，建立在浪漫之上的直男審美必須有善惡。因此，現代主義的所謂美學與審美，都是特殊的，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才能出現法西斯美學，才能出現公眾普遍反對的現代主義藝術。

回到《盜火線》那個火拼的街頭，將香港電影表現的最強悍匪，扔進《盜火線》，活不過三十秒。影片着力刻畫悍匪去了，警察也是頂尖的專業，只是沒人愛看警察的專業罷了。悍匪突擊手站立射擊看起來很好看，確實也很好看，但是沒有高度的專業性，往那兒一站，活不過十秒就被警察干掉了。港片中的悍匪活上三十秒實在是看在悍勇的份上多活點時間，看在專業的份上，三秒一個全掛了。《盜火線》的突擊手一槍打倒，再也沒有戰鬥力，子彈面前人人平等。手槍子彈可以連中數槍頑強戰鬥，步槍子彈一發致命，就算防彈衣勉強擋住彈頭也會躺地上歇半天，等於被汽車撞飛的巨大力量，能撐着沒暈過去都是強大。

《盜火線》是美國警匪的教科書，通過無數案例的研究，整合為一個故事。只有最基礎的那些東西才能順利融合，花花綠綠的“高級建構”都是特殊性所製造，完全編不進故事裏。最終我們看的就是警察是一羣鋼鐵直男，悍匪也是一羣鋼鐵直男，橫看豎看都是同類。沒錯，完全的同類，戰鬥都這樣。

殺手大叔文藝路線，表現直男與社會的關係。所有的規則都是真實的，內容真實交給文藝主導的虛構，製造出一個童話，最終產生的真實感是一個藝術真實，現實世界的抽象。

《七宗罪》陷入文化研究，文化視角的抽取出最基本的要素編織一個故事，精通天主教才能搞明白説啥。怎麼看都屬於大爛片的《七宗罪》以一個驚異的結尾構成影史經典。於是我們擁有了三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第一是蘇格拉底之死，第二是哈姆雷特之問，第三是《七宗罪》的直男弔詭。我們什麼都知道，依然一無所知。

電影愛好者遭遇文學愛好者，出了一個風中凌亂。

文學死了，未來必將被電影取代。文學愛好者垂頭喪氣的説。

影迷一臉愕然，文學死了，還有電影嗎？

實在不知道怎麼回答，那就代入，代入固然極端危險，卻也未嘗不可。代入到“錯誤”之中太壞，代入到“悲劇”很容易成為悲劇。80年代拍攝的《紅樓夢》就一個悲劇，導致了演員的悲劇，不是代入就是好的，能夠退出才有真正的代入，否則是嫌命長。代入到《七宗罪》小直男，不是兩難，僅僅是一個選擇。老直男不可撤銷的成為鋼鐵直男，給出最後的建議，放下槍。《七宗罪》並不研究直男，甚至於是否存在直男這個概念都是問題。只是沿着文化、文藝等邏輯，給定一個儘量合理的結局，一無所知的給出直男弔詭。這是真實的力量。阻礙小直男開槍太簡單了，擋在死變態前面就結束了，國產片最愛這種貌似合理的瞎扯淡。老直男必須給小直男留出思考時間，沒有決定就是決定，一定的時間就意味着沒有決定，其後老直男才能替小直男決定。兩個直男是平等的合作關係，不是朋友、不是團隊。小直男有一個並不長的獨立時間去做決定，放棄行動的老直男直接忽略，只有小直男、死變態與世界的三角關係。

對於選擇，直男是沒有選擇，行動就是選擇，選擇就是行動。鋼鐵直男將選擇獨立出來，整體性角度思考行動優劣，依然附屬於行動。只有現代社會的心理學、哲學環境中，針對成長，產生選擇的概念。選擇就不是個問題，無非是開槍不可槍的，隨便。解釋在事後，而不是當時，只有現代環境，才要求先解釋後行動的。通常面對不能建立合理解釋的那個“當時”，直男依然先行動後解釋。

所有人都知道開槍是錯的，所有直男都會“選擇”開槍，這就是直男的弔詭。就是所有直男都要拼命抑制本能，才會放下槍，放下槍又會沒完沒了的後悔沒有當機立斷的幹掉死變態。倘若再來一次，依然是這個結果。然後沒完沒了的死循環去了，一個註定後悔終生的不可撤銷的決定。必須放下槍，必須交給法庭審判，直男知道，就是無法接受！

行動是一個就在當時，任何行動皆可，沒有解釋。只有“選擇”，才具有討論空間。這個事情真不稀奇，明明知道愛上一個人是個錯誤，就是愛上了。《七宗罪》乾脆給出瞭解釋，老直男曾經有個孩子，最終沒要，暗示因此沒結婚。老直男無法接受這個世界，完全無法想象多個孩子在這個世界上遭罪，當時的情況也不容許要個孩子。不要孩子是一個不可撤銷的決定，台詞是：“我很確信，我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但是，之後的每一天我都希望我當時做出的是不同的選擇。”老直男曾經的困境由成長帶來，沒有能力，因而放棄。有一種更合理的成長，先行動後思考，今天沒能力，明天不知道，以後的事情歸以後。這就是注孤生的起源，想太多。當其成為成長，成長有代價，甚至是極其高昂的代價，老直男支付了注孤生的代價。今天的一切，都是過往的塑造，所有直男都選擇向前看。因此，直男只有過去，沒有歷史。每一個直男都是從石頭裏蹦躂出來的，誰知道怎麼一回事就成直男了。直男不問出處，也問不出來，直男自己都搞不懂。

非戰鬥環境，擁有選擇空間。死變態沒有資格成為戰士的敵人，敵人永遠在戰場上。這是扯淡，不過是與這個世界無關的一個決定而已。然而任何決定都與這個世界有關，當我們認為與這個世界無關，那就和死變態沒有區別了。勇敢永遠是直面這個世界，死變態、瘋子、文青與所有的犯罪不過是無法直面而已。

我們可以輕易設定提問者悖論。如果提問者有觀點，就不應該詢問直男，直男無觀點。如果提問者沒有觀點，那麼提問者與直男都沒有觀點，問直男不如問自己。直男可以拒絕擁有任何觀點。沉默權就是這麼來的。“沒有規則”藴含了沉默權，拒絕講數，拒絕制定規則，就連“沒有規則”都給拒絕了。沉默權是“沒有規則”的第一修正，默認“沒有規則”的存在，只是一個存在。這就簡化為死變態與小直男只是兩個存在，需要一個行動界定關係。

是否開槍的解釋極其複雜，不可能在限定時間內找出答案。兩個存在，立即決定。鋼鐵直男只是做出一個基於經驗模式的選擇，並不能有效解釋。還有另一種選擇，不再將死變態作為目標，掉頭向這個世界宣戰，這個世界，罪惡太多，那就戰鬥。這個世界上就有一些受害者家屬，將餘生投入了與罪惡不死不休的戰爭，敦促這個世界直面罪惡。

戰爭釋放了所有的罪惡，戰爭本身就是罪惡，一切的罪惡都在戰爭之中。那麼，戰鬥中的自由選擇，就是選擇罪惡。於是我們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自由即惡，與斯賓諾莎的絕對自由相反。於是就有噁心死全體直男的著名謊言，將槍口抬高一寸。什麼是現實？現實就是美警打出幾十發子彈，就會走火，走火還就能打中人；戰場上的士兵拼命想要打中敵人，將手裏的步槍打到報廢，都不一定能打中一個敵人。現實的困境就是美警拼命想打中歹徒，一槍打中的，除了該死的歹徒就是無辜者；死活打不中的，那才是歹徒。現實的荒誕就是，手槍有效射擊距離2米，2米以內有“控制”；15米是最大射擊距離，更遠統統隨緣去了。換成靶場，立馬25米射擊都能達到優良的標準，50米都不是問題，肯定上靶。就如看個奧運會的射擊比賽，倒黴蛋埃蒙斯永遠最後一槍的打飛，拱手讓出冠軍。射擊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是個人都能打中十環，就是進了賽場，運動員都打不中。人要是能靠譜，那就不是人了。人在這個世界中，永遠在。世界永遠無所不在，所謂站在世界之外，從來就不存在，站在世界之外的只有神。局外人是一個自我實現的謊言。真正的瘋子都這樣。

還可以在更大的視角上觀察戰爭，美劇《兄弟連》，解放的小鎮上，與德軍有染的女子都被剃了光頭。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於二戰，有些電影以此為主題。甚少描述的是，隱藏在歐洲大陸的“法奸”、“荷奸”、“比奸”或者不知道是什麼奸的奸細們，統統當場擊斃，就字面意思。少數罪大惡極的，掛了路燈，也就字面意思。當一場戰爭結束，戰爭才真正開始！戰爭總是在結束之時才開始的。這個世界就沒解決過直男弔詭。

一個直男，一個死變態，一個決定。如此艱難。直男弔詭只屬於直男，只要去想是否開槍，就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了，直男只有行動而沒有問題或解釋。我們不知道現代性危機如何解決，放在那兒就是了，有的是時間去解決；直男弔詭沒這個運氣，要有一個立即行動。只有現代社會，正義完全歸屬國家才出現的弔詭。如果戰士不能保留最後的自由戰鬥的權力，那就沒有戰鬥，戰士從此不復存在。如果公民的安全完全由國家保障，當國家失去其功能，公民將失去所有安全保障。只有戰士普遍存在於整個社會，就如文明史的全部時段那樣，無論怎樣的毀滅與重生，文明終究可以進步。

當我們面臨僵局，不知所措，永遠是放直男，放出一羣直男，啥事情都解決了。當直男遭遇問題，直男從來就沒問題，當直男遭遇問題，還有直男嗎？

直男的沉默，讓直男都覺得無可奈何。90年代就有人扒拉出一個“奇蹟”，一位老兵，居然打過衞國戰爭所有的重要戰役，一個沒拉的打滿“全場”，其後發現不止一位。於是從士兵檔案搜索，要將這些老兵都給找出來。直到本世紀才將檔案整理完畢，只有幾位。有點兒名氣就被新聞界發掘出來了，而不必去翻檔案。《兄弟連》片尾的老兵，就對孩子説，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和英雄一起戰鬥過。軍迷也是無可奈何的給出一個狗屁不通的解釋：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網絡的最初，就是一個不得不“放直男”的特殊。自秦以來，我們終於獲得第二個直男世界樣本。大神通過一種詭異的方式深刻影響着網絡，當一種觀點流佈網絡，大神的原文通常不超過200點，而其諸多轉帖會輕易達到20W點擊以上。沒這個點擊量就不會被輕易發現。論文中的流佈匪夷所思，就一個隨機性，系統性的剽竊網絡大神的觀點，雖然給出處不但是學術規範，更是隨手的事。更為詭異的是，大神通常偶然被發現的。網絡轉帖基本是對稱的一部分嚴格給出作者，另外部分系統性的消滅作者，恰恰是匿名性讓大神寫作，出名幾乎意味着退出網絡寫作。豈止“害羞”，簡直是“見光死”。上網總要搞明白網絡是怎麼一回事，總有許多事情需要測試一下，冒出大量的“實驗文本”。直男很清楚的知道，這樣的網絡非常不正常，直男就不合適成為發言者，應該是網絡沉默的讀者而不是作者或發言者。大神、寫手等肯定更清楚，網絡看不出長期性，當下的一切都可以做無用功，只做短期性的話，那就想幹啥就幹啥了。大神這個物種突然出現，剛剛適應大神存在於網絡的時候，大神已經開始歸隱，直到消失多年以後，網絡才發出大神跑哪的疑問。不管怎麼説，當下網絡也比最初的網絡“正常”許多，更接近現實。

網絡非常適合女性等“邊緣”羣體的發言，最不合適直男的亂入。只是網絡最初的疑問放現在都可以一字不改，自90年代引人注目的將女權主義改為女性主義以來，女性主義有什麼成就嗎？

不犯錯誤就不是直男，直男的第一個錯誤就是推出了芙蓉姐姐，直截了當的瓦解了網絡對女性保持友好的氛圍。超女則是女性犯下的嚴重錯誤，直截了當的引發了直男的拒絕。直男完全不在乎女性的“樣子”，但是不可以成為文化“現象”。這就等於直男戰鬥模式需要增加一種特定的“假小子”識別樣本，女性不是攻擊目標與女性成為攻擊目標就這樣混淆在一起。網絡擁有素質最高的直男羣體，況且大神尚且沒有死光光的年頭，對象徵性高度敏感的瞬間跳腳。接受“假小子”現象，意味着直男從審美觀直上世界觀的崩潰，直截了當的將直男拖入了《七宗罪》的弔詭。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性別隔閡，女性無心之過，直男無妄之災。女性感受到非常嚴重的性別壓力，某種程度時，開始選擇“假小子”。現實世界裏並不會有多少影響，到了“小鮮肉”，現實世界都感受到“女性主義”濃濃的惡意了。直男的拒絕就是與女性主義不接觸、不和解、不守護。直男無法冒着直男世界崩潰的危險接觸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在赤裸裸的絞殺直男。只是沒有侵入直男世界，沒興趣反擊而已。

2020年的網絡冒出個“敬自由”，比曾經的大神還要大膽。古今中外都對舉大名無理由當場擊斃，觸動法則者，統統當場擊斃，絕對沒有冤枉的。就象什麼“不作惡”，“不作惡”就是倫理學定義的作惡，魔鬼才會去喊不作惡！凡舉大名者，不是魔鬼就是聖人，小學生都能分清楚。大神直接運用法則去寫文章，從初中生到學者都能閲讀，並各有裨益。這就意味着大神振臂一呼，屁股後面跟着從初中生到學者的烏合之眾，這要不給大神嚇死才是怪事。搞一把就走，大神在網絡裏就一個沒活路。直男要是不能發現網絡藴含着遠遠超出生活的頂級風險，也就不是直男了。直男擁有與女性一樣的危險感知，網絡非常危險。

基本要素的運用，隨時就能運用出統統傻眼的未知來。不管是“殺”還是“打”，都是創造文字年代的文化遺存。不管文字，只看最為古老的語言。“媽”通用於全人類，唯一不用翻譯的詞彙，開口音。就是説完“媽”這個字以後，嘴巴張着。就是那種胸腔中的一股氣息衝過咽喉，帶動了聲帶，衝出了嘴巴，奔向這個世界，冒出的那個音就是“MA”。偶爾還會來點兒輕微的顫動，餘音繞樑的那個“MA～”。若是閉嘴速度略快，就會成為“媽～啊”的混音。表現這種通過語言所構成細膩情感的運用，這種一個半音的“媽～啊”的節奏性，只能去音樂裏找了，不妨聽聽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號》，詳細解釋了“媽”的多種經典發音與節奏運用。語言也是有變遷的，古代就不管了，現代的“殺”，就是個開口音。英語世界就是狗狗狗的那個“Go”，這個開口音就不夠爽了，短促有力，而不持久，“殺”就能繞樑而去。表現“Go”的音樂很多，《1812序曲》挺好的。作為戰鬥民族的俄羅斯，不愧有着最多現代文學與現代藝術的瘋狂國度，喊着複雜的“烏拉”發起衝鋒。扯上音樂真不是賣弄，80年代的小屁娃娃聽着收音機，收音機裏最多沒完沒了的世界名曲，就沒有沒聽過的世界名曲，只有不知道名字的世界名曲。聽着世界名曲的小屁娃，能和聽着羅大佑、聽着周杰倫的小屁娃娃一樣嗎？當然是一山更比一山高的一個賽一個變態去了。解釋“烏拉”必須要有藝術修養，俄羅斯就這麼折騰的，搞不明白就去找老毛子問去，誰知道老毛子為啥藝術的搞出個“烏拉”的。戰鬥民族當然不是吹的，俄羅斯足球流氓是歐洲足流界的無冕之王，人丁稀少，奈何一個頂兩、一個頂三的從來一小撮就能力扛英格蘭足流的一羣，只有撞上老冤家的德足流比較悽慘，人數永遠是戰局關鍵。俄羅斯最不缺鋼鐵直男，鋼鐵直男也去打架鬥毆，實在是糟蹋人才。足球場，永遠有着“烏”這類的低沉嘆息，那個變化多端，那個長短不一，那個沉悶有力的一會兒這個“烏”、一會兒那個“烏”。音樂就《鬥牛士之歌》吧，懶得找了。戰鬥民族不要音樂，“烏拉”就是完整音樂，必須長久的沉默再沉默，沉默到鋼鐵直男都無法忍受的那種沉默，胸腔中開始翻滾起的一股氣息，伴隨着沉重的呼吸，帶着熱氣騰騰撒向寒冷的空氣，“烏—”，這個音可短可長的決定了其後胸腔爆發出的那個“拉”音的長短與響亮，就如足球場的低沉與突然爆發的喧譁一樣變幻莫測。喊出“烏—拉”就能衝鋒，這不行，繼續縮短“烏—”的吐音，“烏-拉”，越來越短促的“烏拉”着奔騰而去。“烏拉”太難了，比音樂複雜，找半天也就《五月花開》能湊合了。這就是命運，俄羅斯的命運。永遠有着身後就是莫斯科的悲壯，才能在這種壓抑之中爆發出震撼世界的“烏拉！”。命運，就是李斯特的《鍾》，永恆的輪迴。我很想搞明白，就是搞不明白，有誰能夠告訴我，為啥“烏拉”可以濃縮戰鬥民族的命運。只是巧合？

哀兵必勝。勝利永遠短促。士兵永遠在髒話連篇與沉默中交替，不是悲哀構成了百戰雄獅，而是百戰雄獅永遠悲哀。嗚啊嗚啊的那個“烏”。哪裏要什麼翻譯，“烏拉”就是百戰雄獅的戰歌，哀兵意志的凝結，勝利！

所以莫斯科有無名烈士墓，英雄無名！紀念永載人類史冊的偉大的衞國戰爭。

中國就沒這些彎彎繞，打個仗而已，就和刨個地一回事。“殺！”，不過癮就連續不斷的“殺！殺！殺！”，寧折不彎的一個“殺”。簡短必然有力。短到不能再短的“殺”，所有直男都愛死了這個爆發，沒有前奏、沒有高潮、更沒有尾聲的“殺！殺！殺！”而去。

喊一嗓子上戰場，第一就是中國，第二才輪到戰鬥民族俄羅斯，第三不去找了，反正輪不到狗狗狗的，聽着就喪氣。戰爭的技藝，中國説第二，誰敢喊第一？

戰鬥口號非常重要，激烈的現代戰場上，士兵在戰鬥中的存活時間是以分鐘計算的。太多的士兵，最後的話語就是口號。

我們在非洲看到另一種荒誕，部落中的女性幹了最多的活，男性遊手好閒，歐洲女性主義極為不滿。女性打個水，男性居然拎着長矛跟着去，就是不去順手將水拎回家。這就是部落時代的戰士，不管衝出來獅子、河馬，衝上去拼命的戰士，為此，遊手好閒。總不能奔着獅子的腦門，來上一水桶吧。

對於女性主義的觀察，網絡是不多的窗口，只是網絡早已失去其正面價值。女性原本就在生活中遭遇嚴重的性別擠壓，當下的網絡都不叫性別歧視了，根本是侮辱女性。勉強的一個好消息是，網絡早已無直男。任何時候、任何情況，直男都不會侮辱女性，只有人渣會侮辱女性。《浪姐》的性別和解因此才這麼重要，沒有性別和解的信號，直男就不可能打破沉默。

當下網絡存在着現代性危機，消費主義，數字薩滿的新三座大山，共同組成網絡瘋狂與網絡之惡。已經是再壞沒有的現狀了，女性還在網絡中遭遇性別壓迫、粉圈與流量的荼毒。網絡在消滅女性，消滅“女性”這個性別。

關於網絡的意見從來不統一，很快出現多種假定。其中一種是網絡只是工具，並無知識創新，那麼網絡價值主要集中在發現錯誤上。實際上各種假定並行不悖，每個方向的發育程度不一而已。針對錯誤而去，必然會發現最多錯誤，就如針對創新而去，會發現最多的網絡創新。網絡在動態的呈現上展現了最多細節，確實極大的提高了認知效率。

最初對於陰謀論有一個非常刻板的印象，大致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傳播效應什麼的實在沒啥可以研究的，“都市傳説”擁有最多、最豐富的樣本。比如網絡中的“330路公交車”的鬼話連篇，源於紐約，然後跑美國西部了，再挖就到19世紀末，最終的源頭在《聖經》，這個暈頭轉向的。網絡冒出一批“都市傳説”，包括眾人眼皮子底下的什麼“雙魚玉佩”，網絡原創，每個傳播細節都清晰可見的流傳開來。再大的造假論也趕不上古史辯，怎麼看都是純粹學術。就一個解釋限度的問題，解釋從來是人文的核心問題之一。任何的經典解釋，都出現了過度詮釋現象，少數是好的，多數純屬語言遊戲了。駭人聽聞的紅學就這個貨色，説好聽的是索隱，不好聽的就一個八卦，想怎麼扯就怎麼扯的那種。

最多的細節直接呈現出造假論的一切，就一個莫比烏斯扭轉，賭徒擁有相同的文化心理結構。文化系統拒絕為賭徒提供任何心理成長的“養料”，賭徒擁有一個心理學結構，而在文化角度沒啥可以研究的。網絡顯然存在着“文化黑客”，去做陰謀論，固然沒法騙人，卻構成一個“文化偏見”兼“網絡生存”。昆汀的《低俗小説》通過完全合理的模式交互，構成一個荒誕，存在轉換中樞，只是這個中樞被交互所掩蓋。兩個模式存在重疊領域，其中內容於兩個模式均為正確，從一個模式轉移到另一個模式，不斷的模式更迭，推導出荒誕的結果。來一個整體性的觀察就終結這種自言自語、自説自話、自我定義與自我實現，文藝敗類才會這麼幹，《低俗小説》是絕對的低俗。命運無法改變，昆汀等於改變主人公命運了。網絡小説都是這種敗類行徑，命運就是文藝法則，碰都不能碰的，主人公的命運，作者都無法更改的。可以更改只説明一件事情，作者稀爛，小説稀爛。當個娛樂消遣給讀了倒是不錯，一個瞎寫，一個瞎看，吃飽了撐得都這樣。

邏輯毫無可以研究的，陰謀論邏輯就通不過。昆汀再怎麼低俗，邏輯毫無問題。最高明的就是佛經了，深層就是昆汀套路，這還沒完，更深層的還有個法則扭曲，依然是莫比烏斯扭轉。目前的陰謀論通過一個又一個規則扭曲構成一種整體性。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什麼都不相信就是了，任何的解釋都是不相信，出現一個扭曲，一連串的扭曲，扭曲成莫比烏斯扭轉，永遠正確了。現實中的莫比烏斯扭轉是弱者的掙扎，面對過於強大的現實，而又固執己見，最要命的就是這種堅持如果是正確的，不可以放棄的，最終導向莫比烏斯扭轉。描述女性悲劇的小説，相當一部分就是莫比烏斯扭轉結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是莫比烏斯扭轉。賭徒就是純屬知道自己錯了，找個藉口而已，自欺欺人的維持心理環境的穩定。

電話詐騙最容易上當的是老年人，某種話語構成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對老人來説非常重要，所有反對目標實現的壓力，都是心理上的動力，瞬間一個莫比烏斯扭轉的達成正確。然後子女拉着都拉不住，一定要給騙子打錢。這個倒是可以解決的，給出“目標”非常多的解決路徑，如果很多方法都能達成“目標”，那麼給騙子打錢的“唯一性”不存在，就有可能拉住了。

莫比烏斯扭轉的關鍵是環境壓力，越強壓力出最多的莫比烏斯扭轉，主要由心理學定義的，文化心理學只是發現其普遍存在而已。網絡陰謀論純屬人為，完全的文化結構，與心理學無關。只要是“相信”、“不相信”，永遠可以瞬間製造一個莫比烏斯扭轉。小説家幹這個最在行，尤其是網絡小説家，在胡説八道的領域，其想象力趕上薩滿時代的巫師了，還沒有巫師嚴格遵守的文化制約，進入了想怎麼扯淡就怎麼扯淡的歎為觀止的高度，作為娛樂，這很好。

現實生活中的莫比烏斯扭轉非常複雜，解決也非常複雜。可以區分為“自然”產生的陰謀論，與人為製造的陰謀論，前者防禦性，後者進攻性。納粹時代是陰謀論的產出高峯，網絡是就這麼幾年來一個高峯了。防禦性莫比烏斯扭轉，目的不是正確，而是避免心理崩潰，文化角度就這樣。進攻性目的同樣不是正確，而是指出環境錯誤導致“相對正確”的陰謀論。

事情就是這麼稀奇古怪，直男經常面對的那些個變態，所有人都沒興趣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關心死變態如何成為死變態的，本身就是一個變態。只有高度戒備、充分防禦的專業研究者，才能興致勃勃的研究死變態是怎麼變態的。網絡莫名其妙的展現了莫比烏斯扭轉的普遍性，輕易發現死變態也都是擁有莫比烏斯扭轉才成為一個死變態的。真是無語的發現。離陰謀論者遠點，總要為自己小命考慮考慮。珍愛生命，拒絕網絡。

我們擁有了一個對付死變態的普遍模型了。“觀點”都是防禦性的，從結果找原因。欺騙都是進攻性的，從原因給定結果。只要是一個“觀點”，我們本能的覺得錯誤，就從整體性的觀察，是不是有一個螞蟻，沿着莫比烏斯環永遠正確的不斷重複。

進攻與防禦的劃分非常簡單，因而成為被忽略的極端重要，戰略學就是先給進攻與防禦的判斷，再展開論述的。修昔底德陷阱用於描述兩個戰略進攻者的關係，瞎用到中美兩個完全不同的超大規模國家之間，且一個秉持戰略防禦，一個秉持戰略進攻。當下這個世界，簡直是沒話説，真不知道哪個犄角旮旯才能培養出如此驚世駭俗的開山怪。

網絡大神除了捨棄過微不足道的影評，最大的捨棄是沒有涉及科普，只做細分的技術方面的科普。寫不了科普就一個原因，要麼有最強的專業能力，要麼就是專業搞科普的，跨專業可以去跨技術，跨到科學那是徹徹底底的撈過界，都沒本事的。越本質越不能瞎碰，規則可以隨便扭曲，直男習慣於隨時講數；法則、本質不可以，略微一點的扭曲，最低的糾正成本就是戰爭。敢去瞎碰這個，所有直男都會瞬間嗷嗷叫的拼命去了，不將瞎碰法則的死變態給滅了，不知道要死多少直男。除非直男不知道，知道了都是瞬間玩命。

現代社會的直男比女性更關注欺騙，直男永遠面臨的困境就是小命一條，第一次的戰鬥就可能是最後一次，每一次戰鬥都這樣。對付欺騙，直男的優勢就是皮亞傑的兒童認知，只看結果不看原因，原因都不要了，最多的“普通”騙子都沒戲唱了。不要原因就沒有解釋，需要解釋又直接轉入哲學。解釋必須要有整體性，將一切相關事情搞清楚了，才有解釋，否則只是一個“觀點”，不叫解釋。直男拒絕任何的觀點，觀點都是等價的，誰在乎是聖人觀點、魔鬼觀點還是文青觀點、孩子觀點，只要是觀點都不予理會，連講數都算不上，不操這個心。解釋不可以，解釋是一個無條件，直男必須接受。性別和解，必然是直男有解釋，女性主義有解釋，兩個正確解釋的基礎上，再去講數。

網絡大神選擇特殊的解釋，只具有某種普遍性。2020年網絡出了個“內卷化”，這個詞彙高度複雜，學者可以用，實際上學者都用的不多。實際上就一個基本的不能再基本的環形結構，任何的防禦性，最終都是環形結構的。只有一種女性主義，就是環形結構的女性主義，此外皆屬變態，女性主義天然的內卷。直男加女性主義，誰都可以直觀發現女性的解放，直男是天生的防禦者，可以解除女性的內卷化。大神路徑的解釋附着於運用。首先是接受美學的交互，學者必須可以閲讀，儘量降低閲讀下限。“內卷”比“內卷化”複雜的太多了，前者肯定是結構主義，還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複雜；後者只是特定的基於現象的過程描述，不過是尋求要素的工具而已，要素都沒找出來的那種兩眼一抹黑的低級，作為動力學都不大合格的。大神解釋的第一步據此尋求詞彙的上一級，運用內卷解釋內卷化，先給解釋了再説。其後寫文章，用到“內卷化”這個詞彙，運用完了就要給解釋，基於動力學直接產生出一個整體性，“內卷化”在這個過程中的表現給解釋了。這種解釋必然是隻解釋內卷化概念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只是基於動力學的描述。顯然，這種不完備必然會被學者高度關注，要的就是這種圖譜分析。面向初中生就必須給出內卷化的概念與解釋，初中生也會很好奇的看下去，固然看不懂，卻覺得好有道理的那種“不明覺厲”。只要文章的一部分可以被初中生理解就可以了，初中生拿着課本都看不懂，有一個“看不懂的學習模式”，符合這個模式，初中生就能當成看個課本那樣的閲讀了。

不管是內卷還是內卷化，大神基本沒有選擇的機會，詞彙太複雜，就不應該出學術圈。直接從結構主義中尋求詞彙也比隨手拎來的內卷強多了。結構性根本就不可以面向公眾，功能性附帶結構性才是公眾可以接受的模式。學術都沒扯乾淨，和公眾沒得扯。網絡環境的嚴酷就是這樣，運用什麼詞彙，立馬就被專業所定義。專業眼裏又揉不得沙子，自己都不知道專業詞彙是什麼意思的瞎用，真去小覷天下英雄啊。網絡大神鑑定了最多的專業詞彙，不將詞彙先給選擇了，連篇網絡文章都沒法寫。內卷這個詞只有專業運用，就不存在公眾運用，否則不是傻子一樣的不懂，就是騙子一樣的欺騙。詞彙從一個含義“躍遷”到另一個含義的是可以的，完全不用去看，“躍遷”要有一個第一定義者，複雜詞彙自然演化無“躍遷”。科普的艱難遵循同樣的原理，直接跳進“人文解釋”這個大坑裏，真以為阿貓阿狗的解釋是“解釋”啊，解釋這個詞彙是什麼意思都沒搞明白，哪裏來的膽子搞科普的。

浪子回頭金不換，沒人可以解釋這個現象，毫無道理的就是存在，整體性就是如此。這句話的意思是，浪子回頭是一個極小概率事件，可以從經驗模式中去除了，等到發現一個浪子回頭的案例，再去看看是怎麼一回事。一般來説，浪子回不了頭了，可以回頭的就不是浪子。極小概率事件就是，1元錢買張彩票，中獎1000元。覺得自己沒這個運氣的，就別去管浪子的死活了，有這個閒空買張彩票試試運氣去，畢竟彩票可以中個500萬，哪個浪子價值500萬的？就算值得500萬，也不過是一張彩票而已，1元錢一張的那種。大不了花上一百塊買彩票，浪子的價值永遠不如一張彩票。就如每個踏上社會的未來的罪犯與未來的變態，總以為自己是一張彩票，結果發現自己不過是一張打開的彩票。人生又不是彩票，沒有誰可以去定義人生，神都不會定義。只有魔鬼，才會肆無忌憚的定義一個又一個的人生。直男的成長，就連神都不會干涉的。這才叫孤獨。斯賓諾莎聽到宗教就跳得三丈高，就這個原因，宗教在消滅直男。文明需要戰士，但不需要直男。然而純粹的戰鬥本能只出殺手大叔、卡西莫多與阿甘，沒法成為合格的士兵。文明想要過河拆橋，建立於直男模式之上，又想拋棄直男，哪有這麼便宜的買賣。

人不可能不受世界的影響，就如射擊運動員那樣，上了賽場一定“手抖”。同樣就如研究個死變態，搞不好就將自己搞成變態了，必須要有非常完善的專業保護。

那麼，當下網絡唯一價值就是一個錯誤、變態、荒謬的百科全書了。就如我們可以明確判定接受自媒體寫作，就將寫廢那樣；信奉陰謀論就廢了，雖然沒有直接證據，浪子回頭的經驗模式已經説明這一點。不説假話、不當騙子等，幾乎是生活常識了，去搞學術就會立馬傻眼。學術豈止是不説假話，簡直是一不留神説一句不那麼正確的話，都有可能構成一個不可撤銷的錯誤，可以直截了當的摧毀學術生涯。成長就是這樣，學者的成長可以隨便犯錯，就是不能有謊言，出一個謊言就沒法繼續學術了，趕緊改行是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