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玉：中國公共考古的新趨勢和新思考_風聞

一

　　雖然我們對何為“公共考古”的熱烈討論在本世紀初才開始 ，但中國公共考古實踐在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即已經起步 。1926年，李濟在西陰村發掘後就做了公眾演講。1930年出版的《安陽發掘報告》中，也附錄了李濟等學者的介紹性文章，以起到“適時向社會公眾開蒙考古工作，闡釋和普及考古學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伊始，蘇秉琦在1950年即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業”的倡導。此後，他不僅在學術上倡導中國考古學要“必須正確回答下列諸問題，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 ，更是在中華文明探源成果的公眾普及上不遺餘力 。他最後一部著作《中華文明起源新探》以通俗的語言總結了畢生的研究成果，自稱是“一本我的大眾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簡潔地説出來”，有力推動了中國公共考古的發展 。

　　中國公共考古真正出現蓬勃發展之勢是在進入本世紀之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出現更多的面向大眾的考古著作。《最初的中國》 和《考古好玩》 等是其中的代表。連一向被認為枯燥難懂的考古發掘報告也開始以嶄新的姿態面世賣萌。《赫章可樂：二000年發掘報告》語言淺顯、圖文並茂，介紹發掘成果之外佐之以考古學常識 。《梁帶村裏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學報告》由專業人士對一篇考古發掘簡報進行詳細箋註，使公眾得以瞭解“考古發掘的緣起、過程和結果，有記錄也有分析，有推理還有結論” 。

　　二是隨着互聯網的發展，新媒體成了公共考古的重要媒介平台。很多考古文博單位、學者、考古文物愛好者、高校學生、普通公眾等都開始運用微博、微信賬號宣傳、普及學科文化。“中國考古網”和“文博中國”等官方網站的微博、微信已經頗具影響，以在校學生為主體的公共考古自媒體也充滿活力。例如，由多個高校學生志願者組成的“北山小分隊”製作了“殷墟”系列廣播劇以“喜馬拉雅FM”為平台播出。北京大學學生則開設了“挖啥呢”、“挖噻”等微信公共賬號，緊隨文物考古熱點，在短期內就引發了廣泛關注。

　　三是公眾考古活動豐富開展。包括各博物館、各大學公眾考古機構以及各文化企業邀請知名學者舉行的公眾考古演講；各考古機構組織的考古現場體驗、公眾參與的考古調查；各文博機構和學校文物愛好者協會組織的文物考古知識競賽、考古發掘攝影展、文物修復體驗、博物館義務導覽，以及中國考古網和“源流運動”等機構組織的考古T恤衫設計、考古動漫和微電影、優秀公眾考古活動、考古也文藝及創意博物館等作品有獎徵集活動等。

　　四是公共考古在考古學中有了正式的學術地位。2002年，杭州召開“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頒證與學術研討會”，其主題是“考古學與公眾—考古知識的普及問題”，明確提出建立公共考古學的問題。此後，各科研單位紛紛成立公共考古部門。復旦大學設立公共考古課程和博士點。2014年3月中國考古學會公共考古專業指導委員會成立大會在成都舉行。2013年《大眾考古》雜誌創刊，《公眾考古學》年刊也將刊行，公共考古有了專門的學術刊物。

　　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起了中國公共考古論壇，為公共考古提供了交流和展示的平台。第一屆和第二屆都是在中國考古學的發祥地之一、仰韶文化所在地三門峽舉辦，有來自二十幾個文博單位、高校專家學者和學生暢談各自在公共考古領域的實踐與心得、行動與思考 ，更展示了豐富多彩的公共考古活動成果 。2015年至2018年的四屆論壇分別為第三屆北京“首師論壇”、第四屆湖北天門“荊楚論壇”、第五屆四川宜賓 “李莊論壇”和第六屆貴州貴陽“貴州論壇”，參加者來自27個省市的60多個單位，覆蓋面廣、內容更加豐富 。

　　五是有關中國公共考古的理論探討逐漸展開。這既包括對中國公共考古發展脈絡的梳理和經驗總結 ，更包括國外公共考古理論的介紹和討論。學者們對公共考古的概念、“公共”和“公眾”的區別進行辨析 ，明確了公共考古研究的是“考古活動中任何與公眾有互動或者有可能存在與公眾互動的領域” ，探討“當考古學不再只是存在於單純的學術領域，而是與真實世界中的經濟、政治和倫理等領域不斷的發生衝突中產生的問題” ；認識到公共考涉及考古學家、行政管理部門和公眾，公眾考古實踐既包括向公眾傳播考古知識、宣傳重大學術成果，也包括與政府和公眾一道促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

　　筆者自2005年起主持中國考古網及相關新媒體的建設，自2013年起參與主持中國公共考古論壇的創立、策劃和運作，親身見證了中國公共考古的迅速發展，並在近年的實際工作中感受到一些新的發展趨勢，由此引發點滴新的思考，藉此提出，供大家參考。

二

　　公眾宣傳方面，除了傳統的知名學者的公共演講、面向大眾的考古書籍的出版和各類公眾考古活動繼續發展之外，主流媒體的創新性深度參與是近年出現的重要趨勢。

　　中央電視台2001年開播的《探索與發現》中，重大考古發現已經成為重要內容，產生了廣泛影響，但未形成持續的系列節目。2014年開始，該欄目加強考古內容，製作《考古進行時》，每年十多期，持續至今，現場報道了數十處考古遺址的重大發現，已經成為擁有大批擁躉的公共考古名牌欄目。

　　由央視與故宮博物院等九家國家級重點博物館合作的綜藝節目《國家寶藏》更是前所未有的公共考古創新型大製作。該節目每集介紹一家博物館的3件鎮館之寶，以27位一線演藝明星做“國寶守護人”，另有數十位演藝明星參與，以舞台短劇的形式講述“大國重器”們的前世今生，解讀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並在故宮600年之際推出《國家寶藏》特展，由熱心觀眾投票推出每個博物館的一件寶藏參展。該節目因為立意新穎、製作精良和演員陣容強大，引爆空前的收視熱情，使文物考古一時成為熱點。

　　在新媒體方面，《三聯新聞週刊》的網上音頻欄目“三聯中讀” 2018年製作了《了不起的文明——跟着一線考古隊長穿越歷史》課程，請良渚、二里頭和殷墟等10箇中國著名考古遺址的發掘領隊以通俗的語言深度解讀遺址內涵。2019年，又製作了《了不起的世界文明——跟着考古隊長重返歷史現場》 課程，請在肯尼亞、洪都拉斯和埃及等國家主持涉外考古項目的中國學者講述世界文化和文明演進的故事。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頗具影響力的微信公眾號“星球研究所”發佈的點擊量10萬+的《中國不能沒有豬》。該文運用了大量考古資料，引用考古著作，以生動時尚的語言，製作精美的圖表，講述了豬的馴化和發展及其在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這些影響力巨大的主流傳統和新媒體有考古機構和從業人員難以具備的財力、物力和創作及運營人才，他們的優質作品自然會產生考古專業人員難以達到的廣泛影響力，這對於公共考古宣傳來説無疑是難得的美事。正如有學者討論過的，這樣的以非專業人士為主體制作的考古宣傳產品體現了公眾的參與，也是公共考古的真意所在 。但在《國家寶藏》播出後，考古工作者對其中賈湖古笛發現經過的陳述提出異議，《中國不能沒有豬》也引發了策劃反響頗大的“與豬同行”展覽的考古專業人員對圖片侵權的疑慮。這都反映出專業人員如何積極參與這樣的活動，並增強自己的話語權的問題。相信專業人員和主流媒體的深度結合，取長補短，會製作出更多知識準確而生動、影響力更大的作品。

三

　　公共考古的本意不僅是向公眾宣傳考古知識，還包括把考古工作當做政府公共事務的一部分，探究其與政府主持的其他公共事務的關係，促進考古工作與政府主持的市政建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有機結合。在此方面，因為專業人員的努力，也因為各級政府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意識的加強，近年來取得了很快的發展。2018年的第六屆中國公共考古論壇就把考古與城市現代化發展列為了主題 。

　　洞穴遺址這樣的似乎沒有多少“利用價值”的文化遺產，在有巨大經濟利益驅動的城市建設面前，往往處於“螳臂當車”的劣勢。但在該次論壇的“洞穴考古”專題研討中，同處喀斯特地區、洞穴遺址遍佈的桂林市和貴州貴安新區則充分認識到了這一獨特文化遺產的價值，將洞穴遺址的保護、開發和利用與城市建設有機結合起來。

　　桂林甑皮巖遺址公園已經成為人文與自然融合的典範，與之相關的原始洞穴主題旅遊項目也開展得有聲有色，為遺址環境保護進行的地下水污染調查對現代城市水源保護提供了重要依據。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實施更大規模的多學科結合的洞穴考古調查和發掘項目，桂林市政府有關部門也開始規劃洞穴遺址資源的整體綜合保護和利用。貴陽貴安新區政府有同樣的文化情懷和遠見，在新區建設之初，就制定了以自然和文化遺產保護為本的方針；牛坡洞遺址的發掘更是獲得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榮譽，也為新區建設提供持久的文化支撐。

　　雄安新區建設是全國矚目的世紀工程，在規劃階段就把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擺在了重要位置，對考古工作進行了詳細規劃。在整體設計階段，考古工作也積極跟進，開展了先期全覆蓋式調查。在建設階段開始後，配合基建項目的考古發掘也得以有序展開。可以預期的是，考古工作成果一定會為這座夢幻未來之城提供穿越時空的經歷史長河流淌而來的獨特意藴。

　　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建設同樣是萬眾關注，時間緊、任務重，為地下文物發掘和保護工作帶來巨大挑戰。但因為北京市政府的重視和文物考古部門出色的工作，整個項目達到了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和利用協調開展的良好效果。漢代路縣故城的發掘和勘探取得重要成果，賦予了副中心深厚的文化歷史底藴。路縣故城保護規劃的制定、遺址保護和展示方案的編制和考古遺址公園先期綠化工程的開展，使得遺址保護和利用成為城市建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此基礎上，有關部門與文物部門更是醖釀出了以大運河文化帶、路縣故城、通州古城、張家灣古城和漷縣古城為中心的“一帶四城”文化保護和城市發展宏大布局，讓文化遺產為城市發展提供持續的滋養。

　　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熱情為公共考古的開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如何在文化建設成為“時尚”的情況下，既把握好機遇、又堅持科學導向和保護第一的原則，是考古從業人員面臨的新問題。在地方政府的各種文化遺產“利用”實踐中，有的偏重休閒娛樂而忽視了文化遺產價值的展示；有的投入資金卻忽視了可持續運營。羅泰在接受關於公共考古的採訪時提出，考古學家應該堅持原則，並以自己的知識讓政府認識到真實的考古釋讀比自以為吸引人的附會具有更加持久的魅力 。其實，這樣的堅持也是保證相關項目持續科學發展的基礎。同時，考古從業人員也應該加強與有關部門和相關領域專家的結合，更積極主動地履行公共考古的義務。

四

　　據統計，有關公共考古的論文在2006年至2016年期間持續增長，但總體而言，一般性的討論和介紹公共考古活動的較多，深入的理論探討還比較缺乏；在報刊上發表的較多，在學科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較少 。近年來，這種狀況逐漸改變，理論探討得到加強，又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新趨勢。

　　2018年在學科頂級期刊《考古》上發表的《公共性與社會化：公共考古學與公眾考古學之思辨》一文是這一趨勢的代表。文章提出區分“公共考古學”和“公眾考古學”兩個概念和兩類實踐，實際可以理解為公共考古學面向公眾傳播知識和將考古工作當做公共事務的組成部分這兩方面內容的劃分。文中總結了中國公共考古學“考古學大眾化”方面的傳統，着重提出要加強考古學“社會性和公共性”方面的探討和實踐。我們上面提到的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與城市建設緊密結合的案例表明，中國公共考古學在“社會性和公共性”方面已經有了豐富的實踐和可喜的進展，但在理論建設方面確實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如論文中所説：“深入探討公眾與考古關係的本質，從理論層面完善為何要實現考古資源共享、為何公眾要參與到考古資源的保護和利用的過程等問題”。

　　“考古學大眾化”方面其實也需要更多的理論分析和建設。例如在向大眾宣傳考古知識時，是以“民智不足”的模式宣講考古研究成果，還是“將一整套工具傳授給人們, 讓他們自己去衡量以不同形式出現的考古發現和相互衝突的主張, 並得出結論” ？在公眾對考古和文化遺產知識的瞭解程度和態度方面的研究也有待提高。正如麥瑞曼在前引論文中所言：“由於考古學家對大眾關於考古信息的態度、概念和信仰缺乏瞭解, 造成了他們在對一羣自己一無所知的聽眾盲目交流的局面, 無怪乎在考古方面許多溝通的嘗試會以讀者的厭倦與誤解而告終”。美國學者對考古知識受眾情況做過不少調查，瑪利亞•拉莫斯和戴維•杜甘尼為美國考古學會做的調查採訪了10106名美國成人，獲得了可靠的結果 。在中國公共考古論壇中，有些大學的文物愛好者協會介紹了自己做的類似調查，對我們理解大學生對考古的認知很有幫助。這樣的研究和探索無疑也應該深入進行。

　　新中國考古七十年，也是中國公共考古發展的七十年。在第一屆中國公共考古論壇上，我們提出：“祖先再也不能回來為我們繪製絢麗的彩陶，製作精美的玉器，建築高大的祭壇，巍峨的殿堂，我們的文化遺產、文明基因不可再生，是每個人應該傾心珍愛的瑰寶。這是考古人執着於公眾宣傳的深層動力。” 這樣的情感和這樣的責任感是考古工作者開展公共考古的初心。牢記此初心，中國公共考古才會迎來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