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的科學性思考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淳

　　當下，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是我國學術界的一個熱點，特別反映在夏朝之爭以及如何認識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問題上。目前對於一些關鍵問題的看法往往眾説紛紜，甚至針鋒相對，特別是中外專家之間的立場判然有別。我覺得，許多爭論的產生，不是研究對象有什麼難度或多麼複雜，而是我們的思路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存在問題。我們傳統的學術訓練一直侷限於經驗性的知識傳授，缺乏科學思維和方法論的基本訓練，這可能是許多重要問題得不到解決、研究水平難以提高的關鍵所在。在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我覺得應該梳理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這需要從科學研究最基本的原理出發，審視我們的研究路徑是否正確。本文首先梳理科學研究的一些關鍵要素，然後思考這些原理和要素對我國文明探源的啓示。

科學方法的要義

　　科學是一種或然性研究或置信度的考量。因此，科學研究從不奢談“真理”，也與信念無涉。科學活動主要是評估觀察對象不確定性的範圍。人們把自然科學稱為硬科學，把社會科學稱為軟科學，這是因為後者不如前者來得精確和客觀，而且容易被主觀理解所滲透。社會科學主要是一類尋找含義的解釋性學科，很難做到完全客觀。而考古學更為特殊，它是從物質文化間接瞭解過去，因此它的或然性或可信度更低。美國考古學家戈登·威利説：“考古學是一門難以捉摸的學科。任何堅持某種記錄絕對可靠的人，很可能是想欺騙別人，也絕對是在欺騙他自己。”

　　社會科學研究涉及三個關鍵要素：第一，本體論，是指研究對象的本質和意義。本體論是對研究對象概念化的精確描述，意在瞭解和描述事物的本質。第二，認識論，有關我們如何認識和了解研究對象，比如觀念主義、唯物主義、價值觀無涉或科學中立等。第三，方法論，是指用來獲取知識的方法與技術，也即採用什麼途徑可以認識事物的真相和本質。這三個方面涉及研究客體的本質、認識的主觀性和客觀性，以及達到目的之方法三個部分。其中任何一方面出現問題或有不足之處，研究的科學性就會存在問題。

　　大部分社會科學研究都是一種比較研究，從對已知的比較來了解無知。特別是考古學，需要從歷史學和民族學材料的比較中來了解古代社會與物質文化。比較也包括解釋，為何不同原因導致相似的結果，或者表面相似的情況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在我國的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就科學性而言，這三個方面都存在不足之處。從本體論而言，我們採用的概念往往模糊不清，使用十分隨意。從認識論而言，主要依賴直覺的經驗主義，缺乏理性主義的邏輯推理和批判性思維。從方法論而言，主要憑藉材料和事實的總結與歸納，缺乏透物見人或因果機理的實證分析。

文明探源的科學性剖析

　　在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我們存在的一個嚴重的、非常普遍的問題就是概念不清，對討論對象的本質沒有統一的科學定義。如果對同一個術語和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那麼再熱烈的討論也是“雞同鴨講”。在我國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文明”“國家”和“城市”這幾個關鍵概念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討論，在科學定義上學界也沒有達成共識。雖然三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但是在討論文明與早期國家中，這三個概念往往彼此互換，或用某個概念來論證另一概念的真實性。比如，用城市（還有文字與青銅器）作為文明與國家產生的標誌，或將文明等同於國家。這三個概念的本質是有區別的，文明一般是指文化、技術和藝術的發展層次，城市是一種聚落形態，而國家是一種政治體制。

　　在概念類比的分析中，我們常用考古學文化來對應族屬甚至國家與疆域。大家比較熟悉的類比，就是將二里頭文化=夏文化=夏民族=夏國=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佈=夏朝的疆域。實際上，這種類比並非以實證為基礎的邏輯推理，而是一種猜測。我們沒有辦法以一批器物類型特別是陶器為前提，依次推導出夏族、夏國以及夏代疆域等結論。這些概念所指對象的性質不同，彼此無法對應與契合。

　　在認識論上，中國的傳統認知途徑基本是“求實”，提倡“眼見為實”，信奉“無徵不信”。這種傳統缺乏現代科學的背景，並沒有把探究表象和緣由的因果關係看作一個可用邏輯推理方法予以解決的問題。歐美的文化傳統是“求真”，並不滿足知道是什麼，而是探究為什麼。同時，科學認知還強調解釋者必須深入到研究對象的外在性與客觀性之中，避免把自己的主觀性和片面性投射到客觀對象之上。

　　在方法論上，我國學者基本上採取經驗主義的歸納和描述，缺乏理性主義的邏輯實證分析，也缺少懷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維。受國學的影響，我們偏好文獻研究，信奉“二重證據法”，強調史料在文明與國家起源中的核心地位，對疑古的科學精神持保留態度。這種研究大多侷限在何時、何地與何人的範圍，缺乏對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成動力和過程的探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國際學界把文明與早期國家的探究從社會不平等的源頭上考察，將去個人化或制度化的不平等看作社會複雜化的起源；這種制度化的不平等造就了長子繼承製世襲不平等的出現，然後是整個社會分層的形成、酋邦社會的出現，而國家的起源則是以酋邦的血緣世襲體制被官僚體制所取代為標誌。

對我國文明探源的啓示

　　現代科學主要是在西歐發展起來的，並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將科學方法論作為科學哲學來研究，一直發展到以伽利略和牛頓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的誕生。科學研究離不開哲學認識論的指導。古代科學方法基本是一種直覺方法或建立在直覺基礎之上的思辨方法。而現代科學雖然也憑藉直覺，但是也以其他精緻方法為基礎，單憑直覺會把人引入歧途。中國的傳統史學基本上是一種缺乏理論的直覺研究，用張光直的話説，就是“利用史實的選擇和描述來表達歷史學家對價值系統的主觀判斷”。這種傳統方法的缺陷，表現在分析概念缺乏科學性和嚴謹性；認識上依賴直覺和經驗，難以透物見人；方法上依賴歸納和總結，難以探究事物和現象背後的因果關係。

　　由於文獻和史學導向在我國文明探源的考古學研究中起着關鍵性的作用，於是造成基本的探索課題都來自文獻，缺乏從文化人類學的類比中增進我們對文明與早期國家發展原因和動力的思考。依賴文獻也使得許多學者雖然口頭承認疑古的歷史意義，但是總體上還是將文獻批判視為一種負面態度。然而，善思和善疑是科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最重要特質，我們對待文獻應該具有自己的批判力和思考力，而不是為積累材料而做一個“書呆子”。法國生物學家貝爾納指出，構成我們研究最大的障礙是已知的東西而非未知的東西，已知的東西會使我們喪失好奇而不再懷疑。

　　我國文明探源在科學方法上存在先天不足的薄弱環節。一方面，大部分研究只是停留在自説自話的狀態，並且對許多重要問題的認識停留在表象分析的層面上，難以深入到因果機理的剖析或提高到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另一方面，我們的研究成果難以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同，無法進行平等的對話。

　　文明探源是世界性的課題，而民族國家仍然是我們進行比較分析的主要座標。如何使得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成為國際人文社會科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我國文明探源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正如俞可平所言，人文社會科學具有超越國家的普遍原理，離開這些原理，就無所謂科學。言必稱三王，行必提堯舜，帶着沉重的懷古情結來觀察和評判現實，這就是我們傳統的思維定式。我們在進行縱向思維的同時，也需要進行橫向思維，即跳出自己狹隘的歷史經驗，虛心學習他人的先進經驗。這才能使中國的學術走向世界，使中國的學術智慧成為全人類學術智慧的重要內容。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