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自戀，“那麼普通，又那麼自信”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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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親密關係上，人們害怕付出，一旦有失敗的風險就迅速抽離；在社會關係上，人與人之間透露着不信任，互相工具化；面對公共事件時，先從指責開始。

　　這便是自戀打開的‘黑暗之門’。可怕的從來不是‘愛自己’，而是以‘自己’為名的對他人與社會的漠視，反思能力的萎縮，以及共情能力的喪失。

　　”

　　“你自戀嗎？”

　　看到這個問題時，你也許會給出否定的答案。

　　現在，把問題換成“你愛自己嗎？”，你是否還會給出同樣的回覆？

　　“愛自己，做自己”似乎是這個時代最正確、最安全的口號，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有太多限制與壓迫。

　　每個人都有訴不完的苦難，我們時常感到內心被壓抑，行動被強迫，每天被一種無形的壓力裹挾着前行。於是，“愛自己，做自己”變成了這個時代的靈丹妙藥，是你逼仄的格子間和卧室裏的一點生機。

　　然而，今天你所聽到的“愛自己，做自己”並不意味着對壓迫的逃離，它更像是一句心理安慰，讓你能心安理得地繼續碌碌無為。

　　當然，“自戀”與“愛自己，做自己”不能完全劃上等號，只是在當今社會中，很多“做自己”，僅僅是個幌子，它的內核是自戀和自私。

　　它不鼓勵改變現狀，只慫恿放大自我；它對施加壓迫的權威點到為止，把解決問題的方法推向個人主義。而越來越多信奉“做自己”是人生真諦的人，實則陷入了一種名為逃避的自洽。

　　“愛自己，做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如此迫切？我們的文化，是如何邊鼓吹自我、邊傳播自戀的？

　　正如《自戀時代》一書所言：“在急於創造自我價值的過程中，我們的文化或許已經向一些更黑暗、更邪惡的事物開啓了大門。”

　　當自怨自艾變成常態，個人主義變成護身符，或許是時候正視日漸膨脹的自我，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戳破氣泡，邁向真正的改變。

　　01.

　　“做自己”從何時開始變得迫切？

　　首先，何為自戀？

　　自戀（Narcissism）最早源自古希臘神話。一名叫納西斯（Narcissus）的少年因在湖面看見了自己的倒影而愛上自己，認為自己是唯一配得上自己的人，在意識到無法擁有自己後鬱鬱而終。納西斯大概不會想到，21世紀的湖中倒影不僅有濾鏡，還能直接改變五官和臉型。

　　誠然，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戀，而適度的自戀能帶來自尊、自愛等積極的心理狀態。在現代醫學範疇內，嚴重的自戀也是一種病。

　　BBC在一篇關於自戀盛行的報道中指出，根據《診斷與統計指南》，患者會出現誇大自我的幻想或行為，對自我的重要性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深信自己超凡脱俗，缺乏同理心，對外界批評反應激烈，有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和特權感。

　　今天要討論的“自戀”自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精神病，而是滲透在我們的文化中的一種泛自戀傾向。這種傾向具有強烈的自我中心意識，讓我們過度迷戀自己的形象和意見，久而久之，我們將失去對他人的同理心與共情能力。

　　就好像近日確認新冠的成都女子，僅僅因其行動軌跡覆蓋幾家酒吧，網絡討伐便立即上升到女德和私生活。這種無視他人真實處境，完全從自我的視角出發的審判行為，正是“自戀病”盛行的證據。

　　沒有什麼比社交媒體更能代表這個時代了，似乎當代人的一切好與不好，都能從中找到根源。

　　社交平台的蓬勃發展，在於它給所有人提供了被觀看、被認可的渠道。再小的個體都能找到觀眾，都能加入某個羣體，獲取前互聯網時代無法想象的存在感。

　　清華大學教授汪民安認為，現代都市“將人均等化，也激發對個性的追求”。社交媒體同樣具備了這種屬性。

　　技術給了所有人均等的表達自我與觀看他人的機會，於是造就了一種矛盾的狀態：人們一方面想與眾不同，另一方面又害怕因過於不同而失去觀眾和同類。

　　在剛接觸海量信息，看見新奇的人事物時，效仿他人的生活方式，成為他人，是順理成章的想法。但逐漸地，當人們被更多信息包裹直至淹沒，他們便會意識到“把他人作為方法”沒有盡頭，而“成為自己”就變成了新命題。

　　成為他人的焦慮被破除後，他人從效仿對象轉變為比較對象。“我”的外貌、“我”的想法、“我”的喜怒哀樂開始加速放大，好在其中找到與他人的不同之處。逐漸，在自戀的框架下，社交媒體衍生出一個特徵——情緒氾濫。

　　前不久，“網抑雲”成為一個網絡迷因。它特指每天午夜之後，網易雲音樂就會出現大量抒發負面情緒的評論，包括但不限於感情失敗、學業不順、得了抑鬱症等等。

　　“網抑雲”現象只是情緒氾濫的病症之一，在日常的對話中，我們表達情緒的詞也越來越大了。用“我抑鬱”取代“我傷心”，“我自閉”取代“我不想交流”，已經成為流行的話語模式。

　　就大部分人而言，他們的情緒真的糟糕到需要病理性詞彙來表達了嗎？大多數情況下不然，人們只是需要一個看起來獨特又易懂的詞去抒發自我，引起同類關注。

　　往積極的方面想，你當然可以説抑鬱症患者和自閉症患者可以更自如地在公共空間表達自己了，畢竟“抑鬱”和“自閉”不再是奇觀。

　　**公共空間的社會意義在於表達自我的同時去傾聽他人。**假如那些“借用”抑鬱和自閉來表達情緒的人，除了表達自我，也更多地去了解抑鬱症患者或自閉症患者的處境，那麼這的確有利於拓寬他們的話語空間。但現實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並沒有這麼做。

　　過度放大情緒的結果是詞彙“通貨膨脹”，而在迷戀自我的情緒、不傾聽他人的情況下，詞彙濫用的下一階段就是對詞彙本身的免疫。

　　正如德國思想家韓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所指，如今的互聯網早已“瓦解為一個個人們主要用來展覽自我、宣傳自我的空間。今日的互聯網無異於一個屬於孤立之自我的共振空間。”

　　02.

　　一鍵轉發的代價

　　知名記者兼媒體人周軼君在談論互聯網時代的真相時説過，在各方信息交匯的社交平台上，情緒越鮮明、越偏激的觀點其實跑得越遠。

　　不難發現，自我的慣性使得人們喜歡從內容市場中尋找共鳴。

　　“這不就是我嗎？”“我也是這麼想的”……逐漸，分享一份內容不再僅僅是因為這份內容質量好，而是因為這份內容裏有“我”的影子，有“我”的情緒；分享的意義不在內容本身，而在於“我”分享了內容。

　　也正因為人們有“被代表”的需求，越來越多內容試圖變成納西斯的湖面。順應大眾情緒、讓大眾找到自己的影子的節目和文章越來越多，幫助人們看見自我之外的反思性內容則越來越少。

　　此外，今天的社交媒體環境中，人人似乎都在等待着公共事件的發生。公共事件是表達自我和尋找羣體的最佳載體，又由於發聲過於便利，每起事件凝聚的情緒和輿論都能在短時間內達到峯值。

　　梁文道在《一日談》中聊到，從前的文人也經常就公共事件進行辯論，但由於刊登的出版過程悠長又緩慢，辯論雙方有時還能早上寫完稿，晚上一起吃頓飯。

　　今天，互聯網式的快速讓認真思考變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即參與到討論當中，而發言和表態的責任也隨之輕浮了起來。

　　這裏無意貶低任何為弱勢羣體、為不公發聲的行為，無論那是一條轉發，還是一條評論，它們當然具有輿論價值。值得思考的是，在義憤填膺的情緒過後，我們是否還能持續地關注相應議題？按下轉發鍵的那一瞬間，我們轉發的究竟是事件本身，還是“關注這件事的我自己”？

　　以《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為例，《人物》發佈的這篇報道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它不僅讓更多媒體和讀者去關注外賣員的生存困境，還促進了最大的兩家外賣平台出台相關政策。

　　可是，之後呢？微信裏的“在看”記錄還在，我們似乎又漸漸回到了每天叫外賣的日子，頂多在訂單未及時送達時多了幾分忍耐。

　　有人可能會説，我也是一個平凡的上班族，不是規則制定者，擴大文章的影響力已經是能做的全部了。對此，看理想專欄作者李厚辰曾提出一個方案：每次點外賣都給騎手額外打賞十元。

　　轉發和點贊過那篇文章的讀者不計其數，假如所有人都能堅持這麼做，相信很多外賣騎手的境遇會有實質性的提高。

　　但現實是，極少人能做到這點，因為“每回都打賞十元”的代價大到侵佔了自己作為消費者所享有的福利。而這，恰恰是一次次激情轉發後，情緒冷卻後，應當沉澱下來的社會責任。責任，從來都不輕鬆。

　　一鍵轉發沒什麼代價，它還能讓人感覺“今天成為了一個更好的自己”。真切地關照他人有代價，它需要長期的關注，需要從線上轉入現實的實際行動。

　　我們當然可以為各種事情發聲，作為平凡人的我們，當然也不可能為關注的所有事件長期付出精力。但起碼在一兩個議題上，我們應該，也能夠做到持續地關注。

　　03.

　　逃避式的自洽

　　除了“情緒先行，責任後置”，當代人的自戀傾向還體現在對自怨自艾的着迷。

　　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在《現代性的隱憂：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一書中寫到，“生活被平庸化和狹隘化，與之相連的是變態的和可悲的自我專注，對所有的這些感受已經以當代文化所獨有的形式回潮了。”

　　無論是早前引起熱議的豆瓣“985廢物”小組，還是從日本蔓延到中國的社畜文化，二者都透露出一種逃避式的自洽。

　　其中的邏輯都是大環境的不可撼動，迫使人們停止思考自己可以改進的地方，反而沉溺在自己的苦難中。

　　“985廢物”們質疑學制，質疑努力，質疑階層；“996社畜”們吐槽領導，吐槽加班，吐槽工作沒意義。

　　久而久之，因為“認清了現實”，所以任何反思都是徒勞無功，改變更無從談起；因為無路可逃，所以只能回到“自我”的這畝地；當自尊碰上體制機器，自怨自艾便是唯一的出路。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對“工具人”、“打工人”、“尾款人”等名號樂此不彼，而“996”則從一場運動，變成一個如今可以出現在廣告文案的名詞。

　　經濟學家盛洪在兩年前接受《好奇心日報》的採訪時説過，“任何時代都有問題……人生來就是在一個有缺陷的社會。那麼他的一生可能做得最有意思、最愉快的事，就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把社會改變那麼一點點兒。”

　　的確，每一代人都面臨着自己的難題，一代人擔心温飽，一代人擔心戰爭，一代人擔心成為螺絲釘。在社交媒體空前發達的今天，問題可能還是那些問題，但訴苦的人變多了，就讓我們對自身的處境極度敏感。

　　問題總會出現，問題不會憑空解決。只有克服自戀，才能在認清現實後繼續前行，沉浸在情緒中只會故步自封，墜入狹隘的自我世界，使生活除了訴苦外別無意義。

　　尾聲.

　　“他人即地獄”

　　薩特曾説過“他人即地獄”。這句來自《禁閉》的名言，在現代社會中顯得尤其沉重。

　　人們越來越相信，痛苦來自他人，因此為了守住幸福，信奉**“個人即自由”**。在“愛自己，做自己”的 路上，現代人拒絕與他者共情，否定所有不確定性。

　　正如汪民安在《現代性》中所寫，“非個體化和個體化，厭世和激情，自保式的算計和高傲的卓爾不羣，這兩種個體的造型在現代都市的生活舞台上上演。”

　　在親密關係上，人們害怕付出，一旦有失敗的風險就迅速抽離；在社會關係上，人與人之間透露着不信任，互相工具化；面對公共事件時，先從指責開始。

　　這便是自戀打開的“黑暗之門”。可怕的從來不是“愛自己”，而是以“自己”為名的對他人與社會的漠視，反思能力的萎縮，以及共情能力的喪失。

　　所以，有解決的辦法嗎？

　　梁文道在《一日談》中談到一件饒有趣味的小事，他很少主動過生日，這兩年都是因為同事準備了才過。“我跟自己的距離比較大”，他説，“所以有時感覺到，別人跟我更親近於我跟我自己”。

　　與自己產生距離，或許是克服自戀的第一步。這並非在倡導大家貶低自我，而是鼓勵大家將自我與他人置於一個平等的關係。要相信，人類的悲歡本可以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