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 論“西北一候”:漢王朝西域決策的戰略思考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在漢王朝邊地事務的處理中,“北邊”因匈奴的強大壓力,首先受到重視。成功控制河西之後,漢文化向西域擴張,“西北邊”的進取受到空前的重視。另一方面,兩漢之際移民南下,江南的開發進入新的階段,全國經濟重心開始向東南方向轉移。對外交通南洋航道的繁榮,也使得東南外向發展的戰略路徑受到重視。所謂“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與“立候隅北”“部尉東南”體現了兩個戰略方向的關係。東漢初年,西域政策有所反覆。班超“定遠”之後,形勢又出現了新的變化。

　　作者簡介： 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文章原刊：《西域研究》2020年第6期。

　　漢王朝邊地行政與防衞,在“北邊”“西邊”“南邊”“東邊”四個方向之中,有“西北邊”之説。這一方位理念,體現了當時社會對“西北”方向的特殊關注。漢王朝投入強大力量經營西域,而民間也以所謂“宜西北萬里”顯現了在西北方向進取創業、博取功名的人生志願。而另一方向,即東南地方對于海洋絲綢之路開拓的意義,也受到重視。當時所謂“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與“立候隅北”“部尉東南”體現了兩者的關係。東漢初年,劉秀對西域持消極態度,而致力於交阯、九真的遠征。兩個戰略方向重心的調整,後來又有所變化。絲綢之路草原交通和海洋交通兩條路徑都非常重要,使得“西北”和“東南”的開發都受到重視。西域方向的新的局面的形成,因班超“定遠”而實現。

　　一 秦漢“四邊”及國家政策的“西北邊”側重

　　反映秦漢政治空間理念的文獻遺存中雖然並不多見有關國家“四邊”的説法,但是相關意識已經形成。馮去疾、李斯、馮劫進諫秦二世:“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説到“四邊”。秦二世説:“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竟……”1此隔絕“四夷”的“邊竟”,實際上也就是“四邊”。《漢書·晁錯傳》説:“(晁)錯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顏師古注:“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2此説諸侯國“四邊”。《漢書·韋玄成傳》:“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3這裏所説的“備虜”“四邊”,應當是漢王朝疆域“四邊”。

　　秦漢關於國家區域形勢,在邊疆與民族問題複雜的地方,分別有“北邊”“西邊”“南邊”的説法。《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4《史記·蒙恬列傳》:“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5《漢書·蕭望之傳》:“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户賦口斂以贍其睏乏……”6《續漢書·五行志六》:“……於是陰預乘陽,故夷狄併為寇害,西邊諸郡皆至虛空。”7《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8《史記·南越列傳》:“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9雖然史籍不多見,但是“東邊”之稱還是存在的。《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李賢注:“謂東、西與北邊。”10這裏所謂“東邊”,指東北方向。通常所説“東邊”者,應該即“緣海之邊”。《漢書·賈山傳》説秦馳道“瀕海之觀畢至”,顏師古注:“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11

　　同時,也使用“西北邊”的區域代號。《漢書·西域傳下》:“今天下遭陽九之阸,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12《漢書·景帝紀》:“(漢景帝六年)六月,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顏師古注:“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佈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13《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説“太僕”屬下“邊郡六牧師菀令”,顏師古注:“《漢官儀》雲牧師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14此“北邊、西邊”,又作“西北邊”。《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李賢注:“《説文》曰:‘廄,馬舍也。’《漢官儀》曰:‘未央大廄,長樂、承華等廄令,皆秩六百石。’又云:‘牧師諸菀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頭。’”15這裏所謂“西北邊”,應當就是“北邊、西邊”的合稱。16《漢書·賈誼傳》:“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17

　　二 “宜西北萬里”的功業追求方向

　　面對匈奴和西域的“西北”方向,其實是漢代社會共同關注的方向。《史記》卷三〇《平準書》記述漢武帝時代多方向進取導致的社會壓力,這樣寫道:

　　……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秏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東南方向的開拓,“招來東甌,事兩越”,造成了“江淮之間”的經濟壓力;西南方向的經營,“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使得“巴、蜀之民”疲憊不堪;東北方向的遠征,“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導致了“燕齊之間”的社會困苦。這幾個方向的進取,都導致局部區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而“北邊”與匈奴的戰事,影響則是牽動全局的,即所謂“天下苦其勞”。甚至國家財政因此出現危局,社會民生受到嚴重衝擊,司法風格也因此發生變化。

　　國家執政機器以及社會上下對“西北”方向的普遍關注,還表現於人們對在“西北”建功立業的積極期望。張騫出使西域獲得成功,又從大將軍衞青擊匈奴,封“博望侯”之後,“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就體現出這種風尚。“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18這些“求使”者謀求的人生髮達,是如同“博望侯開外國道”那樣獲得“尊貴”地位。

　　比較普遍的社會心理傾向,是對西北方向“使外國”“開外國道”以求“尊貴”心懷熱望。1963年8月湖北鄂城出土的一件漢鏡,見於《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著錄。鏡銘文字可見“除去不祥宜古市”“大吉利”“主如山石,宜西北萬里,富昌長樂”等。19所謂“宜西北萬里富昌長樂”,以“宜西北萬里”與“富昌長樂”連説,顯現這種祝福之辭對於“西北萬里”交通行旅的主人前程的美好預期。

　　自戰國時期起,有關“西北”方向即“胡地”的民族地理知識已經為中原人所熟知。《史記·趙世家》記載:“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20《史記·六國年表》所謂“西北取戎為三十四縣”21,《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謂“西北斥逐匈奴”22,指出了秦帝國“西北”方向軍事戰略的重要主題。《史記·律書》:“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23《史記·天官書》:“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24體現了中原人有關“西北”的生態環境與民族地理知識。《史記·大宛列傳》:“初,天子發書,《易》雲:‘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雲。”25《史記·樂書》:“嘗得神馬渥窪水中,複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26漢武帝不遠“萬里”,“經萬里”“涉流沙”,於“西極”尋求“神馬”“天馬”的詩句,表現了對“西北”方向積極進取的堅定不移的決心。所謂“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27,體現了漢王朝“西北”開拓的新局面。

　　西域各國距離中原的路途,《漢書·西域傳》有一些里程數字。超過“萬里”的,如:“(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十里”,“(西夜國)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依耐國)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難兜國)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罽賓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安息國)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國)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桃槐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休循國)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28“(烏貪訾離國)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29參考這些里程記錄,有助於理解我們討論的鏡銘文字“宜西北萬里”的意義。關於西漢王朝的西域經營,班固言“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30,此所謂“萬里”,與“宜西北萬里”的“萬里”,均所謂“統言萬里者,亦大略計”31。

　　三 對外戰略的兩個重心:“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西漢王朝關注世界的視線,在漢武帝之後已經在兩個方向聚焦。在西北方向之外,亦注視東南。《漢書·地理志下》有對於南洋航路的明確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户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32其交通方式,包括:“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又船行可四月,……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步行可十餘日……”繼續行進,“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又説,“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可見南洋交通主要是“船行”。

　　所謂“蠻夷賈船”在這一交通體系中的作用,推想也許有在南洋航路上冒險轉運的“蠻夷”商人以及“蠻夷”船長、“蠻夷”水手。他們經歷“又苦逢風波溺死”的風險,通過生死搏爭取得利益。《漢志》所謂“亦利交易,剽殺人”,似乎又説這些“蠻夷”出身的商運人員只是參與局部的、間接的、片段的交易。畢竟他們是在“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的經濟生活背景下參與這種“市”的過程的。

　　無論對“蠻夷賈船”的“蠻夷”怎樣理解,都必須承認這一中原文獻記錄反映了外族參與南洋航行的歷史真實。我們考察草原絲綢之路開通與繁榮的歷史時注意到,以遊牧和射獵為主體生產方式的草原民族對於絲綢之路貿易,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絲綢之路”交通格局的形成,是多民族共同努力的歷史成就。匈奴民族與西域草原民族促進“絲綢之路”交通的歷史文化貢獻,漢文歷史文獻有所記錄,考古發現的文物遺存也可以提供實證。匈奴通過關市及漢王朝“賂遺”得到的超出消費需要數額的“錦繡繒帛”和“絮”,是可以通過轉輸交易的方式獲取更大利益的。33西域草原民族曾經以經商能力優勢,在絲綢貿易活動中有積極的表現。“西域賈胡”在中原的活躍,成為漢代經濟生活的重要風景。對於張騫“鑿空”提供直接幫助的,有堂邑父的實踐以及張騫“胡妻”的理解和支持。而大宛、康居、烏孫的“導譯”們的歷史功績,也是不能磨滅的。34

　　《史記》和《漢書》都有番禺集散紡織品的記載。而《漢書·地理志下》説,中原人往南洋遠途貿易,“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所攜帶的是“黃金雜繒”。這是對於海上文化交流通道以絲綢為主要交易商品的較早的明確記載。通過所謂“蠻夷賈船,轉送致之”,我們也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繁榮,是多民族合作成就的偉大事業。

　　西北與東南兩條主要路徑的對外經濟聯繫與文化交往,使得漢王朝的軍事戰略與外交政策必須關照兩個方向。漢人世界眼光的聚焦,導致出現“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的説法。

　　揚雄《解嘲》通過“客”與“揚子”的對話,闡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立場。他寫道: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鹹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這段文字説到“大漢”的“左”“右”和“前”“後”。所謂“右渠搜”“後陶塗”,是説“西北”方向。關於“東南一尉”,顏師古注:“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然而揚雄原文,“東南一尉”對應的是“左東海”,“前番禺”。所謂“西北一候”,顏師古注:“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35沈欽韓《漢書疏證》:“《地理志》:中部都尉治敦煌步廣候官。《續志》:張掖屬國有候官城。”36

　　《漢書·律曆志上》説“募治歷者”“造漢《太初曆》”事:“乃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關於“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顏師古注:“可者司馬之名也。宜君亦候之名也。候,官號也。故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37這裏所見“酒泉候宜君”與“西北一候”的關係,還可以討論。

　　《後漢書·文苑傳上·杜篤》載杜篤《論都賦》言漢武帝“鈎深圖遠”的成就,首先説西北方向的成功進取:“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票騎,勤任衞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捲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罽帳,系閼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馳坑岸,獲昆彌,虜亻數侲,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並域屬國,一郡領方。立候隅北,建護西羌。”38所謂“立候隅北”,當然是對“西北一候”之典的照應。

　　《白孔六帖·邊戍》:“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劉歆言漢武帝。”39劉歆不可能言説於漢武帝。如果説劉歆“言漢武帝”時事,其説未知所本。根據我們看到的明確的信息,“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出自揚雄筆下。

　　四 劉秀:“東西南北自在也”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東漢初年,漢光武帝劉秀對於西域紛亂的局面,採取了相對消極的政策:

　　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併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40

　　“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的西域“十八國”執政者在建武二十一年(45)在“得見”“天子”時已經大失所望。“是時賢自負兵強,欲併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大憂恐”,與敦煌太守裴遵又商定“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取得漢王朝名義上的庇護,“天子許之”。這是“諸國侍子”“留敦煌”情形形成的因由。然而次年莎車王賢基於“都護不至”的準確判斷,“發兵攻鄯善”,“殺略千餘人而去”,“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在危急情勢下,鄯善王上書言“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而劉秀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導致“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

　　導致西域形勢嚴重惡化的漢光武帝劉秀“東西南北自在也”回覆,所表達的理念,得到後來一些政論家、史論家的肯定。

　　以為劉秀“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的態度合于時宜,以為正當合理的解説,曾經成為史論的正統。班固在《漢書·西域傳下》進行了對漢王朝西域政策的全面回顧,其中肯定了漢武帝“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以為:“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又就西域戰略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對於西域地理人文情勢,班固是有所瞭解的。他説:“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他認為,西域“得”“棄”,是可以取適宜的戰略調整的。對於漢武帝時代的艱苦經營,“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財政的不足導致行政的嚴酷,引發社會危機嚴重,“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41在這一認識基點上,班固指出,東漢初年西域政策的調整是明智的。“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鹹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羇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42《資治通鑑》卷三五“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以“班固論曰”的形式引錄了這篇史論。最後所言“建武以來”作:“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鹹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43司馬光對班固的意見,是贊同的。

　　這樣的認識在後世政論和史論中頗有影響。我們看到《登壇必究》論邊疆政策,就表明了“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的判斷,以為“班固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斯言盡之矣”。於是主張對於邊疆民族和域外近鄰民族,“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知之,斯為得矣。”論者以為漢代富於進取精神的政策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正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婚姻、求珍寶,是皆無益於治亂。”44明王衡《輪台賦》自漢武帝輪台詔宣佈國家政策的扭轉説起,也評價了劉秀“寧閉關”“毋動遠”,截止“徵車賦馬之為”決策的正面意義:“出玉門兮千里,覽輪台之故墟。望燉煌而漸遠,逝張掖以猶紓。聯昆漠之外藩,系車師之攸居。殷斥鹵以難籍,羌秉來其焉如。若夫青陽改候,協氣盈疇。顧塞口之猶寒,凜寒風而颼颼。舉趾則畚鍤不入,播種則黍稌不收。豈幅員之不足,借畎畝於邊陲?”“乃有炎漢計臣,徵和策士,已快意於撻伐,遂動心於耘耔。”論者接着寫道:“於是擬滄海朔方之置,比狼居燕然之封。期逢迎於一中,願常試乎三農。夫以不毛之區,冀有秋之獲。是其為計也,以貪而成拙,以吉而就兇。幸天心之厭亂,賴主計之從容。曰:予借侈以高視兮,惟封疆之故也。苟曰封恬其無恙兮,何必召茲禍也。於是黯然動色,穆然遐思。傷心於桂海冰天之日,絕意於徵車賦馬之為。寧閉關而東西南北自在,毋動遠而要荒綏甸皆離。蓋罪己之言,即稽之禹湯,而不啻其實;知非之念,即較之伯玉,而不以為遲。”45對於所謂“寧閉關而東西南北自在”的理解和讚譽,作了明朗的表態。明人李廷機就“島夷犯朝鮮”形勢言“自古御夷”戰略,説道:“周玁狁內侵,薄伐驅之出境而已。漢文帝忍謾書之恥,與匈奴和親。”隨後即舉劉秀史例:“光武時,西域請都護不許。西域急,復請。謂不救且歸匈奴。帝報曰:今中國大兵未能即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又舉唐宋多例,指出:“古今御夷不輕言戰。人但見宋天下入於夷狄,則雲宋以和自愚,不知唐漢何説哉!”46所論對漢光武帝劉秀“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態度的理解,是有歷史合理性的。然而與漢王朝局部的短暫的保守消極策略與“宋天下入於夷狄”相比擬,其實很不合適。

　　我們看到,李贄《史綱評要·東漢紀》“(建武)二十二年”條在劉秀“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句下有這樣的評判:“也是、也不是。”47

　　清代學者何焯《義門讀書記·後漢書·列傳》“西域傳”有關於“安息國”“大秦國”“天竺國”的文字。這些國度是“西北”草原絲綢之路和“東南”海洋絲綢之路共同能夠到達的地方。“莎車國”條寫道:

　　莎車國。敦煌太守裴遵上言至賢由是始恨。48 遵言是。然迫奪則又失懷遠之宜。光武此舉未盡善。賴賢以佳兵自滅耳。

　　隨後一條涉及劉秀所謂“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堅忍。49

　　何焯以“堅忍”評價劉秀有關西域戰略的態度,或許是對基於務實原則,明確因“中國初定,北邊未服”時勢所決定的政策的一種高度肯定。這種近似放棄控制權和影響力的政策,對漢武帝以來西域關心的熱度,體現了基於冷靜思考的大幅度降温。

　　西域十八國“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面對強敵“攻擊”,拒絕“絕通漢道”的要求,以致敗亡,士卒犧牲,甚至國王赴死,仍然心想漢王朝,而事後“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綜合考慮形勢的變化,可知漢光武帝劉秀的清醒,是可以用“堅忍”二字評價的。漢代人物評價用“堅忍”語,見於《史記·張丞相列傳》趙堯評價周昌所謂“其人堅忍質直”。50《漢書·趙堯傳》寫作“其人堅忍伉直”。51何焯用語“堅忍”也許與趙堯所謂“堅忍”未必完全一致。

　　五 馬援遠征交阯九真

　　劉秀還鄉,“置酒作樂,賞賜”,“宗室諸母”“酣悦”有言:“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劉秀大笑,答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52光武時代西域決策“東西南北自在也”,是否可以理解為“謹”與“柔”的表現呢?如果説這與“理天下”“以柔道行之”有關,則“柔道”並非全面的退讓。在西北方向“寧閉關”“毋動遠”決策稍前,建武十八年(42)夏,馬援受命以伏波將軍名義率軍平定徵側、徵貳武裝暴動,又進而南下九真,到達上古時代中原王朝軍事力量南進的極點。這次成功的遠征,由海陸兩道並進。樓船軍經海路南下,指揮安排、戰爭規模、進軍效率以及與海路陸路部隊的配合都超越了漢武帝時代樓船軍浮海擊南越、擊東越、擊朝鮮故事,成為戰爭史中新的遠征記錄。劉秀西北政策的保守和南海經略的積極,值得軍事史、外交史以及區域經濟文化史研究者關注。這一情形與東漢以後全國經濟重心向東南的轉移呈示方向共同的歷史趨勢。而討論漢代海洋探索和海洋開發的進步,尤其應當重視這一史實。南海海面馬援軍“樓船”“伏波”的成功,有漢武帝時代數次海上遠征經驗,以及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南海航行者艱險的海洋探索所提供的技術基礎。53

　　馬援南征,對于海洋絲綢之路通行條件的維護,對於中原王朝在東南方向擴展其經濟與文化的外延,意義非常重要,影響非常久遠。54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記載:“(二十一年)其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55《後漢書》屢見“未遑外事”之説。如《後漢書·西域傳》:“匈奴斂税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56《後漢書·南匈奴列傳》:“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57所謂“未遑外事”似乎是東漢人語言。班勇上議曾言:“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58與劉秀建武時代在西北方向的收縮政策相對應,漢王朝在東南方向卻調動“大兵”積極進取。漢光武帝發起了對交阯、九真的遠征。兩個方向的政策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平定交阯、九真不被看作“外事”,應當與當地已經置郡有關。而東南方向的區域經濟形勢也應當注意。兩漢之際,全國户口數字呈現負增長趨勢,然而建武年間,交阯郡“西於一縣,户已有三萬二千”。而永和五年(140)文化中樞地區三輔郡級行政區的户數,京兆尹不過五萬三千,左馮翊不過三萬七千,右扶風不過一萬七千。59

　　揚雄“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語是有顯著影響的。“東南”與“西北”對應的思路,也見於後世許多有關中原與外域交往的政論和史論。南朝梁徐陵《在北齊與楊僕射書》:“若謂覆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這裏説“西朝”“東虜”。清吳兆宜注:“揚雄《解嘲》:‘大漢東南一尉,西北一候。’”60《藝文類聚》卷五九引周庾信《慶平鄴表》:“臣聞太山樑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複製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天籬武落,剡木弦弧。席捲天下之心,苞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61宋呂祖謙《講武殿記》:“天錫藝祖,神武大略,表正萬邦,靈旗所指,四方君長,墮玉失舄,歸地王府,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灌烽滅燧,開炎統丕丕之基。”62明敖文禎《賀大中丞秦舜峯岑岡奏捷榮膺寵命敍》:“夫今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幹羽寢於兩階,而舌人坐通九譯。”63明馬世奇《人君道德益高則益壽》取其意,而文辭則寫作:“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植於交河之北。”64所謂“席捲天下”,“八荒”“揆一”,界定大一統的“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是華夏“禮”“樂”“政”“法”行施的極點。

　　前引《漢書·揚雄傳下》“東南一尉”,顏師古注引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元和郡縣誌》卷二六《江南道二·台州》:“《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越地,秦並天下置閩中郡。漢立南部都尉。本秦之回浦鄉,分立為縣。揚雄《解嘲》雲‘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是也。”《校勘記》:“西北一候。今按:各本‘候’誤候。《考證》雲:‘尉、侯並漢末職,主伺察。’”65《太平御覽》卷一七一《州郡部·台州》:“《漢志》曰:回浦東部都尉,理屬會稽郡。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66所説或在會稽,或在閩中,均與馬援經營交阯、九真距離甚遠。然而考慮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後一次出巡,《史記·秦始皇本紀》“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67之“南海”的空間指義,對於“東南一尉”是否一定有確定的位置,應當是可以形成比較合理的理解的。《太平御覽》卷二四一引《臨海記》的説法值得注意:“漢元鼎五年,立都尉府於候官,以鎮撫二越。所謂‘東南一尉’者也。”68所謂“鎮撫二越”,沈欽韓《漢書疏證》卷三三引作“鎮撫二粵”。69

　　兩漢之際移民南下,江南的開發呈現新的形勢,全國經濟重心開始向東南方向轉移。70對外交通南洋航道的繁榮,71也使得東南外向發展的戰略路徑受到重視。不過,以“西北一候”為象徵的西域經營的重要地位,在漢王朝的行政史中依然有突出的顯現。

　　六 “定遠慷慨,專功西遐”

　　劉秀時代的西域政策,史家多歸之於實力不足,稱之為“東漢國力較弱”,“西域不能像西漢那樣久通”。72“劉秀這時正忙於鞏固帝國內部的統治”,“沒有力量派兵到西域去”。73“東漢王朝的政治、軍事力量比較薄弱,對北方地區鞭長莫及”。74“在當時中國的西北,又造成了一種與西漢初相同的嚴重局勢。”我們注意到,劉秀在東南方向的進取,並非“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而東漢王朝西北方向的保守戰略,待時機成熟之後就有所扭轉。正如有的史學論著所指出的,“東漢初對匈奴僅有防禦之備,而無反攻之力。”75然而又有這樣的歷史蹟象值得關注,馬援遠征交阯、九真取勝後,有致力於“北邊”的表示。“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76《資治通鑑》系此事與建武二十年(44)“秋,九月”。孟冀語寫作:“諒!為烈士當如是矣!”77

　　據《後漢書·馬援傳》,“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78《資治通鑑》的記述是,“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二十一年(45),“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年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跡。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79《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冬十月,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不克。”80《後漢書·馬援傳》:“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81《後漢書·烏桓傳》:“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82馬援自交阯、九真“軍還”之後,有北擊草原民族騎兵的軍事行為,雖然“無功”“不克”,但是主動“出塞”的戰績已經表現出“男兒”“烈士”的英雄主義精神。

　　漢王朝在西北方向的積極進取,突出表現為班超的戰功。《後漢書·班梁列傳》説,班超“為人有大志”,“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有相者預言“當封侯萬里之外”。“使西域”時,在鄯善斬殺匈奴使,使得“一國俱怖”,“遂納子為質”。至於窴,迫使於窴王“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又平定疏勒,“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於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上疏文字言:“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於窴實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併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所謂“先帝欲開西域”,明確了對漢王朝西域戰略的理解。班超得到信任和支持,實現“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的成功之後,得到詔令嘉獎:“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懾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持其險隘,覆沒都護,並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於窴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户。”83其中數見“先帝”的思考與言行,透露了漢王朝有關西域戰略設計的思路與實施的步驟。

　　《後漢書·班梁列傳》以“論曰”形式説班超與梁慬“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又“贊曰”表述了對班超的頌揚:“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84班超“奮西域之略”“成功立名”,如果不限於個人成就的總結,而是由此關注以“漢”為代表性符號的政治實體、民族羣落、軍事集團、文化系統之歷史走向的考察,可能更有意義。

　　七 “西北”“東南”並重戰略與絲路的草原方向和海洋方向

　　湯因比曾經論述“草原”與“海洋”對於交通的重要作用。他説:“航海的人們很容易把他們的語言傳播到他們所居住的海洋周圍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臘航海家們曾經一度把希臘語變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區的流行語言。”“馬來亞的勇敢的航海家們把他們的馬來語傳播到西至馬達加斯加東至菲律賓的廣大地方。”“在太平洋上,從斐濟羣島到復活節島、從新西蘭到夏威夷,幾乎到處都使用一樣的波利尼西亞語言……”“此外,由於‘英國人統治了海洋’,在近年來英語也就變成世界流行的語言了。”而“草原”這種地理條件竟然表現出和“海洋”類似的作用。湯因比説,“在草原的周圍,也有散佈着同樣語言的現象。”“由於草原上遊牧民族的傳佈,在今天還有四種這樣的語言:柏伯爾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印歐語。”這幾種語言的分佈,都與“草原上遊牧民族的傳佈”有密切關係。回顧中國古史,確實可以看到北邊的草原和東方的海域共同為交通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孕育於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文明通過這兩個方面實現了外際交流,形成了大致呈“┐”形的文化交匯帶。

　　考察絲綢之路史,可以發現草原絲路在“西北”方向,海洋絲路在“東南”方向,分別實現與外域文化的交流。這一“┐”形圖象向外申發的“西北”與“東南”兩個重心,正與揚雄所謂“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一致。

　　漢王朝對外聯繫的兩個重要方向,曾經共同受到重視。有歷史學和地理學見識的明智學者的表述,體現了漢代中原社會對“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的特別關注。正是這樣的文化條件,成就了絲綢之路草原方向和海洋方向共同的繁榮。

　　前引《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載《論都賦》説“立候隅北”之後,即言“部尉東南”:“南羈鈎町,水劍強越。殘夷文身,海波沫血。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部尉東南,兼有黃支。連緩耳,瑣雕題,摧天督,牽象犀,椎蜯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85杜篤誇耀“大漢之盛”時,強調了“立候隅北”與“部尉東南”的重要意義。而東漢時期兩位分別在“立候隅北”與“部尉東南”兩個方向建立功勳的班超和馬援,也大致同時在東方歷史記憶中成為高大的英雄。唐李益《塞下曲》:“伏波惟願裹屍還,定遠何須生入關。莫遣只輪歸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86儘管主題在於歌頌“塞下”功業,但“伏波”與“定遠”並立。唐李商隱《為濮陽公陳情表》:“雖馬援據鞍,尚能矍鑠;而班超攬鏡,不覺蕭衰。”87對於英雄垂老,同聲感嘆。人物品格評價是大體一致的。又宋蔡戡《東歸喜而有作》:“空慚馬援標銅柱,自分班超老玉關。”88可知“馬援”“銅柱”,“班超”“玉關”是可以相互比較的象徵性地標。宋范仲淹《張刺史綸神道碑》:“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89類似的詩文遺存還有很多。這裏“班定遠”和“馬伏波”往往以大致並列的形象,一方面振奮着我們的民族精神,一方面紀念着我們的歷史光榮。而絲綢之路“西北”“東南”兩個走向的意義,也因此得以鮮明地顯現。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六“信美樓記”條寫道:“項平甫作《信美樓記》”,引“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説王粲“雖遁身南夏,而系志西周”。又説:“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台》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嘆,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90班超、馬援遺存文字多記錄出自遠征體驗的真實情感。這裏不評價班超、馬援作品,亦不與王粲賦作相比較,只是提示“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被看作文化品味類同的文字的事實。

　　宋綦崇禮《志氣篇》寫道:“馬援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班超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立功異域。”“臣讀《吳子》曰:志在吞敵者必如其行列,若馬援、班超類能進此。”91元方回《平爪哇露布》也有這樣的文句:“事危於馬援之南征,地遠於班超之西域。”92馬援和班超在“西北”“東南”兩個方位表現的“丈夫”之“志”及其實現的功業,給人們留下的記憶是同樣深刻的。以此為視點思考“東南一尉”與“西北一候”的對應關係所體現的戰略思考,以及“西北一候”的特殊意義,應當有助於獲得對於漢王朝西域政策的新的認識。而西域史的某些情節,也因此更為清晰。

　　註釋

　　1《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271頁。

　　2《漢書》卷四九《晁錯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2300頁。

　　3《漢書》卷七三《韋玄成傳》,第3126頁。

　　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52頁。《史記》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第2449頁。可知“北邊”之説,戰國時已經出現。

　　5《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第2570頁。

　　6《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第3216頁。

　　7《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第3362頁。

　　8《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803頁。

　　9《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列傳》,第2968頁。《漢書》卷九五《南粵傳》:“……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第3848頁。

　　10《後漢書》卷八《靈帝紀》,第339頁。

　　11《漢書》卷五一《賈山傳》,第2328～2329頁。

　　12《漢書》卷九四下《西域傳下》,第3824頁。

　　13《漢書》卷五《景帝紀》,第150頁。

　　14《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9頁。

　　15《後漢書》卷四《和帝紀》,第175頁。

　　16也有“南北邊”合稱的説法。《漢書》卷一四《諸侯王表》言削藩之後的形勢:“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顏師古注:“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矣。’”第395～396頁。

　　17《漢書》卷四八《賈誼傳》,第2240頁。

　　18《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3167、3171、3169、3170頁。

　　19湖北省博物館,鄂州市博物館編:《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1986年,圖版46,圖版説明第9頁。

　　20《史記》卷四三《趙世家》,第1812頁。

　　21《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第757頁。

　　22《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53頁。

　　23《史記》卷二五《律書》,第1243頁。

　　24《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第1347頁。

　　25《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3170頁。

　　26《史記》卷二四《樂書》,第1178頁。《漢書》卷二二《禮樂志》載“《天馬》十”:“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沬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元狩三年馬生渥窪水中作。”又:“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崑崙。天馬徠,龍之媒,遊閶闔,觀玉台。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第1060～1061頁。

　　27《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3170、3169、3173頁。

　　28《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第3881～3884、3888～3891、3894、3896頁。

　　29《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918頁。

　　30《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928頁。

　　31[明]章潢:《圖書編》卷八六《九畿九服論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145頁。參看周新:《鄂城漢鏡銘文“宜西北萬里”小議》,《南都學壇》2018年第1期,第19～23頁。

　　32《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71頁。

　　33王子今:《直道與絲綢之路交通》,《歷史教學》2016年第4期,第3～10頁。

　　34王子今:《草原民族對絲綢之路交通的貢獻》,《山西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第52～63頁。

　　35《漢書》卷八七下《揚雄傳下》,第3568頁。

　　36[清]沈欽韓等撰:《漢書疏證》(外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六年浙江官書局刻本2006年4月影印版,第2冊第137頁。

　　37《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上》,第975、977頁。

　　38《後漢書》卷八〇上《文苑傳上·杜篤》,第2600頁。

　　39《白氏六帖》卷五七《邊戍》,民國景宋本,第504頁。[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四庫類書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04頁。

　　40《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第2924頁。

　　41漢武帝晚年西域戰略的轉變,見田餘慶:《論輪台詔》,《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3～20頁。

　　42《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2928～2930頁。

　　43[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中華書局,1956年,第1404頁。

　　44[明]王鳴鶴輯:《登壇必究》卷二二,清刻本,第909頁。

　　45[清]陳元龍輯:《歷代賦匯》卷一〇八《覽古》,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699頁。

　　46[明]李廷機撰:《燕居錄》,明末刻本,第3頁。

　　47[明]李贄評纂:《史綱評要》卷一〇《東漢紀》,中華書局,1974年,第269頁。

　　48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此句作“莎車國敦煌太守裴遵上言……”,“莎車國”後無標點。依“安息國。”“大秦國。”“天竺國。”前例,應作:“莎車國。敦煌太守裴遵上言……。”

　　49[清]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卷二四《後漢書·列傳》“西域傳”,中華書局,1987年,第411～412頁。

　　50《史記》卷九六《張丞相列傳》,第2678頁。

　　51《漢書》卷四二《趙堯傳》,第2096頁。

　　52《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第68～69頁。

　　53王子今:《漢武帝時代的海洋探索與海洋開發》,《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第57～70、155頁;《馬援樓船軍擊交阯九真與劉秀的南海經略》,《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5期,第94～100頁。

　　54王子今:《伏波將軍馬援的南國民間形象》,《形象史學研究》(2014),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29頁。

　　55《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第73頁。

　　56《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第2909頁。

　　57《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列傳》,第2940頁。

　　58《後漢書》卷四七《班勇傳》,第1587頁。

　　59《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援奏言西於縣户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李賢注:“西於縣屬交阯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封溪、望海,縣,並屬交阯郡。”第839頁。《續漢書·郡國志五》:“麊泠,曲陽,北帶,稽徐,西於,朱鳶,封溪,建武十九年置。”《後漢書》,第3531頁。三輔户數見《續漢書·郡國志一》,《後漢書》,第3403～3406頁。王子今:《嶺南移民與漢文化的擴張——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的綜合考察》,《中山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第110～116頁。

　　60[南北朝]徐陵;[清]吳兆宜撰:《徐孝穆集箋註》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0頁。

　　61[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074頁。

　　62[宋]呂祖謙撰:《東萊集》外集卷四《宏詞進卷二》,民國《續金華叢書》本,第328頁。

　　63[明]敖文禎撰:《薜荔山房藏稿》卷七《序》,明萬曆牛應元刻本,第147頁。

　　64[明]馬世奇撰:《澹寧居文集》卷二,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22頁。

　　65[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中華書局,1983年,第627、639頁。今按: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作“候”,第276頁。

　　66[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中華書局用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1960年2月複製重印版,第833頁。

　　67《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60頁。

　　68[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第1144頁。

　　69[清]沈欽韓等撰:《漢書疏證》(外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六年浙江官書局刻本2006年4月影印版,第2冊第137頁。王先謙《漢書補註》轉引同。王先謙撰:《漢書補註》,中華書局據清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刊本1983年9月影印版,第1506頁。

　　70王子今:《試論秦漢氣候變遷對江南經濟文化發展的意義》,《學術月刊》1994年第9期,第62～69頁;《漢代“亡人”“流民”動向與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進步》,《湖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第30～35頁。

　　71王子今:《秦漢時期的東洋與南洋航運》,《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1～8頁;《東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文史哲》2012年第1期,第48～54頁。

　　72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46頁。

　　73何茲全著:《秦漢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6頁。

　　74林幹著:《匈奴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6頁。

　　75翦伯贊著:《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359～360頁。

　　76《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第841頁。

　　77[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第1399頁。

　　78《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第842頁。

　　79[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第1400頁。

　　80《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第73頁。

　　81《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第842頁。

　　82《後漢書》卷九〇《烏桓傳》,第2982頁。

　　83《後漢書》卷四七《班梁列傳》,第1582頁。

　　84《後漢書》卷四七《班梁列傳》,第1594頁。

　　85《後漢書》卷八〇上《文苑傳·杜篤》,第2600頁。

　　86[唐]李益撰;[清]張澍輯:《李尚書詩集》,清《二酉堂叢書》本,第5頁。

　　87[唐]李商隱:《李義山文集》卷一,《四部叢刊》景稽瑞樓鈔本,第6頁。

　　88[宋]《定齋集》卷一九,清光緒《常州先哲遺書》本,第153頁。

　　89[宋]杜大珪撰:《名臣碑傳琬琰集》上卷一八,宋刻元明遞修本,第130頁。

　　90[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第230～231頁。

　　91[宋]綦崇禮撰:《北海集》卷三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第198～200頁。

　　92[元]方回撰:《桐江集》卷五,清嘉慶《宛委別藏》本,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