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的未來十年還有什麼機會？_風聞

作者 / 呂世明

“相信又一場大洗牌即將開始，就像移動互聯網轉型一樣，上不了船的人將逐漸落伍。”

最新出版一部年度特刊《三觀》的前言中，馬化騰先生這樣表示。

十年前當移動互聯網逐步取代傳統消費模式時，幾乎沒有人會預料到今時今日其強大的影響力，其實也沒有人會想到在電影層面，今天的變化也是我們無法預料和想象的。

其實仔細想一下，疫情的發生對於中國和中國電影必定是一場“衝擊”，沒有本次疫情，我們可能還暢想在未來不斷增長數字所帶來的快感和麻痹，疫情讓我們能夠真正認清很多事情的本質。

中國電影的未來十年，會經歷怎樣的衝擊？他能經受得住洗牌嗎？每個從業者都應該在這個浪潮中如何生存下來呢？

中國電影慢下來了

幾年前盛傳的在帝都漫咖啡可以敲定中國電影九成項目的美景似乎已經不再，但很多影視項目要麼停留在PPT上，要麼就永久封存無人問津了，不過在咖啡廳裏面仍然會有很多人談一些項目。

並不是説在咖啡廳裏面談的項目就一定不靠譜，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情況會存在，似乎説明在某種程度上，喝着咖啡、吃點小甜品這種慢悠悠的社交方式會讓雙方都放下戒備心理，能夠更好的交流影視項目。

其實這幾年中國電影的高速增長更多直白的體現在數字上，影片的質量和觀眾的增長有待商榷，追求電影快銷品的特性在不斷體現，這種快速的發展方式在電影市場存在較大空白和急迫的需求時沒有問題，但在市場出現飽和以及有拐點傾向時，一切都要回到傳統的道路上去。

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時期，拍電影需要真金白金砸下去，且無法預料其回報時，最初電影的投資方和拍攝方，往往要慎之又慎，這既包含對電影的敬畏，也飽和對資本的尊重，一個項目不開幾十次會議根本定不下來。

當然現階段電影的投資拍攝會更復雜一些，參與進來的人、公司企業和資金也更難協調統一，甚至一些影片的出品方會多達二三十家，在某種程度上會加大所有項目的協調性，讓商討一部影片可行性分析會變得愈發困難。

不過正因如此，通過更密切和頻繁的談判方式，讓任何一部電影都慢一點、讓所有項目儘可能多通過一些可行性研究，畢竟在疫情後，最顯現的事實便是，如果影片質量不過硬，任何微小的瑕疵都會讓影片一敗塗地。

製片方、出品方和宣發方的邊界會越來越模糊

一個設想，接下來，也許不會再有純粹的電影發行公司、電影出品公司、電影營銷公司、電影製片公司，而是每個公司都會參與出品，都會負責一些項目宣或者發，都有可以自己做出項目的製片團隊，大家都變成了電影公司。

近幾年中國電影出現了很多製片方、投資方、宣發部門相互扯皮和推諉責任的事情，甚至有一些鬧的對簿公堂，最後往往讓雙方面都沒有什麼得到什麼好處，只不過讓吃瓜羣眾有了茶餘飯後的談資。

目前中國電影各個層面之間的溝通還是非常之少，一些從業五六年的兩個非常熟悉的電影人，可能也就僅僅通過這種方式才能見面，彼此的信任和溝通其實是無從淡起的。

電影最終講的仍然是人和人的故事，他是挺需要先有人和人之間的溝通做一切的基礎。雖然表明上來看，所有方式都可以通過網絡去解決，但無論如何最終還是需要每個人去實現所有的功能，即便在未來已經非常發達的今天也是如此。

前兩年中國電影在面臨拐點的時期，就有業內人士提出大家需要“抱團取暖”，儘可能多見面、多交流、多溝通，這不僅僅是在無項目時的一種溝通，也包括了在合作過程中，製片方、投資方和宣發方，要多利用各種可能的社交方式去多交流，同時也要彼此加強相互之間的信任，互相的投資和介入，也是最為實在的信任和負責。

中國電影每一個層面，

都需要用社交方式重新定義

其實中國電影在追逐潮流方面一點都不落後，所有最時髦的方式中國電影無論各個環節上都要體驗一遍，同樣也包括了相關部門的政策法規，也往往會通過電影來推演和實現。

當然用目前中國電影高度的工業化程度來看，我們的確可以在極短時間用舉國之力去拍攝和完成一部電影，但這種突破常規的方式並不是中國電影應該去做的事情，至少他未必了電影很多的基本原則。

誠然社交方式的便利性必須認同，他減少了一定的成本，但指望網絡徹底的取代人和人面對面的社交，仍然有一定難度。

目前這種極為便利的社交方式其實也已經差不多走到了一個峯值和頂點，當一個事物發展到不大可能有進步的事情，也就到了重新回到原點，再次出發的時候了，現階段也的確到了重新定義中國電影在各個層面的社交方式架構的時間節點。

從最簡單的一面來看，普通觀眾用手機購票已經有了三四年的歷史了，大家現在已經很難想象在十餘年前排大隊購買《阿凡達》和《變形金剛》電影票的盛況，現在好像除了買鞋和盲盒之外，年輕人很少再有機會去體現排隊購票的辛苦。

從最底層的觀眾，到最頂端的拍攝和製作層面，大家彼此之間的交流甚少，甚至每天大家浪費在社交媒體和麪對流量網紅的時間都要多於朋友和親人，更別提和從業者、影迷的交流的。

其實在地網發行人員的工作考核之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是發行人員是否有一定的時間去探訪影城。由此可見從業者在認知角度是肯定面對面的交流是優於其他交流方式，這種交流的轉換方式也最為直接明顯。

只不過更多的情況是，無論是地網發行還是以影城工作人員，目前對此更多是疲於應付，很難將這種有效的交流方式落實到位，要知道以目前影城的數量和地網發行人員的密集程度，這種面對面的直接交流方式已經非常的難得。

當然，現階段中國電影上上下下是需要很多時間去接受太多的改變的，畢竟經歷了疫情的洗禮後，整個行業已經面臨了大洗牌，很多發行公司解散、影城新建停擺、製片公司歇業，壓力前所未有的襲來。

也許這是幾年前我們已經太久沒有靜下心來去梳理中國電影所要面對的問題，事實上中國電影在技術方面從來不是瓶頸，資金方面也沒有那麼大的壓力，政策法規和審查尺度上也逐步趨於公開和透明，至少從業者自己是心知肚明的。

如果以上的問題都不成問題的話，那麼讓更密切的社交方式重新融入和定義中國電影的各個層面就變得非常重要和緊迫了，這不僅僅是加強彼此的交流，也是認識和看清自己以及對手的最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