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國家防疫失敗的政治哲學原因在於自由實現方式成本太高，社會負擔不起_風聞

作者：亞子。本文來源於微信公眾號“亞子看世界”。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對世界各國都是巨大的考驗。自信滿滿的西方人把戰勝疫情的希望寄託在自以為優越的自由民主制度上，以為疫情會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並能作西方力量的顯示，沒想到後來的情況發生了反轉，卻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光時刻”，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滑鐵盧”。人們不禁要問：歐美國家擁有雄厚的物質技術力量，防疫為什麼還會失敗呢？其背後的政治哲學原因是什麼？    

     筆者前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差距巨大的政治哲學原因在於人們微小權利有沒有保障，享不享有小自由》認為疫情防控所保障的公共健康權（簡稱健康權），作為一種小自由，需要政府組織修養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追求公益，不能為私利所綁架，或者需要民眾個人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應積極參與抗疫，做好防護，佩戴口罩，否則，像美國特朗普政府那樣考慮的是經濟和選票，卻把人們的生命健康置於腦後，或者像西方人那樣不參與防控，不佩戴口罩，甚至舉行遊行示威抗議居家隔離，健康權就會得不到保障，疫情失控是必然的。

美國民眾舉行遊行示威抗議“居家令”   圖片來源：網絡

歐美發達國家疫情失控，表明人們的健康權得不到保障，原因在筆者看來，就是實現自由的方式出了問題，單純的法治自由代價太大，成本太高，超出了社會可承受的限度，社會負擔不起，健康權不得不放棄追求，不再保障了，即便擁有雄厚的物質技術力量也不例外，畢竟資源有有限的，相對於防控所需，依然是杯水車薪。筆者所著《從人體健康到國家健康——國家健康理論概述》（簡稱《國家健康理論》，下同）一書認為自由的實現方式共有三種，分別是法治自由，修養自律和由法治自由和修養自律複合而成的法治修養自由。其中，法治自由作為一種自由實現方式，是人們注重法治，講究自由，社會實行依法治國的產物，不僅需要有龐大的立法、執法、司法等機構，配備相應人員，還需要付出活動、人員費用，成本高昂，受執法經濟性和維權經濟性的制約，只能保障較大權利，像健康權之類微小權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但問題在於，健康權不同於其他微小權利，一旦得不到保障，事關的不是一兩個人等極個別人，也不是成百上千等一小羣人，而是整個社會，每一個人都會受損，嚴重的甚至能導致整個社會解體，國家不得不干預，進行抗疫等相關工作。歐美發達國家抗疫失敗，與其實現方式——法治自由存在問題有關，是其成本太高，社會無法承受所致。

法治自由成本太高，社會有可能承受不了，就有必要與修養自律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具有的自由實現方式——法治修養自由，能有效降低成本，畢竟修養自律作為一種自由實現方式，是社會注重修養、講究自律，人們實行修養自律的產物，只要人們修養良好，人心端正，嚴於律己，政府組織修養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就能實現自由，任何權利都有保障，由於無需立法、執法、司法等機構和人員，無需付出任何活動、人員費用，成本近乎於零，只是權利保障不可靠，要隨人們自律特別是強者自律而定：修養良好、嚴於律己時就有自由，修養不好、不能自律時就無自由，修養自由同樣有必要同法治自由結合起來。

我國抗疫成功，人們羣眾能夠享有健康權，得益於我們的自由實現方式——法治修養自由成本低廉，社會能夠承受得起，畢竟法治自由和修養自律結合起來，前者的高成本能被後者的低成本所抵消，就能降低成本，使之在社會承受範圍之內，反映在抗疫過程中，就是我國人們因主動約束自己，積極配合政府抗疫，宅家不外出，能斬斷疫情傳播鏈，降低感染率，防疫成本自然較低，而西方人為了追求所謂的自由，不能約束自己，拒絕配合政府防控，不佩戴口罩，甚至舉行遊行示威抗議居家隔離，傳播鏈斬斷不了，所引起的感染率居高不下，就會增加政府防疫成本，社會承受不起，導致疫情失控，防疫失敗。

其實，在《國家健康理論》看來，我國過去能夠趕跑帝國主義、戰勝國民黨反對派，今天能夠迅速崛起，也是得益於自由實現方式成本低廉這一原因。當今世界，除了西方人或由西方人移民組成的國家和中華文明圈內的國家外，還沒有其他國家崛起過，就是因為後者的自由實現方式出了問題而成本太高、不能聚集財富所致。

如果説，新冠疫情只在歐美一國失控，還可歸咎於領導人問題，是某個領導人不適合所任職務罷了，但所有歐美發達國家都失控，就不能不歸咎於制度了，是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缺陷的反映，完全不能應對新冠疫情的挑戰。

歐美發達國家抗疫失敗，我國抗疫成功，就是《國家健康理論》相關理論正確的又一實踐證明。《國家健康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從人的謀生所需條件出發，論述什麼樣的國家是健康的和怎樣保持國家健康，既能解釋人類社會發展之謎，又能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理論依據，值得大家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