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入了城市的圈套_風聞

何去何從

“聽信兒了嗎，要有好事兒了。”坐在田壟休息的時候，生產隊長鬼鬼祟祟地摸到了老楊身邊。

老楊不屑一顧，“啥啥啥，縣裏要來人革了你大隊長的命是咋的？”説完正準備點着煙桿子，但是被隊長按了下來。

“這是哪的事，前天我上隊裏開會，大隊的幹部們一個個苦大仇深的，説什麼中央……”隊長的話故意説到一半，老楊的注意力被吸引，轉過了頭來。

隊長接着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老楊的煙袋，老楊氣不打一處來，從煙桿上把袋子解下來扔了過去，“快説你開會時候聽到啥了？”

“也沒啥，開會的時候隊裏的幹部先是説中央怎麼能鼓勵安徽這種分田單幹的行為……”

“你小點聲，我看你這隊長是真不想幹了吧？”聽到“分田”兩個字，老楊趕緊作勢捂住對方的嘴。

“我沒説完呢。這是他們説的，又不是我編出來的。然後幹部們沉默了好久，書記最後帶頭説這是大勢所趨，等縣裏正式文件下來以後咱們這也會搞聯產責任制，縣裏未來還可能會同意成立一些廠子，”隊長越説越激動，“要真有這事，我打算走走書記那邊的門路，招呼咱哥幾個建廠子時候去出點力……”

聽了自己用一袋煙從隊長那裏套來的小道消息，老楊半信半疑。和公社幹部最初垂頭頓足一樣，老楊不敢相信“分田”這個詞能從隊長嘴裏蹦出來，也沒想過真有人做得出來一直以來自己敢想不敢做的事：把集體地分了，像自留地一樣，各家種各家的地。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他心動了。

之前地不能分，因為地是人民公社的。

人民公社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實行共同勞動、共享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的一種社會治理模式，面對新中國百廢待興的現實，通過變革原有土地經營模式和生產關係，以發揮農業支援工業化進程的功能，並且儘早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發展目標，在農村地區實行人民公社制的方針被確定下來。

同城市的單位制相似，通過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村民的生產生活資料成了公社的所有，自家的鋤頭成了公共財物，連犁地的老黃牛也被幹部牽走拴進了公社的牛棚。

而另一邊按勞分配製進一步催生了工分制的出現。在拋去生產隊的公糧指標和税收等等之後，餘下部分則根據村民的工分情況分配相應的糧食和貨幣。

在老楊家，全家吃飯的工分只有靠自己跟妻子掙到。為了讓家裏三個小子上學，勞動的工分又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用在學費上，到年底自己家分不到紅利不説，還欠了大隊不少糧食和錢，“超支户”的帽子蓋在自己頭上，老楊心裏實在難受。

但是自留地又只有那麼少，就算自家後院自留地裏的莊稼照顧的再好，也比不上公家地的產量。開不了源也不可能節流，老楊一直以來也是時常犯愁。

隊長的話讓他心動，但是話裏的願景又好到讓他不敢相信。直到兩人談話的第二天，村裏的喇叭喊出了讓大家到公社裏開會商量包產包乾到户的事情的時候，老楊才意識到隊長沒有騙自己，好事真的要來了。

這是最好的時代

按理説，只要人人都獻出一份愛，公社的產出就會相當可觀。

但人們只記住了人人有份的“大鍋飯”，“怎樣第一勺壓實飯碗，從而為第二勺騰出位置”才是公社食堂裏的絕學。

實質上，人民公社制度是為了國家快速實現工業化目標而設立的，公社通過“交公糧”的方式，為全國城鎮居民提供生活用品和為工業發展提供產品原料。從1952到1978年，我國農業通過“剪刀差”的方式累計向工業轉移農業剩餘3400.17億元，平均每年達125.93億元。

在這樣一種具有導向性的政策下，通過生產資料公有、以及以口糧製為核心的分配製度，人民公社通過户籍和對糧食、生產資料壟斷的方式將農村剩餘人口牢牢地固定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自由流動，結果造成農業勞動力的激勵不足和大量浪費，農業生產效率不足，人地矛盾突出。

老楊直到動心之前，都還一直為怎樣通過更多的工分來還欠大隊錢和糧食，甚至一度想把幾個孩子從學校叫回來一起下地勞動。

趕得早不如趕得巧，在餓死和鬥死麪前，有人先老楊一步實現了他有賊心沒賊膽做的事情——分田單幹。在小崗村的示範之下，中央最終確定了農村政策的出發點，就是充分發揮我國幾億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經濟政策是否促進生產力發展，以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為標準。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這個基調上被確立下來。

除了重新獲得了土地的經營權調動了農民勞動投入和收益的積極性以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大的創舉，就是取消了對農民生產經營活動的諸多限制，允許農民根據市場的需要和自己的意願，選擇生產經營項目和經營方式，允許農村剩餘勞動力跨區域合理有序地流動就業。

實施生產責任制後，農業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升，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動力顯著減少。1983年到1986年，從事農作物種植業人數縮減了2917.8萬人，比重降低了14.59%。由於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導致的從土地中解放的剩餘勞動力大量出現，而這個趨勢也會只多不減。

在生產責任制實施的初期，剩餘勞動力的流動還在政策的有效控制下就地流動，鄉鎮企業吸納了大部分從土地中解放的農村勞動力，到1989年底，農村勞動力出鄉數量約3000多萬，流動浪潮顯現。

如老母雞般將人裹挾在翅膀下的人民公社消失了，嘰嘰喳喳的老楊們迫不及待地從老母雞身下蹦出。靠着隊長跟書記的關係，老楊跟着同鄉跨上了出鄉的道路，靠着在鎮上的建築工地上的揮汗，老楊第一次掙到了人生中不是從土裏長出來的錢。

而幾年後因為一個老人畫的幾個圈圈，和老楊的命運一起變化的，還有他的侄子小白。

後繼有人

乘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東風，流水線工廠和製造作坊在珠三角遍地開花。老楊憑着頭幾年打工的經歷，在來到深圳後更加順風順水，以至於自己的侄子也來投奔自己。

來都來了，老楊決定帶侄子先見識一下大城市的樣子，再做思想工作勸返小侄子回家唸書。

老楊選擇了帶小白吃一頓麥當勞。

平日裏老楊只會在路邊望一下那個碩大的但並不認識的黃色標誌，但在今天第一次進去之後，老楊也被震驚到了。不僅僅是他見都沒見過的食物和聽都沒聽過的叫法，更重要的是五花八門的菜單裏，能看懂的只有表示着不菲價格的阿拉伯數字。

老楊想去點餐，但不知道該怎麼説，於是跟在一對年輕人後面。輪到他時：

“跟前面的小夥子要一樣的。”

兩份芝士漢堡套餐花了他近40塊，老楊心想兩個包子大的東西就花了我兩天的工資，這洋東西也不好吃，城裏人就愛吃這個嗎？但肉疼的同時也不忘教訓侄子：

“讀書才有出路，你這麼早跑出來能幹什麼？”

侄子不以為意，“舅舅，我是明白了，還是大城市好，吃的東西都不一樣。我要留在這裏。”小白吃完手裏的漢堡，又把老楊放在一邊的漢堡拿了過來，“我已經找好了一個裝玩具的廠子，累也比種地掙得多不是。舅你放心，我肯定請你吃回來。”

從土地的制約中得到解放，除了有老楊前去頂替建築業的空缺，更多的還是像小白一樣的年輕人前來填補製造業源源不斷的空缺。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的出口外向型經濟的興起，以及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展開，使得建築業與製造業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急速增加。

1993年，農村勞動力出鄉數量約為6200萬人，約為1989年的2.07倍，其中跨省流動數量達到2200萬人；1993年到1999年期間，農民工勞動力主要流向珠三角、長三角及東南沿海等以出口貿易加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地區，且伴隨城市化發展，農村勞動力也多位於大城市，集中從事建築業製造業等二、三產業工作。

在大城市打工的非農收入顯著高於農業收入，城市對農村拉力效應顯著，吸引大量勞動力流入城市。

農村勞動力的非農產業方向轉移，使得農業收入從主要收入來源變為輔助收入來源，開足了發展馬力的大城市，在出鄉的老楊眼裏可能只是一個掘金的地方，但在後一步的小白們的眼裏，這裏不僅僅是財富之地，更是實現自我的地方。

剛剛從鄉土文化中抽身而出的青年人在面對大城市的文化震驚時，是新奇和興奮的，也是充滿激勵的。因為他們認可了來自城市文化的功利性目標，以及對在城市發展進程中所展現出來的能夠有效實現這些目標的制度化手段。

但真相往往事與願違，信了大城市鬼話的青年農民工們，最終會知道心口上狠狠地戳好幾下是什麼感覺。

這是最壞的時代

作為流入地的城市展現的是“熔爐主義”，在文化上給予流入城市的農民工勞動力一種包容接納的開放性環境，流動的農民工勞動力首先遭遇的抉擇，就是鄉音與普通話的衝突，而後者往往是象徵着個體是否融入到城市的標誌；

而在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城市文化活動的過程中，流入城市的農民工羣體也在耳濡目染中內化了城市文化特徵，再一次需要直面的矛盾，就是**出身的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的對立。**對於後者的認同，則決定了自己最終將歸屬何方。

但是很遺憾，城市在文化上改造了每一個前來揾食的農民工勞動力的思想，卻又不在實現功利目標上提供足夠的手段接納他們成為一個城市人。

小白們越是希望自己成為城市的一部分，就越是拼命地燃燒自己，企圖通過自己的成就向他人證明自己已經滿足了城市對他的要求。但得到的只有與主流城市文化的背離與衝突，和不被主流文化認同的“越軌行為”，就比如説“殺馬特貴族”的出現。

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勞動力在循着城市文化所提供的成就道路而前進的過程中，相比於真正被城市人認可，不如説經歷的更多是待遇不公與權益受害。

在《勞動合同法》尚未健全的時代，由於進程務工人員法律意識缺失以及企業的有意規避，導致了因缺乏《合同法》保護而不能追責討回薪水的農民工，而經濟學模型已經證實勞動合同對於收入保障的正相關性。

此外，在與城市務工人員收入差距上，惡劣工作環境與來自主流文化的偏見與歧視因素，也能夠有效解釋城鄉務工人員之間存在的收入差距。

人力資本上的差距，如個人稟賦與教育經歷解釋了工資待遇差異的70%到80%，而來自制度與文化上的歧視竟也能解釋城鄉工資待遇不等現象的一半，歧視仍是中高收入階層城鎮職工與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收入差距產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人力資本視角中“移民健康效應”論指出，移民的初始健康狀況好於當地居民，但這種健康優勢會隨着時間流逝。為實現人上人的目標而超時勞動的事例不在少數。如果通過較長的勞動時間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延長勞動時間就可能是進城務工人員為獲取高收入做出的理性選擇，但這是以損害健康為代價的：經常性的超時勞動可能對勞動者健康逐漸造成傷害，從而降低勞動者的未來收入。

如此，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陷入了一個無盡的悖論當中：

為了揾食而來到城市；來到城市後由於渴望融入城市，而更加地燃燒自己希望被城市認可，但受到的只有排斥和剝離；為城市揮灑血汗卻不被認同，於是更加努力地證明自己……

手段與目的被置換，來到城市的目的是為了揾食，而現在揾食是為了留在城市。從土地解放的農民工們再一次被套入了城市的圈套裏，直到幾年後來自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機席捲而來。橫掃世界的金融危機為日夜不停地工廠按下了暫停鍵，一同被暫停的還有被嵌入流水線的小白。

或許他再也吃不到麥記的漢堡了，但他也不是無處可去，

畢竟，還有家裏的一畝三分地在等着他的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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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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