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除AI倫理學家，谷歌如何從“不作惡”到“不寬容”？_風聞

年終歲末，我們再一次吃到了谷歌的瓜。因為谷歌的AI倫理科學家Timnit Gebru被AI界大咖、谷歌AI負責人Jeff Dean公開辭退一事，谷歌再次陷入到眾人討伐的輿論漩渦當中。

事情的起因是Gebru的一篇未經谷歌官方審核就發表的學術論文，Gebru堅持認為自己受到了谷歌的不公正對待，而Jeff Dean聲稱Gebru的論文存在多處問題，而且還是Gebru自己提出的離職請求，谷歌只是尊重她本人的決定。

但顯然當事人自己不是這麼理解自己這層意思的。Gebru顯然是希望通過提一些要求來探討這次學術論文中存在的問題，所以説出了不答應要求就停止工作的威脅。但谷歌顯然並不買賬，直接就坡下驢，讓Gebru“如願以償”：“我不能答應你的要求，那你就下崗走人吧。”

谷歌的這一回答並沒有得到吃瓜羣眾的認同。在Gebru被辭退一天後，就有超過4000名學者、谷歌員工和外部人士簽署一份聲明要求谷歌作出實質性改變。

這一次，人們要求谷歌作出哪些實質性改變呢？

最直接的改變就是Gebru所遭遇到的“史無前例的研究審查制度”，人們呼籲谷歌要在完全公開的情況下進行論文審查，而不是自己暗戳戳地定義審查標準和結果。

而究其根源，問題其實是出在谷歌又一次觸動了“多元化”的逆鱗。多元化，一直是谷歌乃至硅谷近些年來提倡的一種“政治正確”但其實也是“道德正確”的企業文化。但是現在谷歌因為自己員工對自身項目提出批評，就藉機做了開除的決定，顯然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臉。

如果深入到這次爭論的細節裏，Gebru的一些作法可能確實值得商榷，但谷歌的落井下石確實確實在違背自己當初擬定的原則。

放在國內任何一家公司，一個員工掙着公司的錢卻對外公開質疑公司產品的種種問題，受了委屈還要在公司內部發郵件搞事情，那被開除是分分鐘的事情。但誰讓你是以“永遠不做一家傳統公司”而著稱的谷歌呢？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到底是谷歌真的改變了初心，還是谷歌做出太多的讓步？估計很多人都已經開始站隊了。而我們更想看看谷歌是何時“終於變成自己所討厭的樣子”的吧？

不寬容“不寬容者”：谷歌多元化紛爭的悖論

眾所周知，谷歌一直以來以“共享全球信息”、“不作惡”作為企業文化價值觀而受到廣泛讚譽。正是因為這種高度開放、透明且極具道德使命的企業文化，當然還有優渥的薪酬待遇、員工福利，讓全世界無數工程師和技術極客們爭相投入它的懷抱。

不過，隨着從幾千人擴展到幾萬人規模，再從北美擴展到全球，谷歌也必然要開始不斷平衡處理擁有不同價值觀的員工的的多元共存和和諧共處，也必須開始面對公司持續發展與原有價值觀念衝突的大公司病等一系列問題。

人多了，隊伍不好帶了。這可能是谷歌近兩年來最深刻的領悟。撕開谷歌“自由、開放、包容”面紗的第一個傷口是2017年的一次“女性編程不如男性”的性別議題。

一位名叫James Damore的男性程序員在谷歌內部論壇發佈了一篇名為《谷歌意識形態迴音室》的長篇文章，核心觀點指出谷歌提倡的多元化觀點帶有太強的政治意味，他認為男性和女性的工程師水平差異是由於生理原因造成，因此谷歌不應該將性別差距等同於性別歧視，不能因為一位追求“性別平等”這種政治正確就過分強調女性工程師的比例。Damore建議谷歌要取消員工多元化計劃，特別是性別多元化計劃。

（“女不如男”當事人James Damore）

此文一出，立刻在谷歌內部引發軒然大波。要知道，性別、種族、性取向平等一直是美國主流社會所倡導的政治正確文化，表現在公司中，就是在男女、種族等方面的比例平衡。在硅谷以及谷歌，這一問題成為不容置疑，也不容置喙的一條紅線。

早在這件事情之前，谷歌其實已經飽受“性別歧視”之苦，美國勞工部就對“谷歌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性別歧視問題發起質詢，而Damore作為谷歌員工用這篇充滿“社會達爾文”色彩的論文直接來回懟政府的性別歧視調查。可以想見，當時的谷歌一定慌得一批。CEO皮柴第一時間從休假狀態回來，將Damore開除，徹底跟他劃清界限。

但有意思的是，並不是所有谷歌員工都是這麼想到。據報道，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員工是支持Damore的觀點。被開除的Damore反手就起訴了谷歌，認為谷歌對他進行了“性別歧視”，只因為他的一名白人男性。一批支持者為Damore發起了眾籌，支持他反抗谷歌的不公正裁決。

反對者當中，有認同他的生物學解釋的，認為女性的編程能力在生理上就不如男性，也有人認同他的“反多元化”觀點，直指硅谷一直向“政治正確文化”妥協，為保持男女比例，降低對女性和少數族裔的錄用標準，傷害更有實力的人才的機會公平。

實際上，女性佔比過低，除白人、亞裔以外的人種佔比過低是硅谷科技公司面臨的不爭事實。但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絕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問題，而是源自從數百年間家庭、學校、社羣所塑造出來的性別和種族差異。這種差距理應通過各種努力縮小，而不是因為眼前的利益考慮而去變為“鐵律”。這是比“政治正確”要更高層次的人類平等的要求。

但對於當事人而言，則沒有人想在這種為“改變不公平而製造不公平”的競賽中落得下風。谷歌在辭退Damore上沒有太大紕漏，但是它也陷入了一種“不能寬容不寬容者”，的悖論。

一方面谷歌必須要通過制裁“錯誤觀點”來平息紛爭，一方面又等於違背自己主張的“多元化”的企業文化。不管谷歌管理層怎麼做，谷歌內部的分裂依然出現。

從“不作惡”到“做正確的事”：谷歌如何改變初心？

性別議題只是谷歌面對內部價值觀分裂的一個問題，後面谷歌官方在一些核心價值觀問題上的決策則讓其站在了全體員工的對立面上，被放在道德的審判台上反覆炙烤。

2018年2月，谷歌代號為Maven的項目遭到對外泄露。這一項與國防部合作的項目意在將AI運用到軍事武器當中，這既違背了AI不能用作濫殺無辜的戰爭武器的業界共識，又違背了谷歌自身的不作惡的價值觀，一時間，超過三千名的谷歌員工簽署了一封聯名公開信，要求谷歌停止“Project Maven”項目。谷歌隨後確認不再繼續這一合同。

（“安卓之父”Andy Rubin）

同一年，被稱為“安卓之父”的Andy Rubin被指控性騷擾而不得不離職谷歌，但是谷歌並未按照其他性騷擾者應受處罰的方式來追究他的責任，甚至在其離職的時候仍然給與了9000萬美元的鉅款。這一醜聞曝光之後，谷歌在全球50個城市的兩萬名員工開始走上街頭，抗議谷歌的這一“邪惡”行為。

這些事件的發生同時伴隨着谷歌一系列的“迷惑行為”。這一年，谷歌刪除了其著名的“不作惡”的座右銘，換成了“做正確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但顯然什麼是正確的事是由其官方界定的。另外，街頭抗議事件發生後，谷歌的兩位創始人始終沒有做出任何溝通，直到2019年5月，才勉強出席了一場溝通會，但也沒有對員工的問題做出什麼正面回應。員工的投訴業務也從HR部門變為外包機構來負責。谷歌引以為傲的“TGIF”（謝天謝地星期五）活動也改成了每月一次，並且對溝通議題進行了限制。

相應的，谷歌的“公開透明”的管理機制也被推翻，2019年4月，谷歌宣佈了限制文件訪問政策，員工只能訪問需要知道的材料，而違反者將被解僱。這可能是谷歌對幾次秘密項目被泄露所做出的應對之策。

既然政策出台，谷歌就不是鬧着玩的。2019年底，有四名員工被谷歌開除，官方給出的理由正是因為他們違反了上面説的數據安全政策，看了不該看的材料，訪問了不該訪問的信息。但實際上，根據被解僱員工的説法，他們很可能是因為或多或少地參與了近一年來的維權和罷工事件而遭到了政治報復。而有些員工則因為反對公司的一些決策而遭受排擠而選擇主動離開，其中包括在谷歌罷工維權事件中的組織者和提出異見觀點的激進主義者。

谷歌正在遭遇要發展新興業務，比如和政府合作軍用AI技術，與原有的企業價值產生了衝突，官方的作法是力求保持原樣的方式悄咪咪賺錢，而那些大部分被自由開放文化感召的員工則成為谷歌“原教旨”文化的捍衞者。那麼，谷歌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就解決掉“提出這些問題的人”。

不寬容：谷歌終於長成了自己曾經討厭的樣子

曾經一度很好奇，谷歌為什麼會把“不作惡”當作企業的核心價值。就在關注Gebru被“離職”的事件中，終於看到了關於這一問題的一個解釋。

原來“不作惡”（Don’t be evil）當中的“惡”（Evil），原來是谷歌成立之初正如日中天的微軟。那時的微軟剛剛將網景瀏覽器踩在腳下。“切斷網景的氧氣管，把它碾碎”是當時微軟內部郵件裏的檄文。現在慈眉善目的首善比爾蓋茨在當時的媒體和文藝作品中是科技界極惡的暴君形象。

看到微軟手撕網景的經過，谷歌的兩位年輕創始人不免心有餘悸。從成立之初，就希望自己避免被微軟視作眼中釘，也避免自己變成微軟這種踏平一切潛在對手的寡頭樣子。

如今，谷歌不僅在微軟帝國的夾縫中生存了下來，而且經過20年的發展終於長大成了“自己曾經討厭的樣子”。

2020年7月29日，讓我們記住這一天，谷歌連同蘋果、Facebook、亞馬遜這四家分別在各自的領域成為了典型的壟斷代表，四名CEO同時被美國國會叫到了不公平競爭聽證會的現場。其中，谷歌在互聯網搜索引擎上面不可撼動的壟斷地位，確保了它在數字廣告業務上面絕對的話語權和自我監督權。

因為沒有外界監管，谷歌長期以來是自己要負起監管自己的責任，以確保其在數字廣告的投放效果和對於用户隱私保護等問題上做到“值得被信賴”。而隨着壟斷地位的日益鞏固，谷歌為了實現更多的利潤，在一定意義上就可以透支自己在“自我監管”上所樹立的企業文化的品牌資產。

反正客户和用户離不開我，反正一些員工來了或者走了，對於大局影響也不大。只要在明面上或者大原則上，上不觸動政府的逆鱗，下不激起大眾的民憤，谷歌官方自然而然傾向於一種日趨保持穩定和權威化管理的企業文化傾向。

谷歌這家“非傳統公司”正在遭遇“傳統危機”，它要親手一點點拆除自己所親手建立的“鼓動反抗、鼓勵質疑”的員工文化。

當公司利潤和利益與價值觀訴求衝突時，究竟應該堅守利潤，還是維護價值觀？其結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們也就理解了之前谷歌為什麼會揹着大部分員工偷摸開展一系列只為“賺錢”的項目，也理解了為什麼一旦員工開始質疑或者批評公司，就會遭到直接地或間接的打壓和辭退。

（谷歌AI倫理團隊技術負責人Timnit Gebru）

回到Jeff Dean和Timnit Gebru的這場“被迫主動離職”的風波當中。我們顯然看到了Timnit Gebru在谷歌中只是被定義為一個對外宣傳“多元化”的花瓶角色，谷歌並不太需要她真的去研究什麼，只需要她的女性、少數族裔的身份在那裏就可以了。而一旦Gebru真得開始行使自己的理論家的角色，對谷歌的產品進行質疑（不管對不對吧），谷歌高層的第一反應就是儘快去掉這個麻煩，不惜以上熱搜的方式來解決掉這種“多元化”的聲音，而他們卻真得沒有考慮過真正用公開透明的方式來對待這些研究論文的審查問題。

當然，從人家谷歌管理層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根本就不值得討論，把自己的AI技術捧得高高的，把AI的生意做的大大的，這才是他們更關心的問題。

從這一層意思來説，谷歌確實是成長了，也成熟了，是該好好接受一次反壟斷審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