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有中西之別_風聞

清朝中後期的衰敗，致使中國喪失國際話語權200年。那些留學歐美的人最容易陷入西方的話語陷阱而不自知，因此，在知乎上有留學生質問我人權焉有中西之別？——不錯！確有中西之別。

中西文化、歷史平行發展，少有交集，幾乎到了清末才西風東漸。自由是歐美的立國之本，但從未聽説中國幾千年來哪個時期將自由視作國家的立國之本。即便是道家，推崇的也是內心的自由，迴歸自然超脱於物外的自由，有別於西方政治上的自由。而道家在民間不在朝堂，儒家才是官學，儒道的共同點在於都重視修身養性，在“不逾矩”的前提下“從心所欲”。儒家的自由是一種內在的道德自律，與康德的“自律即自由”趨同，與西方人推崇的外在自由則不同，這種外在自由強調個人主義至上，甚至為滿足一己之私慾無視公共利益——在新冠肆虐期間，他們依然不戴口罩、扎堆聚會、上街遊行，這在中國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個人主義至上的自由在西方社會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這種“政治正確”也是一種奴役。

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政治倫理中，何為天大的事？一曰人命關天、一曰民以食為天，這都是保障生存的，也就是説，對中國人來説，生存優先於自由。也因此，當新冠疫情爆發時，政府基於人民“趨利避害，畏死樂生”的現實選擇採取封國舉措時，14億人自願配合，禁足在家，犧牲暫時的行動自由優先保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先留着有用之身，麪包會有的，自由會有的。

自由是西方人的第一人權，生命權是中國人的第一人權。像美國那種保障流落街頭的人民有在路邊搭帳篷的自由，在中國人看來簡直是笑話——你為什麼不保障人民不流落街頭的自由，讓他們有房子住？如果有更好的選擇，中國人民不會想擁有流落街頭的自由，也不想在新冠病毒肆虐時充分享有自生自滅的自由。

在西方構建的話語體系裏尋找中國政治的合理性且無視中國自身的政治倫理，就像在姚明的衣櫃裏挑選自以為合身的衣服一樣。個人自由與政府監管就是蹺蹺板的兩端，如何平衡是一門學問。或許未來中西制度會取長補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應是比較理想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