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不抵抗，誰之過？！_風聞

作者：共青團中央鏈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413744/answer/828057782來源：知乎著作權歸作者所有。商業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九一八事變”已過去88年，但每年此日刺耳的警報在神州大地響起，民族的傷口還在隱隱作痛。對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四個多月內東北全境淪陷，更埋下了日後全面侵華的苦果。“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由誰主導，誰該負責？

一、“濟南慘案”中蔣介石的“不抵抗”態度1928年，蔣介石指揮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戰爭中一路高歌猛進，於5月1日攻克濟南，次日蔣介石親自入城。然而在5月3日，以“保護僑民”名義在濟南駐軍的日本軍隊突然對北伐軍發動攻擊，北伐軍將士一開始雖奮起還擊，卻被蔣介石嚴令不準抵抗。然而，示弱並沒有獲取日本侵略者的寬容，國民政府派出的交涉署官員蔡公時以下17人不但全部被日軍殺害，甚至臨死前還受到了割耳切鼻的酷刑。那麼，北伐軍的總司令蔣介石又是如何應對的？

1928年5月，日軍佔領濟南，燒殺擄掠。5月5日，蔣介石決定以不抵抗主義應對，從濟南撤軍。臨行前，蔣介石給日軍師團長福田彥助信函一封，內容如下：

福田師團長惠鑑。自本月三日之不幸事件發生，本總司令以和平為重，嚴令所屬撤離貴軍所強佔設防地域。現在各軍已先後離濟，繼續北伐，僅留相當部隊借維秩序。本總司令亦於本日出發，用特通知貴師團長查照，並盼嚴令貴軍立即停止2日以來一切特殊行動，借固兩國固有之睦誼，而惟東亞和平之大局。不勝盼切之至。耑布，順頌戎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五日

9日上海實業家虞洽卿致電蔣介石，詢問國府應對方式：

泰安蔣總司令勳鑑，密。濟南日軍侵侮事，我兄忍辱負隱等電，【？】為敬佩。比聞陽、庚兩日（【按】5月7、8日），日方又熾暴行，如此一再侮我，全國同憤。我兄以後對日方式，希常飛電密示，回電由俞樵峯兄轉為盼。虞和德叩。佳申印。

5月11日，蔣介石覆電大意，軍事採不抵抗主義，對日抗爭就指望你們實業界搞商戰了：

上海俞樵峯兄密轉虞洽卿先生台鑒。佳申電奉悉，深感注存。目下軍事注重京漢線，津浦暫取守勢，絕不與彼啓釁。中明知全國民心憤激，對此不免觖望。然挽救危亡，舍從速完成北伐，統一中國，實無它法。不得不容忍已成大謀也。對外戰略，本有兩途，兵戰未能，商戰斯亟，發揚民氣，提倡國貨，與彼以懲創。惟賴老成擘畫，與愛國諸君子之努力矣。特此奉復。弟將中正叩。真亥。

同一天，蔣介石給馮玉祥下達手令：

頃與譚（【按】譚延闓）吳（【按】吳敬恆）諸公商決，正如兄意，對日取不抵抗主義。各部以積極北伐為原則，已分頭進行。……渡河各部給養，在濟寧、東阿至聊城方向兵站線，已着手準備。擬另設一線，由道口、大名至臨清，亦準備開設，派兵前來，並請兄多派人幫助。

北伐軍撤出濟南後，日軍於5月11日舉行“顯揚國威”的入城式，並且展開了針對濟南軍民的無差別大屠殺，史稱“濟南慘案”。

令人唏噓的是，1926年7月的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儀式中，全體北伐軍將士還曾經鄭重宣言打倒帝國主義侵略。

本黨敢鄭重向全國民眾宣言曰：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設一人民的統一政府。而過去數年間之經驗，已證明帝國主義者及賣國軍閥實為和平統一之障礙，為革命勢力之仇敵。

可是短短2年間，這支曾經被寄以領導中國革命希望的革命軍，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刺刀時，不但未能兑現當年的誓言，甚至自己放下武器，坐視濟南的父老鄉親被日軍屠殺。蔣介石在面對侵略者表現出的軟弱無能，反而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為此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了導火索。

二、“九一八事變”前夕蔣介石的“不抵抗”態度1931年夏以來，在東北，日本先後挑起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在華北，挑動石友三叛亂，策動閻錫山回晉，迫使張學良抽調東北軍精鋭入關彈壓局面。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張學良都預感到東北將有非常事件，並多次就東北問題進行討論，最後達成採用“以不抵抗為抵抗”，寄望國聯、依靠外交解決的戰略方針。

“蔣中正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31年7月12日記錄

“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

——蔣介石：《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1931年7月23日）《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30卷150頁

進入8月，東北局勢日益緊張，駐沈獨立第七旅王以哲派人到北平向張學良彙報，時任該旅參謀長的趙鎮藩在《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中回憶：

基於上述種種情況，王以哲和我反覆進行了研究，認為如果萬一發生事變，我旅必將首當其衝。為了研究對策，遂於8月間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報人員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斷必然要發生事故，當即將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攜赴北平向張學良報告，並請求將關內東北軍調回一部分，以防萬一。不久王以哲回瀋陽，向我們傳達了張學良的應變指示。王以哲説：“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將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幹，一切事先從外交解決；並告訴張學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方針。”接着又接到張學良轉來蔣介石的銑(8月16日)電，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

8月24日，感到事態日趨嚴重的張學良致電陳羣並轉蔣介石，提出：

近來對日外交性情緊迫，彼國朝野上下公然密謀侵佔我東北（彼方謂為滿蒙），勢甚積極，不可終日。弟曾盡力設法以謀疏解，終鮮效果，所有一切經維寅兄電達左右，荷蒙鑑譽，轉呈總座，至深佩感。近數日來，情況益緊，……日人方面屬有意動作，現已揭開面目，必將另造事端以為藉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為此事，日夜焦慮，我兄卓識盡籌，對日外交研究有素，當此危急之時，我方應用何法以為應付，尚祈詳賜指示並請密陳總座決定方策。弟意以為對立各種懸案應即與之開誠談判，能解決者即解決之，其絕對不能許其要求者即拒絕之。為此了一件即少一件，而彼方即少一攻擊之目標，是為釜底抽薪之計。總座明燭，幾先對此必有良謀，亟望與外交方面負責人員切實商討，指示遵行，不勝企禱。

這裏的“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一句，顯然意指之前蔣、張達成過“退避了事”的應對方略，這內容同銑電中提到的“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是一致的。

8月28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記載了蔣介石收到中村事件後的方應：公嘆曰：日人之侵略，其將日益加進乎。

然而，蔣介石、張學良並沒有調整應對策略。9月6日，張學良發出給臧式毅、榮臻的“魚電”，重申了銑電的要求 ：

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張學良。魚子秘印。

不過張學良越發感到形勢的嚴峻，兩天之後的9月8日張學良發出給蔣介石的“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的齊申電，一方面表示已按蔣意下達魚電（“特飭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但同時報告日軍有大規模入侵動向，希望蔣介石考慮應對措施：

日人於朝鮮暴動案發生後，百計尋事，特飭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為中村失蹤之事，由駐沈總領事嚴重交涉，語多挾制，東京方面陸軍人員尤為激昂，顯有藉端侵略狀態。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點詳查，良不能親自回遼，萬分焦急。……內憂外患，應付殊難，僅密奉聞，敬乞指示。

張學良的齊申電規格已經相當之高（“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用詞已相當激動（內憂外患，應付殊難，僅密奉聞，敬乞指示），以張國府二把手的地位，蔣介石不可能沒有表示，然而卻沒有齊申電的覆電，這顯然不合情理。但如果考慮何柱國在《“九一八”瀋陽事變前後》記錄的蔣張在石家莊的一次會面，那麼蔣介石在接到張學良的齊申電後，決定和張面談，就顯得順理成章：

張學良於九月十一日，在北平接到蔣介石的密電，叫他於十二日去石家莊與蔣會晤。那天上午，蔣、張分乘兩輛專車，蔣介石的專車自漢口開來，張學良的專車從北平開來，就這樣兩個人都未下車，把兩輛專車合攏後，在車廂裏舉行了秘密會談。那時我正駐防在石家莊，得訊後提早在車站外圍派部隊佈防警戒，以保安全；但專車及車站範圍內，則均由蔣、張自帶的衞隊負責。會談後，張學良親自告訴我，蔣介石對他説：“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説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辯不清了。”過了一星期，九一八事變果然爆發了。

接下來，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記載了蔣介石9月13日收到關東軍高唱“擊滅東北政權”的反應：

又聞日人高唱擊滅東北政權，公曰：日人慾圖東北，而其狡詐手段如此。其誰欺，欺天乎。獨恨我國內之正多事耳。嗚呼，豈天欲亡我中華乎。

9月14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記載了蔣介石在得知日本進一步舉動後方應，蔣介石考慮良久，仍然只是“嚴密注意”，寄望於這是日本的恫嚇之舉：公考慮久之，曰：“日人之鬼魊詐險，吾當嚴密注意之也。”

可見，雖然各方情報讓蔣介石雖然也感覺到事態嚴重，但蔣最後仍感“獨恨我國內之正多事耳”，仍維持了既定的不抵抗立場。

此外，日本截獲了遼寧省政府轉發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給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的不抵抗密令。電報稱“日方雖有任何行動，此時應以鎮靜態度相待，萬不可輕率行事，至起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