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博士誕辰120週年 | “李約瑟之問” 不是偽問題_風聞

知識分子 昨天以下文章來源於社會科學報社 ，作者梅建軍

圖1. 李約瑟博士

撰文 | 梅建軍（劍橋李約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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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約瑟博士（圖1）誕辰120週年即將到來之際，《三聯生活週刊》組織發表了一組題為 “再問 ‘李約瑟之問’ ” 的文章，以為紀念。這組文章做得相當用心，尤以兩篇訪談文章最為精彩。第一篇訪談的對象是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吳國盛教授，第二篇則是斯坦福大學墨磊寧教授。兩位受訪人對很多熱點問題均有精妙回答，充分展現了各自的視角和學養，讀來不僅有趣，而且不乏引人深思之言。

不過，無論是週刊記者，還是吳國盛教授，在訪談中都表述了這樣一個觀點，即 “李約瑟之問” 是個偽問題，甚至讓人以為這已是中外學界的共識。真是這樣嗎？其實不然！筆者在此想表達一點不同的看法，以為商榷。

吳教授在訪談中為其觀點給出了兩個理由：其一是李約瑟 “是完全按照西方人對科學的理解來對中國古代科技進行盤點的”，“是以一種深刻的西方中心主義來反對表面的西方中心主義”。他甚至斷言：“李約瑟希望給中國文化以尊嚴，但我認為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以一種自欺欺人的方式來捍衞尊嚴”；其二是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存在 “科技不分，以技代科” 的問題。在他看來，“李約瑟的中國古代科學史，其實是一部技術史，或者説是按西方現代科學的框架來編制的一部中國古代的技術史”。

吳教授的這些看法，猛一看確有其獨到而深刻的一面，但仔細推敲，其對李約瑟的著作和思想實有誤解和不公之虞。李約瑟和他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對世界的主要貢獻，就是對 “西方中心主義” 或 “歐洲中心主義” 的毅然挑戰，提醒世界應當公正評價非西方文明的價值和意義，揭示了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文明對近代科學在歐洲興起的巨大貢獻，強調了文明交流、互鑑和融合的歷史價值及其對未來的意義。

李約瑟所以提出 “李約瑟之問”、並以其後半生致力於《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研究和寫作，正是要打破18世紀以來業已形成的 “西方中心論” 或 “歐洲中心論” 的話語體系，通過深入揭示中國文明對世界的貢獻，以及中國文明進程與世界的密切聯繫，來徹底改變世界對中國的種種偏見和誤讀。

正如清華大學劉兵教授評論《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所言：“它的出現首次向西方的學者們展示了中國科學史的豐富內容，使中國的科學在西方受到尊重，使中國歷史中科學的成就在國際歷史學界得到承認，使西方人意識到中國有其自身重要的科學與技術的傳統”。把李約瑟這樣的學者與“深刻的西方中心主義”掛上鈎，可謂一種 “深刻的” 誤讀，不僅完全漠視了“西方中心主義”這一術語特定的內在涵義，而且也脱離了時代的語境，把李約瑟心目中的“普世科學”錯誤理解成了“西方科學”， 所以才有“把科學作為一個普世標準來衡量文明的高低”這樣的話，要知道，在李約瑟的話語體系中，他不僅不認同“西方科學”或“歐洲科學”這樣的概念，而且明確區分了“近代科學”與“古代和中世紀科學”這樣的概念。

那麼，李約瑟按照現代科學的學科分類體系和相關概念，來整理和研究中國古代的科學和技術是否沒有問題呢？當然是有問題的，而且問題還不小。但這是學術研究方法或範式的問題，與具有特定政治和思想內涵的“西方中心主義”不可一概而論。更為重要的是，討論問題不能脱離時代的語境。

應該意識到，在李約瑟寫作的時代，以現代科學作為參照系去整理和書寫中國科學和文明的歷史是很自然的選擇和做法，畢竟從李約瑟的視角看，這是讓西方人認識和承認中國古代文明貢獻的必經之路。現在，我們當然可以站得比李約瑟更高一些，超越李約瑟的研究範式，選擇更貼近中國文化特點的話語體系或參照體系，來整理中國的科學、技術和醫學遺產。但這並不意味着對李約瑟研究範式和學術成就的全盤否定或推倒重來，只不過我們現在的學術研究有了更多的理論視角和參照體系，這是時代演進的體現。

關於“科技不分，以技代科”的問題，吳教授在他的《什麼是科學》一書中對此有更系統的闡述。他説，李約瑟“經常將科學與技術兩個詞合在一起使用，讓人覺得他是把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讓技術混充科學”（276頁）。作為生物化學家出身的李約瑟真是如此不堪，連科學與技術這兩個概念都分不清嗎？當然不是，如果吳教授仔細閲讀李約瑟的著作，他應該意識到，他的斷言對李約瑟及其學術工作而言是不夠公正持平的。

李約瑟對科學這一概念當然有他自己的理解或定義。如果我們看他1943年寫下的一份演講提綱（圖2），其中包含了“李約瑟之問”的雛形，也展現了他對中國文明與近代科學關係的最初始的思考。這份提綱分為三段：

第一段，説古代和中世紀的中國哲學表明中國人對自然能做很好的推測（Chinese could speculate well about Nature）；

第二段，説中國的很多經驗性的發現（其中有很多改變了世界）表明中國人能做好的實驗（Chinese could make good experiments）；

第三段，提出了“李約瑟之問”，原文如下：“Why, therefore, did modern science, i.e., our theoretical body of scientific thought,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o nature and commanding universal assent, develop in west Europe, not in China”（因此，為什麼近代科學，即我們普遍適用於自然併為普世所公認的科學思想的理論化體系，發展在西歐，而不在中國）。

這三段話可以説清楚地表明瞭“李約瑟之問”提出的思想邏輯，那就是中國古人有很好的關於自然的哲學思考，有很多基於實驗的經驗性發現，但為什麼沒有走到“近代科學”這一步？可以看出，李約瑟對“近代科學”的理解特別強調了其普適性和普世性的特徵。

圖2. 李約瑟1943年演講提綱照片

在1948年提交給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一份《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寫作計劃（圖3）中，李約瑟更是使用了“前科學（pre-science）”這樣的概念，以便與“近代科學（modern science）”相區別。該書計劃有五章：

**1.**導言

**2.**中國哲學（古代和中世紀）

**3.**中國前科學（The Chinese Pre-Sciences）

**4.**中國技術（Chinese Technology）

5. 阻礙近代科學在遠東發展的因素分析（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hib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in the Far East）

可以看出，李約瑟對“前科學”、“技術”和“近代科學”這幾個概念的使用是有明確區分的。關於“中國前科學”，李約瑟有如下的説明：“古代和中世紀，展現基於觀察和實驗的歸納性科學，也包括手動操作。成就常領先於西方，但止於萌芽狀態”。這一章的具體內容包括陰陽五行、數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礦物學、地理學、物理學、植物學、煉丹術和化學，等等。而“中國技術”一章的內容則主要是經驗性的發現和發明，包括指南針、火藥、礦冶、機械、製藥、農業和航海等。可以説，在李約瑟的思想體系以及其後的寫作中，不存在“科技不分，以技代科”的問題。

圖3. 李約瑟1948年提交給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寫作計劃

至於把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説成“是一部技術史”，李約瑟早在1961年發表的《中國科學傳統的不足與成就》一文中，就批評了這種傾向。他説：“當學術研究正在逐步揭示亞洲文明的貢獻時，也有一種對立的傾向試圖通過不恰當地提高希臘人的角色以維持歐洲的獨特性。他們宣稱，自始以來，不僅現代科學，甚至科學本身也是歐洲的特色，而且僅僅是歐洲的特色…… 與此相應的便是決意表明，非歐洲文明中的一切科學發展不過是技術而已。”（張卜天譯文，見《文明的滴定》29頁）

因此，吳教授把“李約瑟之問”視為偽問題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這當然不是説“李約瑟之問”無須質疑或不值得討論，事實上，對“李約瑟之問”質疑和討論從未停止過，但這絲毫無損這一問題所激發的思想魅力。對“李約瑟之問”的評論，我覺得墨磊寧教授在訪談中所表述的觀點更為中肯、持平，也更有啓發意義。他説：“我們應該感謝李約瑟和‘李約瑟之問’，事實上正是因為‘李約瑟之問’和對他的批判讓我們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在20世紀中期以及整個50年代到80年代，人們都在問這些問題，特別是六七十年代，我們所有學習中國科學和技術歷史的人，都是某種形式上的李約瑟的子孫，即使我們批評他。要批評‘李約瑟之問’很容易，但是提供一個替代它的問題就難得多。所以正是‘李約瑟之問’的存在，讓我們有機會提出更復雜的問題”。

在筆者看來，“李約瑟之問”不是偽問題，其所展現的中西文明互鑑的獨特視角和宏大格局，不斷激發着學界的興趣和公眾的關注，正説明了其持續的生命力所在。正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原所長劉鈍教授所言：“‘李約瑟問題’是一個啓發式的主題論綱， 藉助它不僅可以展開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宏大敍事，還能引導人們對科學革命、現代化的途徑、以及文化多樣性與科學普適性間的張力等議題進行深入思考”。灼見如此，可謂要言不煩，切中肯綮！

（本文原載上海《社會科學報》第1733期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