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一次重大外交失誤，周恩來十分憤怒，毛澤東卻這樣説_風聞

來源：頭條“紙上千秋”

1973年5月7日中午，時任中國駐雅典大使館大使的周伯萍辦完事回來，在大使館區發現沿途的警車哨卡比往日多很多，心想是否有什麼外交活動，於是叮囑隨身翻譯去看看是否有請帖。翻譯回館後詢問值班員，值班員告訴翻譯，説當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館有國慶招待會，只剩下十多分鐘的時間了。翻譯一聽時間緊急，於是乎通告周伯萍大使科威特大使館有請。

周伯萍一聽也急了，當時的科威特與中國建交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兩國關係一直不錯。如果自己無故爽約，很可能會對兩國的外交關係產生不利影響。來不及多想，周伯萍拉上翻譯就上了車，讓司機火速趕去科威特大使館。就這樣，歷史的齒輪開始轉動，一場新中國外交史上的最大烏龍開始了。

其實當晚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給中國大使館發的晚宴請帖。但由於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翻譯錯把其當成了國家「科威特」。科威特大使館當天自是沒有活動的，路上也沒有工作人員接待。司機並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館在哪裏，周伯萍與翻譯也都不知道。後來不知道是誰想出的主意，跟着車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地方走。

無巧不成書，比鄰的以色列大使館在組織活動，中國大使館的車糊里糊塗地就跟着以色列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的指揮進了以色列大使館。就這樣，中國大使拿着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的請帖，誤認為是科威特大使館的請帖，最終進了以色列大使館。

到達了以色列大使館後，周伯萍既沒有見過科威特大使，也沒有見過以色列大使，以為站在門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車後就和他握手祝賀國慶，巧合的是以色列的國慶日也正好是在五月份。周伯萍還為遲到連連道歉，甚至就連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門前懸掛的以色列國旗都沒有發現，就這樣稀裏糊塗的進入了大使館。

以色列大使看到周伯萍時也感到非常意外，要知道，當時美蘇還在冷戰，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處於絕對的對立當中，在巴以衝突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站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一邊，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站在以色列一邊。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國自然也是不承認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存在的。所以當以色列大使看到周伯萍的時候很是驚喜，兩方談笑風生還握手致意。

站在門口的美國記者看到中國大使前來以色列大使館，以為得了一個大新聞。那名記者便問周伯萍：貴國來這裏（以色列大使館）談笑風生，是不是要承認以色列了啊？本來記者問的是“這裏”，但翻譯卻翻成“雅典”。整句話的意思就變成了：貴國來雅典談笑風生是要承認以色列麼？周伯萍一聽就覺得這是西方媒體的無理挑釁，便一句話頂了回去。留下美國記者一臉莫名其妙。

第二天，《紐約時報》就刊登了中國祝賀以色列國國慶的消息，全世界一片譁然。而周伯萍直到中午才從羅馬尼亞大使口中得到這個消息，頓時手腳冰涼。這場烏龍事件丟的不僅是他的臉面，丟的更是國家的臉面。，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中國的政治盟友，阿拉伯世界也是中國的好朋友。在以色列大使館談笑風生，着實是巴解組織和很多中東反以色列國家對中國產生疑惑和不信任。

周伯萍立刻向國內發電報，坦誠自己的過錯，並極力補救自己造成的後果。，中國大使館內人心惶惶，翻譯痛哭流涕，説他斷送了大使的前程，寫血書檢查，並一度要自殺，館內派人看護他，防止發生意外。

周總理氣的直接把事件給定性為“十分極為荒唐、極為嚴重的政治錯誤”。據周伯萍後來回憶自己與周恩來的談話時説：“總理（周恩來）一反過去的和顏悦色，盛怒道：‘美國出了水門事件，中國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

本以為要倒大黴的周伯萍卻沒有栽倒，在關鍵時刻，毛主席的批示救了他。主席在由總理辦公室起草、以外交部名義上送的報告中大筆一揮，刪掉“十分極為荒唐、極為嚴重的政治錯誤”，改為“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並把周伯萍對錯誤的認識從“較好” 改為“很好”。 既然主席這麼説了，總理也就沒深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通報批評一番，後來大使又被調到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和扎伊爾當大使去。非洲雖然沒希臘好，不過這結果也不錯，大使算是躲過一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