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終於還是敗了 | 王希：這意味着什麼？_風聞

✪ 王希|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

【導讀】美國時間12月11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駁回得克薩斯州提出的認定賓夕法尼亞州等四州選舉結果違憲的訴訟，這一被視為特朗普最後一搏的行動終告失敗。美國的選舉機制，曾一度成就特朗普，而今又將其推翻，這意味着什麼？時至今日，人們依然疑惑：美國民主是怎麼走到前所未有的危險時刻的？

著名美國憲法史學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王希指出，總統領導力的缺失是目前美國面臨的最大危機，是“美國危機”的危機。他回顧了美國兩黨制的歷史演進，指出美國當下“雙寡頭壟斷選舉制”並非美國憲制設計，而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它導致美國政治選舉僵化、政黨工具化、搖擺州在選舉中重要性增加，而“偏執選民”越來越多。“偏執政治”無疑是一種病態的政治，特朗普當年勝選就是利用了這一漏洞，也將問題充分地暴露了出來。而今特朗普又在選舉中落敗，這是這套制度的偶然結果，還是美國政治的自我調適？或許見解不一。但美國人民自己是否對民主體制有足夠信心、是否有勇氣和智慧捍衞這種體制，才是真正問題所在。

作者提議，在觀察美國政治時，把美國及其政治演變看成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種“實驗”，而不是一個定論或必然結果。實驗受制於內外多種因素，包含成敗、進退、起伏與轉折的各種可能。以此視角看美國，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思維“偏執”，對其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對其出現的不確定性和超預期變動擁有一種更健康的心理準備。

本文發表於《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原題為《“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特朗普現象背後的總統選舉制度》，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

——特朗普現象背後的總統選舉制度

▍“美國危機”

2020年充滿危機，註定要成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未來的歷史學家將如何書寫它，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確信：我們在2020年體驗了一場政治範式的轉換。

對於美國人來説，危機和範式轉換的感覺都更為真切。2020年是美國歷史上**“危機豐收”的一年**，美國在今年同時遭遇了四大危機——新冠疫情危機（百年不遇的全國性公共衞生危機）、經濟危機（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種族主義引發的社會危機以及環保危機。[1] 危機並不是美利堅民族少有的歷史體驗。從程度和強度來看，2020年的“美國危機”似乎沒有超過其歷史上的其他一些危機（如美國內戰），但它卻令人感到更為兇險，更加難以化解。這不僅是因為多重危機的集中發生，更在於危機發生在國家領導力空前缺失的時刻，即一種具有道德正義和凝聚力的、可信的、有效的、受人尊重和具有尊嚴的總統領導力的缺失。總統領導力的缺失是目前美國面臨的最大危機，是“美國危機”的危機。

托克維爾曾在19世紀30、40年代寫出《論美國的民主》，在介紹美國政治體制的同時，也開啓了外部世界對美國民主“神話”的想象與製作。20世紀中葉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後，美國民主更是成為全世界人民所仰慕的體制和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那麼，美國民主是怎麼走到今天這個前所未有的危險時刻的？

▍“特朗普現象”與總統“怪人”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的第二天，《紐約客》雜誌主編戴維·雷姆尼克發表專論，用“美利堅悲劇”的醒目標題形容特朗普的當選。《時代》週刊則給特朗普戴上一頂“美利堅分裂國總統”的桂冠，指責他的獲勝是因為使用了分裂政治的手段，成功地操縱了支持者的絕望感。[2] 儘管如此，許多人仍然認為，特朗普在執政後會以國家利益為重，顧及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拋棄競選政治的做法，抑制自戀感，審慎對待總統權力，並對美國民主體制表示出某種敬畏感。人們也相信，美國體制的傳統、美國政治操守的規範、價值共識和獨立於政府的公眾輿論可以對特朗普形成鉗制，不會聽任他為所欲為。

特朗普對所有這些期待的回答只有一個字：不（No）。**將近四年的執政表明，特朗普拒絕做3.3億美國人的總統，而執意只做支持他當選的46%的美國選民的總統，“黨派政治”（partisan politics）成為他執政的特徵，總統職位成為他推進共和黨意識形態和利益羣體的利益的工具。**於是，2016年大選造成的政治裂痕不但未能得到修復，反而愈加擴大，“極端政治”愈演愈烈，“極化政治”成為常態。在其任期前三年，特朗普的許多舉動和政策雖然帶有濃厚的“黨派政治”色彩，但仍可被視為美國憲政體制尚能容忍的總統行政權的使用。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和全國性反種族歧視抗議的出現，對他的真實執政能力提出了嚴峻考驗，並直接威脅到他對成功連任的期待。

在美國人的習慣與期待中，在面臨全國性危機的時刻，總統應該從國家利益出發，團結民眾，與州和地方政府展開精誠合作，展示具有道德感和正義感的領導力。但這種理想的領導力似乎與特朗普全然無緣，他對疫情危機的處理更是徹底暴露了他連最基本的政治領導力都不具備。**除了在國際上甩鍋、在國內竭力推卸失職之外，他還將“黨派政治”帶入抗疫之中，用政治意識形態畫線。**例如，為了追求臆想中的政治目標，他不顧科學與現實，以停止相關聯邦撥款為要挾，敦促各州開工開學，全然不顧各州和地方政府面臨的具體困難；更極端的是，他公開批評民主黨人任州長的州實施的抗疫措施，並鼓勵這些州內的反對派公民公開挑戰州政府的決定。

**在對同期的種族政治事件的處理上，特朗普也未能展示出一種公正、有效、具有起碼政治道德意識的領導力。**2020年，警察針對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和雅各布·布萊克的暴力執法，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活動。但特朗普拒絕公開譴責白人民族主義，卻對“黑命攸關”運動大加斥責，加劇了美國人在種族問題上的分裂。特朗普不是利用總統的巨大聲望和影響力來團結民眾、化解怨恨，而是將“種族正義”與“法律與秩序”對立起來，連最起碼的承認和捍衞已經成為憲政原則的種族正義的勇氣也沒有，更談不上使用成熟的政治技巧來化解危機。

任何當權者都不願意面對危機，但**危機往往也會成為政治人物改善形象、重新贏得民意的時刻。但特朗普卻放棄了上述危機帶給他的這樣的機會，或者他根本沒有意願、能力與素質去把握這些機會。特朗普式的總統政治似乎只有一個目標——爭取成功連任。**在過去幾個月中，特朗普利用手中巨大的行政資源為贏得連任造勢，將“極端政治”推向了極致，許多做法都違反了美國體制，甚至兩黨制政治實踐中的“共識”；但整個體制對這些做法卻束手無策，沒有任何鉗制的機制。2020年民主黨掌握的眾議院試圖通過彈劾和獨立司法調查等制度措施來“馴服”特朗普，但都沒有達到目的。體制鉗制的失敗讓特朗普更加有恃無恐。19世紀初，英國作者瑪麗·雪萊在其科幻小説中描寫了發明家維克托·弗蘭肯斯坦創造了一個體型怪異、沒有靈魂、沒有道德感的“怪人”，卻沒有發明出制服怪人的辦法的故事。[3]在某種意義上，美國體制似乎也遇到了同樣的困境：它產生了特朗普這樣一個極為異類的總統“怪人”（a presidential Frankenstein），卻沒有馴服他的“極端政治”的體制力量。

▍“兩黨制”的起源與演進

美國總統由各州選民通過總統選舉人選舉產生。無論屬於哪個政黨，總統當選之後，理論上應該是美國人民的總統，而不只是其支持者的總統；總統執政的出發點應該超越“黨派政治”，以美國人民的“公共福利”為重；總統的職責也不是捍衞本黨的利益，而是“維護、保護和捍衞美國憲法”。**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狀態，在美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特朗普之前的總統多少受不同形式的鉗制，**其中有的來自憲政體制的設計（如聯邦政府三權之間的制衡和聯邦制的限制），有的來自兩黨內部和之間的意識形態“共識”，有的來自體制運作產生的“慣性”（如在外交上對美國利益和前任建樹的默認），還有的則來自總統本人的政治素質。**但在特朗普時代，這些鉗制性的力量或者失效，或者缺失，或者被他徹底否認。**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總統政治範式轉換的最明顯體現，是“黨派政治”成為特朗普執政的工具與標誌。對於這一轉變，無疑需要通過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來回答，本文僅從兩黨制政治的角度提出一些觀察和思考。

**作為一種政治“實驗”，美國政治體制在18世紀末起步時的確擁有許多前所未有的發明，包括人民主權、聯邦制、權力分割與制衡、憲法的崇高性等，但並不包括“大眾民主”和政黨政治，更不包括我們今天熟悉的“兩黨制”。**事實上，建國者對大眾民主和政黨政治都十分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儘管如此，聯邦憲法卻為兩者在制憲之後的出現與生長創造了條件。為建立一個限權政府，憲法不僅將聯邦權力進行了分割（三權分立），還設計出一套複雜的選舉制度，頻繁、定期的選舉成為美國民主的核心內容和重要實踐，而競選——不同利益羣體為獲取公職而展開的競爭——則催生了政黨政治。政黨將分散的選民意願進行整合與提煉，形成一種集中力量，冠之以意識形態的口號，爭取選舉的勝利，從而獲得對公職的佔有以及制定公共政策的權力。**雖然原始憲法文本中沒有任何關於政黨的文字，但政黨政治卻因為選舉的現實需要成為左右美國民主的一種根深蒂固的體制力量。**兩黨制便是這個漫長曆史過程的產物。

兩黨制的核心是互為反對派的“二元政治”，最早起源於第一屆總統華盛頓執政期間，並通過1800年總統大選和第十二條憲法修正案（1804年批准）演變成一種憲法下的“合法反對黨制”。最初發生在聯邦黨人和民主共和黨人之間的兩黨政治，最多算是一種派別政治。現代意義上的美國政黨體制則產生於19世紀上半葉。這一時期，民主黨和輝格黨在全國範圍內圍繞總統、國會議員和各州政府職位進行了長達20年的公開競爭，與此同時大多數普通白人男性公民獲得了選舉權，帶來了選民隊伍的第一次擴展，政黨政治的許多運作機制與規範也都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

19世紀50年代，民主黨-輝格黨兩黨競爭體制因無法解決奴隸制問題而土崩瓦解，新興的共和黨-民主黨兩黨製取而代之。1860年，林肯作為新生共和黨的領袖人物贏得總統大選，但聯邦卻發生了分裂，兩黨制未能阻止這一基於區域經濟體制和政治意識分歧之上的國家分裂。內戰和重建期間，共和黨利用南部退出聯邦和民主黨分裂的機會，掌握了聯邦政府，並將選舉權賦予獲得解放的南部黑人男性，從而將該黨的影響力推進到南部，為新一輪兩黨對峙奠定了基礎，並在19世紀後期將“兩黨制”變成了一種固定的政治競爭模式。

從19世紀末至今，民主黨、共和黨雖然名稱不變，但隨着美國政治的數次重組（realignment）和意識形態的易幟，兩黨的政策立場和選民構成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19世紀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衝擊下，民主黨將中西部和南部的自耕農和天主教徒納入自己的陣營中，而共和黨則演變為東北部工商業資本和勞工貴族的代言人。

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利用新政改革，將民主黨逐步改造成由北部勞工、天主教徒、都市少數族裔、非裔美國人和南部白人至上主義者組成的選舉聯盟；共和黨則將白人新教教徒、小鎮居民、自耕農和商業中產階級變成了自己的徵募對象。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之後，南部白人選民、宗教保守派和一部分白人勞工階層改變立場，加入共和黨陣營；民主黨則努力維繫由少數族裔、新移民、自由派和底層勞工組成的選民聯盟。20世紀後期和21世紀初，在公民權利、經濟利益分配、宗教與價值觀等問題上，選民的政治立場出現了嚴重的分化，選民重組也變得更加困難。但這些並沒有影響到兩黨制的生存，也沒有給第三黨帶來奪走兩黨選民的機會，兩黨制因此被認為是美國民主的一種理所當然的體制。

**兩黨制在美國長盛不衰的關鍵在於“制度”設計——總統候選人須贏得過半數的總統選舉人票數才能當選。這一規定促使政黨集中資源，減少票源分散，兩黨競爭因此成為最有效的獲勝模式。**19世紀上半葉產生的“勝者全得”“團體制”“相對多數獲勝”等競選規則最初只是州的選舉程序，後來因為政黨競爭的需要被推廣成為一種通用的競選實踐。19世紀40年代採用的“單一議員選區制”——在一個國會議員選區裏，只有得票最多者才能當選——也是因應政黨政治的需要而發明出來的，但它限制了選民的選擇範圍，並使得落選者及其支持者的主張遭到徹底否定。因為聯邦制的緣故，涉及選舉程序、選區劃分和選民資格界定的法律主要由各州制定，而各州立法機構則長期為民主、共和兩黨把持，保證兩大黨競爭的“公平性”（實為它們的既得優勢）成為兩黨的共識。正是這一整套體制幫助形成了美國總統選舉中的“雙寡頭壟斷選舉制”（electoral duopoly）。[4]

▍“雙寡頭壟斷選舉制”的影響

“雙寡頭壟斷選舉制”帶來了一系列的後果。**首先是選舉政治的僵化和政黨的工具化。**獲得競選成功是政黨政治最高也是最根本的目標，政黨的一切運作均圍繞這個目標來設計和展開，兩黨制於是徹底演變成一種為贏得選舉而存在的體制和進程。**當政治競爭變成了一種系統性的工具理性實踐之時，民主政治應有的道德和思想內涵便會蕩然無存，**技術政治則因為對勝利的渴望和偏執而日益走向極端化，“極端政治”的邏輯由此而生，政治妥協的空間越來越小，甚至完全喪失。

**其次，“雙寡頭壟斷選舉制”賦予兩大政黨先天性的競爭優勢。**當競爭場上只有共和、民主兩黨的時候，第三黨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便大大降低。因此，民主、共和兩黨可以對全國範圍的國會選區進行長時段的佈局和經營，保證始終贏得各自選區的國會議員選舉和總統選舉的勝利。兩大政黨還致力於減少乃至消滅自己控制的選區內的兩黨競爭，不給對手留下組建有效反對派選民聯盟的機會，結果“一黨州”（one party state）數量逐年增加：2000年三分之二的州幾乎都成了“一黨州”。這意味着，真實意義上的政黨競爭程度，在“一黨州”變得越來越低，在“搖擺州”則變得更為激烈，後者的選民因此在總統競選中佔有更大比例的話語權。

**再者，“雙寡頭壟斷選舉制”也改變了初選的作用。**黨內初選是20世紀初美國民主體制的一項重要改革，目標是將原來由黨內大佬掌握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權“下放”給普通選民—— 候選人必須先贏得黨內普通選民參與的初選，才能得到黨代會的提名。**但到了20世紀後期，黨內初選演變成一種“時勢造英雄”的表演——誰能夠籌到雄厚的資金、組成有效的競選團隊、贏得媒體的高度關注，誰就有可能最先勝出。一旦獲得初選的成功，“時勢造英雄”就會變成“英雄造時勢”。**獲得黨內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按慣例會變成黨的領袖，可以以自己的政見為核心，在制定本黨競選綱領、宣示政見和政策方面發揮極大影響，並獨立地決定競選策略，政黨的全國和地方委員會則只扮演服務性的角色，並用政黨紀律壓制和清除潛在的黨內競爭者。所以，對於總統候選人來説，贏得初選，成為黨的領袖，利用兩黨制營造的政治壟斷（排除了第三黨的威脅）與政治分割（擁有“一黨州”的優勢）局面，可以事半功倍地增加贏得大選的勝算。

這正是2016年總統大選時共和黨內發生的情形。無論是從組織關係還是從政治信仰上看，特朗普都不是一位忠誠的共和黨人，但**他看準併成功地利用了“雙寡頭壟斷選舉制”下的政治壟斷與政治分割局面。**當決定參選之後，特朗普沒有重複20世紀90年代億萬富翁佩羅（Ross Perot）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的做法，也沒有像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那樣大費周章地組織一個第三黨來參選，而是選擇以共和黨人的身份參選。作為一名精明的商人，他希望用最小的成本謀取最大的利益。而要在總統競選中做到這一點，必須有效地利用“雙寡頭壟斷選舉制”。

特朗普深知自己不是共和黨權力圈子內部的人，從政經驗更是一張白紙，如果按常規出牌，他必然在黨內競爭中處於劣勢。所以他必須要以“出格”的競選戰術贏得初選和大選。他打出反建制派、反精英和反全球化的旗幟，刻意表現“政治不正確”，聲稱自己是“沉默大多數”的代言人，力圖贏得一大批對兩黨制早已厭倦的基層選民的注意力，並將他們對精英政治與文化的憤恨無限制地放大，從而在共和黨內製造出一批新的共和黨選民。

**這是一場豪賭，但他卻做到了先聲奪人，用一場黨內的反叛首先贏得了初選，迫使共和黨奉他為黨的領袖。**進入大選之後，他藉助共和黨的平台，將共和黨黨內的“反叛”擴大成為一種跨越黨派界限的“選民反叛”，使用白人民族主義的語言，煽動起“搖擺州”中那些受到全球化衝擊的選民的怨恨和不滿，並將這種不滿與怨恨提煉成一種對建制派、精英化政治和全球化的全面否定，從而創造了一支追隨他的選民隊伍，一個披着共和黨外衣的“特朗普黨”由此誕生。“特朗普黨”選民不僅幫助他贏得了選舉，也幫助製造了當代美國政治中的“弗蘭肯斯坦”。

最後，“雙寡頭壟斷選舉制”對選民隊伍的構成也有重要的影響。19世紀黃金時代的選民似乎已經不復存在，相反，21世紀的選民隊伍越來越多地包含了以下兩種人：一種是面臨“無選擇困境”的人，即對兩黨候選人都不中意而自願放棄選舉權的人；另一種則是“偏執選民”，即對某種政治理論、政策組合或政治議題抱有不容置疑的、不妥協的反對或擁護態度的人，**他們關心的是問題和信仰，而不是誰來代表他們發聲或者他們的代言人如何發聲。**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一文中，以冷戰時代的麥卡錫主義和20世紀60年代中期右翼政治勢力為背景，梳理了美國歷史上“偏執風格”的政治現象：這是一種由非理性的思維和行為主導的政治，其特徵是先入為主，拒絕真相，誇大事實，懷疑一切，將一切與自己的信仰相對立的人和事與陰謀論聯繫起來。如果偏執政治主導了一個社會的政治運作，整個政治就會是一種病態政治。

**偏執政治不僅需要領袖，還需要有信眾和追隨者。**麥卡錫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成功不僅在於他使用了捏造事實和心理恐嚇等手法，更在於他成功地利用了當時美國人對共產主義的焦慮，並通過媒體將這些焦慮放大成為一種恐懼。**如果我們將“麥卡錫主義”定義為一種“偏執風格的政治”的話，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它會在21世紀初的美國再度浮現。**冷戰之後，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並沒有維持多久，“9·11”事件摧毀了美國人傳統的地理安全感，全球化和數據化則加速了知識的更新和信息的分享，極大地刺激了新型資本主義的快速生長，而後者大張旗鼓地利用各國的政治體制為自己謀利，形成了利用國家力量但又企圖擺脱國家控制的新力量。

這種新的資本主義力量與不同國家的內部政治結合起來，構成了新的發展優勢，直接挑戰美國霸權，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最偉大”的國家的地位不保，曾令美國人驕傲不已的“上帝選民”和“天定命運”的神話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中受到空前的質疑。這一切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説是難以接受的現實，他們渴望拯救美國的政治領袖的出現。在這個時候，特朗普的“美國第一”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對於這些人無疑具有重温舊夢的吸引力。**當具有偏執心理的選民佔到一定比例的時候，當“雙寡頭壟斷選舉制”將選舉結果鎖定在為數不多的搖擺州之上的時候，選舉政治便會產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在2016年特朗普的勝選中，這兩個因素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美國實驗”的希望

美國民主的理性時刻是否走到了盡頭？美國民主的希望何在？

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請允許我簡短地解釋一下“美國實驗”的概念，以及我為何用它作為本文題目的一部分。

美國總統選舉本是美國的一場內政大戲，但因為美國在國際上的特殊位置，總統大選也牽動着他國的政治神經，就連普通民眾也情不自禁地選邊站隊，捲入爭論，藉機將自己的政治情緒傾瀉其中。**“激情政治”和“偏執政治”似乎具有一種普世性，可以跨越國界，**在網絡和意見領袖的推動下，愈演愈烈，構成全球化時代一道特殊的跨國政治風景線。

我希望提議，在觀察和解讀美國政治時，把美國——包括其政治在內——看成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種“實驗”（experiment），而不一定把它看成是一個已經有了定論或最終結果的必然。實驗是一種利用已知的知識與經驗去發現一個未知世界的過程，實驗的過程是開放的、漫長的，不會一蹴而就。實驗也受制於外部和內部的多種因素，會同時包含成功與失敗、前進與後退、起伏與轉折的可能。用這個視角看美國，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思維中的“偏執”風格，對美國政治的變化保持一種比較客觀、冷靜的態度，對其出現的不確定性和超出預期的變動擁有一種更健康的心理準備。

的確，經過特朗普的四年執政，同時又面臨着多重危機，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焦慮和不確定感。儘管如此，**我並不認為美國民主已步入“至暗時刻”，理由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美國體制本身具有的韌性。政黨政治可以為特朗普所利用，也同樣可以為反對黨所利用。**只要有定期的、經常性的選舉存在，政治野心和“總統暴政”就不太可能長期暢行無阻。2020年眾議院彈劾特朗普終告失敗，除了理由和證據的強度不足之外，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的多數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這同時説明如果民主黨獲得兩院的控制權，並能在黨內形成共識，即便特朗普連任成功，他也將面臨比第一屆任期更多的國會限制。事實上，在其任期後半段，特朗普也體會到了當年共和黨國會對奧巴馬執政制造的體制障礙。

從聯邦最高法院的角度來看，雖然特朗普任命了三名大法官，改變了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黨派屬性”的比例，但這並不意味着這三名大法官會在所有問題上都按他的旨意行事，甘心做他的法律僕人，甚至把最高法院當成特朗普的政治工具。事實上，在不久前關於移民、同性戀工作權和墮胎法律尺度等問題的案件中，保守派大法官們也並不是鐵板一塊；而在總統是否可以以國家安全名義不向司法部門和國會提交私人財產文獻的問題上，所有大法官都表示，總統沒有將自己置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當然，一個保守派佔多數的最高法院會在一些具有極大爭議的權利憲政問題上做出有利於保守派的決定；但無論如何保守，目前的最高法院並沒有政治膽量和憲政理由去推翻民權運動建立的反對種族歧視、性別平等、政治選舉的公正與公平等剛性憲法原則，更不用説去推翻新政時代建立的社會保障體制和約翰遜時代建立的老年醫保體制。

**與此同時，“雙寡頭壟斷選舉制”本身也並非不可撼動。**雖然“勝者全得”體制仍然在絕大部分州實施，但有的州也開始討論如何改造這一體制，賦予選民更多的選擇，以及讓選舉結果更公正。**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美國選舉制度需要一場深度改革，**美國需要通過一部新的全民選舉權法，以聯邦政府的名義清除州設置的種種投票障礙，讓所有人獲得安全、正當的投票機會，改變“美國實驗”參與者的隊伍構成。

**其次，民主的意義不只是通過選舉、投票等活動來表現，更多的是通過在一個法治社會和有效的公共空間中的生活來展示。**只要這兩者繼續存在，只要美國人民相信自己始終擁有權利，“美國實驗”就會繼續進行下去。2020年夏末時分，特朗普為彰顯自己不怕示威者的抗議活動，設計了一場從白宮步行到附近教堂並在那裏高舉《聖經》拍照的活動，參加這次活動的美國國防部長事後立即公開發表聲明，就參與這一場帶有明顯“黨派政治”色彩的活動表示道歉，聲稱美國軍隊絕不應該捲入這樣的事件，給民眾造成錯誤的印象。在特朗普執政的四年中，儘管他開啓了所謂“推特治國”的模式，但終究擺脱不了媒體的監督和批評。

當然，“美國實驗”最大、最好和最後的希望仍然是美國人民。“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是美國憲法的開卷語，“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是美國政治體制的核心和美國民主的基石。美國人民如何看待“美國實驗”，美國人民是否對美國民主體制有足夠的信心、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來維繫和捍衞這種體制，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在對這些年美國的街頭抗議活動的觀察中，我注意到，在因種族問題引發的社會抗議中，無論在大城市還是小城鎮，參加支持種族正義和“黑命攸關”活動的不僅是黑人青年，更多的是白人青年；而在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集會和遊行活動中，幾乎看不到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種的身影。這至少説明，新一代美國人中的許多人願意接受自民權運動以來建立的新的美國國家認同，而這種認同的基礎原則之一便是種族正義。

本文註釋：（向下滾動即可閲覽全部註釋）

* 本文初稿曾於2020年9月和10月分別在北京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的在線會議上宣讀。我感謝王奇生教授和田雷教授的邀請，尤其感謝包括王立新、滿運龍、任軍鋒、鄭戈、江振春、趙梅、魏濤等對初稿做出的現場評論與線下反饋。

1. “危機豐收”（a harvest of crises）一詞的使用受到福斯特關於美國內戰研究的啓發。她在討論美國內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死亡數字時，使用了“死亡的豐收”（a harvest of death）一詞。參見Drew Gilpin Faust,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Knopf, 2008。

2. 王希：《特朗普為何當選？——對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歷史反思》，載《美國研究》2017年第3期。

3. 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Engage Books, 1818.

4. Leon D. Epste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American Mo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p. 173；王希：《兩黨制與美國總統選舉的“無選擇困境”》，載《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2期。

— 2020年12月新刊目錄 —

▍域外

羅斯福道路能拯救英國嗎？

佘倩影 張佳俊

▍封面選題 “雙循環：探尋中國經濟發展新空間”

創建“消費-創新”新循環—— 2035經濟新主題

張 平

疫情、衰退與衝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展

張 明

培育製造業生態體系：工業史視角下的“雙循環”

嚴 鵬

走出薩繆爾森陷阱——打造後全球化時代的開放經濟

高 柏

▍全球治理

國際權力結構變遷與世界衞生組織的發展策略

張傳紅 李小云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反思“第三部門”理論：扶貧中的政府與公益組織

王曉毅

懸浮的社會組織

陳 鋒

▍專題：重新認識西方

“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 特朗普現象背後的總統選舉制度

王 希

歐洲民粹主義的多重面孔

張金嶺

歐洲環保政治的興起與限度

葉開儒

▍新發展知識

被架空的援助領導者—— 日本戰後國際援助的興與衰

徐 加 徐秀麗

▍學術評論

如何建設政治學的中國學派

潘 維

▍世界觀

什麼是中亞？—— 地緣身份、內部結構與複線歷史

袁 劍

全球疫情下的中西方碰撞與“東昇西降”

高 程

▍經典重温

吳汝綸訪日與近代中國教育改革

楊一男

**本文發表於《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原題為《“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特朗普現象背後的總統選舉制度》。**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