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華：世界製造業格局演變史_風聞

作 者 | 李曉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國際產業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抬頭，世界各國比較優勢持續改變等因素，推動製造業全球產業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還將進一步改變製造業全球產業格局。

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既面臨着日趨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但同時中國在產業基礎、創新能力、人力資源、市場規模等方面的優勢也給中國製造業向高質量發展邁進、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增強在全球產業中的話語權奠定了基礎，新工業革命為中國製造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領域的並跑、領跑提供了歷史機遇。

近年來世界製造業格局的演變

2005年以來，全球製造業增加值和出口格局呈現中等收入國家、東亞和太平洋國家快速崛起的特徵，但2015年以來的變化趨緩。由於中等收入國家國內供給能力的增強、市場的擴大以及“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全球價值鏈呈現“縮短”的趨勢。

1.世界製造業區域分佈變化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製造業最顯著的變化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和發達國家的相對衰落。

從表1可以看到，2005年，不同收入水平國家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比重分別為：高收入國家佔74.5%，中等收入國家佔25.3%，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佔20.8%，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佔4.4%，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水平極低，製造業增加值僅佔全球的0.2%。

此後的十餘年間，高收入國家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比重下降到2018年的53.8%，而中等收入國家提高到2019年的46.7%，其中尤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變化為大，提升了近20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最不發達國家製造業增加值比重分別提高0.2個百分點和0.8個百分點。但2015年之後，無論是發達國家比重的下降還是中等收入國家比重的提高都大幅度放緩。

表1 不同收入分組國家的製造業

增加值佔比 

資料來源：根據World Bank數據庫計算

從製造業的地域分佈來看，呈現出由北美、歐盟、東亞和太平洋三足鼎立到東亞和太平洋明顯佔優的變化趨勢。2005年，北美、歐盟、東亞和太平洋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比重分別為23.8%、24.3%和31.5%，到2017年北美比重下降到17.8%，歐盟比重下降到2019年的16.8%，而東亞和太平洋比重提高到45.6%。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高收入國家以外的國家的提高明顯，從佔全球的12.2%提高到32.4%。世界其他地區中，南亞佔比從2.1%提高到2019年的3.7%；中東和北非佔比基本保持在3.1%水平，而拉美和加勒比雖然在2008-2010年間有明顯提高，但2019年比2005年降低0.6個百分點，撒哈拉以南非洲提高0.2個百分點。 

表2 不同地區分組國家的製造業

增加值佔比 

資料來源：根據World Bank數據庫計算

2.世界製成品出口份額變化

製造業在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區域的分佈狀況變化反映了各國製造業競爭優勢的變化，而這一點又在各區域和國家的全球出口份額上表現出來。

從不同收入分組國家來看，2005-2018年間，高收入國家製成品出口佔比從77.13%下降到68.01%，中等收入國家製成品出口佔比從23.31%提高到31.47%，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佔比從19.64%提高到26.93%，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佔比從3.58%提高到4.43%。但2015-2018年間，各收入分組國家製成品出口比重基本保持了穩定。從不同地區國家分組來看，2018年世界製成品出口國主要集中在歐洲和中亞、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分別佔全球製成品出口額的42.00%和39.74%，其次為北美佔8.95%、拉美和加勒比分別佔8.95%和4.11%；中東和北非、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佔比較低。2018年東亞和太平洋地區製成品出口份額相比2005年提高7.37個百分點，但與2015相比變化不大。歐洲和中亞地區2018年製成品出口份額比2005年下降4.96個百分點，但相比2015年提高1個百分點；北美地區2018年的份額比2005年下降2.96個百分點，比2015年下降1.37個百分點；南亞地區2018年份額比2005年提高0.77個百分點，但比2015年略有下降。 

表3 不同收入分組國家的製成品

出口佔比 

資料來源：根據World Bank數據庫計算

表4 不同地區分組國家的製成品

出口佔比 

資料來源：根據World Bank數據庫計算

從不同類型產品出口的地區分佈變化來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歐洲和中亞是製成品（包括資本品、消費品和中間品）最主要的出口地區，其次為北美，而原材料出口的地區分佈相對比較平均，最高的歐洲和中亞佔比在30%以上，東亞和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北美均在10%以上。2015-2018年間，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資本品、消費品、中間品和原材料出口佔世界比重均有所下降，而歐洲和中亞地區上述四類產品佔世界比重均有明顯提高。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北美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原材料出口佔比分別提高1.31、2和2.7個百分點。 

表5 不同地區分組國家不同類別產品

出口佔比 

説明：世界出口總額由五大區域加總。 

資料來源：根據WITS數據庫（https://wits.worldbank.org）計算

3.世界製造業價值鏈分工格局變化

近年來，世界製造業價值鏈呈現“縮短”的趨勢。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幾乎所有商品生產價值鏈中的貿易強度（即總出口與總產出的比率）都有所下降，全球跨境貿易佔全球產出的比例已從2007年的28.1%降至2017年的22.5%，而且在那些最複雜和交易量最大的價值鏈中，貿易強度的下降尤為明顯。從表6可以看到，計算機、運輸設備、汽車、機械設備、電氣設備、化學、紡織和服裝、傢俱等產業在2000-2007年間的貿易強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2007-2017年間則普遍出現了下降，創新型複雜產品的下降幅度相對更為明顯。

表6 代表性商品的貿易強度變化 

資料來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9）

全球價值鏈的縮短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國內創新能力提高，國內配套能力增強，許多中間投入品實現了國內生產而無需到國際市場上進行採購。根據WITS數據庫的數據，從2005年到2018年，中國出口商品中資本品的比重從42.18%提高到45.92%，而進口商品中資本品比重從48.47%下降到40.11%，中間產品比重從24.73%下降到20.32%，表現出中國資本品與中間產品自給能力的增強。

二是隨着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發展中國家本土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更多本國製造的商品就地銷售而不是出口到國外。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數據顯示，由於本國消費者的購買增加，印度出口服裝佔最終產量的比例從2002年的35%下降到2017年的17%。

三是機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工業互聯網、智能製造等技術的不斷成熟，“機器換人”更加普遍，產業的資本密集度、知識密集度不斷提高，原本容易實現全球勞動力成本套利的產業鏈佈局在一國內部也變得有利可圖。美國等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推動的製造業迴流也對全球價值鏈縮短產生一定影響。此外，生產靠近市場帶來的供應鏈響應速度的提高、美國發起的一系列貿易摩擦、購買本國貨的“溢價”、價值鏈本地化對供應鏈韌性的改善等因素也在全球價值鏈縮短中發揮了作用。 

表7 中國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WITS數據庫（https://wits.worldbank.org）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明顯提高。中國製造業的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與後向參與度在2010年之後均呈下降趨勢，低技術和中高技術製造業呈現從下游向上遊轉變的趨勢。但總體上，中國對高技術產品進口的依賴程度仍然較高。用半導體及相關產業、航空航天產業、光學影像和醫療器械產業、機械設備及其零部件、機動車零部件和發動機等典型產品代表創新型密集型行業，2018年中國創新密集型行業進口和出口比例分別為26.0%和15.9%，其中進口供給率最高的美國、德國、法國創新密集型行業對中國的影響比例分別為92.3%、45.8%、47.2%。

影響製造業產業格局演變的因素

產業在大空間尺度的分佈是無數企業生產區位佈局決策的集中體現，而企業選擇將生產經營部門或價值鏈環節佈局在哪個區位是出於利潤最大化的考量。企業的經營過程就是組織各種生產要素進行生產，並將產品在市場中進行銷售，從而獲得收入和利潤。這個過程中涉及到要素價格、要素組合的效率以及與生產組織、銷售過程相關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不同的產業所需的要素投入及其組合不同、市場不同、運輸成本不同，因此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會選擇在不同的區位進行佈局。也就是説，生產的空間格局取決於產業的內在特徵與運行規律，同時也會受到技術變革、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外部衝擊、國內政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1.資源稟賦變化

每一種產業、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都有特定的生產要素投入。例如，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加工製造環節需要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力；資源加工產業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自然資源；高技術產業和研發設計環節需要大量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工人。而各個國家和地區通常具有不同的要素條件和資源稟賦。因此，如果產業資本能夠自由流動，就會選擇根據產業與產業鏈環節的要素投入差異將其佈局在最具資源稟賦優勢的區位，以使得最終向用户交付產品的成本最低。資源稟賦條件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高級生產要素會隨着經濟發展和資源的投入而發生改變。例如，隨着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從而工資必然隨之上漲，原本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優勢會逐步削弱，導致相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如果該國家或地區又積累形成新的優勢要素（如熟練工人、工程師），則會加強對其他產業的吸引力，形成國內產業的更替。因此，製造業的產業格局會隨着地區間資源稟賦的變化而改變。此外，經濟的發展還會帶來用户需求從而市場規模和結構的變化，也會影響到企業的投資佈局決策。靠近大規模的市場，不但能夠節約運輸成本，而且能夠更加了解當地需求特徵，對需求變化做出快速反應。在一些情況下，靠近市場可能由於要素組合不是最優、規模經濟沒有充分發揮而造成生產環節的成本不佔優勢，但是運輸成本的節約和供應鏈的靈活性仍然會使本地化成為整體更優的選擇。

2.國際政經關係

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對產業空間格局的影響是通過改變生產要素和最終產品的流動性發揮作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存在顯著差異，土地以及附着其上的自然資源、區位條件完全無法流動，人力資本的流動受到各國邊境管理和國內就業規定的限制。相比之下，最終產品、資本、技術的流動性較高。要素和產品的流動性越高，各個產業和產業的各環節就會越按照其要素投入特徵與各國（地區）資源稟賦的匹配性以及目標市場、運輸成本等經濟因素的綜合考慮來佈局生產能力；反之，當要素和產品的流動受到阻滯時，經濟因素在產業區選擇中的作用下降，如何使生產活動能夠進行以及市場能夠獲得需要的產品成為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受到各國政府不同程度的管制以及國際經貿規則的約束。

二戰以來，投資和貿易自由化是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發展的主要方向。在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推動下，資本、技術和產品的流動性提高，跨國公司得以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最優生產區位，形成了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或產品內分工的格局。但事實上，雖然全球化是歷史大勢，但阻礙全球化的因素一直存在，且在一些時間段有所加強，經濟全球化不時出現逆流。例如，戰後的“巴統協定”、“瓦森納協定”一直對一些國家的高科技產品進口進行限制；世界各國也都在利用各種貿易和非貿易壁壘加強對本國產業的保護；因政治、軍事、法律等原因對產品出口實施限制或對某國實施禁運也時有發生。各主權國家採取的對研發、產業發展進行補貼的等產業政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使要素價格、供給、需求發生改變，從而影響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和全球產業的空間格局。

3.技術變革

技術變革從多個方面影響全球產業格局。

一是影響產業結構。一些新技術的商業化會形成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對原有的產品或服務形成替代，從而形成新產業。顛覆性的變革不僅會在具有傳統產業優勢的地區產生，甚至原有的優勢還會形成對新技術發展的阻礙，優勢企業本身也存在着阻礙創新的戰略剛性。例如，支票、信用卡不普及的中國成為移動支付最普及的國家。

二是影響資源稟賦。技術的發展會使資源的重要性發生改變，一些以前重要資源的作用下降，一些曾經沒有價值的資源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因此，造成一些原有資源優勢地區的產業衰落，新要素豐富的地區的該要素密集型產業獲得快速發展。工業革命以來，能源經歷了從煤炭到石油、天然氣，經過核能，再到以太陽能、風能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過程；知識、技術、管理乃至數據也逐步進入曾經由資本、勞動、土地等天然要素構成的生產函數。

三是影響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是影響企業向用户交付產品最終成本的重要因素，信息技術和運輸技術的發展總體上使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生產接近用户的重要性逐步降低。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離岸外包以及產品內分工的重要推動力就是信息技術和運輸技術發展帶來的成本下降，使得生產環節在全球分佈並最終在一個地方組裝成最終產品在經濟上更加有利可圖。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仍在繼續推動交易成本的快速降低。

四是影響產品的形態與生產、交付方式。例如，機器、流水線的出現使大規模生產、連續化生產代替小規模、分散化生產，生產要素集中的現代工廠取代了傳統的手工工場和家庭作坊；可再生能源具有分佈式特徵，改變了傳統電力生產集中式的特徵。再如，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了製造與服務、硬件與軟件的深度融合，一些原有依託物質載體存在的產品（如音樂、影響）可以完全以數字化的形態傳遞、交付、使用；企業可以從向最終用户交付實物產品轉向藉助互聯網遠程提供服務；還有一些產品可以實現產品原型的數字化傳輸和在用户端通過3D打印等技術實現物質形態的復現。

4.外部衝擊

自然災害、戰爭、瘟疫等外部衝擊具有突發性、不可預測性，這些因素會劇烈地改變短期供給和需求，使全球供應鏈遭到破壞，進而對生產要素的組織調配、生產的區位選擇等方面產生影響。

例如，發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中，中東主要產油國大規模削減產量、減少供應，造成發達國家石油供應短缺，價格暴漲。此後，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建立石油戰略儲備應對石油供應中斷風險，另一方面開始推動能源節約技術、發展可替代能源產業。又如，日本是世界主要汽車零部件、電子元器件供應國，2011年3月日本福島地震和海嘯造成日本國內企業的大面積停產，一些關鍵汽車和電子零部件嚴重供應不足，影響到全球許多汽車整車廠的生產，也推動一些跨國公司考慮供應鏈供應來源的多元化。許多傳染性疾病具有傳播速度快、感染性強等特徵，造成對防疫、醫療等方面物資短期內的爆發式增長，生產活動也會因為疫情防控受到嚴重影響。在生產的全球化水平低、各國之間主要開展產業間分工的時期，由於外部衝擊大多是局部發生，因此它對生產活動的影響也多是區域性的。但是在生產高度全球分工的階段，世界各國的產業鏈、供應鏈環環相扣，相互之間高度依賴，特別是汽車、電子等產業的產品複雜度高、產業鏈長、國際化水平高。高度細化的全球產業分工在顯著提高生產的總體效率的同時，也使產業鏈、供應鏈變得更加脆弱，一旦由於外部衝擊造成某個國家的生產受到衝擊，全球整個產業都可能受到影響。

未來全球製造業演變趨勢

及其對我國的影響

當前世界進入了動盪變革期，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在製造業發展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上升等影響因素仍將繼續發揮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逐步顯現，未來全球製造業格局將會發生深刻改變並對中國的製造業產生重大影響。

1.各國要素稟賦變化推動“雁陣模式”繼續發展

（1）“雁陣模式”在發展中國家間繼續發展

處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產業鏈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公司，會優先選擇將主要生產能力配置在綜合生產成本最低的地區，其中最關鍵的是勞動力成本的高低。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過程的聚集能夠充分利用一國的勞動力資源、帶動該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也會由於抬高工資水平，使各國間的要素供給比較優勢發生改變、甚至逆轉。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在1930年代研究東亞國家工業化的時候提出了著名的“雁陣式”（“flying geese”model）。雁陣模式指出，勞動密集型產業呈現從工業化國家向欠工業化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梯次轉移的特點。工業化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最高，是產業國際間轉移的主要推動力，隨着該國工資等生產要素成本的上漲，將會逐漸喪失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從而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更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在雁陣模式下，工業化發達國家（如日本）構成產業梯次轉移格局的“頭雁”，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處於燕尾的雁陣跟隨者。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帶動下的發展中國家隨着經濟發展、工資水平提高，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將會逐漸削弱，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更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是在現有技術水平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全球轉移、分佈的一般趨勢。

（2）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向國外轉移

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來，通過抓住國際產業分工變革和產業轉移的趨勢，中國充分利用數量龐大且工資低廉的勞動力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成為世界最重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環節的生產和出口基地。但是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工資及其他要素成本的上漲，導致中國的製造業成本優勢削弱，形成產業向更低成本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轉移的推動力。2000年，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水平為9333元，2008年增加到28898元，2018年進一步上升為82461元，年增速幾乎都在10%以上。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2017年中國從業人員平均月收入為847美元，大約相當於柬埔寨、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坦桑尼亞等發展中國家的4倍以上。即使考慮到在工人素質、基礎設施、產業配套、生產效率方面的優勢，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綜合成本已經漸失優勢，“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來自WTO的數據顯示，中國紡織品出口額佔世界的比重已從2015年最高點的37.29%下降到2017年的36.60%；而同期南亞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份額從5.60%提高到6.01%；中國服裝出口額佔世界的比重從2013年最高點的39.19%下降到2017年的33.60%，而南亞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份額從9.32%提高到12.17%。 

表8 中國和東盟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

佔世界比重的變化

（2007-2017年） 

資料來源：https://data.wto.org/

2019年中國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即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有4億人進入中等收入階層。隨着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居民收入水平持續提高，勞動力的成本優勢將會繼續削弱，如果“機器換人”的效率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資本密集度不出現顯著提高，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及價值鏈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將持續向低成本發展中國家轉移。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內需進一步擴大，對美好生活需求的實現將會推動對更高質量、更高性能產品和服務需求的增長，將會成為中國製造業升級的動力，國內大循環的作用不斷增強，加大對國際產業資本的吸引力，推動中國國內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製造業的規模、發展水平持續提高。

2.新工業革命深入推進加劇未來產業全球競爭

（1）主要國家在高科技和未來產業領域的競爭加劇

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提出“重振製造業”戰略，通過發佈一系列法律、戰略和政策推動製造業迴流。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進一步提出“美國優先”戰略，從美國的經濟利益出發，退出一系列國際組織，重新談判地區貿易協定，對貿易伙伴頻繁施壓和製造貿易摩擦。其中，中國成為美國打壓、遏制的主要對象。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其中最關鍵的變量就是世界上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從歷史上看，蘇聯和日本都曾挑戰過美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而且對美國的趕超都止於經濟規模略超美國2/3之時。中國GDP相對於美國的比例已從四十年前的約1/15提高到2018年的65.4%，面對世界第一的位置被挑戰，美國對華態度與政策發生大角度的改變。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打壓遏制呈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涉及領域越來越廣，從早期的光伏擴大到通信設備、智能終端，近年來又擴大到數字產業、人工智能等領域。二是遏制手段日益多元，從早期的軍用和軍民兩用技術的出口限制、反補貼反傾銷、綠色貿易壁壘等擴大到投資併購限制、高科技中間產品出口限制、市場準入限制、高等教育和科技交流的限制等全方位的遏制。三是遏制藉口越來越多，從早期的違反WTO等多邊規則的傾銷和補貼、擴大到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指責，進而又擴大到數據隱私、國家安全等方面。而且美國還拉攏其盟友特別是“五眼聯盟”國家一起對中國從技術、市場等方面進行遏制。

高科技產業和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是美國遏制打壓的主要領域，其主要原因在於，一方面隨着中國產業的持續升級，與美國在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重合度不斷加大，從維護現實利益出發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進行打壓遏制，以維護其在高科技產業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代表着產業的發展方向，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直接關係到未來的經濟增長和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的話語權。如果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實現了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突破，那麼後發國家將會進一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發到國家的角度來看，則是其產業地位受到挑戰、發展機會減少；反之，今後後發國家將花費更大的代價來進行在高科技領域的追趕。

（2）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遏制對中國“危中有機”

當前世界產業鏈價值鏈高度片段化，世界各國產業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賴關係，而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關鍵一環，超大的國內市場對於跨國公司也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美國推動下的中美之間的“脱鈎”不可能完全實現，特別是在市場的“脱鈎”必然會受到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力量的阻礙，但遏制中國技術的進步符合發達國家利益，中美之間的科技交流與聯繫將會弱化。

中美之間的“脱鈎”趨勢對中國產業的影響利弊共存。不利的影響在於，從短期看，由於一些核心零部件、工業軟件被斷供，一些產業鏈可能發生“斷鏈”。例如，華為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實體清單，不僅美國企業被限制未經批准向華為出口，而且採用美國技術超過25%甚至10%的台積電、中芯國際等美國本土以外的公司也被限制為華為旗下的海思麒麟芯片代工，華為手機很可能面臨無芯片可用的局面。

從好的方面説，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分工格局下，一個國家產業發展所需要原材料、零部件、生產設備、工業軟件等中間投入默認可以從全球市場採購獲得，由於許多發達國家生產的中間投入品技術水平更高、性能更穩定、使用壽命更長，因此雖然價格更高，但是由於對生產的影響巨大，許多下游生產企業更願意選擇進口產品，對國內從無到有取得突破的新產品不願用、不敢用，這就使國內新產品失去在產業化過程中不斷迭代升級的機會，由於生產規模小，在生產成本上也不具競爭力。隨着一些高技術產品被“卡脖子”或“卡脖子”的風險加大，逼迫下游用户在國內尋找供應來源，主動與產業鏈上游夥伴一道解決“卡脖子”產品的國產替代，這就為中國高技術新產品提供了在應用中持續改進、完善的市場空間。同時，“脱鈎”意味着以WTO為代表的國際貿易多邊規則被破壞，至少在被“卡脖子”的產業領域，無需繼續遵守WTO補貼與反補貼等相關規則的限制，可以實施更積極的產業政策，發揮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政府在研發、生產環節的技術創新和市場採購方面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加快國內技術的成熟完善。

從長期來看，中國整體上在基礎科學研究、產業技術創新、高端人才吸引力等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作為處於追趕階段的後發國家，來自先發國家的技術轉移和擴散是加快縮小差距的重要推動力。科技“脱鈎”會嚴重影響中國獲得國際前沿技術和優秀人才，加大科技創新的難度。此外，從極端情況看，如果因為科技“脱鈎”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領域形成兩套獨立的技術標準體系，會嚴重影響規模經濟的發揮，推高研發、製造的成本，對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福利都會造成損失。

3.新“數字鴻溝”造成低收入國家過早“去工業化”

（1）數字技術的成熟與廣泛應用可能形成新“數字鴻溝”

在工業化以來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無論是機器換人還是機器人換人，更多地是以機器替代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困難（difficult）和沉悶（dull）的“4D”工作以及人類所不勝任的工作（如大量計算）。但是近年來“大數據+機器學習”的人工智能技術不僅取代人類不勝任、不願從事的藍領工作外，正在對需要長期知識積累的白領工作形成替代威脅。對於從低收入水平開始起飛的發展中國家來説，它們要素稟賦的一般特點是資本短缺、勞動力相對豐富且成本低廉。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工業化成功的國家都是依靠紡織業開啓它們的工業化歷程[8]。即使到今天，紡織業（包括服裝業）依然被看作勞動密集型產業。從勞動密集型的棉紡織業起步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可以讓它的紡織品在世界範圍具有競爭力，從而實現工業化進一步前進的資本積累。按照這一邏輯，如果包括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在內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出現突破性進展，帶來紡織服裝、電子裝配等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全生命週期成本大幅度下降，這意味着勞動密集型產業轉變為資本和知識密集型產業。那麼，處於工業化起飛前夜的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不再有效，它們寄希望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的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復存在，因而有可能被鎖定在“前工業化”階段或者實現工業化的難度大幅度增加。這些低收入國家可能因數字技術的突破性進展而失去工業化的機會、過早的“去工業化”，新的“數字鴻溝”將會出現。

（2）中國製造業將會受益於數字經濟發展

作為工資水平處於發達國家與低成本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家，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成熟及其與製造業的深度融合對中國帶來的正面影響可能更大。由於機器人、人工智能技術主要是一次性投入成本，而且能夠不停歇的工作，相對於一線工人生產效率、精度更高。如果機器換人的成本不是過高，那麼相對於低成本發展中國家來説，中國製造業“機器換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抵消工資水平的過快上漲，在更長時期保持中國製造業的綜合成本優勢。國內許多企業的實踐案例表明，在一些產業的某些工序，以“機器換人”可以帶來明顯的成本節約。相對於發達國家來説，中國本身就具有技術工人、工程師的規模與工資優勢，而且中國的機器人產業快速發展，人工智能行業的應用技術發展水平與美國共處全球第一梯隊，因此，“機器換人”雖然也能夠縮小發達國家相對於低成本發展中國家在工資水平上的劣勢，但很難改變與中國之間的勞動力成本差距。而且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的深度融合還能夠加快製造業的服務化轉型、提高製造業的柔性，使製造企業能夠更好地適應其用户特別是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發展趨勢，基於產品開發更多的增值服務。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與製造業的深度融合帶給中國製造業的主要是積極效應。

4.新冠肺炎疫情推動全球供應鏈佈局加快調整

（1）新冠肺炎疫情推動供應鏈多元化、本地化和區域化

2020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至今也未完全被控制。由於病毒指數型傳播的特徵，造成新冠肺炎疫情傳播速度快、持續時間長、感染人數多，因此對全球經濟活動造成的衝擊也呈指數型爆發。在疫苗研製成功前，最主要的疫情防控措施是社交隔離，做好個人防護的同時減少社交接觸，一些疫情嚴重的地區一度還採取“封城”等措施。停工造成爆發疫情國家的製造業產能嚴重不足，停飛、停航、入境管制、暫停進口、關税上調等措施造成了跨境物流通道的中斷，國際貿易受到嚴重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對供應鏈產生兩方面顯著影響：一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對口罩、防護服、呼吸機、酒精等防護用品、消殺用品需求的爆發式增長，世界許多國家出現醫療、防疫物資供應嚴重短缺的局面。在疫情嚴重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美國等國家，由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加工組裝環節的離岸外包，產業門類和產業鏈不完全，許多醫療物資國內缺乏生產能力，嚴重依賴進口。面對疫情爆發後全球對口罩需求的暴漲，許多國家難以籌措到疫情防控所需的物資，甚至發生截留其他國家醫療物資的情況。二是由於疫情防控造成的開工不足、運輸班次減少甚至停止造成全球許多重要的產業供應鏈中斷，由於缺少上游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間投入品而使下游產業的生產受到嚴重影響。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經濟的嚴重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0年6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將下降4.9%，全球貿易額（商品和服務）下降11.9%，2020年將成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全球產業分工遵循的是效率優先的邏輯。在考慮運輸、通信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片段化，每個環節被配置到擁有最符合其投入要素稟賦的地區，從而實現最終產品交付成本最小化，進而形成發達國家從事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發展中國家從事加工組裝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格局。在通常情況下，高度全球分工的價值鏈偶爾也會遇到因自然災害、貿易衝突等原因造成的供應鏈局部問題，但總體上來説，全球價值鏈供應鏈能夠保持順暢運轉。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面大、持續時間長，對供應鏈的影響也更加嚴重和長期，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凸顯。全球分佈的產業鏈供應鏈由於要經過多個國家一系列工廠、諸多運輸環節，因此在面對疫情衝擊時，由於空間距離長、環節多而形成的脆弱性就暴露出來。許多國家政府和跨國公司開始反思供應鏈過於集中帶來的風險，考慮推動供應鏈上的企業迴歸本土和供應來源的多元化。例如，日本政府在2020年4月宣佈提供兩千多億日元補貼，幫助在海外的日本企業將生產線轉移回日本本土和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

供應鏈的效率與安全在各產業間具有不同的重要程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表明，本地化生產和供給直接決定了應急物資的供應速度，從而影響對突發事件的應對效率。應急物資供應的越快、越充裕，突發事件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就能控制得越低，從而減少生命和財產損失。因此，在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時，應急物資本地化生產的成本增加相對於效率損失顯得微不足道。新冠肺炎疫情將會推動世界主要國家將關係人民生命安全、產業安全、國家安全的應急物資生產進行本地化和多元化佈局。

（2）各國應對重大疫情衝擊的供應鏈佈局調整對中國影響有限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工業國和眾多產業鏈的主要基地，因此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所推動的供應鏈迴歸就帶有從中國撤離的意思，有些國家直接提出了“中國+1”戰略，在中國之外培育新的供應鏈來源。這就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將與中美貿易摩擦疊加，推動原來佈局於中國的供應鏈外遷到其他國家，中國具有優勢地位的產業可能因此被削弱。

雖然供應鏈的多元化、本土化是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對策，但其可實施性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

第一，疫情作為外部衝擊的影響有多大，根本上取決於類似突發事件的頻率、持續時間及其造成的損害。但從長期看，如果突發事件等不確定性因素造成的損害與加強供應鏈安全的收益有限，那麼供應鏈的多元化和本土化也將是有限的、甚短期的、局部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達國家迴歸或轉移到一些雖有成本優勢但因生產率低、產業配套不完善而綜合成本仍舊偏高的國家，會帶來整體生產成本的上漲。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疫情防控中表現出應對突發事件的卓越能力，凸顯了中國產業鏈的韌性，相比於供應鏈迴歸到疫情未能有效控制的國家，繼續在中國投資甚至進一步推動中國供應鏈的完整性反倒是更優的選擇。2020年秋冬季世界許多國家疫情的反彈，而中國取得抗擊疫情鬥爭重大戰略成果、生產全面恢復，因而出現大量製造業海外訂單向中國轉移的現象。

第一，中國完善的基礎設施、齊全的產業體系、完善的產業配套是短期內很難在其他地區複製的。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發展，中國形成了世界最齊全的產業門類、最完整的產業鏈條和最完善的產業配套體系。製造業供應鏈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網絡體系，在一級供應商之下有更多的二級供應商，二級供應商之下還有三級、四級供應商，有的多達幾十級供應商，這些供應商之間又形成非常複雜的投入-產出關係。因此完整的供應鏈體系的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同時許多國家也不具備構建完整產業體系的國土空間、人口規模和產業容量。例如，在蘋果公司2019年的200家核心供應商中，中國大陸有41家，位列第二；在全球807家工廠中，383家在中國大陸，位列第一，而作為目前跨國公司重點轉移目的地的越南和印度分別只有18家和8家工廠。對於發達國家來説，長期的離岸外包使其缺乏高級技術工人和合格的工人，人才的培養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此外，新冠肺炎對世界經濟的衝擊也使得各國政府和跨國公司缺乏產業鏈轉移的資金。因此，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在華供應鏈向外轉移，但程度將會非常有限，而且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大、活力強、迴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以及超大且仍持續擴張、水平不斷提升的市場空間，對國際直接投資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事實上，2020年前5個月，外資在華併購總額達到90億美元，這是十年來外資在華併購數量和金額第一次超過中國企業出海併購。也就是説，憑藉整的產業體系、龐大的國內市場、經濟的強大韌性，仍將繼續成為全球供應鏈的主要組成各部分。

（來源：東西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