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的學生,如何推動中國治理模式新進化_風聞
财经奇谭-财经奇谭官方账号-2020-12-14 08:42

30多年前,正值壯年的拜登最熱衷的活動之一,就是對遙遠的中國事務發表評論。
但是當他親自站上中國的土地,一位復旦學子當面回擊了他:決定中國未來面貌的,是我們這些牛頓的學生,而不是你或者任何一個在波托馬克河畔工作的人。
波托馬克河畔的人,喜歡經由利益集團的博弈去改變規則。但遠居歐洲的人文巨人牛頓恰恰相反。在牛頓眼裏,人類社會是一台精密鐘錶,上帝已經為它制定了完美的運行規則。請一位老師傅維護好每一顆齒輪,它的運行就會分毫不差。
可是,社會的齒輪千千萬,僅憑人力去維護,是可能的嗎?
中國的牛頓學生們,正在試圖提供一種答案。

城市大腦
2019年3月,時任高雄市長韓國瑜訪問深圳,參訪了深圳市城市運行管理中心之後,直呼“大開眼界、心情澎湃”。

韓國瑜參觀深圳市城市運行管理中心
這裏是深圳新型智慧城市的大腦,驅動大腦的是一套華為開發的數字政府系統。巨大的LED屏上,從交通、天氣、自然災害、安全隱患,到治安事件、市民投訴、行政審批,乃至全市的經濟數據、企業信息,全都實時呈現在城市管理者的面前。

深圳龍崗區智慧城市管理中心
看到這個場景,每一個模擬城市愛好者恐怕都會摩拳擦掌。誰能料到,解鎖最高難度關卡的關鍵,是成為一名公務員?

城市智能體展示:便民服務系統
對於應急管理來説,這套系統簡直是終極效率之王。只需坐在屏幕前,你不僅可以看到事件發生的精確地點,瞬時分派人員處置,還可以通過視頻信號全程監督多個不同事件的處置過程。

城市智能體展示:城市管理事項的實時視頻監控
支撐起智慧城市大腦的神經系統,是城市中海量的攝像頭。根據深圳市“雪亮工程”的規劃,到2020年底,全市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將安裝各類攝像頭200萬個。即使把荒郊野嶺算進去,這也意味着平均每個半徑18米的圓形區域內就有一個攝像頭。
最近,廣東一起交通事故上了熱搜。一輛在高架公路上行駛的小汽車,遭撞擊後翻滾墜落橋下,萬幸的是,因為車上5人全部繫了安全帶,均無生命危險。

這起事故的背後,是廣東省今年嚴查不繫安全帶行為,很多高速入口處,都可以看到“後排乘客不繫安全帶罰款200元”的專門提示。從7月到9月,交警查處的車輛中,99%以上都是因為未系安全帶。後排安全帶怎麼查?絕大多數都是靠攝像頭和電子警察系統自動識別。
攝像頭的功能不僅僅是全天候提供視頻監控,節約地面巡查人力。藉助AI技術,電腦系統正在取代坐在指揮部裏的管理人員。如今,對於交通違規、佔道經營、廢棄物排放和山體滑坡等簡單場景,AI算法的識別準確率已經相當高。當AI識別到應急需求後,算法甚至可以參照過往類似事件的處置流程,自動做出決策,直接分派相關單位人員前往處置。
應用了這套自動指揮系統之後,深圳交通擁堵程度下降了8%,警方執法效能提升50%,指揮效能提升25%。城市大腦+攝像頭神經系統,正在切實改變着中國城市的運行方式。

城市智能體展示:AI自動識別治安、城管事件
AI****治水
除了圖像識別,AI算法更具潛力的應用場景是人臉識別。
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與年輕的深圳相比,擁有兩千多年曆史的蘇州,平添了不少歷史的厚重,保留着獨特的江南水鄉風韻,每天迎接着無數慕名而來的遊客。
然而,這座“東方水城”的靈魂,正在不堪重負。位於蘇州古城核心區域的平江河如今污染嚴重,商家遊客向河內亂扔垃圾的行為屢禁不止,執法人員難以時時巡查,只能被動打撈,保潔員平均每天撈出的污染物多達500公斤。
2014年,事情起了變化。這一年,蘇州被列入全國智慧水利城市試點,在平江河上建設了高清視頻監控系統。這套系統最初的功能,是用算法自動識別監控圖像中的不文明行為,如倒垃圾、洗拖把、洗衣服,再由工作人員上門執法。目前,這些行為的識別準確率已經達到80%以上,基本滿足管理需求。
隨着人臉識別技術的發展,蘇州治水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間。通過人臉識別,系統可以自動標識出哪些人是“慣犯”,哪裏是“肇事”高發地,提前分配執法人員,並對“慣犯”進行更進一步的教育和處罰,防患於未然,實現真正的精細化管理。
在社會治安領域,人臉識別同樣正在發揮着重要作用。最近幾年中,全國多個城市都在小區門禁系統中大力推動人臉信息採集,這些人臉數據最終將匯聚在警方手中。

社區智慧警務系統的四層監控
通過AI自動分析,警方將為小區中的每一個居民建立檔案。居民什麼時候搬入小區,什麼時候搬走,無需入户調查就能知道,整治羣租更加方便。更進一步,這套系統可以識別出每一個居民的生活規律,幾點上下班,幾點出門散步,甚至你失業了AI都可以察覺。通過同行人員分析,AI還可以知道你的社交圈子。

大數據構建主動預警能力
有了這套系統,警方將對轄區內的人員流動狀況瞭如指掌,隨時掌握重點關注對象的活動狀態,提前預測治安案件發生的概率。
雙刃劍
精細化管理,並非智慧城市建設帶來的新事物。某種程度上,智慧城市是中國早已存在的網格化管理的數字升級版本。
在北上廣深等先進城市,網格化管理大大提升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以北京東城區為例,2004年,全區被劃分成1593個“一萬平方米網格”,相當於每個網格邊長只有100米,共配備了350名網格員。當年,東城區城管系統平均每週能夠處置的問題數量,從77件大幅提高到390件左右。
然而,學者調研發現,網格化管理取得巨大成效的地方,主要是治安、佔道經營、環境污染等管制性職能,但在涉及到公共服務職能的領域,網格往往被異化為單純的維穩工具。
例如一篇論文提到,作者到X市Y區社區網格化管理中心訪談時,發現網格實施方案、領導講話中,“穩定”“監控”“綜治維穩”等詞語出現頻率最高,卻罕見“服務”二字。H市Z鎮黨委書記反覆強調,“穩定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雖然“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有本事”的説法過於絕對,但出事肯定就是不穩定、沒水平、沒本事。
有學者擔心,一旦網格化管理背離初衷,讓維穩成為唯一目的,將帶來“現代保甲制”的風險。
“保甲制”並不完全是一個貶義詞。當羅馬皇帝戴克裏先開西方“保甲制”先河時,他有着充分的理由。
公元3世紀的羅馬,版圖廣闊,西起不列顛尼亞濕冷的森林,東到敍利亞嚴酷的沙漠。然而,此時的羅馬皇帝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高危職業。
從公元235年到公元284年的49年中,羅馬換了26個皇帝,最短的一人只在位21天。其中只有一人是自然死亡,其餘皆死於兵變和暗殺。帝國徒有虛名,疆域早就超越了凡人能夠掌控的範圍。
直到巴爾幹奴隸之子戴克裏先篡奪帝位,先與一位多年的政治盟友分享帝權,又創造了四帝共治體制。羅馬每個行省都被一分為二,各級官僚都擴充一倍。人均轄區減半,終於能勉強應付日益繁雜的行政事務。
戴克裏先的另一項改革意義更為深遠。他嚴格規定“子承父業”,農民的兒子只能成為農民,鐵匠的兒子只能成為鐵匠。由此,帝國大大減少了治安風險,並牢牢掌控了税基。
戴克裏先成功挽救了中年羅馬的政治動盪。不過,他的種種手段也進一步加重税負,壓制上升通道,為歐洲中世紀的停滯不前埋下隱患。
精細化管理,終究是一把雙刃劍,管理者必須在當下和長遠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令人樂見的是,主政者們已經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實踐。
“基層吹哨、部門報到”
網格化管理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並不是否定它的理由。事實上,網格存在的最大問題,恐怕不在網格本身,而在於網格未能發揮全部的潛力。
在中國法律文本中,社區原本是基層羣眾自治機構,但在實踐中,卻逐漸表現出明顯的行政化、科層化特點。處在社區之下的網格員,雖然一部分是來自於退休人員、志願者和兼職工作人員,沒有行政編制,但無論在羣眾眼中,還是上級政府眼中,他們跟公務員並無太大差別。
科層化帶來的後果,是網格員往往只能被動執行一套自上而下推動的“處置”措施,消滅表面矛盾,完成“100%處置率”的考核任務。至於“處置”措施本身是否合理,缺乏來自底層的監督和反饋。
最近的例子就是杭州健康碼事件。用紅綠碼來標識民眾接觸新冠疫情的風險,原本並無爭議,但是當杭州試圖將健康碼的監測範圍推廣到其它非傳染性疾病,甚至運動步數的時候,就引起了廣泛擔憂。

絕大多數中國人,恐怕對於政府採集數據本身並不反對,他們真正擔心的是,這些數據會不會被用於某些形式主義的健康評比?相關部門會不會為了改善數據,推出某種讓羣眾難以完成的健身要求,甚至對不達標者採取歧視性政策?
在運動不足的問題上,根本原因往往在於工作時間過長,或者運動設施不足,但這些結構性根源既不能被攝像頭髮現,羣眾也很難主動向上反映。
網格員原本是最適合成為政府和民間溝通橋樑的人選。有時候,民眾最需要的不是網格員解決問題,而是“不解決”問題,把問題和建議提交到更高層面,調動更多資源,或者推動法律法規的整體改革,治病除根。
但在科層化體制下,網格員要麼是被大量瑣碎工作壓得喘不過氣,要麼是發現了問題,卻沒有權力去推動問題的解決。
幸運的是,數字技術為此提供了更好的解決方案。
近年來,北京市網格化管理開始了新一輪進化,“基層吹哨、部門報到”是其中最大的亮點。原來區級的召集權、指揮權、考核權、評價權,首次被賦予鄉鎮,只要鄉鎮“吹哨”,各執法部門必須響應,30分鐘內“報到”。
深圳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百姓吹哨、部門報到”的口號。
深圳光明區白花社區是一個典型的工業聚集區,有近90%的外來人口,公共服務很難跟上人口的增長。
但羣眾自治在這裏成為了一種可能。白花社區近期上線的小程序“微家園”上,羣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能力有了質的飛躍。通過“居民議事廳”版塊,社區的公共政策會議可以向全民直播;藉助“心願牆”,羣眾不僅僅可以投訴碎片化問題,而是隨意表達自己最根本的需求。基層黨員和網格員不再以領導、公務員的身份示人,而是被稱為“紅小二”,隨時響應居民呼喚。


公眾社交平台越來越成為民粹催化劑的今天,熟人社區未嘗不能探索出一種新的協商形式。
不過,正如一位基層社區工作者所説,便民工具好不好,還是取決於老百姓用不用。到目前為止,在這個平台上我們還沒有看到太多的用户參與。要讓羣眾對新的機制產生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羣眾自治是基層民主的主要實現形式,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牛頓的學生提供了工具,能不能用好,是對中國治理能力的下一場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