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的學生，如何推動中國治理模式新進化_風聞

30多年前，正值壯年的拜登最熱衷的活動之一，就是對遙遠的中國事務發表評論。

但是當他親自站上中國的土地，一位復旦學子當面回擊了他：決定中國未來面貌的，是我們這些牛頓的學生，而不是你或者任何一個在波托馬克河畔工作的人。

波托馬克河畔的人，喜歡經由利益集團的博弈去改變規則。但遠居歐洲的人文巨人牛頓恰恰相反。在牛頓眼裏，人類社會是一台精密鐘錶，上帝已經為它制定了完美的運行規則。請一位老師傅維護好每一顆齒輪，它的運行就會分毫不差。

可是，社會的齒輪千千萬，僅憑人力去維護，是可能的嗎？

中國的牛頓學生們，正在試圖提供一種答案。

城市大腦

2019年3月，時任高雄市長韓國瑜訪問深圳，參訪了深圳市城市運行管理中心之後，直呼“大開眼界、心情澎湃”。

韓國瑜參觀深圳市城市運行管理中心

這裏是深圳新型智慧城市的大腦，驅動大腦的是一套華為開發的數字政府系統。巨大的LED屏上，從交通、天氣、自然災害、安全隱患，到治安事件、市民投訴、行政審批，乃至全市的經濟數據、企業信息，全都實時呈現在城市管理者的面前。

深圳龍崗區智慧城市管理中心

看到這個場景，每一個模擬城市愛好者恐怕都會摩拳擦掌。誰能料到，解鎖最高難度關卡的關鍵，是成為一名公務員？

城市智能體展示：便民服務系統

對於應急管理來説，這套系統簡直是終極效率之王。只需坐在屏幕前，你不僅可以看到事件發生的精確地點，瞬時分派人員處置，還可以通過視頻信號全程監督多個不同事件的處置過程。

城市智能體展示：城市管理事項的實時視頻監控

支撐起智慧城市大腦的神經系統，是城市中海量的攝像頭。根據深圳市“雪亮工程”的規劃，到2020年底，全市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將安裝各類攝像頭200萬個。即使把荒郊野嶺算進去，這也意味着平均每個半徑18米的圓形區域內就有一個攝像頭。

最近，廣東一起交通事故上了熱搜。一輛在高架公路上行駛的小汽車，遭撞擊後翻滾墜落橋下，萬幸的是，因為車上5人全部繫了安全帶，均無生命危險。

這起事故的背後，是廣東省今年嚴查不繫安全帶行為，很多高速入口處，都可以看到“後排乘客不繫安全帶罰款200元”的專門提示。從7月到9月，交警查處的車輛中，99%以上都是因為未系安全帶。後排安全帶怎麼查？絕大多數都是靠攝像頭和電子警察系統自動識別。

攝像頭的功能不僅僅是全天候提供視頻監控，節約地面巡查人力。藉助AI技術，電腦系統正在取代坐在指揮部裏的管理人員。如今，對於交通違規、佔道經營、廢棄物排放和山體滑坡等簡單場景，AI算法的識別準確率已經相當高。當AI識別到應急需求後，算法甚至可以參照過往類似事件的處置流程，自動做出決策，直接分派相關單位人員前往處置。

應用了這套自動指揮系統之後，深圳交通擁堵程度下降了8%，警方執法效能提升50%，指揮效能提升25%。城市大腦+攝像頭神經系統，正在切實改變着中國城市的運行方式。

城市智能體展示：AI自動識別治安、城管事件

AI****治水

除了圖像識別，AI算法更具潛力的應用場景是人臉識別。

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與年輕的深圳相比，擁有兩千多年曆史的蘇州，平添了不少歷史的厚重，保留着獨特的江南水鄉風韻，每天迎接着無數慕名而來的遊客。

然而，這座“東方水城”的靈魂，正在不堪重負。位於蘇州古城核心區域的平江河如今污染嚴重，商家遊客向河內亂扔垃圾的行為屢禁不止，執法人員難以時時巡查，只能被動打撈，保潔員平均每天撈出的污染物多達500公斤。

2014年，事情起了變化。這一年，蘇州被列入全國智慧水利城市試點，在平江河上建設了高清視頻監控系統。這套系統最初的功能，是用算法自動識別監控圖像中的不文明行為，如倒垃圾、洗拖把、洗衣服，再由工作人員上門執法。目前，這些行為的識別準確率已經達到80%以上，基本滿足管理需求。 

隨着人臉識別技術的發展，蘇州治水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間。通過人臉識別，系統可以自動標識出哪些人是“慣犯”，哪裏是“肇事”高發地，提前分配執法人員，並對“慣犯”進行更進一步的教育和處罰，防患於未然，實現真正的精細化管理。

在社會治安領域，人臉識別同樣正在發揮着重要作用。最近幾年中，全國多個城市都在小區門禁系統中大力推動人臉信息採集，這些人臉數據最終將匯聚在警方手中。

社區智慧警務系統的四層監控

通過AI自動分析，警方將為小區中的每一個居民建立檔案。居民什麼時候搬入小區，什麼時候搬走，無需入户調查就能知道，整治羣租更加方便。更進一步，這套系統可以識別出每一個居民的生活規律，幾點上下班，幾點出門散步，甚至你失業了AI都可以察覺。通過同行人員分析，AI還可以知道你的社交圈子。

大數據構建主動預警能力

有了這套系統，警方將對轄區內的人員流動狀況瞭如指掌，隨時掌握重點關注對象的活動狀態，提前預測治安案件發生的概率。

雙刃劍

精細化管理，並非智慧城市建設帶來的新事物。某種程度上，智慧城市是中國早已存在的網格化管理的數字升級版本。

在北上廣深等先進城市，網格化管理大大提升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以北京東城區為例，2004年，全區被劃分成1593個“一萬平方米網格”，相當於每個網格邊長只有100米，共配備了350名網格員。當年，東城區城管系統平均每週能夠處置的問題數量，從77件大幅提高到390件左右。

然而，學者調研發現，網格化管理取得巨大成效的地方，主要是治安、佔道經營、環境污染等管制性職能，但在涉及到公共服務職能的領域，網格往往被異化為單純的維穩工具。

例如一篇論文提到，作者到X市Y區社區網格化管理中心訪談時，發現網格實施方案、領導講話中，“穩定”“監控”“綜治維穩”等詞語出現頻率最高，卻罕見“服務”二字。H市Z鎮黨委書記反覆強調，“穩定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雖然“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有本事”的説法過於絕對，但出事肯定就是不穩定、沒水平、沒本事。

有學者擔心，一旦網格化管理背離初衷，讓維穩成為唯一目的，將帶來“現代保甲制”的風險。

“保甲制”並不完全是一個貶義詞。當羅馬皇帝戴克裏先開西方“保甲制”先河時，他有着充分的理由。

公元3世紀的羅馬，版圖廣闊，西起不列顛尼亞濕冷的森林，東到敍利亞嚴酷的沙漠。然而，此時的羅馬皇帝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高危職業。

從公元235年到公元284年的49年中，羅馬換了26個皇帝，最短的一人只在位21天。其中只有一人是自然死亡，其餘皆死於兵變和暗殺。帝國徒有虛名，疆域早就超越了凡人能夠掌控的範圍。

直到巴爾幹奴隸之子戴克裏先篡奪帝位，先與一位多年的政治盟友分享帝權，又創造了四帝共治體制。羅馬每個行省都被一分為二，各級官僚都擴充一倍。人均轄區減半，終於能勉強應付日益繁雜的行政事務。

戴克裏先的另一項改革意義更為深遠。他嚴格規定“子承父業”，農民的兒子只能成為農民，鐵匠的兒子只能成為鐵匠。由此，帝國大大減少了治安風險，並牢牢掌控了税基。

戴克裏先成功挽救了中年羅馬的政治動盪。不過，他的種種手段也進一步加重税負，壓制上升通道，為歐洲中世紀的停滯不前埋下隱患。

精細化管理，終究是一把雙刃劍，管理者必須在當下和長遠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令人樂見的是，主政者們已經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實踐。

“基層吹哨、部門報到”

網格化管理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並不是否定它的理由。事實上，網格存在的最大問題，恐怕不在網格本身，而在於網格未能發揮全部的潛力。

在中國法律文本中，社區原本是基層羣眾自治機構，但在實踐中，卻逐漸表現出明顯的行政化、科層化特點。處在社區之下的網格員，雖然一部分是來自於退休人員、志願者和兼職工作人員，沒有行政編制，但無論在羣眾眼中，還是上級政府眼中，他們跟公務員並無太大差別。

科層化帶來的後果，是網格員往往只能被動執行一套自上而下推動的“處置”措施，消滅表面矛盾，完成“100%處置率”的考核任務。至於“處置”措施本身是否合理，缺乏來自底層的監督和反饋。

最近的例子就是杭州健康碼事件。用紅綠碼來標識民眾接觸新冠疫情的風險，原本並無爭議，但是當杭州試圖將健康碼的監測範圍推廣到其它非傳染性疾病，甚至運動步數的時候，就引起了廣泛擔憂。

絕大多數中國人，恐怕對於政府採集數據本身並不反對，他們真正擔心的是，這些數據會不會被用於某些形式主義的健康評比？相關部門會不會為了改善數據，推出某種讓羣眾難以完成的健身要求，甚至對不達標者採取歧視性政策？

在運動不足的問題上，根本原因往往在於工作時間過長，或者運動設施不足，但這些結構性根源既不能被攝像頭髮現，羣眾也很難主動向上反映。

網格員原本是最適合成為政府和民間溝通橋樑的人選。有時候，民眾最需要的不是網格員解決問題，而是“不解決”問題，把問題和建議提交到更高層面，調動更多資源，或者推動法律法規的整體改革，治病除根。

但在科層化體制下，網格員要麼是被大量瑣碎工作壓得喘不過氣，要麼是發現了問題，卻沒有權力去推動問題的解決。

幸運的是，數字技術為此提供了更好的解決方案。

近年來，北京市網格化管理開始了新一輪進化，“基層吹哨、部門報到”是其中最大的亮點。原來區級的召集權、指揮權、考核權、評價權，首次被賦予鄉鎮，只要鄉鎮“吹哨”，各執法部門必須響應，30分鐘內“報到”。

深圳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百姓吹哨、部門報到”的口號。

深圳光明區白花社區是一個典型的工業聚集區，有近90%的外來人口，公共服務很難跟上人口的增長。

但羣眾自治在這裏成為了一種可能。白花社區近期上線的小程序“微家園”上，羣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能力有了質的飛躍。通過“居民議事廳”版塊，社區的公共政策會議可以向全民直播；藉助“心願牆”，羣眾不僅僅可以投訴碎片化問題，而是隨意表達自己最根本的需求。基層黨員和網格員不再以領導、公務員的身份示人，而是被稱為“紅小二”，隨時響應居民呼喚。

公眾社交平台越來越成為民粹催化劑的今天，熟人社區未嘗不能探索出一種新的協商形式。

不過，正如一位基層社區工作者所説，便民工具好不好，還是取決於老百姓用不用。到目前為止，在這個平台上我們還沒有看到太多的用户參與。要讓羣眾對新的機制產生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羣眾自治是基層民主的主要實現形式，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牛頓的學生提供了工具，能不能用好，是對中國治理能力的下一場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