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是廢土?瀕危動物在這裏生息_風聞
物种日历-物种日历官方账号-每天一物种,带你看世界。2020-12-15 16:10
公眾號:物種日曆/GuokrPac
作者: 鳥人Robbi
1878年9月裏的一天,尼科萊·米哈伊洛維奇·普爾熱瓦爾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英文轉寫:Nikolay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率領的考察隊抵達了齋桑,這位沙俄時期最為著名的軍人探險家、地理學家和博物學家恐怕也沒想到在位於今天哈薩克斯坦境內東部邊陲的這個城鎮裏,自己竟然和一次驚人的發現不期而遇。

普爾熱瓦爾斯基的紀念像,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圖片:Stanislav Kozlovskiy / Wikimedia Commons
此時的普爾熱瓦爾斯基正臨近自己第二次中國之行的尾聲,在齋桑他收到了當地官員呈上的一張馬科動物的皮和附帶的頭骨,據信這一標本被獵獲自中國新疆奇台以北80公里的準噶爾戈壁。在此次旅行中普爾熱瓦爾斯基已成為了第一個深入羅布泊的歐洲人,這也是他整個科考生涯中最為重要的發現之一,同時他還率隊在天山進行了廣泛的考察和採集,獲得了不少的動植物標本。憑藉着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回到俄國之後他就被晉升為了上校,沙俄帝國科學院也將他選為名譽院士。深受鼓舞的普上校隨即又開始準備第三次中國考察,一時間似乎沒什麼人注意到來自準噶爾戈壁的這些馬科動物標本。
重新現世的“新物種”
三年之後,位於聖彼得堡的帝國科學院動物博物館裏終於有人識得瑰寶。俄國動物學家伊萬·波里亞科夫(Ivan Semyonovich Polyakov)仔細研究了普爾熱瓦爾斯基從中國帶回的馬科動物標本,認為這是一種還未被科學描述過的野馬,並用發現人的姓氏來命了名——普氏野馬(Equus przewalskii)。有意思的是不知為何,波里亞科夫在命名時選用了普爾熱瓦爾斯基名字的波蘭語拼寫(Nikołaj Przewalski)。

海拉布倫動物園(Tierpark Hellabrunn)的普氏野馬。圖片:Rufus46 / Wikimedia Commons
然而在波里亞科夫和普爾熱瓦爾斯基之前,人們或許早就已見識過了普氏野馬。在今天意大利、法國西部和西班牙北部,距今至少20000年以前的史前巖畫上已出現了形似普氏野馬的畫作。而到了公元900年左右,一位西藏僧侶留下了對於生活在蒙古的野馬已知最早的文字描述。曾為沙皇彼得大帝服務的蘇格蘭醫生約翰·貝爾(John Bell)在遊記《從聖彼得到北京之旅》裏也記載了他於行程中見到的野馬,很可能是西方人對普氏野馬的最早記述。普上校帶回歐洲的標本則為上述文字記錄增添了確鑿物證。

法國拉斯科洞窟(Lascaux)壁畫上的馬。圖片:Wikimedia Commons
在自己的第三次中亞考察過程中,普熱瓦爾斯基聲稱見到了活的普氏野馬,可是他發現“野馬”的地點卻未曾有過野馬的確切記錄,並且距離有野馬分佈的地區也很遠。在他之後成功獵獲普氏野馬的俄國探險家格魯姆-雷希馬洛兄弟(Grum-Grzhimailo)就認為普上校見到的其實是亞洲野驢,而非野馬。對於亞洲中部和西部的物種發現有過重要貢獻的普氏,到底有沒有見過以他命名的野馬,似乎已成為了一個不解之謎。
隨着20世紀初歐洲野馬(E. ferus)的滅絕,人們普遍認為野外再無真正的野馬存在,普氏野馬的發現立刻激起了一股熱潮。科學家們想要更多地瞭解這種神秘的動物,動物園和富人們則想要飼養這最後的野馬,這些需求催生了動物商人緊鑼密鼓的行動。不過,很快人們就發現這項任務非常棘手。普氏野馬性情十分膽怯,高度機警且奔跑迅速,絕少能讓人接近到步槍射程之內。想要活捉成年個體更是痴人説夢,唯一的希望只能是捕捉馬駒了。於是獵捕隊往往選擇在一年的早春時節,等母馬產下馬駒不久後才動手。

海拉布倫動物園(Tierpark Hellabrunn)的普氏野馬。圖片:Rufus46 / Wikimedia Commons
據記載,1897年至1902年間一共只有四支獵捕隊成功將捕獲的普氏野馬馬駒帶回了歐洲,當中僅有53匹存活了下來。到了1903年之後,這樣的野捕行為基本陷入了停滯。一方面是捕捉的花費實在太高,而最終能活着送達買家手裏的馬駒又太少。另一方面,人們也逐漸對普氏野馬失去了原有的熱情,除開短而直立的鬃毛,以及敦實的體型之外,它們跟家馬看起來真心沒太大的區別。
千金買馬骨的悲劇
令人感到悲傷的是,只用了區區不過78年的時間,普氏野馬就從被科學“重發現”陷入野外滅絕的境地。進入20世紀上半葉,歐亞大陸先後迎來了兩次世界大戰。人類尚且自顧不暇,偏居在亞洲腹地戈壁之中的野馬似乎也完全銷聲匿跡。二戰後,在蒙古國境內還有些關於野馬的零星報道。到1969年,該國科學家曾發現1匹雄性野馬,這之後再沒有人在蒙古見過任何的野生個體。
至此,之前被圈養起來的個體成了延續普氏野馬血脈的唯一希望。輾轉抵達歐洲倖存下來的馬駒們散佈在歐美各地的多家動物園或私人莊園。由於缺乏對其生物學的瞭解,不知道怎麼恰當地照料,加之野捕個體性情剛烈,難於適應侷促的圈養環境,大部分圈養野馬都沒能繁育後代。只有美國的紐約動物園和辛辛那提動物園、英國烏邦寺、德國哈雷大學和烏克蘭阿斯卡尼亞•諾瓦保護區這五家機構的11匹野馬成功繁殖了後代。這11匹野馬及其子嗣也就成為了延續至今普氏野馬種羣的奠基者。

阿斯卡尼亞•諾瓦保護區的普氏野馬。圖片:2bpatchett / Wikimedia Commons
出於各種原因,最初的五家機構先後停止了普氏野馬的圈養及繁殖。至1935年,慕尼黑動物園和布拉格動物園相繼成為了新的野馬繁育中心,圈養種羣數量也有了較大增長。然而,隨後席捲歐洲大陸的二戰幾乎再次將普氏野馬推入絕境。到戰爭結束時,僅有32匹野馬倖存了下來。萬幸的是,慕尼黑和布拉格這兩家動物園各自重啓了野馬的繁育工作。
1959年秋,又是一個9月,在普爾熱瓦爾斯基首次見到野馬標本的整整81年之後,發生了又一件極大改變普氏野馬命運的事。布拉格動物園組織召開了普氏野馬的第一次國際研討會。捷克斯洛伐克、前蘇聯、東德、西德、法國等九個國家的代表聚集一堂,討論普氏野馬的近況和對策。在冷戰鐵幕的陰影之下,來自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有識之士們超越了意識形態的紛爭,為了拯救普氏野馬而坐在了一起。最終,全體與會者達成共識,只有通過境內尚有野馬棲息和動物園及飼養機構有圈養個體的各國間友好緊密協作,才可能實現最終留住普氏野馬的目標。

阿斯卡尼亞•諾瓦動物園的普氏野馬。圖片:Nataliya Shestakova / Wikimedia Commons
在布拉格會議上發佈了由西德女科學家埃爾娜·莫爾(Erna Mohr)編制的第一份圈養普氏野馬的譜系。她收集了第一批運抵歐洲野馬的資料,為1899至1958年間228匹圈養野馬的情況建立了檔案。這份延續至今的野馬譜系為圈養繁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儘管之後野馬圈養還是經歷了近親繁殖、受限於各國物種管理法律約束等波折,經過全球近200家各類機構多年來的不懈努力,截止目前已有超過2000匹野馬存世。
野馬在故土上重生
隨着野馬圈養規模的擴大,將它們重引入到的歷史分佈區內,重建野外種羣也有了堅實的基礎。這項工作最早在中國和蒙古啓動,1985年8月中國相繼從東德和英國引進了11匹野馬,先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動物園暫養了一年多。1986年12月這些野馬被遷入了天山腳下準噶爾盆地南緣專門修建的繁育中心,它們與其後引進的另外13匹野馬共同構成了中國種羣的最初奠基者。2001年8月28日,27匹野馬在準噶爾盆地內的卡拉麥裏自然保護區被放歸自然,重回故土。2010年9月25日又在甘肅敦煌西湖自然保護區放歸了7匹。蒙古則在1992年實施了普氏野馬的重引入項目,目前已經在三個地點建立起了野外放歸種羣。

蒙古呼斯坦瑙魯國家公園重新引入的普氏野馬。圖片:Petr Jan Juračka / Wikimedia Commons
值得一提的是,烏克蘭阿斯卡尼亞•諾瓦保護區在1998和1999年間向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隔離區內引入了普氏野馬。1986年4月26日凌晨爆發的那場可怕事故形成了一塊麪積2600平方公里的無人區,現如今這裏卻成為了野生動物的樂土。截至2018年底,切爾諾貝利無人區內的野馬已由最初放歸的31匹增長到至少141匹,並且已經越過邊界進入到了白俄羅斯境內的隔離區。
從普氏野馬被“發現”之日起,人們對它的身世就很着迷,想弄清它跟家馬之間的關係。2018年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為普氏野馬的起源提出了新見解。通過分析哈薩克斯坦北部,距今5500年前石器時代博泰文化遺址出土的馬科動物骸骨和牙齒中獲取的古基因組數據,研究者發現普氏野馬並非現代家馬的祖先,而且它們可能是由博泰人所馴養的馬逃逸野化之後所形成。換句話説,普氏野馬或許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野馬”,而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馴養馬。

捷克的Prague-Kbely機場在運送布拉格動物園(Prague-Kbely)的普氏野馬,準備將它們送往蒙古進行野化。圖片:Petr Hamerník / Wikimedia Commons
無論是否真的源自博泰人的馴養馬,普氏野馬都代表了一段與現代家馬有着明顯區別的演化歷史。從142年前被普爾熱瓦爾斯基“發現”,到其後幾十年間的迅速衰落,再到近半個多世紀來人們不遺餘力的拯救,直至今天它們重新英姿颯爽地奔馳在準噶爾戈壁之中。它們與人類交織糾葛的歲月,彰顯着大自然頑強的生命力,展示了以動物園為主體的機構在遷地保護之中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更時刻提醒我們拯救瀕臨絕境的地球鄰居需要怎樣的決心、投入和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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