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是如何成為香港人“身份證”的？_風聞

“我地唔可以成世都系圍村果度葛，無出頭葛，史（死）路一條。我決定要殺出去中環，我地以後唔好講圍頭話，要講胤（英）文，着西裝……”

1992年，在喜劇電影《我愛扭紋柴》裏，飾演圍村村民的周潤發操着一口圍頭話，暢想着離開鄉村、“去中環做‘環長’”的錦繡前程。寥寥幾句圍頭話，“鄉下小夥進城”的形象就樹立起來。

而在91年上映的《縱橫四海》裏，同樣是男主角的發哥，用客家話氹掂鐘楚紅。92年的賀歲片《家有喜事》中，飾演家中幼子的周星馳為了幫大哥挽回大嫂，在舞台上用大嫂的母語——潮汕話唱《相逢何必曾相識》。

與廣大內地人，甚至很多香港人的思維慣性不同，圍頭話、客家話、潮汕話等不同於標準粵語的方言，在香港都曾佔據一席之地。

但歷經半世紀風雲變幻，如今在香港，非標準粵語的方言所剩無幾。粵語，被港人視為想象共同體的最重要憑證之一。“香港有文化，粵語最古雅”——科普粵語歷史的帖文在臉書流傳，甚至有香港媒體建議：“港人在國際場合發言，例如頒獎典禮，先講幾句香港粵語宣示身份”。

然而，語言的地位真就是與生俱來的嗎？尤其是在香港這樣的，無時無刻不在被身外更大的政治力量拉扯的角力場，粵語地位果真是一成不變的嗎？

用客家話來説，香港語言環境從豐富多元，到粵語獨大的變遷，其實是“坐風挨、隨海飄”。

眾聲喧譁

回到上世紀中旬，香港的語言地圖還是“三足鼎立”。

作為市區的港島、九龍盛行標準粵語，而遠在郊野的新界，西部多講圍頭話，東部則以客家話為主，不同方言各有一片自足的小天地。在香港電台紀錄片《吾土吾情：説客家話圍頭》中，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會長劉振發講述語言歷史時回憶道：在家鄉錦田橫台山村，在1940年日軍侵佔之前，私塾裏都是使用客家話教《三字經》《千字文》，“圍頭村落便聘請圍頭話的老師，因為他們識字後，仍然與本村人溝通，不用出去。” 

用客家話唱的漁歌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香港風物誌：漁歌餘韻》

1945年二戰結束後，英國從日本手中接收香港，另一廂，內地隨即爆發國共內戰，難民從內地湧入香港避難，英國決定開發新界。為了統一管理，港英政府把教育語言設為英語與標準粵語。這是各個語言在香港的地位，首次基於政府意志被塑造。

更大的塑造語言的力量，現身於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更新換代的恐懼下，舊政權的相關人員跑到英國殖民地香港避風頭。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內地的政治運動和自然災害，讓更多人南下逃港。

北方人口的湧入，使得國語、上海話等多種方言都在香港流通。五六十年代，香港最賣座的電影是黃梅調國語片《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台》；最流行的音樂是白光、李麗華唱的海派靡靡之音，以及披頭士等人的歐美流行曲。據《五六十年代香港粵語流行曲簡介》，雖然其時已有粵語曲，但剛剛面世，就“被重重的壓在歐西流行曲及國語時代曲之下”。

五六十年代逃港人口達數十萬，配合着廉價勞動力工業的浪潮，香港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不斷拉大。1960年，一位英國專家在香港民生報告中記錄了當時的生活狀況：“對數以千計的人來説，根本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稱得上是自己的家。他們擠在一個住滿八個或更多人、一般是八尺乘八尺的狹窄空間中，要在那裏吃飯、睡覺以至工作……”

香港底層市民居住於籠屋

圖片來源《籠民》

市民對於生活的不滿持續積累。到了1967年5月，應和着內地洶湧的紅潮，香港左派工人發起六七暴動，試圖推翻港英政府；同時，香港左派和港英政府在報刊上大打筆仗。

港英政府為了與左派洶湧澎湃的文藝腔區別起來，愛用粵語拉近與讀者的距離：“過去搗亂分子一派胡言的美麗言詞……只有他們那一小部分‘蒙查查’信徒，卻沉醉於那些‘空洞的諾言’之中，做着甜蜜的美夢。……正如我們所説，‘太平山下望老襯甚多’，否則我們不會在報章上讀到有所謂‘天仙局’的故事”。

粵語，作為一種“身份證明”，被港英政府用來劃分身為左派的“他們”和 “我們”：講粵語的“我們”，才是努力工作，愛好和平的真正的 “香港人”。

六七暴動最終黯然散場。此後，感受到語言威力的港英政府，開始在學校禁授國語，中學會考取消國語科。1974年，港英政府通過《法定語文條例》，確立中文和英文為香港的法定語言。雖然政府沒有指明“中文”的含義，但在“去國語化”的政策下，粵語自然成為官方語言。

國語外的其他方言同樣在被圍剿。60年代後期，港英政府取消客家話、潮州話電視節目；70年代，電視廣播管理法規定中文廣播只可使用標準粵語。如此一來，通過大逃港去到香港的內地人的下一代，浸淫於粵語教育、傳媒環境中，漸漸拋棄了原生家庭的語言，成為了語言層面第一代純正的“香港人”。

1973年，講述底層市民生活的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狂攬562.7萬港元，稱霸香港票房。

此時，距離講述傳統中華故事的國語片《梁山伯與祝英台》票房奪冠，不過十年。

我是誰？

1984年，中英雙方簽署聯合聲明：英國政府將於1997年把香港交還中國政府。

一種莫名的焦慮籠罩着香港人。在電影《春光乍泄》中，導演王家衞選擇讓片中的戀人何寶榮和黎耀輝在1997年之前，為了兩個人的關係能夠重頭來過，離開香港去到阿根廷。

圖片來源《春光乍泄》

王家衞接受訪談時説：“因為阿根廷是能夠去的離香港最遠的地方”。逃到離香港最遠的地方，一切或許可以重頭來過。

英國人已不能做，又不知道怎麼做中國人。現實中的香港人，能走的，就往英美澳加移民；沒能力走的，在身份焦慮中彷徨掙扎。香港導演徐克在迴歸之前，既拍了大中華情結極其濃烈的《黃飛鴻》，也拍攝了諷喻個人崇拜的《東方不敗》，代表了某種港人對迴歸的典型心態：不排斥、甚至以中國文化繼承者自居，但又感到強烈的不安。

港人空前迫切地需要確定，我是誰？

不單單是許可，八九十年代，香港文藝的黃金時代與社會過渡期重疊，香港的創作者把難以紓解的焦慮轉化為對流行歌曲和影視劇的熱情。歌星譚詠麟、張國榮、梅豔芳、陳百強的YES閃卡海報鋪滿信和，MK仔頭髮超長、染金毛、赤裸上身穿喇叭褲在旺角扮山雞陳浩南，文青則愛同人做“一分鐘的朋友”。吳宇森的《英雄本色》《喋血雙雄》，周星馳的《賭聖》《逃學威龍》系列，王家衞的《阿飛正傳》《重慶森林》……都在這個時期誕生。

圖片來源《古惑仔之人在江湖》

這些讓港人引以為豪的文藝作品，多以粵語演繹，在即將到來的權力變更面前，港人握緊粵語、握緊文化上的共同記憶，作為為數不多穩定自己的錨。 

1991年，關錦鵬拍攝的《阮玲玉》講述上海著名演員阮玲玉的一生，故事主要發生地在上海、北京。為儘可能地還原現實，關錦鵬有意讓不同籍貫的角色講不同的方言。但張曼玉演的阮玲玉，梁家輝演的蔡楚生，一個香山人一個潮汕人，在上海卻説着一口標準香港口音的粵語。證明此時，粵語在香港，在對歷史——而且還是超出香港的大中華歷史——的言説中已經獲得了主體地位。

煙花散盡

每年農曆賀歲，香港都要舉辦一次大型煙花匯演，而1997年，香港足足舉辦了六次。

煙花放完，換了天地。港英政府變成港人治港的特區政府，語文政策也從中英雙語換成“兩文三語”：要求“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夠書寫流暢的中文和英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

1998年，普通話課成為香港中小學的核心課程，政府也開始投放大量資源幫助港人學習普通話，進行推普工作。

迴歸帶來的改變，自然遠遠不止語言教學。

赴港留學的內地學生從1998年的36名，上升到2008年的3363人——有百倍之多。2003年自由行開放之後，發展不平衡的兩地衝突不斷。如掃蕩般掃貨的內地奶粉客、父母只有一方是香港人，依然享有在港受教育權的“單非學童”、在港鐵隨地大小便，被路人怒斥“我們這裏是香港，不是你內地”的內地小孩……當“中國”的面目，碎片化成以一個個普通人——一個個素質各異，但同樣都有權獲取這座城市資源的普通人，滲入到香港的日常圖景，在不少港人心中，曾經由《黃飛鴻》《射鵰英雄傳》等承載的大中華共同體認同感，開始出現裂痕。

圖片來源《黃飛鴻》

為數不多的和諧同心出現在2008年。在香港演藝界512賑災大匯演上，兩岸三地的歌手合唱了一首國語歌曲《承諾》——改編自Beyond的《海闊天空》。但這幾乎是全港最後一次，國語粵語可以超越二元對立的政治意味，團結起來。

短暫的“大合唱”之後，因為各種原因，港人越來越向帶有自我隔離色彩的本土身份認同靠攏，表現最明顯的，就是在各種場合講粵語排斥普通話——在霸凌文化瀰漫的校園，在問候你老母的網絡論壇、在飄蕩着催淚煙的街頭。

香港作家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中寫道：“‘香港人’是被髮明出來的、被想象出來的、被建構出來的，但卻是存在的、有物質性的、有歷史意義的現實。”

粵語與“香港人”捆綁，也是被想象、被建構但確切存在的歷史現實。粵語在香港的主體性，對於長年風雨飄搖的香港來説，只是轉進此刻的風向時，順勢鼓起的一面帆。

語言是政治的延展，講延展，最後還是要叩問本體。半個世紀以來，不同政治力量對香港的拉扯，何時能休止？

也許，只有講返一個粵語片的片名——“去年煙花特別多”。

參考資料

《同話香港仔 坐風挨、隨海飄：黎娣、李阿妹》，城市日記，2016.08.

《香港兩百年來語言生活的演變》，劉振發，2004.

《葉建民：六七暴動真的改變了香港嗎？》，端傳媒，2017.04.

《我這一代香港人》，陳冠中，2013.05.

《“六七暴動”與“香港人”身份意識的萌生》，許崇德，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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