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的兩極分化演化成對領袖的的渴望和崇拜！影響川普的新保守主義_風聞

影響川普的新保守主義

By | Eric

隨着最高法庭拒絕了審理川普起訴的鬧劇，各州的選舉人團在週一已經開始在各州進行最後投票，美國大選基本上已經落幕。但我們必須反思，美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要想理解今天的美國，必須要了解什麼是新保守主義。川普是新保守主義者嗎？不完全是。首先，川普是一個政治素人，他並不理解現代政治的一些基本原理，而大多數時候只是憑一個地產商和真人秀主持人的直覺，加上對里根總統的拙劣模仿。但他的很多做法，是受到新保守主義影響的。當然，在外交方面，他和真正的新保守主義者 John Bolton 有明顯的區別。

新保守主義 Neoconcervatism 在美國大約是起源於 1960 年代。當時美國民主黨處於其政治巔峯狀態，Lyndon Johnson 在 1964 年的大選中狂勝共和黨人候選人 Goldwater，普選票得票比例 61%，超過對手 22%，這是美國總統大選自 1820 年以來總統候選人獲得的最高的普選票比例。Johnson 總統在任期內，通過了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正式結束了美國的種族隔離。開始推行“偉大社會” Great Society 計劃，促進不同族裔間的平等。這一思潮事實上也得到了當時共和黨人的支持，無論是尼克松還是其後的福特總統，也在促進美國社會公平。拿美國人的收入來看，從 60 年代開始，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羣，佔美國總體國民收入的比例，是逐漸下降的，從約 13%，下降到接近 10%。這可以説是近代以來，美國貧富差距最小的一個時間段。

在這樣的社會改變中，美國的保守派開始了他們的反擊。所謂新保守主義，作為一種自然的對抗力量，從這個時候慢慢生根發芽，有一種説法認為新保守主義實際上大多來自自我反思的自由主義者。新保守主義秉持了古典保守主義的主張自由貿易，降低政府税收，削減社會福利，和儘可能地減少政府對社會的干預的理念。但和古典保守主義不同的是，新保守主義反對美國孤立，積極干預國際事務和輸出美國自由價值觀。

新保守主義開始繁盛的時期，是美國的里根總統，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時代，這一對完美的舞伴在上世紀 80 年代深刻地影響了英美兩國的政治走向，他們倆都是比較接受新保守主義理念。尤其在各自的國內經濟上，他們強調市場自由貿易，降低税收，打壓工會和降低社會福利。他們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他們的治下，美國和英國的國內貧富差距開始迅速上升。英國的基尼指數從撒切爾夫人執政早期的 0.25，到撒切爾夫人離職時，飆升到了 0.34。而美國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羣的收入比例，從我們前面提到 80 年代早期的只佔總體國民收入的 10%，飆升到了現在佔到了美國總體國民收入的 20% -25%  ，而收入低於中間線的 50% 的美國國民，也就是説一半的美國有收入的人口，他們全部的收入加起來，不到美國總體國民收入的 13%，而這一比例，在 80 年代早期，則佔美國總體國民收入的 20% 以上。

如果我們放大一下歷史的尺度，你會發現，從 20 世紀開始，一直到1980 年代，整個西方社會都處於一種逐漸社會公平的趨勢中，也就是説，最富有階層的收入，佔全社會收入的比例，一直是一個相對穩定的下降趨勢。我們拿收入最高的 10% 羣體來説，1900 年，他們在西方社會佔社會總收入的比例，大約在 45% 左右。而到了1970 年代，基本上下降到了32%。從這個時候開始，新保守主義抬頭的英美兩國，開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走勢出現明顯分離，到 2010 年，美國的前 10% 收入羣體所佔國民總收入比例達到了48%（瑞士為 28%），比 1900 年的時候還高 7 個百分點。英國緊隨其後，也上升到了42%。

這就意味着，美英兩國的經濟發展，並沒有惠及主體的中產階級人民。工會成員佔比逐漸萎縮，普通工人收入受保護的程度逐漸減弱，中產階級收入佔比也就如影隨形地萎縮。從這一刻起，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的增長（這是一個衡量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和生活水平，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密切相關）開始低於其他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直至 2015 年開始，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開始下降。一個現代發達國家的人民，在和平時期預期壽命出現下降，這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在現代人類社會中，除了美國之外，只有一個可與之相比的對象，那就是崩潰之後的蘇聯。

這種大多數老百姓實質上收入下降的情況，在英美延續了近 30 年的時間。這導致了這兩個國家的主體人民，在生存安全感上明顯弱於其他西方發達國家，而在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的調查中，這兩個國家的排外情緒，也明顯高於人均GDP 和他們相仿的西方發達國家。排外情緒是集體主義的一個明顯特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當社會安全感下降的時候，整個社會的文化，會從追求個人自由和多元化，轉向追求安全的集體主義。

我們看到了什麼？我們看到了英國的脱歐，和美國的川普上台，強烈的白人至上主義開始冒頭。

所以，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Paul Krugman 教授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我們走到今天碰到了川普這種反常的現象，其實在里根總統時期就種下了種子。這種社會財富分配的極大不公平，會越來越減少整個社會的安全感，也會有越來越多底層的，安全感受到極大威脅，生活質量快速下降的老百姓，開始拋棄所謂白左的個人自由和多元化的追求，轉而擁抱古老的身份政治和排外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所以我一直在説，川普不是病因，他只是美國社會發展到目前，而產生的一個症狀。只要美國繼續減税，繼續縮小政府的財富重分配功能，繼續打壓工會，繼續拉大貧富差距，那麼美國社會就會越來越趨於集體主義，越來越趨於追求自身安全，越來越排外，而同時，你會發現，美國越來越容易出現萬民景仰的偉大領袖了。

最後我再提供給大家一些數據，你可以看到美國社會觸目驚心的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化。從 1978 年開始算，最富有的 1% 美國人的收入，增長了 256%，而80% 的低收入美國人在這 40 年中，只增加了 20%。在 2011 年，美國收入最高的 1% 家庭，控制着全社會財富的 40%。2014年，華爾街發出的獎金額度，基本上等於所有拿最低收入的美國人收入總和的兩倍。2015 年，僅僅 25 位對沖基金的經理人，他們收入的總和，就比全美國所有幼兒園教師的收入總和還高。

而這一趨勢會停止嗎？恐怕很難。目前在美國，平均下來，每一個國會議員的身後，就有金融資本僱傭的兩到三名説客。2010 年出版的“贏者通吃的政治” Winner-Take-All Politics 的兩位作者 Hacker 和 Pierson 認為，贏者通吃促進了美國的大企業和保守主義者的聯盟，他們共同將美國的最高税率從 1970 年的 75%，降低到 2004 年不足 35%，同時大幅放開對金融和企業的監管，導致 2008 年金融危機，最終買單的，卻是普通的美國納税人。這一趨勢，隨着美國工會力量被削弱，很難找到某種系統性的力量與之抗衡。而理想主義的民主黨人似乎也只能靠自己的信念苦苦支撐。

如何改變美國社會的這一惡性螺旋？如何防止下一個川普的出現？如何避免美國重蹈羅馬的覆轍，由幾個民粹主義的保民官最終徹底顛覆共和體制？這是放在全球化挑戰面前的每一個美國人，甚至每一個關注人類文明進程的人，面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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