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意義_風聞

共產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意義

——讀何新筆記

　　關於信仰與科學的不同，18世紀的康德已經作過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在研究認識論時，指出感性、理智性（知性/悟性）是可以依賴的。但他認為理性是不可依賴的，因為理性具有藉助思維符號（概念範疇）和語言符號進行自由構造的功能。因此在理性的推論--即理論意識形態中，總是矛盾歧出，而且難以確切地得到事實的檢證。正如黑格爾所説： “人們以某些思想和可能性為依據，作出這樣一種推理；人們也同樣可以再提出另外一種推理來與它針鋒相對。這兩種推理，誰也不比誰更高明。”（引自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第208頁。） 所以康德主張放棄理性，只以感性和理智性作為認知工具。而把理性的領域保留給信仰。 康德是近代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所意識到的問題，即劃分知識工具和理性信仰的問題，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宗教及意識形態的歧異性問題。

　　馬克思主義，是19-20世紀，對全人類生活和社會變革影響最大的思想體系。 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學術的不同之一，就是它不單純是書齋中的一種學者學説。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學家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了世界，而問題在於必須改變這個世界。”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宗教有相似點。

　　宗教是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之一。在傳統社會中，例如在中世紀歐洲，宗教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但是，意識形態也可以作為哲學、文學、經濟學或其他學術而出現。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孔孟之道，即儒教。

　　宗教與一般社會意識形態的不同就在於，它既具有天國理想的彼岸性，又具有實踐救世的現世性。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實踐性，現世性，使之成為一種革命性的教義。要知道，只有宗教精神才能使人鄙棄塵俗，現世和自我，而承受自我犧牲以至有代價或無代價的獻身。 所以西方自由主義永遠不可能在中國成為一種有組織的革命性意識形態，因為它是現實的、功利的並且是個人主義的。它只是一種瓦解性的精神工具，而不可能是一種組織化的工具。 在20世紀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中，馬克思主義以一種強有力的精神力量，將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傳統經濟社會秩序崩潰瓦解而遊離出來的億萬被侮辱被損害的中國勞苦大眾，凝聚成一股無堅不摧的鋼鐵洪流。 西方資產階級無論如何不會想到，聚沙竟可以成塔。這幾億只從來未被他們放在眼中的藍螞蟻，最終竟可以聚結成如此強大有力的一種社會力量、政治力量，將17世紀以來西方開拓東方謀求建立的“全球化新秩序”衝了個粉碎！

　　世俗的宗教不要求理性。對於宗教來説，信仰比理性更為重要。 宗教對其教義，要求人們整體地接受它，拒絕任何分析和批評。而學術研究、科學研究，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理性的本質就是分析和批評。科學精神的特徵是理性主義。康德説過，所謂啓蒙精神的特徵就是以懷疑為先導的理性精神的覺醒。 馬克思本人年輕時代寫過一篇著名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中也貫穿着一種理性主義的啓蒙精神。馬克思在這篇論文中講過一個名言。他説：老實説吧，我憎恨所有的神。又説：那些摒棄世俗所信仰的神靈的人，並非是瀆神的。只有那些迷信這種神靈的人，才是褻瀆神的。

　　例如對待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它當作宗教，就要整體接受它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神喻或聖喻。不能分析，不能討論，不能存疑，不能批評，更不能否定。但學術理性則不同。 其實馬克思與馬克思也不同。毛澤東與毛澤東也不同。他們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神。他們自己對現實的認識，對事物的看法，在生活中也是不斷變化的。

　　在東北的時候，我當時通過直接研讀馬恩列斯的原著，已注意到，馬克思的理論與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不完全相同。而且，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早期、中期、晚期也有所不同，有所變異，有所發展。

　　馬克思早期是激進的啓蒙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中期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和消滅資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晚期，在《 資本論》後期手稿中，馬克思對新興的資本主義科學技術革命和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給予高度評價，並且認識到資本主義可能並不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很短暫的階段。 這與他早期發表《共產黨宣言》時的激進主義立場已有顯著的不同。

　　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前也曾激進地主張立即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傾向於“左派共產主義”）。但在佈列斯特和約簽訂後，面對落後的俄國迫切要發展生產力的現實，他就主張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實行名叫“新經濟政策”的讓步政策。

　　斯大林，以及30年代他所培養的一批理論家(如尤金、日丹諾夫等)，將馬克思特別是斯大林的思想宗教教義化，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政治信條，變成政治意識形態。以意識形態鬥爭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製造了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多次大清洗。發起了許多次整肅科學異端和學術思想異端的運動（如在遺傳學、控制論等學科中）。

　　不僅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也如此。毛澤東在50年代初期，曾認為中國應當搞幾十年的新民主主義。而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可以容納資本主義生產力和資產階級存在的。 但在1954年後，他又主張加速過渡。1958年甚至主張提前結束過渡階段，直接進入共產主義，試圖在中國徹底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消滅三大差別，消滅“資產階級法權”。

　　以我個人對馬克思理論的認識，我認為它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識形態。 作為前者，它具有作為分析社會的客觀方法論的意義，因此是有效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分析工具。作為工具理性，馬克思本人曾説過，他反對使科學的客觀性從屬於外界利益的任何實用主義，他認為這樣做是“卑鄙”，是“對科學的犯罪”。 作為後者，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中是具有社會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時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黨和國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論理性支持的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它又具有實用性和功利意義。

　　方法與意識形態，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對於研究當代社會問題，對於研究歷史現象具有重要意義。後者對於維繫社會基本制度極其重要。

　　意識形態首先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統治階級的意識分裂必會造成嚴重的政治危機。意識形態與現實遠相背離也會造成社會危機。我們當前同時面臨着這兩個方面的問題。要知道，政治意識形態是任何國家體制和制度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關係到人們的精神信念和社會的基本價值。從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看，甚至經濟政治崩潰的後果，都不如意識形態的崩潰來得嚴重。 意識形態是一個國家，一種制度、一系列與這個制度相關的基本價值的法理和邏輯基礎。 對於國家來説，意識形態也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世界上沒有一個明智的國家政權會放棄而不利用這種政治資源。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表明，一個國家絕對不能沒有意識形態。馬克思説過： “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麼一定的意識形式（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新版《馬恩全集》第30卷第539頁。）

　　意識形態問題關係國家命運。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是沒有政治意識形態的？ 當今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還有俄羅斯這種仍處在演變中未成型的國家，是缺乏整體性政治意識形態的，導致蘇聯瞬間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其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崩潰，也就是精神崩潰。 導致蘇聯國家崩潰的原因，一是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一是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這兩大精神文化運動徹底摧毀了蘇聯的精神價值體系和蘇維埃國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礎。 80年代中國也有人煽動搞非毛化運動。然而中國製度之所以至今仍未被摧垮，就是由於鄧小平當時堅決果斷地拒絕了非毛化。 古人説，三軍可以奪帥，但三軍不可以奪志。志是什麼？志就是精神力量，志就是意識形態。

　　馬克思説：“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只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放棄了對意識形態的主導，甚至失去了對有害意識形態的識別和自衞能力，就會患上意識形態的“失語症”。那麼，各種精緻包裝的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自然就會趁虛而入，瓦解社會的精神秩序，填充人們的信仰空間。 要知道，對社會的一般民眾來説，正常的人雖然都具有意識，但絕不意味人人都具有鑑別的意識，批判的意識。他們很容易受媒體的左右和欺騙。而且偏見與先入為主的成見極其重要。一旦形成，改變或替換就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