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筆下的黃宗英_風聞

我國著名表演藝術家、作家黃宗英先生於12月14日凌晨3:28逝世，享年95歲。

本文原題《我的阿姨們》，轉自“收穫”微信公號，為《七人集》序。

本文標題為澎湃新聞添加。

黃宗英《七人集》裏的七位作家，我是要稱阿姨的，她們與我母親同輩，又在不同階段同事，有的長達大半生。在我自小到大的記憶中，她們不同深淺地留下印象，是相當親切的。

歐陽翠幼小的時候，由於貪吃，經常犯積食的毛病，很令大人頭痛。有一日，母親從歐陽翠阿姨處取來一味偏方，將一種不知如何調配而成的藥劑，敷在肚子上，用紗布纏起來，一夜過去，早晨醒來，硬鼓鼓的肚子真的軟和了。在三四歲的年齡，照理是記不了事的，可我偏偏就記得，大約是這偏方實在太神奇了，對小孩子來説，幾乎是仙術一般。當我讀這本書稿之前，我並不很瞭解歐陽翠阿姨，原來她經歷過相當不平凡的人和事，那都是和中國新文學史上振聾發聵的章節有關。而我向來以為這只是一位富有育兒知識的阿姨，不止是持有各種偏方，更記得有一回，母親懷我弟弟的時候，她到我家來，對我母親説，她很喜歡聽嬰兒的哭聲。至今還記得母親與她相視的表情，帶了驚喜，彷彿忽然間領受了一件饋贈——嬰兒的哭聲。這件饋贈大約只與母親有關係，對其他人來説，嬰兒的啼泣往往要嫌吵鬧的。兩個母親就這麼微笑地相對着，感受惟她們獨有的喜悦。

羅洪，1936年

羅洪先生給予的印象，永遠和一件東西聯繫在一起，就是冰。那時候，一般市民家中多沒有冰箱，尤其是像我們這樣，五十年代從軍隊南下進城的新市民家庭，連桌椅板凳都還是從公家租賃，上面釘着編號的銅牌，更談不上冰箱了。夏天到冷飲店買了棒冰雪糕，返回途中便匆忙吞食，不及到家坐定後專心消受，實是一大憾事。一個暑日的傍晚，一架三輪車停在我家後門，走下羅洪先生，穿一件藍布旗袍，夾一卷毛巾毯，徑直走入我家房間，將毛巾毯在桌上攤開，裏面裹着一匣冰塊。她常聽母親説起兩個貪嘴的女兒，吃冷飲無可饜足，於是，便給我們送冰來了。冰塊譁啷啷傾在大海碗裏，羅洪先生坐都不坐，捲起毛巾毯就走，三輪車還停在後門，好讓我們及早享用冰，在這大暑天裏，冰很快就會溶化。可是，這冰並不像通常以為的那麼迅速融化，而是相當堅硬。我和姐姐忙活了一晚上：用冰塊拌西瓜，鎮綠豆湯、橘子汁，或者純吃冰塊。這才知道，平日裏冷飲店裏出售的棒冰是機制冰，經過加工，橫剖面可見絲絲紋理，原生冰塊就是這樣密實的一塊。在我眼裏，這些阿姨們都是與母親同樣的年紀，事實上，如羅洪先生，可算是母親的前輩，直接從“五四”走來。然而，坐在她跟前，你又忘了這一茬。就和所有的有福氣的奶奶一樣，家裏有一個曾孫輩的孩子穿行着。她呢，也和所有的老奶奶一樣，不出自家門，便知天下事，與你通報着鄰家失竊的事端。但她到底不是一般的奶奶，而是一個知識者，得科學與啓蒙正傳，對人生抱清醒樂觀的態度。近年來，她開始着手處理身後事務，一個知識分子，要説有什麼遺贈，無非是書籍，卻是伴她一生的摯友，我竟也獲得一份，一套中華書局的《李太白全集》。書中夾一信，字跡端正娟秀，囑我“讀一首二首詩”，如何清逸遠致，就又流露出舊學的背景，是新學的發軔之淵源。

在1959年的《上海文學》上，歐陽文彬先生就對我母親的小説寫作了評介文章：《試論茹誌鵑的藝術風格》。我從母親的遺物中，看見一份發黃的校樣，“《阿舒》和阿舒的《第二步》——和茹誌鵑的對話”，校樣上有文彬先生寫給我母親的幾行字，內容關於這份對話。對話發表在翌日，1962年3月7日《新民晚報》，署名為“黃碧”，想來是歐陽文彬先生的筆名。那時候，母親和文彬先生，一個作者，一個評者，正當風華年代，前途遠大，卻戛然止於1966年。在那黯然的日子裏，母親對文字這樣東西感到了茫然不解，她賣掉了家中的書籍，懊惱自己走入寫作的行業，倘若她掌有更為實用的技藝，比如縫紉——有一陣子，她迷上了縫紉，忙着將舊衣服拆開，重新剪裁，然後埋頭在縫紉機上，嚓嚓嚓地踩着踏板，看着機針走下一行行線路，人生的虛無感便抵消了一些似的。那一年，我去安徽淮北插隊落户，離家遠行，勞作的辛苦，收成的薄瘠，景色與心情都是荒涼的，十七歲生日在苦悶中來臨。母親就想，送一件什麼樣的禮物，可以鼓舞我呢？思來想去，她還是想到了書。母親決定送我一本高爾基的小説，人生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人間》，它含有着告別“童年”，走進人生的意味。1971年，書店一片蕭條，哪裏能搞到一本《在人間》呢？母親想到的是歐陽文彬先生的書櫥。文彬先生沒有《在人間》，但是她向母親敞開書櫥，盡母親挑選，答應給她任何一本書送給女兒我。最後，母親選中了蘇聯女作家薇拉·凱特玲斯卡亞的長篇小説《勇敢》，寫的是蘇維埃政府召集青年去往遠東建設共青城的故事，無論是題材還是精神都與我的處境有對應之處，區別在於一個是理想，一個是現實，就只這一點，差之分毫，失之千里。而我卻想象母親翻檢歐陽文彬先生書櫥的情景，經過困惑懷疑的日子，又一次與文字、書籍親近，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呢？要説，這也是母親和歐陽文彬先生交往的所在，在她們雙方，都有着安身立命的意思。

趙丹和黃宗英

緊接着，黃宗英阿姨就要出現於我的生活了。就是在同一年裏，我從插隊的村莊回家度農閒假，一住下就不思返鄉。那時節，滿街的男女孩子，至少有一半是從插隊地方回城，賴着不走的，曬黑的皮膚轉白了，熬乾的油水補充了，甚至比安居樂業的人們更要豐肥一些，因為無所事事，臉上均掛着落寞的表情，這邊溜溜，那邊逛逛。夏天的黃昏很漫長，晚飯以後有一段了，天色還明亮着，母親帶我走出家門，去赴一個約，是黃宗英阿姨為我介紹了一位音樂老師。當我們從弄口向西走了半條街，便看見對面的黃宗英。在細緻薄透的光裏，她頎長的身形陡地躍入眼簾，周圍的景色變得模糊，唯有她是鮮明活潑的。小時候，我們最熱衷在電影院前廳裏，欣賞影星的照片，那些照片是在照相館刻意佈置的燈光下拍攝，面容華美，統是璧人。此時，燦爛的明星落在塵間，我並不以為遜色，相反，洗盡鉛華，顯得格外清新。現在回想，那正是《但願長睡不願醒》一文中寫到的那個時期。在作家協會奉賢五七幹校勞動，是這一家的慘淡日子，可她一點不見落拓，神色悦然。這一代人有一種氣質，我真説不上來叫什麼。達觀？不全是；通透，也不是；純真，有點接近了，可還不夠；比較貼切的，或者是熱情吧。這一種熱情，歷經世事折磨卻不見損耗，應當如何解釋呢？四人幫倒台以後，大約是1977年光景，母親囑我去黃宗英阿姨家，是為送去一些女孩子的照片，請趙丹推薦拍電影。這時節，百廢待興，許多希望生起來了。去的時候，黃宗英阿姨不在家，是阿佐引我進門，趙丹午覺已醒，還懶在被窩裏，雙手抱拳作揖説：對不起，對不起！伸出手接過照片，回進去繼續作揖，繼續“對不起”。我與阿佐直笑，他也笑，我覺得他就像孩子，一個大孩子。後來，又有許多日子過去，作協資料室老魏請吃飯，老魏——魏紹昌先生，在黃屏阿姨的文章中也提到過，心中不知藏了多少典故，就像一本活索引。老魏經常組織飯局，以各種名義，有時候依屬相定，有時候是姓氏名字，比如姓“王”和名“紹昌”者。我曾被老魏編進過多種組成的飯局，因而得以邂逅許多人物。老魏去世後，再沒有這樣充滿了奇思的聚會了。這一回是姓王的女作家，上海話裏，“王”與“黃”不分，更重要的是，為黃宗英賀新婚。席上，黃宗英阿姨説：其實我與馮亦代是不必辦理任何結婚手續的，因為我，趙丹，馮亦代，安娜，四個人從來是在一起的。這話也是孩子氣的，浪漫的孩子氣，不由讓人愕然。他們是永遠的男孩和女孩，不是説長不大，而是始終持自然的天籟，這天籟足夠超越人世的污濁。

在這些阿姨中，彭新琪是與我們家最親近的一個，當我看了“七人集”方才知道，她只比我母親年輕三四歲，令我十分驚訝。在我們姐弟眼睛裏，她是一個年輕的阿姨，温柔迷人，所以，直到如今，都稱她作“小彭阿姨”。《閃爍的記憶》一文中，所記敍的1959年作家協會的辭舊迎新聯歡會上，“貴妃醉酒”那一出，我也記得。就像魯迅《社戲》裏寫的，一聽開唱便厭煩，可小彭阿姨的那套行頭，卻把我們鎮住了，還有她下腰飲酒的動作，不由地豔羨小彭阿姨的腰好軟啊！閒來無事，母親與我們議論一些身邊的人事，談到小彭阿姨，母親用了兩個字：善良。“文革”中，我和姐姐插隊落户，家中經濟甚為窘迫，實在不得已要動用些許存款，需作協的造反派領導簽名蓋章，銀行方才認可。這類事大人總是遣我們小孩子去，即便碰釘子問題也不大似的，在此我又要提到一個人，也就是歐陽文彬先生寫到的戴厚英，她從沒有讓我難堪過。有一次，因是在院子裏，需走去辦公室取圖章，一路上，她的手一直搭在我肩上，令我感到温暖。就是這樣周折取來的錢，卻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被竊走，這才叫作“屋漏偏逢連天雨”。其時，小彭阿姨便是母親告貸的人家之一。常聽母親訴説我們姐妹在鄉下的苦狀，小彭阿姨心中十分不忍，有一次，不知從哪裏，換得五斤全國糧票送給母親。當時，糧油實行配給制，地方糧票換全國糧票不僅需要特許證明，還要搭進油票，油的定量是每人每月半斤，僅供城鎮人口。這五斤全國糧票得來不易，卻於事無補，母親笑小彭阿姨天真，心中則十分感動。長年來，小彭阿姨一直與我們家密切往來，我們家無論大小鉅細，榮辱沉浮，她都瞭解。現在，每年春節臨近，她就召我們一些缺爹少媽的孤兒們集合，吃一頓年飯。

黃屏是我較為陌生的一位阿姨，原因可能是與母親共事時間不長，但是從文章中看，恰是在“文革”結束，方興未艾的日子裏，與母親同在《上海文學》編輯部致力於復刊，讓我瞭解了母親這一階段的工作。在蕭瑟的十年之後，終於迎來生機勃發的季節，萬物復甦，多麼讓人興奮啊！文章所寫到的人物，於我都是敬仰的前輩，有一些還引我走出困境，比如，洪澤伯伯，是他幫助將我從徐州調入上海，並且進《兒童時代》雜誌社工作。元化伯伯，他晚年居住的慶餘賓館，以及度過最後時刻的端金醫院八樓，常是我輩聚會的地點，他毫不嫌我們輕薄浮躁，與之平等相談；還有文中所寫元化伯伯的“三姐”，亦有數面之緣。施蟄存先生，我與他做過多年街坊，他家就在我經常光顧的郵局樓上，於是就會路遇先生的徒子徒孫，我卻從未見過他，於我來説，是文學史上的人物……他們所經歷的動盪人世中的遭際，原本只是抽象的概念，如今在黃屏筆下，有了具體的細節，其間的悲涼撲面而來，變成可感的了。

姚芳藻老師所記載的人與事，延伸進更早遠的時間，亦更為嚴酷，大約是由新聞記者職業決定的。如她父親説：“新聞記者要殺頭的”，這是世事洞察的明鑑，又像讖語一般，雖然不至真的“殺頭”，可不也是嚐盡艱辛。文中所寫，尤其《失蹤在莫斯科》，那一位隕落於國際共運冤案中的朱穰丞烈士，讀來就像是傳奇，卻是腥風血雨的傳奇。在母親家中，我常遇見姚芳藻這位座上客，母親總是要鄭重的介紹，有幾次提起，像是要話説從頭，可看我興致淡然，又欲語還休。人就是這樣，對身邊的生活激不起太多的好奇，因為太過日常，不相信會有意外之筆，豈不知，歷史就是這樣發生和進行着。不久前還遇見，是在我居住的街道上，姚芳藻老師帶着孫兒在花園裏玩耍，誰能知道呢？這位含飴弄孫的老太太，曾經有過風雲激盪的政治生涯。這一幕挺讓人安慰呢！有一種動後餘生的温馨氣息。生在命運多舛的二十世紀中國，一個知識分子不可能免受蹂躪，尤其是女性，不僅要擔負起自己的遭際，還要饒上丈夫的一份，再扛起重閘，護佑弱小的兒女。終於風雨晴定，雲霽開處，是漫天的霞光。

從小跟母親出入鉅鹿路675號作家協會院子，這些阿姨們可説看我長大。記得有一個暑日，母親將我安置在大樓廊前的蔭地裏，供給我一堆圖畫書，囑我不許亂動，然後就兀自進樓辦事。母親去了很久，日頭漸移，蔭地就成了太陽地，有阿姨走過，讓我移到蔭地裏。因有事前母親的告誡，我不肯移動一寸，對前來勸説的阿姨們，都抱警覺的態度，等母親聞訊跑出樓來，我差不多要被太陽烤化了。後來，長大了一些，學會了頑劣，便和小夥伴們在院裏踐踏花草，然後在花師傅憤怒的追趕下四散奔跑。許多時間過去，我已成為作協的會員，有一次在傳達室領取郵件，一位阿姨忽從光線暗淡的屋角里，拽出一個老人，説：看啊，一直想看茹誌鵑的囡，這就是啊！是花師傅，他從來都是這樣，瘦小、緘默，穿一件乾淨的中式對襟布衫，手提一柄偌大的花剪，此時，他神情靦腆，我也極不好意思。就是這樣，無論我長成什麼樣，花師傅，阿姨們都知道我是從哪裏走來。我的幼小、愚頑、淘氣、黴運、不順遂，那些不堪的歲月，他們都是見證。而我則是要付出心智和虔敬去了解她們，她們經過的時代，我不可望其項背。這就是我和阿姨們的關係。

2008年11月14日上海 （本文為《七人集》序）

《收穫》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