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為什麼不再出猛人？_風聞

前兩天回了趟湖南，剛好是初雪到來前的天氣，空氣微微薄涼，吸一口氣，入肺後有一種嶺南難以體會的清恬味道，使人心神俱寧。

邵陽與長沙人行道旁，不知幾時栽種了許多俊俏的銀杏樹，小時候這種國家二級保護植物十分稀有，我們拿到一片銀杏樹葉就要夾在筆記本里珍藏，現在竟栽得遍地都是，落葉鋪了一地也沒人撿。

我跟一位老友走在長沙火紅的銀杏樹下散步時，他突然問我：為什麼湖南不再出猛人了？

我愣了一下，意識到這是個好問題。

也有了濃厚的解題慾望，畢竟身邊不止一個湖南人問我這個問題了。

從1850年開始算，回望這170年來的湖南歷史，除了改革開放以後，湖南有130年時間猛人率全國第一，這份猛人名單詳細打下來密密麻麻，隨便挑幾個都是歷史重要人物：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譚嗣同、黃興、蔡鍔、魏源、宋教仁、陳賡、彭德懷、賀龍、羅榮恆、粟裕等等等等，還有如同斷代史一般存在的毛澤東。

我就不詳細把名單寫完了，顯得我為了誇老家特別不要臉。

這篇文章只想搞清楚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湖南人才曾經如此興盛？現在的人才跟過去又完全不在一個檔次？

我們還是用老習慣，用經濟學視角來剖析問題。

先要立一個底層邏輯，就是一個地方經濟發不發達，**“通江達海”**四個字最重要。

交通決定一座城市的興盛，水運又是交通裏最便宜的運輸方式，有成本低、跑得多、跑得遠三大優點，江海就在那裏，不用維護成本，你修個鐵路公路，要拆別人家的房子田地，建好了還要每年維護，水運沒有這種痛苦，只要不着急，幾十萬噸的貨輪慢慢走，從中國到美國西海岸半個月左右，到東海岸25天左右，價格極低廉。

今年看過一位海運人員寫的論文，他們那艘船是一條2萬TEU集裝箱船，從深圳到漢堡，總行程是30天，一個標準集裝箱是1500美金，滿載時總運費是3000萬美金，扣掉安保、油耗、通訊費、引水費、靠泊碼頭費、伙食費、綁紮費、工資、蘇伊士運河過橋費等各開支，跑一次單程能賺1.5億元人民幣的毛利，可能數據略有誇張，但能賺這麼多錢主要還是靠水運成本低。

城市的發達主要靠貿易，要貿易就得有交通，而水運是最便宜的，所以“通江達海”的城市更富裕、更乾淨，全世界都一樣。

以前航海術跟海外貿易都沒起來，海沒有江重要，中國在唐中期以前，主要是黃河這條水運線，大城市都沿黃河而建，比如在黃河支流的洛陽和黃河干流的長安。

洛陽那時候有永濟渠通渤海，有通濟渠通餘杭，南北兩條財路滾滾而來，富得不要不要的。西安則是陸路絲綢之路的起點，賺歐洲和中東人的錢，洛陽可以算內貿之王，長安可以算外貿之王。

黃河能戰勝長江成為中國人的母親河，是因為一千多年前的氣候跟現在不一樣，那時候中國氣候比現在高几度，北方天氣更好，河南過去都有大象，所以簡稱“豫”，可見更南邊曾經熱到什麼鬼樣子。皇帝那時看誰討厭就貶到南邊去體驗中暑，蘇軾就經常被趕到南方去，一會在嶺南吃荔枝，一會在海南挖沙子。

後來黃河河道淤積，形成地上河，加上安史之亂打亂了國家的經濟版圖，南邊天氣也沒那麼熱了，大傢伙都往南邊遷，長江逐漸佔據了中國水運的頭牌位置。

到今天黃河大部分河段不能通航，而長江干線是全球運貨量第一，5萬噸海輪可滿載達南京港，南京到武漢可通5000噸級海輪，武漢到重慶洪水期可通5000噸級單船，重慶往上可通航1000噸級船舶。兩者的歷史地位都顛倒了。

所以今天中國最重要的城市前10名，有上海、重慶、南京、武漢四座城市在長江沿線。

而上海，是中國真正達到了“通江達海”四個字的城市，所以理所當然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

前面説這麼多，是想告訴大家，每個地方都有一個上限，上海的上限如果是10分，那湖南因為沒有大江大海，上限是6分，更偏遠的地方，比如青海，可能是3分，湖南天生沒有通江達海這個富貴命，湖北的地理優勢，都比湖南強一檔。

作為一個邵陽人，我先去抱着馬桶哭一會。

我在寫《魏忠賢與全球化》時，介紹過富裕的江南省份，通過高價請名師，培養出精英進入朝堂控制政權，從而形成東林黨，全世界都是一個道理，富裕的省份能出高價請好老師，從而培養出精英，精英中的精英，就成了猛人。

像過去名震天下的黃岡中學，不少老師都被挖到了深圳等城市，普通城市的黃岡中學從此就沒落了。

2019年考上清北的全國高中前20名裏，除了河北衡水一中、二中、綿陽中學這三所學校來自頑強的普通城市，其他學校全部來自直轄市、省會、副省級城市，經濟發達地區的學校可以把欠發達地區的優質生源和師資慢慢吃幹榨淨。

我相信衡水中學將來也可能面臨黃岡中學一樣的局面。

這就是典型的財富吸虹效應。

經濟優勢形成教育優勢，教育優勢轉化為政治優勢。

按這個道理，湖南其實沒有狂爆猛人的命，湖南人在古代能留下名字的精英極少，偶爾抽風出一兩個，也絕不是頂級水平，但是170年前，歷史突然給了湖南人一片改變命運的鑰匙。

這片鑰匙的名字，叫太平天國。

咸豐上台後發現自己玩不過太平天國，八旗跟綠營被打得滿地找牙，就破罐子破摔，叫各省自己搞團練，團練就是地方武裝，自己籌經費，政府不發工資，一不留神就容易失去控制，咸豐最早的諭旨裏，是有控制團練數量和“不得遠行徵調”的要求，怕下面這夥人拿了刀就造反，但曾國藩沒打算只把手頭武裝升級到團練水平，他一開始就想建立正規軍隊，上摺子説我在學戚繼光的練兵辦法，我也要輔助省城防禦，要不讓我搞大一點吧，咸豐覺得有道理，主要也是曾國藩一直被上級認可，同意了。

曾國藩手裏頭的湘軍從那後編制就沒人數限制，本來只在湖南境內對抗太平天國，後來故意出了幾次省到湖北安徽江西救援，慢慢朝廷也就習慣了，加上曾國藩主動向朝廷上報自己的動向，表明自己忠心耿耿，沒想造反，朝廷就睜隻眼閉隻眼，把這支團練當成正規軍在使，湘軍漸漸突破了“不得遠行徵調”這條底線。

在當時的湖南名士當中，曾國藩的號召力當時也最強，另幾個強人像江忠源死得早，駱秉章要忙公務，左宗棠還沒公職，郭嵩燾擅文不擅武，胡林翼資歷不夠，41歲的曾國藩當時因母喪在家守孝，實際上官級已做得很大，是內閣學士、禮部侍郎，二品大員，大家都服他。

咸豐初年各省92支團練，最後就出了曾國藩這一支。

所以有沒有成就，都是看主觀能動性，曾國藩無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將主觀能動性發揮到了極點。

經過極其艱難的十二年苦戰，湘軍終於消滅了太平天國，曾國荃破南京後屠城，搶錢搶女人，大概殺了十萬人，殺得全南京連一棵完整的樹都找不到，三十年後譚嗣同來南京時，“滿地荒寒氣象”，南京城還是一片破敗。

王湘綺後來問曾國藩為什麼要屠城搶劫，曾國藩説這些是我的大頭兵，朝廷沒發過一分錢工資，我們為了朝廷命都不要了，不能找朝廷要錢，就只能找民間要。

慈禧後來追問曾國藩太平天國的財富去向，曾國藩咬死沒有，雙方最後達成一種默契，曾國藩裁撤湘軍好好打工，朝廷也不追問銀子去了哪裏。

具體有多少錢從此流入湖南，一直沒有一個定數，不過湘軍回家後肯定是大發了一筆，一船一船的財富經水路運回湖南，這些人回家後被稱為“軍功地主”，也帶回了一些不裹腳的大腳媳婦，湖南楊家灘現在還流傳“攻南京、發洋財”這句話。

這些湘軍讀書不多，不懂得將錢進行商業投資，一般就是買田起屋，或者興辦學堂。

**我相信猛人主要還是從良好的教育中來，**自學成材的幾率還是太低，湖南在後面一波又一波的猛人興起，搞得跟團戰一樣，一定有物質基礎存在，跟湘軍發家後興辦學堂有關。

我們湖南那邊一直非常重視教育，總覺得讀書最正經，我這種做淘寶出身的就不是太正經，邵陽市誰家小孩考上二中，説話的嗓門都要比鄰居大兩分貝。

上限本來只有6分的湖南，因為太平天國發生了一次轉移支付，又把到手的錢猛點教育技能，近代中國湖南才開始狂爆猛人。

比如黃興出身於長沙城南書院，22歲中秀才，後被張之洞選去日本讀書；蔡鍔出身於長沙時務學堂，13歲中秀才（天才），老師就是梁啓超；宋教仁出身於漳江書院，19歲中秀才，去武昌文華書院考試時拿下第一。把這些湖南精英人才拎出來，個個都有精英書院經歷。

這些書院為什麼這麼牛逼？還不是因為有錢，養得起好老師。

像梁啓超這種文壇大佬，1911年被袁世凱請去做法部次官，每月津貼3000元，清華大學做教授，每月工資400元，梁啓超還有出版費、演講費、講課費、天津中原股份各種收入，一年大概能掙7萬元，當時普通人一個月工資8元，毛澤東1918年去做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時，就是8元一個月，梁啓超的年收入相當於2020年的兩千萬元！活脱脱一台ATM！

袁世凱稱帝時，為了讓梁啓超閉嘴，送去了20萬元，就是約6-7千萬元現金，不過梁啓超沒收。

梁啓超説他來長沙時務學堂教書是為了“開化民智”，那也付得起他的天價工資才開化得起吧？就這種超級高薪的人，長沙時務學堂居然可以請來做中文總教習，必定是重金砸過來的。

而湖南的上一筆橫財，就是來自湘軍對太平天國13年財富積累的支付轉移。

我們中國人做事業，一直有一個習慣，叫“傳幫帶”，就是以宗族親緣為關係，一個帶一個，形成一種產業鏈。比如湖南新化人控制着中國6萬多家文印店，福建人控制着北美5萬多家中餐館，浙江海寧控制着全球貂皮大衣的生產，浙江桐廬人控制着中國的快遞產業。你只要深入瞭解，就會發現每個產業鏈都是一個地方的中國人形成壟斷，是典型的中國人做生意的方式。

到清末民初，湖南就形成了一條完整的革命產業鏈。

從湖南各個精英學堂畢業的革命家們，也是以傳幫帶的形式一個帶一個，將湖南的革命鏈條傳遞下去。

我們就以毛澤東同志舉例。

毛澤東出身在韶山的一個小山衝裏面，我去他故居遊覽過兩次，是比較荒僻的山村，這裏應該是接觸不到大城市的新鮮知識的，毛澤東兩歲到八歲都在唐家坨外婆家度過，他表哥文運昌從新式學堂帶回來很多新書，比如《盛世危言》、《新民叢報》等等，毛澤東從此受到了新思潮的影響。

外婆家的八舅文正瑩是他的啓蒙老師，是位私塾先生，藏有大量古籍，簡直是一座小型圖書館，有《禮記》、《周易》、《詩經》、《資治通鑑》等，所以毛澤東既讀新書，又讀古書，他後來極愛讀《資治通鑑》，根源也在這裏，是打小練出來的。

毛澤東那時看書着了迷，飯前飯後、田頭壟上都在看書，為此跟父親產生過很多衝突，16歲時他爸跟人打官司輸了，毛澤東提出去毛簡臣家學了半年法律，這個毛簡臣就是湘軍出身，跟左宗棠遠征過新疆，是錢糧師爺，剛回來九年。

那時的湖南精英，總難免會跟新學堂、湘軍這些歷史元素聯繫上，因為這裏隱藏着一條精英上升的紐帶。

不久毛澤東走出小村，前往長沙求學，曾經在長沙靠打零工過活，後來在報紙上看到師範的招生廣告，不收學費，住宿費伙食費也低，畢業後就可以當老師，21歲的毛澤東就去應試，考入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第八班讀書，在這裏結識到真正改變他命運的老師楊昌濟。

據毛澤東1936向斯諾回憶時説，他家有22畝地，一年收84擔谷，按他這種富農家庭出身，能攀上梁啓超這種一年賺兩千萬的頂級精英鏈條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楊昌濟拉了他一把，將他拉進了湘軍奠定的革命產業鏈。

長沙人楊昌濟是當時一位很牛逼的大V，他家世代書香，高、曾祖父都在清朝的國子監讀過書，他爸進士出身，做過國子監學錄，打小中央有人，不過八九歲時他父母相繼病逝，不過好在家境殷實，日子挺得過去，31歲時去日本留學6年讀教育學，38歲又去英國留學兩年學哲學，41歲回國。

當時這種在先進國家有長期留學經歷的人在全中國鳳毛麟角，回老家後便在湖南高等師範做教授，偶爾到中專第一師範講講課，便認識了學生毛澤東。

楊昌濟畢竟見過世面，上課水平和其他老師完全不同，毛澤東特別喜歡上他的課，放假也厚着臉皮跑去楊昌濟在板倉的家裏請教，一來二去就混熟了，楊昌濟也覺得這人“資質俊秀”，是個異材，學生裏最喜歡毛澤東和蔡和森。

1918年，蔡元培邀請楊昌濟到北大教書，窮小子毛澤東就跟着楊昌濟來到北京混，並由楊昌濟介紹，到李大釗管理的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月薪8塊錢，民國通貨膨脹飛快，這時候8塊錢的使用價值，已經遠低於1911年的8塊，大概只相當於今天的1000-1200塊左右，就這樣還經常被拖欠。

而楊昌濟1918在北大任職的薪水是280元，約等於今天4萬一個月左右，活脱脱一個金領階層。

沒錢的毛澤東只能住在景山邊上三眼井一個小房間，跟七個人合租，晚上七個人一起睡覺時，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要翻個身還得先跟身邊的人打個招呼。

吃的話就自己動手做，那時麪粉、大米2元一斤，毛澤東的工資勉強活下來，他和同宿舍的人不會做饅頭，只會用麪粉和蔬菜做一鍋糊糊，後來房東看他們可憐，才教他們學會了蒸饅頭吃。

就這麼艱苦的條件，窮得揭不開鍋的毛澤東，還在北京將楊昌濟的女兒、比自己小八歲的楊開慧給泡到手了。

直到1930年11月被國民黨殺害在長沙識字嶺，楊開慧至死都深愛着毛澤東。

楊昌濟原不想把女兒嫁給自己的窮學生，兩家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地差地遠，年齡相差也大，不過楊昌濟1920年1月因病去逝，後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當年冬天，27歲的毛澤東和19歲的楊開慧結婚。

從此，毛澤東接過了楊昌濟留下的深度人脈，深入到了湖南革命鏈條的一線，正式告別了普通韶山富農的家庭，和社會頂級精英有了聯繫，有機會接觸大佬陳獨秀、李大釗、董必武，後來才有時機參加中共一大，搞出後面驚天動地的大革命。

傳幫帶的鏈條再次捲動。

湖南出身的陳賡、彭德懷、賀龍、羅榮恆、粟裕等陸陸續續在革命隊伍裏站穩了腳跟。

我們回顧湖南這段猛人輩出的歲月時，要注意到他們當時產生的社會土壤，幾乎都跟新式學堂、新潮思想有關，而學堂之所以能搞起來，還是從曾國藩的湘軍為起點。

要不然以湖南遠離“通江達海”的地理位置，是不可能產生經濟基礎，無法從經濟基礎上構建優質教育，再從優質教育上培養出一批轟轟烈烈的猛人，這些猛人再通過傳幫帶的方式，以點帶面，突破了湖南人的歷史上限。

改革開放後，湖南的猛人逐漸凋零，湖南人從太平天國得到的財力也已經耗盡，湖南人在歷史的賽道已經衝刺到了極限，世界開始迴歸到了正常，有着“通江達海”優勢的上海、浙江、江蘇、廣東逐漸成為領頭羊，湖南只是回到了歷史上該有的位置。

正常情況下，湖南競爭不過這些省份，地理即是命運，湖南的上限重新被鎖死。

今天的湖南頂級人才，很少再有當年氣吞山河的兇猛勢頭，名人們大多集中在娛樂產業和社交領域，遠不能跟過去相提並論，不過每個省有每個省的宿命，有過近130年的輝煌，能在歷史長河中怒放一回，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