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經濟衰退，法國站街女反而“與時俱進”，成功轉型？甚至連學生黨都加入..._風聞

　　天氣漸寒， 照射在巴黎的陽光也愈發減少了。

　　往年每到這個時候，在布洛涅森林公園、美麗城（Belleville）和文森門站（Porte de Vincennes）附近總會有那麼一些身影，看起來與這樣寒冷的冬天格格不入。

　　她們大多都是女性，或是穿着透明底的高跟鞋，或是穿着皮裙加絲襪，露出大腿和胸部，有時候甚至大衣下面直接空空如也。

　　夜幕降下後，她們就這樣站在大街上，頂着刺骨的寒風，試圖吸引來來往往的那些“潛在顧客”的注意。

　　然而根據法媒的報道，今年的疫情對這個灰色行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性工作者被迫將“業務”轉型至線上，因此遊蕩在這些地方的身影明顯減少了很多。

　　法國制止販賣人口中央辦公廳（OCRTEH）的工作人員表示，雖然新冠病毒將這些性工作者從公共街道上驅走了，但卻並沒有使這樣的肉體交易就此終結。

　　不能繼續站街，她們就開始轉戰到各種社交媒體，通過推特或者WhatsApp等，給人留下電話號碼，引導人們進一步聯繫她們。

　　據悉，在巴黎已有500名日常遊蕩在這些“標誌性”地點的性工作者離開了街頭，這些人主要來自中國和羅馬尼亞。相反，那些來自尼日利亞和英語國家的人對於數字媒體的態度卻依舊是抗拒的。

　　一方面，疫情迫使這些性工作者不能像以往一樣遊蕩在大街上，只能在線上“招攬客户”；而另一方面，兩次封城也使得那些“顧客”在出門進行“交易”時不得不為了證實其出門的合理性而填寫特例出行證明。

　　對於那些性工作者來説，這對她們的“生意”無疑又是一個巨大的阻礙。

　　然而，即便起初會有許多“顧客”因為這一點而猶豫不前，但根據巴黎司法警察（PJ）的説法，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觀察到，越來越少的“顧客”會因此而猶豫了。他們猜測，許多人會選擇勾選“購買生活必需品”這一項作為出門的理由。

　　司法警察中央總局（DCPJ）認為，那些從街道轉型至線上的性交易對於整個社交網絡中的性交易量來説，只不過是九牛一毛。在他們看來，“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會促使一部分人試圖通過這種性交易的方式擺脱經濟上的危機。在學生羣體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但不僅僅限於學生羣體。”

　　那麼他們是怎麼進行“交易”的呢？

　　通常情況下，他們的“交易”地點是不固定的。有時候，這些性工作者會開着一輛噴着“Sexer”字樣的車，方便直接在車內進行“交易”（編輯部有小夥伴表示曾見到過）；而更多的時候，尤其是在封城期間，酒店、短租房、Airbnb上的出租房成了他們“必不可少的媒介”。

　　我們編輯部就曾有小夥伴在暑假回國時將房間短租出去，沒想到最後竟成了這些性工作者“接客”的場所 ：萬萬沒想到，我暑期短租的房子，被別人用來接客，竟然還接到了房東…

　　他們之所以如此頻繁地轉換場所，一方面是因為封城期間的聚集或出行受到了嚴格的限制，而“性交易”顯然並不是正當的出行理由；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法國在2016年通過了一項極具爭議的“反賣淫法”，其中增加了“懲罰嫖客”這一舉措——它意味着，一旦嫖娼者被警察發現，將會面臨1500至3750歐元的罰款，這項懲罰足以讓嫖客們卻步。

　　據法國內政部2003年作出的統計，全法共有兩萬多名性工作者，其中有5000-8000人分佈在巴黎，而華人性工作者的數量大約為100人，但如今，法國的華人性工作者數量卻早已超上千人。

　　這些性工作者們不僅要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還面臨着巨大的安全危機：強姦，搶劫，甚至有時會遇到生命危險。

　　對於華人性工作者來説，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光顧華人“站街女”的客人們，通常不會是中國人，而是生活在法國社會底層那些人，有些是同樣沒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來移民。在他們眼中，亞裔女性比白人女性更為“廉價和柔弱”，在她們身上發泄獸慾和對現實的不滿，是一件“性價比”很高的事情。於是，華人性工作者在巴黎便成為了暴力犯罪的目標，劫財、劫色或是兩者兼有。

　　由比利時導演Olivier Meys拍攝，中國導演王小帥監製的電影《下海》，便是一部從比較真實的視角，講述巴黎華人性工作者遭遇的電影：當我知道國內買房買店的錢是她在法國站街賺來的時候…

　　法國對待性交易的態度，其實一直都處於一種曖昧的界限之中。在法國，賣淫行為本身不犯法，但街頭拉客、有組織的賣淫，卻又被法律禁止。

　　而2016年出台的“反賣淫法”，原本旨在通過懲罰嫖客以間接救助性工作者，然而卻遭到了性工作者們多次的抗議遊行，因為這直接威脅到了她們賴以生存的行業，會使她們失去收入來源。

　　她們手舉“身體屬於自己”等標語，要求政府撤消該法案，其中也不乏一些來自中國的性工作者。

　　這一系列的保護與抗議，不禁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當面對性工作者時，究竟何為暴力，何為保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