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產的憂患自白: 我的下一代將面臨三大問題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12-18 17:51
［導讀］當前中國正處於歷史變革的關鍵時期。身處不同領域、行業、境遇中的人們，除了思考個人命運之外，都或多或少地開始思考國家的命運。本文作者從“一個看好國家前途的中產階級”的視角切入，將中國的問題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直接影響民族前途命運，正在不斷惡化，然而大多數人尚未有所意識的問題，以人口結構（宗教/民族/年齡）的失衡為典型；第二類是舉國皆知且致力於努力解決，但卻走錯了路的問題，例如房價問題和教育問題，若想解決，非擺脱“香港模式”和“牢籠遊戲”不可；第三類是國家決心解決，而且總體上正在改善的問題。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上述問題都被不同程度地爭論過，本文則試圖將這些問題置於國家發展的整體視野之內，進而呈現出一部分城市中產的憂患意識。
本文轉自“寧南山”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我的文章，很多上面的人都能看到，有的在內部刊物發表，有的被相關領導批示過，也有政府部門聯繫過我，還有智庫針對我的文章發表過評論。所以這一篇，我也希望能被看到。
這一篇講下，作為一個看好國家前途的中產階級，對目前的中國有哪些不滿意，僅代表我個人看法。我自認為還算努力，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甚至14個小時很正常，做事情到凌晨兩三點是家常便飯。**但我説的這些不滿意，都是憑藉我個人努力無法改變的，必須寄希望於國家行動起來。**我自己覺得，中國存在的問題很多，但是按照分類的話，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直接影響民族前途命運，正在不斷惡化，大家卻都覺得不是問題，覺得不重要，沒有意識到嚴重性的問題；
第二類是全國都知道很重要，都知道要努力解決，但是路卻走錯了的問題；
第三類是全國都知道重要，都在努力解決，而且總體在改善的問題。
**▍**先説第三類問題，也就是“有欠缺，國家重視，正在改善”的問題
這個主要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這也是最不需要擔心的問題。我國目前在經濟水平上，確實和發達國家還存在差距，但是我國目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國上下都在追求發展，我之前寫過很多文章，關於中國的產業升級，其實就可以看出來，雖然在很多方面有不足，有的還差距極大，中國在中高端產業方面一個個地拿下來只是時間問題。
**只要技術一突破，中國的規模優勢簡直是無解的存在，**我自己觀察過很多微觀的例子，**中國的技術公司，在萌芽突破期和產品認證期經歷的時間最長，而一旦度過了這個漫長的成長期，技術和客户認可上獲得突破，一般幾年之內歐美日同類公司就會被迅速打垮，開始退出、轉行、併購或者破產。**我極少看到，中國、日本、美國、歐洲公司在同一技術水平線上的時候，日本、美國、歐洲公司還能很好的活下去的，無一例外走向衰落。
像LED芯片產線上最昂貴最為核心的MOCVD設備，全球本來是德國愛思強和美國Veeco兩強，但如果看愛思強的財報，2017年一季度來自LED行業的營收還佔到44%，到2018年第一季度來自LED行業的營收就只佔14%了。這家公司本來主營業務是生產MOCVD設備，因為中國中微半導體的崛起，該公司不得不開闢新業務，在MOCVD設備領域淡出。
再**舉例高鐵的例子，我國實現技術突破之後，目前的世界已經形成了中國和歐洲對決的局面。**世界四大軌道交通公司，分別是中國中車，德國西門子，法國阿爾斯通和加拿大龐巴迪。2016財年來自軌道交通的營收，中車超過170億歐元，西門子78億歐元，阿爾斯通76億歐元，龐巴迪大約70億歐元的樣子。當然還有日本，2016年日立軌道交通收入5000億日元，大約38億歐元，川崎2400億日元，大約10億歐元，合計48億歐元，已經和四強拉開較大差距。日企基本在國內賣，總體退出世界競爭。由於中車的體量更大，研發投入將會持續的高於西門子，阿爾斯通，龐巴迪，日立，川崎，從長期來看，技術競爭誰更佔優勢，可以説非常明瞭，無怪乎老二西門子和老三阿爾斯通一直在嘗試合併。
我國在經濟方面還有很多落後的領域，但是我完全不擔心，因為趨勢是進步很快，而且國家佈局非常完整，處於全產業鏈推進的狀態。
同樣屬於第三類問題的，還有很多，比如基礎設施、國民受教育水平、科技水平、治安管控、國民素質等等，差距是有，但是這些總體進步都很快。像治安問題，十幾年前中國很多案件還是破不了的，現在隨着技術進步，監控普及和財力增強，涉及人身安全的刑事案件都能很快偵破，人身安全類惡性案件24小時內破案已經逐漸成為標配。
**▍**更值得關注的是第二類問題，那就是政府和國民都知道很重要，也關係到我們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但是目前看不到改善的希望，甚至趨勢是在變差的問題。
1.一個是房價問題，為什麼一線城市年入50萬的高收入家庭都覺得痛苦？
一個家庭收入超過50萬人民幣，在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是高收入家庭，不管是在美國、日本還是在英國、德國，都可以秒殺當地平均水平。2017年9月20日《參考消息》報道，美國人口普查局9月12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016年美國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59039美元，按照2016年6.64的平均匯率就是39.2萬元人民幣。美國是人均GDP世界前十的高收入國家，德國，日本，英國等都還不如美國。按理説，一個年入50萬的家庭，都已經大大超過發達國家的中位數水平，在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活得輕鬆才對。
我自己到國外很多公司拜訪，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上班族們大多數下午五六點下班走人，每天大把時間可以消磨。我自己在歐洲見過，很多人下班就騎着自行車，沿着自行車道去遊走十幾公里，還有人踩着輪滑，去酒吧小酌一杯，或者到河邊坐着聊天。這些發達國家的普通白領，收入也是不如我國的年入50萬的中產的，為什麼我國收入比他們高得多的家庭，卻活得那麼累？
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有個兄弟就來諮詢我的意見，他在深圳有一套房，賣了之後可以拿到300萬現金，他希望換一個福田和南山學位還過得去的90平米住宅，住宅品質一般即可。但是看來看去，一套不那麼破的，學位還説的過去的學位房，至少也要800萬人民幣以上，首付5成就需要400萬，另外還要貸款400萬人民幣。這個兄弟已經三十多歲了，他現在非常猶豫，賣房有300萬，加上手裏的100萬總共400萬元，這是他和老婆奮鬥至今的所有積蓄，加起來剛好付首付。
另外還有幾十萬的税和中介費，準備去借。
猶豫的是什麼呢？貸款400萬，即使是30年，一個月也要還兩萬多，一年就是二十五六萬貸款，家庭年入50萬看着多，扣掉個税和社保，到手也就是四十萬左右。這四十萬還掉房貸後，剩餘十五六萬負擔一家三口加老人的生活，一年還能剩下多少錢？買房的税和中介費加起來也有三四十萬，他還沒湊齊，還得去借。更何況，他已經三十多歲，失業的焦慮隨時縈繞在心頭，因此擔心換房會帶來失業問題。
那能不能不換房呢？
“我現在是在和時間賽跑換房子，我孩子還有三四年就要上小學了，我不追求好的學位，能在深圳排在幾十位就行了，但是我現在房子的學位實在太差了，一個學校幾百個學生，一年就一兩個能考上深圳八大高中。”
然而這種八百萬的住宅，如果你真的去看了，會發現居住品質還不如內地三線城市的新樓盤，深圳那種學位靠前，居住品質也不錯的樓盤，一千萬現在也只是起步價。
2.如果説房價已經讓人不堪重負，那麼教育簡直就是神補刀。
**一個是學前教育產業化，以前的教育是大學最貴，現在變成了幼兒園最貴了。**深圳現在的幼兒園費用，在蹭蹭的往上漲，一個學期一萬元以下的就已經算便宜的了。我小區門口新開的幼兒園，一個月收費5000多元人民幣，還不包括伙食費和校服之類費用。附近新建設的另外一個幼兒園，普惠型的，要便宜很多，深圳的普惠性幼兒園普遍幾百元到一千多元一個月，但是排隊的人也非常多，基本沒有可能排上。我們小區很多人的孩子排隊肯定上不了普惠型幼兒園，就給孩子到這家新開的幼兒園報了名，一年下來光是上個幼兒園五六萬人民幣。
誰不想上便宜的幼兒園？因為學前教育產業化的政策，國家從學前教育往後退，讓給了市場，自然有老百姓來買單，我們這個小區的大批家長們，因為這個政策，只是為了一個孩子就多支付了一年兩三萬元的代價，這相當於一個普通深圳市民兩三個月的工資。而孩子接受的學前教育水平，並沒有比公立學校高多少。當初制定這個政策的人，有沒有想過對千千萬萬的家長們説一聲對不起？
如果有兩個小孩呢？如果遇到倒黴的情況，兩個小孩排隊都讀不了公立或者普惠性幼兒園，那麼一年光是幼兒園就要花費10萬元人民幣。為什麼放開了二胎，全國生育人數還是遠遠不及預期，從一個簡單的幼兒園學費就可以看出來。年入50萬的高收入家庭，到手40萬的二胎家庭，如果兩個小孩都上公立幼兒園，學費+餐費+雜費一年就是4-5萬人民幣，如果兩個小孩都只能上私立幼兒園，那麼一年就是8-10萬元人民幣，上不封頂。為什麼二胎全面放開不理想，有想過現在養育孩子的成本為什麼這麼高嗎？
熬過了幼兒園的高消費，還要迎來義務教育階段減負，讓家長們疲憊不堪。在深圳隨便一個小區門口，你必然可以看到大量的課外培訓機構的門面。我對我的孩子從來沒有很高的期待，我當初讀書的時候，尤其是讀小學和初中的時候，是班上僅有的幾個沒有報名補課的，因為我覺得我每天學習8-10個小時足夠了，學習要注重效率，如果沒學好那肯定是在課堂上沒有用心聽懂，高效率的學習沒有必要補課。只要學校能給我的孩子正常教學時間和質量，我根本沒有必要也沒有意願送我的孩子去參加什麼補習班，因為去補習班，是耗費我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的行為。我對孩子沒有考上清華北大的期望，甚至也不期望能考211、985。
我只希望他能正常的完成本科教育，做一個普通人即可。我想週末帶我的孩子到處去玩，和大自然親近親近，但是你不給他足夠的學習時間，那我只能自己想辦法來彌補。我周圍的家長們，平均都給孩子報了三四個不同類型的培訓班，補習班。原因很簡單，學校下午三點多就放學了，學生在校時間和接受的教學大幅縮短，根本無法滿足家長們對孩子教育的需求，大大激勵了學生家長轉向課外補習機構。**原本是國家可以安排在學校進行的，一個老師對四十個孩子的高效率學習，變成了四十個家長送四十個孩子去上補習班，極大的增加了時間成本。整個社會運作效率大大降低，讓家長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有一個在深圳某國企上班的兄弟，就告訴我，辦公室的同事下午四五點必然要想辦法溜出去一趟，去接孩子放學。你以為深圳公司個個是國企嗎？能夠年入50萬的家庭，有幾個是能夠上班時間溜出去接孩子的？
**更為重要的是帶來階層固化的問題，減少最為平等的在學校接受統一教育的時間，把更多的時間讓孩子去比拼家長們能夠提供的教育資源，那自然是越有錢的家長越有能力提供了。**有錢人的家庭，很多都是全職媽媽，有大把的時間孩子送去參加各種培訓，我周圍就有家長把孩子送去學習擊劍，這毫無疑問是貴族運動。而我在下午四點多路過深圳某工地附近的鐵皮屋小賣部，進去一看是兩個學生在看店，家長不在兩人就在裏面抽煙和賣東西，明顯這是窮人家的孩子，這個時間他們要是能在學校集體學習文化知識，該多好！
作為一個家長，我很明確的説，現在養育孩子成本最高的部分就是教育。孩子吃的穿的之類，我都可以節省，畢竟現在怎麼樣孩子都不會吃的很差。但是目前搞的減負，剝奪了我“不給孩子報課外班”的選擇權，孩子在校學習時間太短，我被迫只能轉向課外機構來彌補。
**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從源頭上從提高教育質量，優化教學內容和結構，而不是搞減負縮小學生在校時間，降低教育資源提供，增大了中產家長們管教孩子的時間成本和資金負擔，還美其名曰“讓家長承擔起應該的教育責任”。**在深圳各個論壇，經常有這樣的貼子“我們是雙職工，父母不能過來幫忙帶孩子，我們該怎麼辦”，這樣的問題比比皆是。因此很多中產家庭，被迫讓媽媽辭職來照顧孩子，造成家庭收入下降，而一旦作為經濟頂樑柱爸爸不幸失業，這個家庭會受到嚴重打擊。所謂的減負，實事求是的説，恐怕只有學校和教育部門減負了，家長和學生卻更累了。
今年我曾經寫過《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的文章，在網上廣為傳播，然而怎樣？有關部門依然我行我素，我想他們可能是這麼認為的：（1）你作為家長説你負擔更重了是在説謊，我搞減負明明是減輕了你的負擔。（2）你作為家長説你負擔更重了是你吃飽了沒事幹，你不送孩子去課外補習班，下午三點多放學讓孩子自己玩不就行了嘛。（3）你作為家長説你負擔更重了，這是應該的，教育孩子你本來就應該負起責任，所以我縮短在校時間，把責任從我身上轉移到你身上是沒問題的。
3.中國要擺脱“香港模式”和“牢籠遊戲”
買房貴，入學難的根源是什麼？為什麼我們的生育率這麼低，拼命壓縮自己的需求，還是生活的那麼困難？2018年8月1日，深圳《南方都市報》的一則報道，印象中公立學校才會學位緊缺，而現在民辦學校也是一樣，今年龍華區報名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的學生，7600多人報名民辦學校，竟然有3600多人未能報名成功，原因是學位不足。 龍華區教育局建議未被錄取的學生到其他區有空缺學位的民辦學校就讀；也可關注個別第二次報名還沒有招滿的民辦學校，還可以進行報名。同時，該局建議家長儘可能陪同小孩回原籍就讀。
然而這些原因都只是表象，房價貴，入學難不只是深圳，而是發生在中國的各個城市，不只是像深圳這樣人口湧入的城市入學難，我老家那樣常駐人口減少的城市入學也很難，我看我老家親戚的朋友圈，為了報名上小學，還有凌晨就去排隊的，都是瘋了嗎？即使是我們的生育率低到了全球最低水平，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的數量大大減少，我們依然感到各種資源緊張。
為什麼房價貴和入學難的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其原因就是我們的發展思路問題。中國對城市的人口規模進行嚴格的計劃和管控，人口的多少要按照計劃來，居住資源和教育資源成為了管控人口的手段，用長官意志來決定這個城市有多少人口，而不是靠市場和社會規律。計劃生育絕不僅僅是體現在對中國公民生育權的控制，也體現在對城市人口發展的控制。
2010年發佈的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2010-2020年），到2020年，城市常駐人口控制在1100萬人，城市建設用地控制在890平方公里以內，而實際上深圳市人口2015年就突破了1100萬，人口增加了，土地還是死死的限制住，於是人們只好在有限的土地空間內爭奪資源。
國內各個大城市，思路都是一樣的，所有的規劃都是基於“我給你多少地，你給我控制在多少人”的思路，讓人為土地資源服務，而不是土地資源為人服務。在北京城市規劃（2016-2035）裏面，就規定了：
“促進城鄉建設用地減量提質和集約高效利用，到2020年城鄉建設用地規模由現狀2921平方公里減到2860平方公里左右，到2035年減到2760平方公里左右。”
與之對應的，既然我減少了給你的用地，那你的人口就要控制在2300萬以內。
一旦設定了人口控制規模，那麼配套的學校，公共設施，住宅都會按照這個設定的人口目標來進行建設，如果人口超過了計劃10%，配套資源不夠呢？那麼資源的價格就會在互相競爭中抬高。深圳的總面積1996.85平方公里，2020年城鄉建設用地控制在890平方公里，我雖然認為用土地供應來控制人口不合理，但是至少對深圳也可以理解一半，因為深圳實在太小了，44.6%的土地開發規模也不算低了。但是北京可是有1.64萬平方公里土地，為什麼卻要把2300萬人死死的限制在2020年城鄉建設用地2860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積上？這僅僅佔北京面積的17.4%，不僅用地面積不增加，而且還要減少。
注意城鄉建設用地是包括各種用途的土地的，在有限的城鄉建設用地裏面，住宅用地只佔其中一部分，而且比例更是低於正常值。2017年4月7日發佈的北京未來5年住宅用地供應計劃，2017-2021年五年供應住宅用地6000公頃、年均1200公頃，以保障150萬套住房建設需求，其中自住型商品房將供地1020公頃、擬建25萬套房。這是什麼意思呢，五年提供6000公頃=60平方公里土地，對應150萬套房，平均每套房住2個人，300萬人就住在北京面積0.367%的土地上。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不能給這300萬人的居住空間增大一倍，提供北京0.734%的土地來居住呢？
**為什麼要用土地供應把中國的年輕人徹底困住，讓中國人在有限的空間互相爭奪和競爭。不管是北京，深圳，上海還是其他城市，我認為很多中產，其實是有錢的窮人。**一個北京人，上海人，深圳人跟你説，他有價值五百萬的房產，然而你真的去這個“五百萬豪宅”的小區參觀下，大多情況下會發現毫無住進去的慾望，很多樓齡老舊，停車位緊張，沒有小區或者小區狹小，沒有綠化。
這一切的源頭，要從2003年和2004年開始。這兩年可以説是中國房地產的轉折點。2003年8月，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這個被稱為18號文件的通知，首次明確説“充分認識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意義。房地產業關聯度高，帶動力強，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這比1998年的23號文件把房地產列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前進了一大步。其中更為重要的是關於土地供應的規定：
“利用原劃撥土地進行房地產開發的，必須納入政府統一供地渠道，嚴禁私下交易。土地供應過量、閒置建設用地過多的地區，必須限制新的土地供應。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供不應求、房價漲幅過大的城市，可以按規定適當調劑增加土地供應量。”
這一條明確了土地限量供應的大框架，即使是在本來就劃撥給我的土地上搞房地產開發都不行，也要統一納入政府供地渠道，也就是政府成為唯一的供地來源。2004年3月，國土資源部、監察部聯合下發了《關於繼續開展經營性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情況執法監察工作的通知》(即“71號令”)，要求從2004年8月31日起，所有經營性的土地一律都要公開競價出讓。
**土地限量供應+壓縮住宅用地比例+831競價出讓，奠定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基調，那就是不停的漲漲漲，地價的大幅上升必然帶來房地產價格的上漲。**這個土地拍賣制度，中國大陸就是從香港引進的，黃奇帆在2018年的復旦大學演講裏面，就提到他當時在浦東新區，就去香港學習土地拍賣制度，並且在上海完成了中國第一宗土地的批租拍賣。2005年全國共出讓土地面積16.32萬公頃，出讓價款5505.15億元。僅僅5年後，這個數字變成了2.7萬億元，增長了五倍。到了2017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更是超過了5萬億元。
任志強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寫到，土地限量供應+土地拍賣制度對土地價格上漲帶來的驚人影響：
“2005年招拍掛出讓面積和出讓價款分別為5.72萬公頃和3920.09億元，分別佔出讓總面積和總價款的35.06%和71.21%。”
“按上述公報計算：非招拍掛方式出讓的土地為每萬公頃149.53億元，而用招拍掛方式供給的土地為每萬公頃685.3億元，僅靠供給方式的變化二者相差了4.58倍。其中與城市居民居住相關的住宅建設用地大約全部是用招拍掛方式獲得的。”
“2005年全國商品房住宅銷售總額為14986.05億元，商品房銷售總額為18080.30億元。土地的出讓價款收入分別為上述銷售額的36.7%和30.4%，僅按招拍掛的土地出讓價款計算占房價的26.15%和21.68%.假定都按非招拍掛方式的土地出讓價款計算，則全國平均房價會下降20%.”
任志強號稱任大炮，是堅定的住房價格上漲的樂觀派，因此遭到了不少質疑甚至謾罵。2013年，任志強曾經講，不放開土地供應，北京四環內房價漲到10萬每平也是可能的。五年後的今天，四環內超過10萬的房子比比皆是，西城區更是均價超過10萬。任志強當年説的在邏輯上沒有錯誤，他有兩個依據：
（1）2009年北京市的平均樓面地價是6000元/平方米左右，2013年超過了10000元/平方米，如果加上保障房的因素，平均樓面地價超過了14000元/平方米。
（2）2012年北京市共成交經營性用地共372公頃，僅完成年度計劃的31%。工業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供應比例幾乎到達10比1。“工業用地造成了巨大的浪費，而住宅用地卻十分稀缺。
**控制土地供應+拍賣制度+壓縮住宅用地比例三刀齊下，把中國老百姓大量的財富消耗到了房地產裏面。也讓一些擅長房地產的商人通過土地買賣獲得了鉅額財富。**2014年，《中國經濟週刊》曾經報道了李嘉誠家族的長江實業公司，該公司從2005年開始在中國內地大規模拿地（注意這個時間節點剛好是房地產政策轉向之後），到2014年29個項目中僅有9個完成開發，而在9年間中國房地產價格已經猛漲數倍，長江實業因此賺取了大量利潤。中國房地產學會有關負責人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長江實業進入內地進行地產開發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通過分期緩慢開發、變相囤地，坐享土地升值。
商人的獲利只是一個結果，這一切的根源在於土地供應的不足，使得商人有了投機的空間，老百姓的錢，則轉移到了政府和商人的手中，在這個三角遊戲中，老百姓成了失血方。**那麼為什麼我國要採取嚴格土地供應的制度呢？一個是最簡單的，房地產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拉動地方經濟發展，簡單的説通過土地賺錢。另外一個是的長官意志，土地供應成為實現“人口規劃”的工具，我規定了你這個城市到哪一年發展到多少人，我就只給你那麼多土地，多的我也不給。**背後的理由各種各樣，比如耕地佔用，比如水資源緊缺，其實這些理由都站不住腳，人口進城固然會佔地，但是在農村卻會騰出更多的土地，鄉下的宅基地面積可是遠遠比在城裏的用地面積更大的。至於水資源，我國農業用水才是最大頭，北京用水量是伴隨城市規模擴大反而不斷降低了。
人口是跟着產業走的，產業的發展是人口流向的最根本因素，產業的發展決定了人口的規模，除了產業發展，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環境舒適程度等等都會成為吸引人口的因素，但是他們都遠遠沒有產業發展帶來的工作機會重要。為什麼長沙只有700多萬人，而北京是2000多萬，原因就是產業不如北京多，提供的高收入工作機會有限。要説醫療資源，教育水平，內地大部分省會城市都不比深圳差，甚至可以説比深圳強的多，深圳到2017年底才有18家三甲醫院，內地省會城市西安，石家莊，長春，鄭州，濟南都比深圳多。深圳的教育資源也不用講了，內地隨便一個省會城市，上清華北大的概率基本上都比深圳高。
吸引年輕人到深圳的，主要還是工作機會。**如果一個城市經濟蓬勃發展，中高端工作機會不斷增加，必然會帶來人口的上升，而此時由由於規劃的原因去嚴控土地供應，那麼必然會帶來“牢籠效應”。“牢籠效應”就是限制死了人口發展的空間，而產業發展又決定了人會不斷湧入，於是人們就會在有限的面積裏面，為了爭奪住房資源，教育資源等相互競爭拼殺，同時養育後代的能力大大減弱帶來生育率直線下降，同時大大激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另外在牢籠遊戲裏面，人們會產生競爭心理，為什麼是我應該退出去呢，退出去的都是失敗者，我應該留在這裏享受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誰也不願意輕易退出。
**在牢籠遊戲下，最受影響的是城市的底層市民們和外地人羣，他們要完全直面高昂的房價，擁擠的交通，緊缺的教育資源，認為這一切都是人多的結果，因此會產生出一系列社會現象，產生本地人外地人矛盾，例如對外地人帶有攻擊意味的“外地逼”，“硬盤”等等。**殊不知，如果不轉變發展思路，這樣資源緊缺的現象永遠不會緩解。
我們需要轉變思路，一方面那就是不要把土地和房地產徹底淪為賺錢的工具，要牢牢樹立“一切自然資源都是為人服務的”的原則，一個城市如果有能力發展出大量的中高端產業，有能力吸納那麼多人口，那麼應該是他有能力吸納那麼多人口，我就給他供應多少土地，降低人口密度，擴大生存空間。
**另一方面，通過產業轉移來實現人口的轉移，實現全國均衡發展和佈局，**我國目前在做的雄安新區就是一個嘗試，北京承擔了過多的職能，大批一流高校，大批國家級科研院所，國家政府部門，各種央企總部等等都在北京，北京市商務委2017年3月的統計，有58家全球五百強企業總部在北京，北京成為全球第一，這顯然是產業佈局不合理的後果。如果要“控制”一個城市的人口，那麼應該採取的是產業發展佈局的方式，人是跟着工作機會和產業發展走的。為什麼我國東北地區的人口就不用控制?先進產業工作機會都在南方，人口自然會外流，根本不要你去控制人口。
**不僅是土地限量供應，而且我國目前土地供應的比例是有問題的，一邊是為了招商引資把工業用地做的很便宜，便宜甚至白送的工業用土地是招商引資的重要手段，另一邊又是在利益的驅使下把住宅用地比例進行壓縮。**下圖是2017年全國土地出讓統計，工業用地佔48%，而出讓金只佔4%，這些損失掉的土地出讓金就從住宅用地來彌補，住宅用地佔比例37%，出讓金比例卻佔到82%。
我國長期限制大城市人口規模，來自於這樣的邏輯：放開土地供應，放開人口控制，那麼大城市就會無限膨脹，造成水資源短缺，耕地被佔用，交通擁堵，各類資源緊張。這種描繪出來的可怕場景直接導致了今天中國各個大城市的牢籠效應，造成高收入家庭也活的很累的殘酷競爭。
實際上，這個理論的基本立足點就是錯誤的，那就是人口的增長從來不是由土地供應決定的，不存在土地供應越多人口越多的道理，人口的增長和聚集從來都是靠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來決定的，再次強調一次，人們湧向大城市是因為工作機會，不是因為它土地供應多。由於規劃水平的原因，我國給大城市做的人口規劃總是低於實際人口發展水平，而資源又基於規劃配置，因此牢籠效應不可避免。實際上，讓人口隨着產業發展，資源基於人口配置是最合理的方式。
我國實現土地大量供應有四個案例：一個是成都，一個是重慶，這兩個城市近年來可謂是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明星城市，經濟增速很快，然而房價卻長期徘徊在低位，形成收入增長房價不怎麼漲的良性局面，原因就是土地的大量供應。即使近一兩年成都重慶房價也上漲不少，但均價仍然在一萬多的水平，這在全國來看也並不算高。成都和重慶的經濟快速增長+低房價，帶來了一個有趣的數據，2017年12月，全國汽車保有量最多的三個城市，你以為是北京，上海，廣州或者深圳？全國前三名是北京，成都，重慶。成都有452萬輛車，重慶有371萬輛車，第四名的上海是359萬輛，成都和重慶，尤其是成都，展現出了極強的消費能力。但是成都和重慶，目前也隱隱有改變發展思路的風險，這個值得關注。
另外還有兩個“土地供應”的典範來自廣州和深圳的農民，廣州和深圳的本地農民，修建了大量的違章建築，形成了城中村，雖然是違章建築，但是卻大大的增加了深圳的住宅供給，由於屬於小產權房，買賣不受法律保護，所以一般用來出租，便宜到什麼地步呢？2015年的時候，我有時候曾經幫人短暫租住過城中村的單間，大約一二十平米，有衞生間和廚房，一個月僅僅需要400元，這個低廉的價格簡直讓我大吃一驚，可見即使是深圳這樣的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可以實現大量供給的。更何況是面積是深圳3-8倍的北京上海。在廣州和深圳租住城中村房子，真的是很便宜。實際上，在深圳你也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單價一兩萬）買小產權房，只是不受法律保護而已。這説明只要加大供給，住宅是可以很便宜的。
實際上，城中村只是一個例子，我在深圳這些年，有很長時間就是住在公司的宿舍，就在工廠裏面，一個月租金不到200元人民幣，很簡單工業用地便宜，製造業企業建造宿舍也相應的非常便宜，可見土地的價格直接決定了房地產的價格。
**我國要想實現長期發展，必須要擺脱“香港模式”，香港模式就是典型的壓榨城市平民實現了少數資本家的暴富。**香港大約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絕大部分地方卻是荒無人煙，七百多萬人擁擠的居住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生存空間狹小互相競爭。由於生存空間狹小，開車自駕成為富人的專利，普通人擁有一輛車是夢想，所以你遇到香港人不會開車的，真的不要奇怪，因為他在香港是沒有機會擁有自己的車的。
香港房價更是高到令人難以忍受，你覺得北上廣深房價高，那麼可以到香港去看看，會覺得還有很大的上漲空間。不僅如此，付出了一輩子辛苦的代價，換來的卻是一家幾口居住在狹小的低品質住宅。在香港，能夠住在八九十平米的住宅裏面已經是人生優勝者，港人説的千尺豪宅，不過90平米而已。下圖是香港明星陳浩民的120平米“豪宅”，一家六口人住一起。
**香港普通人的想法，可以説已經被徹底資本控制的媒體“説服”，那就是環保和活的輕鬆只能二選一，提高土地供應量，多建房子就是不環保。**有次我在香港的車上，和一個香港人聊起來了，我説香港的房價實在太貴了，你看香港靠近深圳這邊，大片的荒地，為什麼不能開發呢？結果他馬上一本正經的給我講説郊野公園有多麼重要，靠近深圳這邊有濕地公園，他經常週末到濕地公園去釣魚，很多地方都沒有人，他覺得很好，如果開發成了樓盤多可惜。我説濕地公園肯定要保護，但是香港幾百平方公里荒無人煙，大量山野可以説既沒有獨特的風景也沒有道路可以行走，也沒有濕地，湖泊，河流，保護動植物之類特性，缺乏生態價值。完全就是光禿禿的石頭山，這些是完全可以開發的，而且住宅也可以和環境融為一體。但是他堅持認為，環保很重要，就是不能開發，開發了就是破壞環境。
香港作為全球發達地區，卻有大批人移民海外，尤其是加拿大，原因無他，並不是尋求收入的增長，更多是去尋求對空間的渴望而已。香港模式是失敗的模式，是經濟發達卻生活和居住品質遠不如西方國家的模式，是一種永遠生活在拼命工作還房貸，除了少數富人，大多數人都永遠生活在無法停止的勞碌，在牢籠裏面無止境的激烈競爭，最後卻只能生活在幾十平米狹小空間的模式。
2017年博鰲論壇，內地房地產商和香港房地產商對話，經濟學家樊綱就問了一個問題，“我看不懂香港，最看不懂的就是香港為什麼地批不出來，每年就供那麼點地，到底是什麼機制？有一屆政府一上台就説這5年不批地，這是為什麼？我一直搞不清楚。”可惜在場的香港房地產商人並沒有回答。我國從香港引進和借鑑了不少房地產方面的制度，例如坑爹的公攤面積，土地拍賣制度，樓花制度（商品房預售），甚至連70年產權制度也是借鑑了香港出租99年。
今天可以説，很遺憾，我認為內地一線城市已經在去往香港模式的路上，二三線城市房價這兩年也在猛漲，數億中國人湧入一二三線城市，參與永無止境的牢籠遊戲，大量的努力成果在激烈的互相競爭中被白白消耗。本來三個人各有一百萬，可以買3套房，通過控制的方式，3套房變成只有2套，於是變成了2個人各自花150萬元買了2套房，生活品質並沒有提高，而付出的成本則大大增加，剩下那個人只能租房住。
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提出“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的嚴厲口號，但是我沒有發現任何關於改變土地供應基本政策的內容，所以我認為，這個遏制還是在以現有空間進行調控為主。
**▍**第一類問題，人口三大結構（宗教，民族，年齡）失衡
這是被人們忽略的問題，也是在民間和廟堂都沒有達成共識的問題。但是我要説，**能夠伴隨人類幾千年，而且對人類社會破壞最大，最難處理的問題，就是以宗教和民族為核心的人口問題。而這類問題的特點，是一旦形成規模，則極難平和的根治，就跟癌症一樣，只能以對身體傷害極大的化療來解決。**民族和宗教問題我在這裏就不講了，有興趣的可以去知乎和微博看看。除了人口的宗教信仰結構，民族結構之外，還增加了一個新問題，就是年齡結構。實話實説，在人口這個千年大計問題上，人口的宗教，民族和年齡三大結構的處理上都是有問題的。
**老齡化帶來的危害，在中國國內已經有了樣板，那就是全國生育率最低，老齡化最嚴重的東北地區。**今天東三省的養老金，在全國率先實現虧空，處於依靠中央補貼的狀態，2018年7月26日《南方週末》的報道，遼寧省人社廳曾測算，2016年養老金的缺口是337億，2017年缺口是412億，2018年是501億。
**老齡化帶來的絕不只是養老金，而且是整個社會的死氣沉沉，年輕人是社會變革和改革的主力軍，為什麼國內的大公司，阿里巴巴，華為，小米…不只是企業，乃至於當前的執政黨，都要強調幹部年輕化，因為更有利於學習和變革。**在年輕人稀少，缺乏新鮮血液的企業，尤其是老國企，想搞改革，其難度可知一二。如果在十年前，十五年前就在東北放開計劃生育，將會極大的形成合理的年齡結構，而現在還在頑固的堅持計劃生育，究竟是為什麼，遼寧省現在生育率估計在1以下，全面放開二胎也沒幾個人生，更何況是三胎？
**老齡化帶來的另外一個結果是引進外來移民的聲音逐漸增強。**2018年3月27日，《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中有這樣的文字：
“儘管近幾年外籍人士在華人數不斷增加，但中國在國際人才引進方面與國際社會相比，差距仍然顯著。”
“據聯合國統計，2013年我國外籍人士佔總人口比例為0.06%，遠低於發達國家和地區平均水平的10.8%，低於3.2%的世界平均水平。組建國家移民管理局，抓住了我國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型的關鍵時期，將有效推動國際人才流向中國。”
“我們看到，很多發達國家先後進入銀髮社會，人口增長率下降，紛紛出台各種措施吸引外國人才，國際人才競爭加劇。中國踏上新徵程，釋放‘移民紅利’的時代將逐漸開啓。”
就此文而言，我國要是對標發達國家移民10.3%的平均水平，那不是要引進1.43億移民？在該作者的一些文章裏面，總是把移民，留學生和“國際人才”“紅利”這樣的詞彙聯繫在一起。實際上，全球人才是非常稀少的，全球在世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就是一百多名。全球排名前2000位的高校，基本上包括了這個地球上最頂級的科學家，一個高校算300名一流科學家和教授，也才60萬人。全球排名前2000位的公司，一個公司200個技術領軍人才和頂尖工程師，總共也才40萬人，一個公司50個頂尖管理人才，總共也才10萬人。這三項相加，總共也才110萬人，這基本就是全球一流人才的數量了，我國能引進多少？就算我國能引進20%，也才22萬人，如果覺得這個標準太高，那麼標準放寬十倍，220萬人才也足夠了。
以上數據可以説明，真正的人才，是極其稀少的，全球論文被引用次數排前1%的頂尖科學家，全世界也就3000多人。要是真的像作者那樣對標發達國家10.3%的比例，引進1.43億移民，絕大多數都不會是什麼人才，事實上，作者自己在北美生活過，應該很清楚美國八九千萬黑人和墨西哥人，究竟是不是美國人中的先進者，是不是引領美國前進的主要力量。
今天寫這篇文章，是系統性地講下，我眼中中國存在的三類嚴重問題。我不希望變成下面這個樣子：
“十幾億中國人日以繼夜的辛苦工作，爭搶教育資源，拼命工作還房貸，除了少數富人，大多數人，即使是年收入在發達國家都屬於高收入的人羣，也生活在無法停止的勞碌，在城市牢籠裏面無止境的激烈競爭，用幾十年的時間還貸款，最後卻只能生活在幾十平米狹小空間。即使經過不斷的建設，終於把中國推進發達國家大門。但是生活品質和居住空間遠不如西方國家，同時在計劃生育繼續實行下，生育率低到不可承受水平，人口宗教和民族結構變化造成國內民族和宗教矛盾增加，同時因為老齡化最終大量引進外國移民，幻想依靠‘國際人才’和‘移民紅利’以擺脱老齡化困擾。”
如果這一切真的發生，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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