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輝：“古國時代”_風聞

**摘要：**自公元前 4000 年或稍晚至公元前 2300 年，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同質農業村落，隨着生產力提高和社會總人口的增殖，導致了整合聚落羣的政治行為，造就了“古國”的聚落形態。古國的社會演進呈現出高低參差的狀態，強者不斷壯大，進而邁進更高層次的王朝時代，開啓了三代歷史的大趨勢。

一 “古國時代”的提出

　　根據先秦文獻，自夏啓始，廢禪讓，家天下。以後的中國歷史就主要圍繞着一箇中央王朝展開了。考古學資料中能和文獻裏的夏最大程度地對應的是二里頭文化和其都邑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分四期，在二里頭遺址上從第二期開始出現了以路網和高牆區隔開來的嚴格規劃的城市、宮城和大規模宮殿建築羣以及從中所見的宮室制度、完備的等級制度、成熟的青銅冶鑄業等等。而源自二里頭文化的酒禮器、牙璋之類在嶺南、西北、西南、北方都有普遍發現，透露出的它們承載的制度、儀禮等文明因素已然遠播四極八荒，這些都顯示出一派前所未有的中央王朝的氣象。儘管當前學術界對二里頭是否能嚴絲合縫地和夏對應起來還有些爭議，但因為再也找不到能與文獻記載更好對應的考古記錄了，所以對二里頭文化是否等同於文獻上的夏的謹慎態度不足以從根本上動搖我們對歷史大勢的成見。

　　二里頭文化之前，一些地方社會已經發展進入到可以稱之為文明的社會階段，但尚未顯露出二里頭文化那種王朝氣派，也沒有像二里頭文明那樣由商周兩朝繼承下來和發揚光大。顯然，二里頭文化是歷史的一個重要節點。為了區分前後，我們找到了一個可以和王朝時代“對仗”的説法——“古國時代”。

二 見於文獻的古國

　　“古國”的稱謂由來已久，學術界每每因之。先秦文獻中時人回憶上古天下形勢時皆言“萬國”“萬邦”。如《史記·五帝本紀》：（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堯）“百姓昭明，合和萬國。”《書·堯典》：“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書·大禹謨》：“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史記·夏本紀》（禹）“眾民乃定，萬國為治。” 《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 《呂氏春秋·用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萬”是虛數，言其數量眾多。可見有夏之前，“國”是普遍的存在，是地方性的、自治的政體，是參與更廣泛社會政治的基本單位。至於黃帝、帝堯是否有能力“監於萬國”“協和萬邦”，這在迄今為止的考古資料中難尋證據，所以存疑。

　　按照以上的説法，夏之前的中國大地上就已經是列國林立了。進入三代，國這種地方自治政體依然存續着，只是數量逐漸減少。這是中央王朝不斷對其翦除、兼併的結果。所以《墨子·非攻下》説：“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並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 《戰國策·齊策 四 》 也 説 ：“ …… 大 禹 之 時 ， 諸 侯 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説的就是這個幾近兩千年之久的過程，同時也説明在王朝之內，眾多前朝舊國在三代之中曾經長期保存下了。《詩·大雅·文王》：“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周初還有“萬邦”。它們分散在王畿之外，繼續參與王朝的社會政治。當然，三代的情形有些變化。依太史公所言，從夏代開始就有了分封立國的做法。原因是中央勢力尚不夠強大，通過“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於是，在王畿內外就有了兩套政治結構。王畿為中央政權直接轄治，之外則還是列國並立的舊景觀。只不過列國之中有了一些新封國家，與舊國摻雜在了一起。《荀子·儒效》説，周初封建，“立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餘者按《史記·周本紀》説，還有功勳望族，尤其是神農、黃帝、帝堯、帝舜、夏后氏後裔和殷遺民的封國。這一部分與其説是分封，不如説是被周王室欽定認可的舊國，而未被重新封建或沒有載進史冊的國，理當還有很多。

　　有關古國形態的描述，在文獻中不多見，且文獻所説的究竟為時人對上古的記憶，還是根據對當時既存舊國的來對上古情況的揣測，是很難分清楚的了。但因為有這些舊國存在，相關文獻也就不完全是杜撰。所以我們還是能從中揣摩出一些上古情形的。

　　國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寫作“或”。《説文》段注：“蓋或國在周時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或字從戈，從口，即人口和武備。後加框為“國”，暗示有了明確的疆域。又據《説文》段注引《周禮》注：“古者城墉所在曰國……”也即境內有城。此外，不同的國，很可能還有自己的信仰、儀禮、制度。《史記 魯太公世家》説伯禽至魯，“變其俗，革其禮……”太公封於齊，“……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在儀禮上，封國尚且需要變通，土著國家更不會和姬週一致了。

　　歸納起來，在先秦人們的眼中，國是由人口、武備和明確疆域以及域內城郭構成的並持有自己的一套儀禮制度的地方政治實體。

　　國的規模似乎不大。《孟子·萬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方百里，換算成今天的度量大約是40千米方圓大小，面積和今天中原地區的一縣相仿。《戰國策·趙策》所説：“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按周制，一尺23.1釐米，八尺為丈，則三百丈約為550米。在這裏，我們不必太糾結以上兩個數據是否準確可靠。文獻透露給我們的重要信息是這些國的規模不大，是“小國寡民”（《老子·道德經》）。

三 考古資料所見上古的“國”

　　上古的情形，説到底是要靠考古資料説明的。

　　1.新石器時代末期“天下萬國”的形勢

　　在新石器時代最後的500年，也即被叫作龍山時代的公元前2300～前1800年，田野考古於各地普遍發現了城址。在環泰沂山系的山東龍山文化中，目前已經發現城址11座；中原地區的也近此數；長江中游江漢平原和澧陽平原則已發現近20座；江西撫州地區調查所得600多處遺址中，有環濠和城垣的竟達200多座，雖然其中的大多數規模很小，難以和前述動輒幾十萬乃至百萬平方米的城址相提並論，但也可估計其中有若干較大規模，可以稱之為城的；成都平原自新石器晚期始有人居住以來，迅速崛起了近10座城址；近些年考古發現，在陝北、晉北和內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區隨處可見以石牆圍護的聚落，僅陝北境內南抵延川北境就有300多座，幾乎每條河流流域範圍內都有面積百萬平方米上下的石城。例如在神木禿尾河中下游50千米的河段兩側，就有帶石牆的遺址15座，其中以石峁古城最大，面積400萬平方米，百萬平方米以上的還有桃柳溝。山西興縣蔚汾河50多千米河流兩岸發現遺址35座，其中面積近80萬平方米和超百萬平方米的石城各個一座。以上資料並不全面詳盡。若考慮到考古發現的偶然性和各地田野考古開展的不平衡性，各地城址的實際數量還當不止這些。例如最近幾年在隴右慶陽地區、陝北南部的延安地區，都發現了夯土城垣的城址。這種列城林立的景觀，正與先秦文獻中上古時代天下萬國的記憶合節。

　　2.古國形態

　　大型城址的周圍往往麇集着若干中小型聚落，在形式上是聚落羣的中心，故考古學上稱之為中心聚落。既為結成一體的羣落，天下萬國就不僅是天下萬城了，而是眾多各有其一定地域範圍的實體。

　　山東日照境內南北各有一座龍山文化的城址：兩城鎮和堯王城。前者面積74萬平方米；近年工作查明，後者是三個緊湊在一起聚落，其中一座有城垣，系地位最高的中心聚落，面積約50萬平方米，稍小於兩城鎮。兩座城址相距約40千米，各自周圍聚集着一些普通聚落，越是遠離中心聚落，聚落就越稀疏，從而在空間上明顯分成兩羣，由此是知，兩城鎮和堯王城各自有大約半徑20千米半徑的勢力範圍。相似情況見於魯西北，自壽光到章丘一線排開坐落着邊線王、桐林、丁公和城子崖四座龍山城址，間距40～50千米。城子崖周圍普通聚落分佈較為密集的範圍大約100平方千米，再外圍明顯稀疏，整個聚落羣面積約1000平方千米。類似的情況也常見於河南中西部、晉南、江漢平原和澧陽平原等平原地區。在地形崎嶇起伏的黃土高原，聚落的分佈不能攤開，而是往往沿河流分佈。一條流域之內，既有普通聚落，也有大型中心聚落。雖然分佈形態和平原地區者不同，但內容相同，也即龍山時代的大部分地區，普遍存在着在分佈面積幾百到上千平方千米、大小不一的、以一座中心聚落為統領的聚落聚羣現象。這也許就是上古古國的基本體量。

　　接下來要追問的是古國發生髮展的過程。

　　3.古國的形成

　　新石器時代開始後的相當長時間裏，人們的生產力水平不高，生產生活受山川形勢的限制，於是在居地的選擇上自然會依地理環境的分割，如在一條流域、一座盆地之內，久而久之，形成羣落。直到公元前4000年前後，這些散佈在各地小環境中的各聚落羣內部尚未有明顯分化的現象。以關中地區仰韶文化早期為例，這時各聚落面積相仿，3～5萬平方米，以環濠環護，內部的房屋建築規格、公共墓地內的墓葬大小和隨葬品上都看不出顯著差別，總體而言是建立在低水平生產力基礎上的平等平均的氏族村落。它們沿渭河和兩側的支流分佈，形成一串串的聚落羣，呈現的是低分化社會與環境條件高度契合的自然狀態。

　　經過長期緩慢的積累到了公元前4000年或稍晚，農業作為一個生產體系終於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成熟起來了，隨之導致了以農業為主的文化和社會的空前繁榮。這種情況普遍發生於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期、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長江下游的崧澤文化和兩湖地區的大溪文化中，進而在原本很少見到人類活動的陝北和內蒙古中南部等地區，遺址數量也有了增加。農業文化拓展其範圍和聚落數量增加以及其背後的人口總量大幅度增加，導致原本平等平均的農業社會開啓了複雜化進程，並在聚落之間和聚落內部兩個維度上發生了。

　　進入這個階段，首次在一些聚落羣中出現了面積超大的中心聚落，在一眾中小聚落中顯得鶴立雞羣。這類大型中心聚落或者有多重環濠，或者由高牆深溝環護着。內部的居民人口遠多於一般聚落，意味着其中有更復雜的人際關係和維持秩序的各種限制、約束乃至規矩制度。中心聚落內部往往有一般聚落不見的大型建築乃至單獨劃分出來的大型建築區，有一般聚落不見的高規格墓葬，意味着內部居民的階層分化。這類聚落往往出土一般聚落很少見到的高端手工業製品，如資源稀缺的玉器、象牙器，精製或特殊的陶器、漆器乃至絲綢之類。一方面表明社會財富集中在此。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掌控着這類高端手工業從原料到製作和分配。再一方面表明聚落經濟活動中有遠多於一般聚落的專業化手工業生產及其產品分配、交換乃至商貿的內容。這又進一步表明聚落居民的構成和來源複雜，不只是從一個血緣關係維繫的農業村落自然增殖的結果。

　　如一些理論家批評的那樣，當前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中，對現象、過程的描述遠多於對背後原因的總結。不過，在聚落羣中出現中心聚落的原因的問題上，學術界還是有所關注的。如交通紐要、軍事要地，或者獨特資源產地，都可能是在此形成中心聚落的原因。山西芮城寺裏-坡頭遺址距離晉南鹽池不遠，又在穿越中條山的交通孔道上，而管控偌大的鹽池顯然沒有扼守住鹽的流通通道更容易收益。又如山東臨淄桐林遺址附近有一座小山，是當地唯一的石器原料產地，而在桐林遺址上也發現了以此為原料的大規模石器製造和向外輸出成品、半成品的跡象。孫波先生注意到大多數龍山城址都有一個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顯示整個龍山社會比較安定，而其之所以在一個地點不斷擴容成中心，原因可能是山東龍山文化的陶器製造等非常發達，勢必發展出頻繁的交換乃至商貿活動，和管理這些經濟活動從中形成了的制度、權力，進而成為社會政治權力的主要來源。張海先生在他即將出版的中原核心區社會複雜化進程的研究著作中則注意到，這個地區龍山文化的中心聚落，如郾城郝家台、淮陽平糧城、禹州瓦店等城址中存在大量非本地文化傳統的因素，進而對出土人骨的鍶同位素和碳氮同位素檢測表明，居民中有不同生活習性和指向不同來源的組分，由此推測頻繁起來的人口流動和集中，以及由他們帶來的經驗組合起來，是造就中原龍山城址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也是二里頭都邑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給人以相當啓發的觀點表明了誘導古國形成原因、機制的複雜多樣，某種特定的原因可能在某個特定時段或地區成為主導因素，而在其他地區或時段未必如此。我曾經注意到，鄭州附近的西山遺址發現了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的城牆，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城。但同時期附近的大河村遺址規模遠大於西山。這很可能是聚落羣內部存在着尖鋭矛盾的反映。靈寶西坡和北陽坪兩處遺址也很可能是類似的關係。這種發生在聚落羣內部的矛盾和競爭，可能是中心聚落產生的最初始原因。至於競爭從哪個方面展開，如佔有資源還是匯聚人口等，則很可能因時因地而異了。

　　4.古國的演進

　　此前的中國各地，儘管環境條件不同，人們的生產生活內容及其文化有各種各樣的差異，但本質上都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結成的同質的農業村落。當然，它們之間會有一些微小差異，如村落的地理位置優劣、人口規模大小等。隨着生產能力提高和社會總人口增殖，這些原本微不足道的差異如同蝴蝶效應一般被放大了，導致瞭如我們在西山和大河村之間的關係中看到的那樣，在聚落羣內部的競爭最終導致了整合聚落羣的政治行為，並造就了我們稱之為古國的聚落形態。古國的產生是上古社會史無前例的新生事物，它作為獨立自治的社會單位，內部應該存在更多更緊密的經濟、政治的聯繫，也許還需要藉助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的軍事手段來維持自己的完整和內外安全。隨着其壯大，它將與周鄰發生愈發頻繁的關係，從而開啓更高社會層次的政治。關注和了解這一點，可能有助於我們加深對上古農業社會演進發展道路的理解。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天真地認為能夠很容易梳理歸納出古國從簡單向複雜的線性演進過程的。事實上，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第一批中心聚落之後的2000多年時間裏，各地由中心聚落統領着的聚落羣的產生實為有早有晚；有的持續很長時間，有的短暫出現旋即消失，還有的在消失一段時間之後又再度重現；有的產生之後一直維持着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二級結構，有的如最近通過媒體為人們所知的“河洛古國”，則進一步發展出在大小兩極之間還有若干中等規模的所謂次中心的聚落，從而呈現出更精緻的內部結構。總之，在時間和空間上，古國的發生和發展是個此起彼伏，有漲有落的過程；在社會演進程度上，是高低參差的狀態。

　　不過，在宏觀社會政治結構的層次上，我們還是能夠看出古國時代的某種階段性特徵的。古國這種政治實體出現之後，一些具有更大實力的古國開始了對鄰居的整合。就現有資料，還很難討論國之間整合的確切開始時間和最初過程，但作為這種政治進程的結果卻是毋庸置疑的，即在元前3000年前後建立起來的良渚、屈家嶺-石家河文明這樣的大型社會。良渚是個超大型的社會，它的核心是面積8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和外圍設計巧妙且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統。推算下來，良渚古城直接轄治的疆域可達約2000平方千米，大幅超過一般古國的規模。在良渚文化分佈的浙北蘇南以及上海這一大片地域內，還有青浦福泉山、武進寺墩等若干地方中心。以寺墩為例，這是一處以發現了逼近良渚瑤山、反山最高等級的貴族墓葬而著名的遺址。最近兩年的考古進一步確認，寺墩遺址的面積120萬平方米左右，很可能也有城牆之類的防禦設施。在以它為中心半徑20多千米的範圍內，散佈着數十座土墩，其中如象墩、青城墩、高城墩等多座已經被確認為良渚時期的遺址。寺墩的系統田野考古工作剛剛開展不久，目前所得僅是很初步的資料。即便如此，從現有的材料中我們還是可以認定這裏是一個以寺墩為中心的聚落羣，就規模和等級而言，它很像一個縮小版的良渚。類似寺墩的地方中心，在良渚文化範圍內還有好幾處。在對良渚與寺墩之類的次中心聚落出土玉器的比較研究後發現，後者的玉器大多直接來源於良渚，故而推測良渚與這類地方中心之間的關係不是平等的、各自獨立自治的政體，它們之間不僅有着緊密的政治網絡的羈絆，還很可能存在着後者對前者的某種程度的隸屬關係。

　　以良渚的大規模社會整合為代表的時段，即約當公元前3300～前2300年間，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之稱為了古國時代的早期階段。考慮到此前上至公元前4000年間出現了聚落羣內部整合，此間聚落羣之間的整合是前個時段社會趨勢的繼續，所以我建議把這個時段也納入古國時代的範疇，可以叫作古國時代的初期。

　　從各方面看，良渚社會的政治試驗最終還是失敗了，約在公元前2300年，良渚文化過渡為錢山漾—廣富林文化，但文明的輝煌氣象卻沒有了蹤影。與此同時淮河以北的廣大地區和成都平原的史前社會卻開啓的新一輪大規模整合的政治進程。這其中整合程度最高的當屬以神木石峁遺址為中心的大河套地區和以襄汾陶寺為中心的晉南臨汾盆地和運城盆地北部以及以天門石家河為中心的兩湖地區。相較而言，山東和河南的龍山文化的社會整合顯得慢了半拍。山東的龍山文化從大汶口文化脱胎出來的過程中似乎發生過中心聚落的重新配置，河南龍山的情況相似，在當地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也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社會重組。所以這兩個地區的社會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在聚落羣內部重新來過，還未顯露出在更高層次上整合成功的跡象。不過無論如何，史前中國的格局於此刻發生了重大變化，政治活動的繁榮從江南轉移到淮河以北的大北方。據此，探源工程將公元前2300年以來的500年叫作古國時代的晚期。

　　但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名之為古國時代晚期，卻不意味着這個時期社會文明化程度超過了良渚的時代。無論石峁還是陶寺，它的政治進程並非繼承於良渚社會，而是在本地文化、社會基礎中發生的變化，更像是文明進程從南轉移到北的新一輪輪迴。不過，仔細比較早晚兩個階段，還是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徵。如古國時代的晚期社會中人羣的流動明顯增加了，文化間、社會間的交流頻度和深度也隨加強，戰爭暴力現象明顯超過過往。尤其重要的是冶鑄銅技術和麥類農作物、牛羊家畜這些全新生產力要素在這一時期傳入中國。它們的出現在改變和推進社會進程上產生了巨大作用。以羊為例，我推測，它的出現使得黃土高原無法耕作的深溝大壑變成牧場，變成了生產力，石峁的發達也許與之有莫大關係。而青銅冶造技術又使社會上層有了鞏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新手段，尤其是三代以來，青銅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越發扮演着重要角色，成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最重要的道具。

四 走向王國

　　從全局角度看，中原二里頭國家的誕生是史前社會文明化進程的第三波次，也是第三次輪迴。鄒衡先生早就指出，二里頭文化並非完全是河南龍山文化的繼續，構成二里頭文化的許多特徵之源頭並不植根在本土先行文化中。文化面貌上的間隔意味着社會在此間又一次發生了過動盪和重組。另一方面，二里頭文化起首也僅只侷限在豫西一帶，不是一支大型的考古學文化。但它的發展迅速，在二里頭文化二期就呈現出一系列王朝氣象，似乎在快速整合了內部之後迅即建立起一個向外輻射發展的王朝。這是個眼花繚亂的過程，張海先生在其即將出版的著作就這個過程做了深入分析，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不過，二里頭文化也並非完全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原地區自仰韶文化之後進入了持續動盪的時期，大量周圍文化因素連同人口湧入，使得中原成為匯聚和攪拌各種先進文化、各種政治經驗的水池，從中糅合出了二里頭文化。而它誕生之後，進一步把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趨勢推進成社會政治的格局，開啓了三代歷史的大趨勢。

五 小結

　　概括本文要義：

　　從世界範圍看，中國有面積最龐大、連成一體的史前農業。儘管東西南北的條件有差，本質上都是同質的農業經濟。所以《禹貢》分天下為九州，且把各地的田畝地力和貢賦擺在了第一要位。在這片廣大的農業區內曾將散佈的都是以血緣為紐帶結成的農業村落。它既是血緣的社會集體，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為了維持再生產，這種血緣組織自形成之後就長期保留了下來，而無論社會分層變化都沒有徹底解體，是為數千年中國歷史的社會基層。

　　公元前4000年以來，原本因環境而自然分羣的血緣村落之間出現了新的政治內容，即整合聚落羣為一個更大社會實體——它的形態和歷史文獻的記憶吻合，所以我們認為這就是文獻所謂的國。有跡象表明，古國產生於聚落羣內部的競爭，強勢聚落從中勝出，也即意味着在若干血緣集體中的一個的勝出。所以，推測古國的領導本質上是家長式的集權。

　　當聚落羣內部的整合達到一定程度，國與國之間就不可避免地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係和競爭，從而導致了更大規模的也即國與國之間的整合。於是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誕生了良渚這樣的大型地區國家。學術界或將這種大型地區文明之稱為方國、邦國。但這個稱謂是商周中央王朝用之於同時期的周邊國家的，借用在史前上古需要小心區別定義。

　　良渚建立了地區國家之後，各地古國之間進行整合的國家化進程此起彼伏地發生了。就波次來説，分南方和北方兩次。所以我們將其劃分為古國時代的早期和晚期。就內容而言，則是各地重複着從古國向國家的過程，彷彿一遍遍的輪迴。儘管相關的資料不多，但可以推測各地古國向地域國家的過程中，本質上仍是某個在古國整合中勝出的血緣集團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勢力。這種方式繼續指向了集權的政治方向。

　　第三波次的國家化進程主要是由二里頭文化承擔的。之所以將其看作一個新時代—王朝國家的開始，與其説二里頭文化具有明顯超過前朝地域性國家的發展程度，不如説從結果看，歷史是從二里頭文化開始，開啓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政治進程。

　　以上，本文概略地討論了上古廣泛存在“國”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力求從中看出一些上古歷史的邏輯。雖然在討論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古國的社會複雜化內容，但沒有在這個方面系統展開，且在大部分場合，我有意避開了文明、國家這樣的詞彙。因為這方面的討論相當複雜，不是本文所能容納得了的。但本文結束之前忍不住還是要補上一句：根據學術界認定的文明標準，我比較有把握地把良渚這樣的大型社會叫作國家。就目前的資料看，古國極有可能在開始對周鄰開展大規模整合的時候，其社會的演進才算到了可以稱之為國家的程度—如良渚、石峁，而對數量眾多的史前古國中是否有的在沒有這個政治前提條件或者行為時也發展進入到國家的程度的問題，我尚無主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