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_風聞

原載於《當代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2期，原標題為“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

**摘 要：**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香港成為中美間文化冷戰對抗的核心區域。一方面，香港本地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學生普遍面臨升學困難，許多青年轉向大陸求學，這對美國的亞洲政策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大量中國知識分子避難香港，又給美國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作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將目標對準了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一面試圖將華人知識分子和學生拉入“自由陣營”一方，一面利用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名望來動搖大陸政權的合法性。美國的冷戰戰略和亞洲基金會的活動客觀上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創建，並對港中大的形制與文化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關鍵詞：**亞洲基金會  香港中文大學  流亡書院  孟氏教育基金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東亞和東南亞政策面臨重新調整。總體而言，“遏制”政策依然適用於亞洲，但地區熱戰、反殖民主義和文化差異的存在使美國政府意識到亞洲冷戰形勢更為複雜，需要以更為謹慎的方式來推行亞洲冷戰政策。“自由亞洲委員會”（後更名為亞洲基金會），就是在這樣的冷戰背景下成立的。作為“準非政府組織” (Quasi-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1967年以前亞洲基金會一直接受中央情報局的資金資助，從事“政府樂見其成但又無法直接參與的活動。” 在政府總體冷戰戰略指導下，亞洲基金會從1951年起就在亞洲開展了廣泛的文化和社會活動，並對這一地區的中文高等教育傾注了非同尋常的力量。亞洲冷戰最初十年間，香港是亞洲基金會活動的重點區域，華人是亞洲基金會的重點目標羣體，而推動香港中文大學的創建則是亞洲基金會持之以恆的努力方向。

本文主要基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館藏的“亞洲基金會”檔案寫作而成。近年來，多部學術著作和文章都曾論及香港中文大學的美元背景，其中探究最深的當屬香港嶺南大學周愛玲博士和台灣中研院黃庭康博士。兩部專著均從不同角度談到亞洲基金會在新亞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創建過程中的作用，但並非其論述的重點。除此之外，亦有學者在著作中提及港中大建校前多個成員書院曾接受亞洲基金會的資助，但論述或不盡不實，或有所隱晦。如談及流亡書院時，多強調流亡知識分子的自力更生和艱苦創校；在提及美元資助時，又多強調美國私人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的介入；中央情報局與亞洲基金會，亞洲基金會與孟氏教育基金會（後文簡稱孟氏）之間的關係鮮有人提及。美國在港中大創建過程中作用因此沒有得到客觀評價。

1反共武器：資助中文書院的冷戰邏輯

1945年以後，赴香港的大陸難民人數激增，1949年以後則形成又一流動高峯。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在向美國政府彙報時提到，“共產黨奪取大陸後不到兩年間，約有7.1萬中國難民湧入香港。”在這些難民中，數量為2.5萬左右的中國知識分子格外引人矚目，成為美國上自行政機構，下至私人志願組織關注的焦點。其時負責美國對外信息與宣傳活動的心理戰略委員會（PSB）決定對逃至香港的知識分子羣體進行“有選擇地救助”，因為“（這）對美國在政治、情報和心理戰領域的努力是有價值的。”艾森豪威爾就職後，美國政府決定撥款25萬美元“有選擇地幫助在香港的中國難民”，實際上是指中國知識分子羣體，並進一步確認，“該援助對於維護美國的安全利益和遠東的整體目標是重要的”。

美國政府從一開始就不準備以官方身份介入中國難民事務。這一方面源於部分中國難民知識分子不願接受美國官方的公開資助，以免被貼上“親美”的標籤。不僅是香港，遍觀整個亞洲，美國政府與當地民眾或團體的接觸並不順利，“常會被指責為帝國主義和干涉主義。”另一方面原因則是港英當局不願刺激大陸的中共政權，即“不願為共產主義侵略提供合法性。”因此，美國在香港的難民救助項目（避難者項目）大多是通過民間團體、私人組織和半官方組織來完成的，如全國天主教福利會、教會世界理事會、援助中國難民知識分子協會（ARCI）等等。

▲1951年Gordon Gray （右）宣誓就任心理戰略委員會（PSB）主任， Frank K. Sanderson（左）主持就職儀式，總統杜魯門到場祝賀。

亞洲基金會是援助難民知識分子羣體的又一組織，但它的視域遠不限於此。亞洲基金會活動是目標導向的，旨在“向亞洲正致力於贏得和平、獨立、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的個人或團體提供來自美國的私人支持。”作為半官方組織，亞洲基金會對美國的政策和自身的任務有清晰透徹的理解。在它看來，戰後初期，美國在亞洲的冷戰活動並不總是成功的。短期內，欲使東南亞各國政府走上穩定的、親西方（親美）的道路並不現實，反共才是優先政策目標。正如這一時期美國亞洲政策文件強調的，美國必須“扶植並支持中國內外反中共力量，以抵制北京政權的控制。”亞洲基金會將自己的目標定得更高一些，除了“尋求反擊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反擊共產主義的宣傳，”還致力於“破壞滋養共產主義的土壤。”這成為後來亞洲基金會大力贊助中文高等教育的基本政策依據。

亞洲基金會在香港建立分支機構時，陸續自大陸遷至香港的十餘所中文書院正處於困境當中，捉襟見肘，難以為繼。錢穆先生這樣回憶當時的境況，“新亞這五年來，永遠在艱困中。校舍是如此般侷促而簡陋，圖書是如此般稀少而缺乏，教授們永遠沒有正式的薪給……學生們大多數交不出學費，半工半讀，老掙扎在飢餓線上來校上課。”亞洲基金會最初注意到的是青年學生問題。在它看來，亞洲意識形態鬥爭的焦點正是青年人。中國共產黨正傾盡全力來爭取大陸以外的華人。在香港，共產黨支持下的書院和報刊試圖使學生成為擴散共產主義學説的基礎。而大量不願受共產黨影響的青年學生，不僅無法繼續學業，生計亦且存在困難。毋庸置疑，這些青年人或許就是“自由世界未來的領袖。”上述想法在美國政府內部亦不缺乏支持者。心理戰略委員會在討論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時就有人提出，“從長期來看，資助未來的中國領袖要比製造一批重型轟炸機重要得多。”應該説，為香港本地和滯留香港的青年人提供教育機會是亞洲基金會決心援助中文書院的第一個動因。

▲錢穆：《新亞遺鐸》

避至香港的教授和學者，特別是知名教授和學者，是亞洲基金會關注的又一重點目標羣體。在美國看來，這些中國學者對青年學生的影響力，在政治上的象徵意義是無法比擬的。他們在文化冷戰中的價值非同小可。其時，亞洲基金會內部有一種聲音，認為“自由民主這樣的漂亮話”並不適合美國在亞洲的反共宣傳。美國為亞洲國家提供了大量經援和軍援，卻得不到對等的回應，是因為亞洲人一直擔心美援會破壞其自身文化價值觀和自由。因此，“與其正面攻擊共產主義和兜售美國的價值觀，還不如鼓勵復興亞洲文化價值觀更有利於美國目標的實現。”特別是，“包括儒家學説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與共產主義思想從本質上是不兼容的”，資助中國學者使其安心教學與研究，“不僅可以繼續傳統中國教育和文化，而且能夠為所有中國人提供共產主義之外的另一種學説。”總之，對亞洲基金會來説，扶助中文書院，藉助中國學者的智慧來打這場文化冷戰是一舉多得的明智之舉。

作為一個區域性組織，亞洲基金會的視野不會只侷限於香港。這一時期，美國正面臨更為嚴重的東南亞華人高等教育困局。傳統上，東南亞華人學生在完成小學和中學教育後，一般會選擇赴大陸繼續高等教育。新中國深諳聯絡海外華人的重要性，亦實施了非常積極的吸納僑生政策。在美國看來，中國政策很明顯是希望“將海外華人拉到大陸一邊。”從冷戰對抗的思維出發，此時，只有一個健康的、綜合性的中文高等教育體系才能為“竹幕”之外的華人提供除共產主義之外的又一選擇，從而有助於美國的冷戰政策目標。可惜的是，1949年以後，整個亞洲除台灣外沒有正規的中文大學，台灣吸納僑生的能力亦非常有限。結果是，東南亞華人學生“越來越受共產黨誘惑而轉向大陸求學。”因此，亞洲基金會關注香港中文書院，除了想解決前述難民學生和知識分子問題，更要進一步解決整個東南亞華人學生的高等教育問題，即“尋找新的方式和途徑將海外華人青年吸引到香港接受高等教育……藉以扭轉華人青年到大陸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的局面。”

從邏輯上講，美國推行心理戰或文化冷戰的最終目標是推銷西方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其時，諸如美國新聞處（USIS）、國際合作署（ICA）這樣的美國官方機構的確在亞洲從事以此為目的的人員交流、圖書和圖書館，以及英語語言培訓等項目。但在政策實踐中，爭取中間文化力量，特別是在亞洲這樣西方文化和價值觀難以快速融入的地區，爭取進而塑造反共文化力量幾乎成為同等重要的政策目標。

2雙重隱蔽：孟氏教育基金會與“無形大學”的創建

亞洲基金會甫一介入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問題，就意識到自己在香港的活動必須小心謹慎。1952年初，亞洲基金會決定要資助新亞、崇基、珠海等數所中文書院，但具體的形式還有待商定。恰在此時，援助中國難民知識分子協會在香港的公開活動招致港英當局不滿。亞洲基金會香港代表詹姆斯·艾維一再向港英政府保證基金會的活動方式是不公開的，“只是私下裏與一些有價值的團體和個人合作，支持他們的努力。”考察亞洲私人組織後，亞洲基金會又認為，亞洲的非政府組織尚缺乏資金、有經驗的領導者，以及獲得認可所需的合作溝通能力，於是，決定幫助類似組織的建立。説到底，亞洲基金會是要為自己尋找或者乾脆組建一個隱蔽組織，“讓所有的美國援助都隱在台後，實際事務則讓亞洲人出面。”

1952年9月，孟氏委員會（後更名為孟氏教育基金會）組建起來。從“孟氏”這個有着鮮明中國文化特徵的名稱上可以讀出亞洲基金會的深刻用意。孟氏的公開目標是要保證香港中文書院的“穩定和有效。”但後任孟氏主席的布克禮在一封信中點明瞭孟氏的職責，即扶植中文書院的發展，加強它們的教育項目，支持上進努力的學生，使其接受可以服務於未來“自由中國”的訓練。在一份報告中，孟氏表示“如果不能阻止華人學生落入紅色中國的陷阱，他們將最終成為共產主義摧毀民主生活方式和民主思想的武器和彈藥。”可見，孟氏的理念基本上就是亞洲基金會的理念。

組建初期，亞洲基金會幫助孟氏爭取到了幾位知名華人學者和教育家加盟。前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和知名歷史學家、新亞書院院長錢穆在其中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1953年，著名教育家、珠海書院院長唐惜分也加入進來。李應林和錢穆先生是否知道孟氏經費與中情局有關尚不得而知，但他們很清楚孟氏經費幾乎全部來自亞洲基金會。孟氏元老級人物李應林病重後，由基督教青年會（YMCA）幹事長布克禮代理主席職務。布克禮雖然不像李應林一樣在華人知識分子中卓有影響力，但他同時活躍在香港的幾個學生組織，身兼數職，有着廣泛的人脈資源。孟氏董事會成員名單亦不斷增加，後又有香港教育署官員尹耀聲、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羅香林、雅禮協會代表郎家垣和基督教青年會中國學院校長阮康成等人加入。

從相關檔案中可見，亞洲基金會與孟氏之間關係有嚴格的協議來規範。協議除了指定前者撥款的數額和後者經費用途外，亞洲基金會還要求孟氏每月提交報告，寫明“基金會的主要發展，每個項目的進展，以及基金會與項目的財務狀況。”如前所述，亞洲基金會從一開始就沒有對兩者關係和具體的孟氏項目進行大力宣傳，以免其被貼上“美國標籤”而削弱影響力。孟氏項目的具體內容前後略有變化，但幾個核心項目一直沒有變，包括：學生獎學金項目、教職員資助項目、學生公寓項目、圖書館項目和新亞書院額外獎學金項目。這些項目在隨後年份繼續擴大，涉及的領域更廣，如增加了孟氏大學教科書項目、海外獎學金項目等。第一批接受孟氏資助的有八所書院，即光夏、廣東、華僑工商、新亞、珠海、崇基、文化和香港書院；後來又加入廣僑一所，共計九所書院。

孟氏創建後的前兩個年份主要致力於為學生和教師提供資助，以便穩定香港的中文書院，與左翼支持下的中文書院及知識分子進行對抗。孟氏學生獎學金項目以學期為單位，向所有中文書院在籍學生的15%提供學費獎學金。第一期提供212名學生獎學金，第二期中文書院學生總數增長，獎學金人數也增至265人。孟氏教職員資助項目，分為“配比教授資助”和講座教授資助，年度預算為2.55萬美元。其目的一是為了促進“自由中國人”的高等教育水平；二是通過提升教授質量來吸引東南亞華人學生赴書院就學。學生公寓項目，給那些無處居住或“居住區域有共產主義組織者活動的地區”的學生提供住宿，常年有80名左右學生接受該項目資助；而孟氏圖書館項目資助下的圖書館在很長時間內是香港惟一一箇中文公共圖書館。1953年7月到1954年6月間，亞洲基金會為孟氏項目中的獎學金項目、教職員資助項目和孟氏運行管理撥出的款項為4.04萬美元。

1954年以後，中文書院漸趨穩定，亞洲基金會已經不滿足於無差別的或沒有政治附加條件的資助。在撥付1954年9月1日至1955年8月31日間的經費時，亞洲基金會向孟氏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要求：其一，孟氏學生獎學金項目不再傾向於那些“生活急需的”學生，而是要用於那些“顯示出能夠成為未來自由中國領導者的學生”；其二，孟氏圖書館項目應當致力於“增強對自由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欣賞。”上述時間段內亞洲基金會對孟氏的撥款金額為6.23萬美元。亞洲基金會對政治目標的強調也反映在其對“孟氏學生”的其他安排上。1953年下半年，亞洲基金會與基督教青年會聯合，為孟氏學生開設了課外課程，並開展領袖培訓項目；1955年，籌備成立YMCA青年中心，其主要目標仍然是發掘孟氏學生的潛在領袖能力。

亞洲基金會扶助孟氏成效顯著。短短數年間，孟氏教育基金會已經成為“一個完全的、長期的本土組織”。亞洲基金會曾想幫助孟氏改變資金募集方式，使其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組織，但因港英政府的反對而作罷。港英政府認為，只要孟氏或多或少依賴亞洲基金會，就可以“控制”其活動。1950年代中期，亞洲基金會針對台港和東南亞華人的項目經費約為65萬美元，其中香港華人項目佔到76%；它在香港項目（華人項目為主）的全部經費預算約為58.5萬美元，孟氏項目佔15%。

亞洲基金會資助下的孟氏項目目標明確，投入不菲，成為支持早期中文書院生存下來的主要助力。在孟氏項目支持下，1951-52學年，八所中文書院在冊學生人數為772人，1953年則達到1400人。1954年左右，九所中文書院全部在藉學生人數為2000人（當時香港大學學生只有數百人）。更重要的是，孟氏項目把香港九所主要中文書院有機聯結起來，書院領導層和知名教授因加入孟氏董事會或各種專門委員會而頻繁接觸，書院學生因同住公寓或共同使用圖書館而熟識起來，各種頒獎禮、會議、研討和課外活動更促進了書院間的交往。各書院關於結成一體的醖釀就是在這頻繁的接觸中進行的。孟氏在總結自己的成果時難掩其興奮，宣稱一所“無形的大學”已經創建起來，其由九個書院組成，為超過2000名學生提供教學服務。

3走向聯合：聯合書院與“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的創建

亞洲基金會對香港中文書院的援助，先是致力於解決學生和教師問題，使中文書院穩定下來；接着又力圖實現美國與中國文化冷戰的政治目標，即重點培植反共羣體和反共思想。與此同時，它的目標和視野卻始終是區域性的，欲使香港成為中文高等教育的地區中心，以滿足大陸中國以外“自由中國人”對高等教育的需要。與普遍認為這一時期“美援文化”或“美元文化”佔據上風的評估不同，亞洲基金會將亞洲文化冷戰形勢看得異常嚴重。除了斷言“共產主義正不惜任何代價控制整個東南亞的漢語文字領域”外，它還擔心中國借語言和文化的便利吸引海外華人，“[中國]在總體上加強了對海外華人‘母國’意識的召喚。”蓋源於此，1950年代中期以後，亞洲基金會對中文書院的資助策略為之一變，決意推動各香港中文書院的弱弱合併與強強聯合，使“無形的大學”最終變成有形的中文大學。

1956年初，亞洲基金會評估認為，在孟氏的努力下香港高等教育已經具備了聯合的條件。對於書院實質上的聯合，亞洲基金會有兩步設想：其一，將資源相對匱乏，教材、設施和教員嚴重缺乏的中文書院合併，就其未來發展進行長期規劃。除新亞書院和崇基學院外，九所孟氏書院裏的七所（後來又有一所非孟氏書院加入）協商合併為一所聯合書院。其二，聯合書院一旦成功合併，“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將迎來一個建立協調和整合體系的機會，”這一體系將由崇基、新亞和聯合書院組成，即成立一所中文大學。

由於協商合併的八所書院中有七所是孟氏的成員書院（僅平正為非孟氏書院），所以協商的過程比較順利。可惜的是，三所書院在最後關頭退出，所以聯合書院由五所中文書院組成，分別為平正、華僑、廣僑、文化及光夏書院。亞洲基金會認為退出的三所書院有礙其整體目標實現，因此在與孟氏簽訂下一年協議時，特別規定孟氏對中文書院的支持一般而言限於崇基、新亞和聯合三所書院，“建議孟氏不再資助那些撤出聯合書院的機構。”

1956年10月，聯合書院正式成立。董事會主席蔣法賢在書院成立大會上，特別邀請亞洲基金會代表艾維發表講話。其後，聯合書院成為亞洲基金會重點資助對象。1957財年，亞洲基金會在香港中文高等教育上的撥款總計為12.28萬美元。其中，聯合書院得到的資助為2.95萬美元，孟氏項目為5.63萬美元。孟氏項目亦包含對聯合書院的資助。1956-57學年，孟氏教職員資助項目提供了3個講座教授職位和7位配比計劃教授職位，一年共計支出1萬美元。在經歷1959年“蔣法賢辭職事件”的震盪後，亞洲基金會加大了對聯合書院資助的力度，成為聯合書院穩定下來的重要力量。

▲聯合書院

1957年，崇基、新亞、聯合三所中文書院聯合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目的是促進香港中文高等教育發展，並代表上述三所書院與港英政府協商成立一所中文聯邦大學。“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的秘書長是新亞書院教授王書林，主席則由三所書院校長輪流擔任。協會一半以上的花費由亞洲基金會提供。這些錢主要用於協會管理運行，包括秘書長每月385美元的工薪和特聘英國圖書館員總計6413美元的支出。亞洲基金會明確説明其資助條件是：協會和秘書長要在三所書院的教育發展合作，以及籌備中文大學的工作中承擔主要責任。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

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立。回顧起來，港中大成立前數年間，亞洲基金會關涉中文書院的活動一是繼續依託孟氏教育基金會，提升中文書院教師的素質；二是竭力扶助聯合書院，使其能夠達到港英政府規定的大學標準；三是幫助“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統籌三所書院的入學考試和學位考試，支持其與港英政府談判和協商。對於自身努力的成效，亞洲基金會的自我評價是：“是推動[香港]中文高等教育變革的關鍵因素，在影響成員書院和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方面扮演主要角色”；“如果沒有基金會的援助，中文大學的成立還要推遲許多年。”

4名實之間：冷戰對香港中文大學的形塑與神塑

要客觀全面地評估美國文化冷戰策略施加於香港中文大學身上的影響並不容易。對於港中大的創建，有人將其歸功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即“中文大學是唯一一所由中國學者自己創辦，並且秉承中國文化和教育理想的大學”；有人將其歸因於1950年代中後期，港英政府對中文高等教育態度的轉變。無論如何，港中大的建立絕非一方之力，一時之功。從已有證據來看，美國官私組織在其中付出的努力足以與前兩者比肩。而在所有援助香港中文書院的美國官私組織中，亞洲基金會雖然不是單筆援助最多的機構，但它在書院間的溝通互聯作用，其推進書院聯合的長期努力，以及它對港中大形制與精神立場的塑造，是其他任何機構都無法比擬的。

亞洲基金會對香港中文大學的促進作用通過其對孟氏、對聯合書院、對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的資助即可見一斑。若要更加具體一些，則要談及美援文化留在港中大身上的某些深刻烙印：文化自由的價值取向、現代教育理念的滲入，以及逐漸轉向區域化的辦學方針。亞洲基金會的文化冷戰策略其實有名實之分，即名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實為宣傳美國“文化自由”觀念。蓋源於此，其對港中大的真正影響也並非鼓勵了中國文化傳承，而是鼓勵了中國文化的改造和西方文化的滲入。

前面提到，美國在亞洲從事文化冷戰的總體目標是要引導目標羣體反華親美，但冷戰前期亞洲特殊的政治環境使美國不得不順勢而為，將反共的目標放在了首位。通過選擇性資助，亞洲基金會不斷引導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方向，引導華人羣體的態度和興趣，引導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走向。新亞書院從一開始就得到亞洲基金會的特別對待。在亞洲基金會眼中，新亞書院的標籤是“由華人社會知識界居領袖地位的知名學者牽頭，其學生在反共鬥爭中表現出積極的參與精神。”為此，新亞書院得到的援助較其他書院更加優渥。其時，新亞除享受孟氏學生獎學金項目資助，還額外得到26個獎學金名額。新亞書院在冊學生總數不過百人（一説為90人），這使新亞學生獲得的資助比例異常高。新亞研究所是亞洲基金會又一重點資助目標。亞洲基金會為其提供了1.5萬美元的啓動資金。之所以資助新亞研究所，是因為“就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價值展開研究，可以使中國人認同這一傳統文化，進而反擊共產主義。”但在更隱蔽的層面，亞洲基金會亦想通過支持中文教育和中國文化，向所有大陸內外的華人展示西方“文化自由”形象，“轉而激起華人羣體對自由世界觀念與項目的熱情支持。”換言之，鼓勵中文教育和中國文化研究，短期目標是反擊共產主義，但其深層的長期目標是借“文化自由”觀念，借美國對文化的寬容態度，來展現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一所中文大學在香港的存在無疑是美國“文化自由”觀念的最好體現。

然而，推銷“文化自由”也並非亞洲基金會促進港中大創建的全部動力。亞洲基金會所謂“保存中華文化傳統”、“支持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背後還有更為審慎的冷戰思考，即在中文院校滲透入現代教育理念，對中國文化進行現代改造，以助益於1950年代中後期愈演愈烈的所謂東西方發展模式之爭。對比美英在港中大創建過程中的作用會發現，港英的政策出發點往往是殖民統治的穩固（香港的穩定、華人社區的影響力、不刺激中共，或多或少還有來自美國的壓力，等等），而美國的政策出發點是深信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正因為如此，美國對中文書院的政策往往與其對中國、對東南亞，乃至對全球的的冷戰政策相關。

1954年以前，美國對於中共政權能否穩定持久是存疑的。時任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的臘斯克曾經説過“我們許多人都不相信中國政權能夠長久”，因此，在中國邊界之外儲備一批受過培訓的、有能力的中國人非常重要，這樣，“當自由迴歸（中國）時，他們會成為中國人可以依靠的力量。”港中大書院聯邦制的雛形是很早就確定了的，目的即為保持流亡大學特徵，迎合中國知識分子“唯有中國文化存活，中國才將存活”的認知。亞洲基金會支持新亞研究的一部分意義也正在於此。然而，從1950年代中期起，亞洲冷戰不可抑止的滑向另外一條軌跡。中共政權不僅穩固下來，而且越來越對西方的制度模式提出挑戰。隨着越來越多亞洲國家獨立，東西方對抗清晰地以兩種發展模式競爭的形式呈現出來。中國積極向世界證明自己是從貧弱國家走向強大工業文明的樣板，證明“共產主義是大勢所趨。”在相當長時期內，美國切實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壓力，對一所香港中文大學的期待自然也包含了新的內容。

在冷戰的影響下，亞洲基金會名為支持中國文化，實為改造中國文化的政策趨向愈益明顯。與冷戰時期美國諸多心理戰和文化冷戰機構相同，亞洲基金會董事會由美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有經驗的外交官組成，數量不菲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基金會的項目籌劃與實施中，他們“不知不覺中成為中情局觀點的傳播者，為其預算提供合理性。”在中國文化塑造問題上，為亞洲基金會提供思想源泉的是歷史哲學家諾斯若普和國際法學家多爾西教授。多爾西尤其強調“應當更新中國傳統和思想，使其與20世紀西方技術和現代西方政治思想這一殘酷現實相妥協，給予其有活力的表達，以便使中國大陸以外和鐵幕後的中國人最終遵從這一信仰。”

亞洲基金會欲使香港中文書院和大學教育中滲入現代西方政治和科技思想的項目不勝枚舉。首先是教科書項目，亞洲基金會通過孟氏資助了一個教科書項目，目的是為中文書院提供具有“現代教育理念”的教材。1955年編制的課本和參考書指導綱要明確規定：課本內容應當將東西方思想聯結起來；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教課書的編撰應基於西方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孟氏這套15本的大學水平教材，不僅供香港中文院校使用，還準備提供台灣和其他地區使用。其次，亞洲基金會資助新亞研究所的目的也並不單純。私底下，亞洲基金會認為研究所的重點應當是教育和培養那些從中文書院畢業的優秀學生進行研究生學習，通過引進“新鮮血液”，刺激現代思想並增強活力。對於中國文化研究，亞洲基金會的資助也越來越具有導向性。1961年，在研究項目的資助説明中，亞洲基金會明確表示“基金會資助的研究項目不再限於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而是要包括與現代中國社會或當代中國事務有關的儒學思想。”最後，一方面為引導香港中文大學未來的走向，一方面為吸引東南亞華人學生，進入1960年代，亞洲基金會的資助重點越來越轉向加強中文書院（中文大學）的理工科專業，加強工程與科學課程的設備與設施。

香港中文大學建立與存在的三支源流——中國知識分子、港英政府和美援機構，均對港中大的形制與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雖然出發點不盡相同，但三者努力的方向有時是一致的。對於中西文化融合，中國知識分子從體用之辨的角度出發，也在竭力尋找答案；對於現代教育體系的構建，港英政府亦主張增加技術教育的規模；對於港中大區域化乃至全球化的辦學方針，錢穆早在註解“新亞書院”時就曾指出，這是“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之意，可見其視域並不侷限於香港和大陸。然而，美援機構與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在本質上是迥異的。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説，港中大無論從名稱上還是從精神實質上都只為保存中華文化傳統和民族意識。然而，在美援干預之下，成立不過十餘年間，港中大即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錢穆等一批中國學者辭職離開，書院聯邦制在事實上解體，漢語作為教學媒介失去了統治地位。香港中文大學越來越靠近一所現代大學，但卻越來越遠離了中文書院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