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評論| 中國需要軟基建而不是新基建_風聞
经济道理-2020-12-20 14:47
不論是學者、政府官員，還是企業家都必須思考的問題是：下一步怎麼走？國際環境的變化也導致國內環境的變化，國家最近提出了雙循環，即國內國際大循環，以國內循環為主。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們必須思考未來的方向，我們對方向性的東西不能誤判。
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 鄭永年
01 世界為何進入了大變局時代
我先給大家介紹世界大變局未來發展的幾個大趨勢。第一個大趨勢是中美兩國的技術競爭會越來越激烈；第二個大趨勢是中美兩國的技術脱鈎是不可避免的，但中美是否完全脱鈎取決於中國自己的開放程度；第三個大趨勢就是中美技術脱鈎，也會導致中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脱鈎，但脱鈎程度也是取決於中國自己的開放程度；第四個大趨勢是中美不可避免最後會走到軍事競賽的道路。
一方面，大家不要害怕軍事競賽，軍事競賽也可以推動技術進步，美國每一次技術跨越性發展都是跟戰爭有關係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意識到，軍事競賽如果搞不好就會置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於死地。所以，下一步中國必須要加緊軍民融合體制的改革，不改革我們在中美競爭中會處於劣勢。
從長遠來看，我覺得中國會形成一個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相結合，以企業為主體的開放性技術市場。珠三角與長三角，在國內甚至在世界舞台上已經形成了一個有競爭力的技術創新體系。這兩大經濟區域在中美技術競爭中扮演着關鍵的角色，提高創新能力不僅僅在於技術本身的進步，更在於創新體制的進步。
我們現在很多IT企業面臨那麼大的困難，就跟我們以前太注重技術本身的進步，而忽視了創新體制有關係，也忽視了地緣政治變動對技術的影響。
今天世界大變革是由什麼引起的？簡單地説，有兩個因素。第一是美國的相對衰落；第二是中國的快速崛起。這兩個國家的變化決定了今天這個世界格局為何發生了變動。但這裏，我想強調的是，美國的衰落是相對的。美國實際上還是很強大，它的衰落只是説中國崛起太快了。這幾年我們一直在討論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一個新興大國會不會挑戰一個現成的老牌大國。現在美國擔心中國在挑戰自己，這造成了地緣政治的大變動。
美國今天的對華戰略，我把它概括成“四全”模式。“四全”模式是指用全政府、全社會、全世界、全方位的模式來攻擊中國。
美國的這些想法當然是異想天開的，但我們也不能忽視。不管怎麼樣，這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美國的戰略目標很清楚，就是要再一次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中國近代晚清被西方打敗以後，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就一次一次被打斷，前面幾次我們的現代化都是被日本人所打斷的。
今天美國人其實也很清楚，中國太大，很難圍堵中國；中國已經改革開放40年，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美國圍堵中國也太晚了一些。美國會怎麼辦呢？這兩年我們國內在討論兩個陷阱問題，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美國現在很明確，如果中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麼中國就永遠沒有能力來挑戰美國了，也就是沒有修昔底德陷阱了。所以，美國意圖從技術冷戰開始，再延伸到各個領域遏制中國。
02 中國如何應對
中國怎麼辦？美國對中國的策略會不會達到預期目標，主要取決於中國怎樣回應。如果美國人一拳打過來，你毫不思考地反擊一拳，會是一種情形；如果根據中國古典哲學（像太極拳）那樣回擊，又會是另外一種情形。我覺得中國要思考如何理性地去應對美國，而不能被情緒主導。
首先，我們要對美國有一個客觀評估。美國的衰落是相對的，它沒有絕對衰落，美國還在進步。美國的媒體報道美國負面新聞，中國媒體也報道美國負面新聞，所以我們很多人容易產生幻覺，以為美國已經不行了。但實際上情況不是這樣。
我們從歷史經驗看，一個大國的衰落是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不會一下子衰落的。中國工信部部長苗圩曾表示，美國還是世界製造業的第一梯隊，日本和歐洲是第二梯隊，中國是處於第三梯隊跟第四梯隊之間。經濟上，美元的霸主地位沒有被替代。軍事上，美國的軍事依然是世界最強大的。
美國今天的問題主要是治理體制問題。從1980年代到2008年世界經濟經歷了一波超級全球化，美國是超級全球化的最大獲益者，但美國的老百姓中很大部分人不是受益者。因為美國內部治理不善，收入和財富分化，美國已經由引以為傲的中產社會變成現在的富豪社會，從全球化所獲得的巨大的利益落到了少數人手裏。
從二戰後到1980年代，美國的中產階層一度達到70%，但今天的美國中產階級不到50%，20年時間下降了20多個百分點，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説不過去。奧巴馬總統在位8年，美國中產階級比例下降尤其嚴重，沒有奧巴馬就不會有今天的特朗普。新冠疫情以來，大量美國人開始罵比爾·蓋茨，現在美國人的仇富心態可見一斑。
從社會治理看，美國以前是西方民主的典範、精英治國的典範，為什麼會墮落到今天的程度？就是因為社會不公平，所以這是治理體制的問題。近代以來，西方發展最主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政治跟經濟分離開來。
今天美國所經歷的危機當然很深刻，但是可能還比不上1960年代越南戰爭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的時候。中國媒體熱衷報道美國的社會負面，導致大家容易產生誤判，認為美國已經衰落了。但實際上中國跟美國的差距還是巨大的。
其次，從技術創新看，我們應該承認中國還只是技術應用大國，而不是技術原創大國。近代以來大部分的原創技術都來自於西方，包括我們的“兩彈一星”，如果沒有錢學森這些優秀知識分子回來的話，我們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研製出來。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我們依然會處於技術應用階段。從應用到原創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再次，美國的脱鈎政策有兩個領域可能成功，一個是所謂國家安全領域，美國會以保護國家安全的名義要求甚至強制高科技企業迴歸；還有一個領域可能是醫療物資，醫療企業的迴歸已經開始了，我們很多人把這理解為“去中國化”，但我覺得醫療物資是和老百姓生命攸關的，不可以全部放到海外生產。根據美方的估計，美國85%以上的醫療物質依靠中國供應，97%的抗生素依賴中國，這是不合理的。
但其他領域的產業轉移，不能説是脱鈎或者説“去中國化”。在中美貿易戰之前，西方一些企業已經從珠三角和長三角轉移到其他國家去了，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提高了，我們的環保意識增強了，這是正常的經濟行為。所以，我們對中美關係變化的解讀不能太民族主義化。
03 中美競爭的本質是技術競爭
我們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必須搞清楚，中美的競爭本質上就是技術競爭，不是像以前的所謂的陸地之爭，美國沒有任何意向，要像侵略其他國家一樣侵略中國。美國對中國的圍堵能不能阻止中國崛起，關鍵還在於高新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中國的短板就在於原創性的技術不足。1980年代以來我們很自豪，因為我們已經成為一個世界製造業工廠。
但是，這裏面有一個概念需要糾正。中國1980年代以來基本上是一個技術應用大國，珠江三角洲地區成為世界製造工廠，更確切的説法就是中國組裝，我們下一步要思考如何從中國組裝轉型成為中國原創，原創的東西才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説的大國重器。我們要思考怎麼樣解決原創性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需要什麼？
技術的本質就是開放與市場，技術一定要在開放狀態下才能進行創新。這一點，中國本身就有很深刻的教訓，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就是巨大的遺憾。英國哲學家培根説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在全世界範圍內改變了事物的全部面貌。在學術方面，印刷術導致了西方的宗教革命。火藥改變了戰爭的形態。指南針在航海方面的應用開啓了世界的新篇章。西方的大航海時代就是火藥跟指南針的結合，使西方強大起來。
遺憾的是，儘管四大發明是中國的，但中國因為明清以後封閉起來而沒有讓四大發明發揮出更大作用。我最近在看美國人寫了一本《火藥時代》的論著，非常有道理。西方就是靠火藥、指南針強大起來的。中國作為火藥和指南針發明的地方，為什麼沒有成為海洋帝國呢？就是因為封閉起來了，我們火藥主要是用來放鞭炮和娛樂。指南針更是太可惜了。沒有指南針，哪會有航海時代？我們卻用指南針來看風水。國家封閉後我們不知道世界在發生什麼。
蘇聯的教訓距離我們這個時代更近。蘇聯也有技術創新，但它是封閉式創新，沒有市場。蘇聯封閉式的創新早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因為缺少應用市場，創新很難持續。美蘇冷戰總體來説就是開放打敗了封閉，市場打敗了計劃，這兩條是最基本的。當然戈爾巴喬夫的判斷失誤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基本上還是因為蘇聯不開放、封閉性地發展。
另外一個原因是沒有市場，技術開發需要大量投入，技術有了，但沒有市場它就很難收回投入。美國做到了開放式創新，擁有市場，所以它是可持續發展。蘇聯是封閉性的，沒有市場。
04 中國的技術創新需要什麼
中國需要吸取蘇聯的教訓。中美軍事競賽可能難以避免，中國不怕跟美國進行軍事競賽，但必須堅持開放和市場這兩個原則。所以我們一定要改革我們的經濟體制。歷史上看，每一次戰爭都有效推動美國的技術進步。
中國的經濟體制怎麼改革？國企要不要競爭？我覺得國企必須競爭，但國企不能跟民企競爭。最近在討論競爭中性，這是非常理想化的，我不認為國企跟民企之間能做到競爭中性。我們要承認這個現實，國企只有跟國企之間競爭才可以説競爭中性。按這樣一個思路，我覺得要思考國企民企的邊界怎麼劃分。
最近大家都在説要學新加坡的淡馬錫式制度。淡馬錫模式有科學的地方，也有不科學的地方。我們要學習淡馬錫科學的地方，比如堅持市場商業原則。但中國的國企複製淡馬錫的投資模式，我覺得會很糟糕，中國國企可能把所有民企都扼殺了。淡馬錫就是像個投資公司，看哪一個公司好就國家投資。新加坡的民企非常弱小。中國如果這方面學新加坡的話，會馬上走向衰落。
中國一定要做到三層資本之間的均衡。西方污衊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其實是錯的。中國既不是説西方所説的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是西方這樣的自由資本主義，中國是個混合經濟體。如果大家有足夠的歷史知識，就會看到中國從漢朝到今天一直是三層資本、三層市場，頂層是國有資本，底層的是龐大的中小民營資本，中間層是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互動層。
中國的三層資本均衡時，國家的經濟發展就好。如果出了偏差，國家經濟就出現問題。在很長的歷史時間，中國都是三層資本的有效分工合作。這是中國的文明性。
國有資本的控制與民營企業的邏輯不一樣，國有企業的邏輯應用跟民營資本的應用邏輯是不一樣的。我們有些領域可以交給國企去做，例如公共服務、自然壟斷領域，但國有企業必須是多個國有企業競爭，不能一家壟斷，壟斷不會進步。更多的領域需要開放給民營企業去做，讓民營企業互相競爭。國企和民企分領域的改革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這麼多年來，西方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對中國耿耿於懷。我們確實要意識到，技術應用方面我們遇到了瓶頸，原創性的技術必須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因為研發投入很大，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我們的模仿能力又強，就沒有企業會去投資技術研發。研發的資金比例要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也同樣要提高才行，否則沒有企業會有很大的積極性去投入研發。
技術創新是個中產階級的現象。今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出席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我就提出中國下一步需要把中產階級的規模做強做大。吃不飽穿不暖的地方環保可能沒那麼重要，但對中產階級來説環保最重要。技術創新也是如此，搞原創性的東西一定有風險，只有中產階級才能承擔這種風險。但中國的中產階級還太少，只有4億人口，30%都不到。
中產階級達到60%及以上的時候，技術創新可能才會蓬勃發展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搞軟基建而不是新基建，醫療、教育、住房、社會保障這一塊我們都需要做強。通過軟基建的建設把中產階級做大。中產階級是創新原創性的非常重要的抓手和主體。
總體來説，我覺得中國還是有非常大的優勢的。但下一步的發展，知識經濟的核心就是技術，技術非常重要，而技術又跟中產階級相關。技術創新是中國通往2035目標的關鍵，也是通往2050國家強大的關鍵。
注：本文系鄭永年教授在2020年“無錫經濟開發區深圳產業對接會”的主旨發言，首發於IPP評論，道亦有道傳媒平台經作者授權全網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