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可期”的“成都泡吧女孩”： 一場網絡自由主義者們行為困境與悖論的道德實踐_風聞

**“未來可期”的“成都泡吧女孩”：**一場網絡自由主義者們行為困境與悖論的道德實踐

提要：“成都泡吧女孩”事件在網上發酵，網絡民意和官方媒體幾乎一面倒，對該現象表達了同情、支持甚至鼓舞。網絡自由主義者們將兩個並不一樣的議題合併處理，通過簡單化一的解釋路徑和雙重標準的敍事風格構成了另一種形式的道德暴力，製造出更為尖鋭的價值觀武鬥。該事件促使政府加快研判大數據時代隱私權與個人信息保護的法理空間，同時也反映出原教旨自由主義、消費主義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公序良俗價值期待之間的衝突。

關鍵詞：“成都女孩”；自由主義；消費主義；個人信息；隱私權

一、公眾視野中“成都泡吧女孩”事件雙重標準的解釋路徑

“成都泡吧女孩”（以下簡稱“成都女孩”）與成都疫情的捆綁出現這幾天在各大媒體上頻頻被報道。一夜之間，成都疫情形勢重回緊張狀態。同樣也幾乎是一夜之間，網絡上同情和支持“成都女孩”的輿論基本上全面佔領了各大媒體空間，彷彿在提供着“感動中國”的最佳素材。各官媒也挺身而出，表達了維護和讚賞的姿態。作為一座主打休閒和“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成都的包容、親切和温暖在對“成都女孩”的鼓勵上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媒體的熱度和支持也讓網友們紛紛讚歎個人自由作為最高貴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品格在這座城市得到了嚴肅的保護，某省級媒體更是播放了“成都女孩”比勝利手勢的錄像，並用“未來可期”對其進行充滿温情的鼓勵。

公眾對“成都女孩”的支持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經過媒體大規模的渲染和指引，凡是對此事件有所異議、有所抱怨的網民立刻會立刻遭到嚴厲的抨擊。一時間，輿論場上幾乎只允許全方位同情“成都女孩”，對其行為方式和所造成的後果卻不能有不同見解，否則不僅備受攻擊，此類觀點也無處發聲。更有甚者，輿論場上許多聲音一方面聲稱保護“成都女孩”隱私的正義性，但隨即主張對“成都女孩”各種行為和客觀後果發表對立面評價的人實施“社會性死亡”的報復。輿論場上無條件支持“成都女孩”的擁護者往往和在李文亮醫生事件時廣泛擁護“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的人們是同一羣體，但到了“成都女孩”事件時，他們絕大多數都實際上在一瞬間迅速轉變為反對實踐該信條的最堅定力量——因為他們並不允許、甚至比他們所反對的聲音更加粗暴地對待另一種聲音。在“成都女孩”事件中，“不該只要一種聲音”的簇擁者們表裏不一、雙重標準的實際做法已然構成了另一種形式的道德暴力，製造出更為尖鋭的價值觀武鬥。顯然，這種簡單化一的解釋路徑明顯建立在濃厚的雙重標準敍事之上，無論從邏輯還是道德層面都失去了自圓其説的能力和正當性。

從一開始到現在，其實網絡上幾乎看不到有任何聲音和力量單純支持其隱私應該被泄漏，事實上，除了網絡泄漏“成都女孩”照片的惡搞者們（很多照片和視頻後來已經被證實完全是張冠李戴的）幾乎所有的聲音都表明了對隱私保護和尊重的基本態度，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上，“成都女孩”事件在公眾視野中已經發展演變為兩個互相關聯但卻又邏輯獨立的話題，其主要關涉的方面有個人隱私權、言論自由、公序良俗等。誠然，事實上即便是對“成都女孩”個人行為有着基於樸素道德和公序良俗等價值觀層面異議評價的網民，實際上也支持對隱私的保護。也就是説，對隱私應獲得保護的正當性支持與對泄漏隱私行為的尖鋭批判實際上在網絡上是及其統一的，幾乎沒有異議。本文筆者也認同個人隱私應當受到應有的法律保護，對隨意、惡意泄漏個人隱私的行為提出批判。然而，輿論發展至今，對“隱私權保護”的正義性呼喊卻在不知不覺中轉變為了“不能允許對生活方式發表個人意見”的網暴。更有甚者，在此後迅速出現了以此事件為由頭，指向卻是“鼓勵青少年極端自由的生活方式”、“鼓勵賣淫嫖娼合法化”等一系列更意味深長的炒作。支持“成都女孩”就等於支持背後一切原教旨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且不能有異議，對“成都女孩”的客觀後果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意見則被等同於支持“挖人隱私”和“網絡暴力”。兩個彼此獨立甚至毫不相干的概念和議題在網絡暴風雨的裹挾之下，徹底混為一談。

二、“成都女孩”促使政府加快研判大數據時代隱私權與個人信息保護的法理空間

“成都女孩”事件的發酵與網絡風暴其中的核心議題之一就是個人隱私的泄漏與權力。大數據技術的日漸成熟和廣泛應用，民間對於個人信息的泄漏和保護就愈發焦慮重重。個人信息保護是否與隱私保護相獨立，是保護個人信息的要面臨的基本問題。在歐盟，個人信息保護並沒有在人格權、隱私權的意義下被進行保護規則的設計。當然,對個人信息的合法利用，其前提是必須保護隱私權。因此在特定情況下取得數據主體同意並防止個人信息的泄露，是個人信息保護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需要清楚的是，個人信息不完全與個人隱私相等，因為不同社會關係和環境在個人信息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個人信息和個人身份信息是否屬於私密範圍,是一個相對概念。忽略了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之間的相對關係,將身份信息置於最高級別的個人隱私保護範圍內，就落入了形而上學的窠臼。對於“成都女孩”事件中，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極大地混同起來，相當多並不屬於“隱私”範疇、或至少還有商榷的個人信息內容被網絡風暴製造的政治正確形塑成為了“隱私”，這使得輿論的非理性表達增多，加劇了網絡道德審判的極端化、情緒化，導致有不同意見的温和表達被迫銷聲匿跡。

個人隱私權得到法律保護是一個基本的正當性要求。但是，隱私保護也不等同於是為了保護個人數據。在歐盟,無論在各成員國之內的個人數據保護法,還是在最新頒佈的《條例》中,都屬於基本公民權利(人權),而非私法。作為一種人格尊重不可缺少的內容，隱私保護只是放入了法律規範之中。在個人信息保護問題上，“公開個人信息就等於侵權”這樣的規定並沒有依據，更沒有“不經同意就使用個人信息等於違法”的規範。因此，歐洲的個人數據保護法包含了隱私保護，但其規範制度與隱私權保護的法律規範並非一一對應。從功能上講，個人信息不同於隱私，對於個人信息應依法保障其有序流動，既要規範使用，也要加強保護。

公共健康領域的個人信息和隱私權帶來的討論就更加顯著。患者隱私權、處於危險境地的第三方的健康權與知情權以及傳染病防控中公共健康這三者之間應如何平衡關係到公共健康領域個人隱私權是否會與公眾利益衝突的根本問題。酒吧屬於公共場所，不絕對屬於純私生活範疇，個人去酒吧的行為雖屬於個人生活信息，但也不應簡單視為“私人事務”，更不要説涉及公共健康安全風險的時候。也就是説，公共健康天然具有限制個人隱私權的價值基礎。公共衞生與健康的實踐目的的整體性很強，其着眼於的是羣體的健康而非個體。個人的隱私雖依法受到保護，但在公共健康語境下而言，個人隱私權與公共利益之間是有界限的，“隱私權是自然人享有的對其個人和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進行支配的人格權”，因此，有必要認清和承認個人隱私權和公共健康之間存在的天然利益衝突。

公共衞生與健康的實踐具有公共服務性，政府作為其實踐主體有權取得、保留、利用和傳遞建立在獲取個人健康資料之上形成的公共健康信息。這固然使得個人隱私權的保護面臨巨大風險，但如若不如此行動，健康數據無法被獲得，那麼政府便無法做出保護公眾健康的理性決策，最後還是會危害大量處於危險地位的個體。如何既保護個人隱私又兼顧公眾利益，是法學上應繼續結合不同領域繼續調整的議題。因此，國際上普遍認為，在疾病防控等公共衞生領域，隱私權應該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必須受到如下因素的限制：政府對公共衞生監控的權力、醫療和疾病監測的強制告知義務、對處於危險境地第三者的健康權進行保護等。也即是為了公眾利益的目的，人格權應當受到一定限制。在“成都女孩”的事件中，該當事人配合了流調，是守法的表現，泄漏其信息的人也已涉嫌違法。但一邊倒的網絡呼聲中認為個人隱私應絕對高於一切的輿論傾向，對在公共衞生與健康領域進一步促進個人隱私權、第三人知情權與健康權、公共利益三者之間的有序平衡，並未營造理性、有效和有益的輿論氛圍。

三、原教旨自由主義、消費主義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公序良俗價值期待的衝突

“成都女孩”事件的輿論發現表明，在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之間，傳統倫理和道德已迅速失去了核心地位。網絡的戰火已經將輿論燒到甚至鼓吹婦女出賣身體是一種自由且高尚的行為，“成都女孩”本人也一躍成為正能量的網紅，隱約成為了“抗疫英雄”；網友更是煽情留言：“加油，我們與你同在”、“病毒有罪你無罪”、“甩鍋成都女孩就等於美國甩鍋中國”。自從疫情在成都出現反覆後，對疫情本身的關注遠遠低於對“成都女孩”的關切，網絡“聖父聖母”們通過一個又一個的道德綁架和自由投機，為自己打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聖父聖母”王冠的加冕狂歡會。在原教旨自由主義的配合下，消費主義同樣功不可沒。

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曾談到：“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在天生逐利而又強大資本力量驅動下，市場不斷慫恿着人們將身邊的一切娛樂化，與此密切配合的消費主義思潮與傳媒媾和，構建着蔓延在中國大地的強勢意識形態。傳統的文明立場、價值判斷和公序良俗不斷被顛覆、瓦解乃至改造，公共性的社會關係不斷被異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時而陷入脆弱的困境、時而遭受多方的挑戰。

消費主義通過媒體不斷地向人們塑造並強化着滿足燈紅酒綠的肉體慾望是最為自由和正確的追求，在炫耀性中追求個人物質慾望的滿足，媚俗的消費社會通過商業化的媒體等各種手段積極地引導人們厭惡並唾棄崇高的理想，於是，那些在傳統中被視為美德或公序良俗的價值觀迅速崩盤，人們在催眠和麻醉中沉迷於縱情的歡愉，更加反叛地理解、粗暴地對待自己的傳統價值和文化關照。與消費主義緊密合謀的資本力量非常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來營造趨樂避苦、投機拜金的人越多，對資本的反思和批判就會越少；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至上的價值觀越堅固，人的全面發展就會被嗤之以鼻。揮霍青春和及時行樂的自由被片面神聖化，責任和義務、理想和抱負及其鑄就的現實基礎被順理成章地弱化、拋棄和鄙夷。同樣是20歲左右的女孩，為上百萬人做核酸檢測的醫護人員累得癱倒，但並未得到輿論的關懷，男孩就更不可能。

法律只是複雜社會控制系統的一部分，而社會文化實際上為我們定義了更多需要遵守的規則。人在社會當中會受到社會控制，一個社會怎樣界定越軌，誰更容易被貼上越軌的標籤，以及人們會對越軌做些什麼，所以這些都與該社會的組織方式密切相關，根據文化規範的不同而變化。作為道德動物，人對某些行為和態度會有所偏好，對美德的任何限定都要依賴於對立的邪念。沒有惡與罪過，善與正義也就無從談起。因此，越軌行為本身界定着道德。對於網絡暴力和宣泄別人隱私的批判尚且可以有法律底線很好的調整。但是對於生活方式（背後是價值觀、社會制度甚至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禮義廉恥等）的探討和認同，由於沒有法律也無法在法律層面被司法修正，就被淹沒在另一種暴力中，喪失了社會和文化對其進行結構性的凝視，這無疑同樣是不理智的。

保護這個女孩兒是必要的，但是這種保護應該是雙重的。不僅要從法律上從底線上避免她受到隱私暴露後可能遭遇的傷害，不僅是讓她隱私不受泄露，也應該思考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996，為什麼越來越笑貧不笑娼。軟性色情與色情業本質的差別人們心知肚明，究竟應該鼓勵社會主義制度下婦女真正的解放、掌握生產資料，還是鼓勵她們賣皮肉？如果説前者是侵犯了自由，那後者更是將婦女禁錮在舊式男權和資本的雙重桎梏下。性產業是性別不平衡的產物和表現。持賣淫合法觀點的人認為妓女的基本權益只要得到保障，其賣淫與否是自由的，甚至是值得被鼓勵的。這種觀點全然忽略了“賣淫”本身就是對女性的剝削。因此，賣淫合法、軟色情合法並不能改變婦女被剝削的本質，甚至加深、固化和掩蓋了剝削的本質，因此想通過將賣淫合法而彰顯女性平等權力的上升是杯水車薪、南轅北轍的。性產業、性放縱不會帶來婦女的自由和解放，只會帶來新一輪婦女身體的商品化以及資本和消費主義的勝利。同時可以清楚看到，利用“成都女孩”事件發酵背後的目的實際上還是老一套：帶節奏、唱衰中國。

將各種自己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合法化是一些西方國家的慣常做法，比如賭博問題解決不了，合法化；賣淫問題解決不了，合法化；毒品問題解決不了，合法化，等等等等，這些可以視作是西方政府維持統治的重要“維穩”措施。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指導下，西方某些國家非常善於將非法市場進行合法化，並且將其表述為民主社會的善治策略。自由主義在“成都女孩”事件中，不少媒體混淆是非，肆意消費疫情防控，甚至蓄意挑起“色情業是否應該合法化”甚至“賣淫也是自由”的討論。一時間，支持絕對自由甚至成了政治正確。其説辭並無新意，基本照搬了認同黃賭毒合法化的激進自由派觀點。這些人亦步亦趨追隨西方，將西方社會的一切奉為圭臬，覺得西方做什麼都是文明：西方廢除死刑是文明、西方“同性婚姻”合法化是文明、西方吸毒合法化也是文明。實際上，以追求不受管制的自由為目標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內部充滿矛盾，其在理論本質層面為金融和資本站台，有着類似宗教崇拜的市場崇拜，其在政策上也充滿着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同時以自由為名，製造出更多方面、更大程度上的不自由。在“成都女孩”事件中，網絡自由主義者們正是以自由為旗號，強勢地剝奪和消滅着其他聲音的自由。

盛行於中國大陸網絡的自由主義其悖論在於一方面它們極力排斥一切“阻礙”自由與自私的道德、集體、甚至國家，但諷刺又矛盾的是，他們最不能容忍自己的利益受損。一旦其利益受損，自由主義者們又最喜歡責怪公權力不時時處處地保護其既得利益。這樣矛盾且無法自洽的網絡自由主義也將女權主義和女性霸權主義混淆在一起，衍射出的網絡上“中華田園女權”的戲稱，便是對女權主義概念的被濫用、被誤解的一種反擊。網絡自由主義者們一邊認為“成都女孩”的任何行為都是合理自由的，一方面當這樣的自由會主體遭遇任何剝削和不平等則不在其喧囂的範疇。作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期待解構中國復興大業的願望和行動從未停止。不論自由主義學者和國家的理念如何新潮，在國際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歷史過程中，取締賣淫由始至終都是堅定不移的重要目標。自願參與性產業或者軟性色情行業的女性固然可以被看作是她們重新掌握身體的自由行動，但微觀層面的自由及其有限並不能改變宏觀上的被迫。作為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走蘇聯的老路。一個未來可期的社會主義國家，更沒有義務鼓勵這樣的原教旨自由主義。

秦博（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社會學博士後、博士）

程晨（成都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理論經濟學博士後、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