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了，“小鎮青年”傅高義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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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EzraF.Vogel 決定給自己取一箇中文名。

　　Vogel是德語姓氏，中文發音近似“傅高”，EzraF則被翻譯成“義”字，因該字“意味着很高的道德標準”。

　　傅高義説自己很幸運，“在美國順利完成學業，成為著名學者，是美國學術界唯一對日本和中國都具影響力的亞洲問題專家”。

　　作為猶太人，其實他的起點不高，還差點被希特勒給禍禍了。

　　感謝他爺爺和父親的果敢，二戰前夕從波蘭跑到美國，才不至於像留在波蘭的親屬那樣遭到納粹迫害。

　　1930年7月，傅高義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的小鎮特拉華，長大後就讀於俄亥俄州威斯理安大學。“這所大學很小，但是我對它很有感情。”

　　終其一生，傅高義都透着徹底的質樸，對此他並不諱言，很多年後他與費正清雙峯並峙，就笑稱，“費正清用中國的説法，在美國社會他算得上是‘高幹子弟’，……而我是小鎮長大的青年。”

　　1950年，傅高義從威斯理安大學畢業，這所大學不僅塑造了他的氣質，還影響了他的研究風格。“我在家鄉的小鎮上學的時候，一位老教授告訴我，你寫東西的時候，應該學會講故事，不管內容有多複雜，都要寫成普通人能夠讀懂、同時有知識的人也會有興趣的故事。那時候我很年輕，但這些話我記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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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過兩年兵役後，傅高義考入哈佛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期間給弗洛倫斯·克拉克洪（系著名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

　　1957年，他博士畢業，意欲以研究美國社會為志業。弗洛倫斯·克拉克洪如此告誡：如想深入洞悉美國社會，“就應該負笈海外，在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並浸淫其間”。

　　1958年，28歲的傅高義偕前妻蘇珊娜和剛一歲的兒子前往東京，第一年學習日語，第二年開始做田野調查。

　　他選擇田野地“真間町”（Mama-cho）是日本千葉縣市川市的一個行政區（郭沫若和他的日裔妻兒曾在此居住過），後來出書時，為保護研究對象的隱私，改為“M町”（Mamachi）。

　　傅高義本要對孩子情緒失調的家庭和孩子健康的家庭做比較研究，但發現“情緒失調的孩子成了父母關係嚴重緊張的替罪羊”，這與美國別無二致。相反，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他意識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機構的工薪僱員家庭和小農場主或獨立商人家庭之間倒存在較大的差異……這種家庭模式與更廣泛的教育和社會問題間的關聯”。

　　當地小學校長給傅高義挑選了六個家庭，這些家庭的丈夫們大都是工薪僱員，每天通勤去東京上班。一年的時間內，傅高義每週都要對6個家庭進行訪談。

　　幾年後，傅高義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日本新興中產階級》，他“成為有關現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國觀察家之一”。

　　傅高義在後記中寫：“我一直對幾位人類學教授的告誡深信不疑，他們説理論和方法來來往往，但優秀的民族誌卻亙古長存，因為它會作為身處某一特定歷史時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畫卷保留下來。” 

　　《日本新中產階級》堪稱文化人類學的典範，自該書第一版出版以來，來自東京不同郊區的人都問傅高義，研究的是否是他們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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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美國的傅高義最初在耶魯大學任教。1960年11月，他到哈佛大學探友，東亞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問他是否願意研究中國：哈佛大學最近獲得一筆基金，想專門培養研究中國的年輕學者。

　　彼時，麥卡錫主義逐漸失勢，美國意識中國將作為一個重要的對手長期存在，曾作為“危險領域”的中國研究重新被提上議事日程。可當時的情況是，“基本沒有美國學者能夠講流利的漢語，也基本沒有美國學者能在研究中運用中文或日文文獻”。

　　傅高義後來在一本書的序言裏寫道：“在美國的很多大學裏，儘管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家都在教授關於中國的課程，但卻都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沒有多少了解。”

　　當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歇根大學、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都想擴大中國的研究，他們決定招收和選拔幾名年輕學者。

　　1961年，在費正清的提攜下，傅高義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返回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費正清去世後，改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現叫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他跟隨趙元任的大女兒趙如蘭學習中文。

　　這位立志從事中國研究的年輕人，為自己取了一個地道的中文名字：傅高義。恰如其名，他在學業上“有很高的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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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WG還在中國大地如火如荼，大洋彼岸，一本名為《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問世。作者正是傅高義。

　　費正清稱之“將成為社會學家們如何從外部世界研究共產主義中國的傑出範例”。

　　此後，很多其他美國學者就照着傅高義研究廣州的方式，研究北京、上海或者中國其他一些城市。比如羅威廉研究漢口的系列：《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衝突與社區（1796-1895）》是羅威廉繼《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

　　《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寫作過程堪稱神奇，因為傅高義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廣州實地調研。“當時我沒有辦法去大陸做研究，因為它對所有人都是封閉的。有人選擇去台灣，但我覺得台灣對大陸肯定有偏見，相比之下，香港會客觀一些。另外，在香港做研究有一個好處是，當時有很多人偷渡到了香港，他們帶來的內地消息會多一點，所以香港是個相對好的選擇。”

　　1963年，傅高義在香港住了一年，他約談了大量來自廣東的移民或偷渡客，系統閲讀《廣州日報》《羊城晚報》，一年後回到美國，繼續閲讀哈佛大學所購的1949年後完整的《南方日報》。

　　他原希望能做一些中國城市和農村的實際研究，但是由於各種條件所限，詳細的地方資料很難收集到，除了廣東。

　　兩年多時間內，傅高義老老實實每天讀報紙，他不因意識形態衝突而對研究的對象做高高在上的審視或批判，而是以專業學者的態度，冷靜地對一個複雜的社會做出觀察和分析。“我們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實發生的事情。”

　　這也是他日後觀察和評介中國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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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費正清從哈佛大學東亞中心退休，傅高義接任中心主任一職。

　　同年，傅高義第一次進入中國內地。他通過香港來到深圳，等待幾個小時後，在羅湖火車站登上去往廣州的火車，趁機在廣州小住幾天，雖然尚未得到在中國研究的機會，但他去看了佛山南海平洲人民公社，沒有電視，只有很小的電燈。

　　傅高義對廣州的觀察特別有意思：“廣州人有一致的思想、感情模式，這一模式源於他們長期的商業傳統。廣州人是善於處於世俗事務的人，精明的討價還價者，長於技術，批評直率，勇於保護自己的利益，個人主義者，而不是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機構，併為這個機構盡力而為的有組織的人。因此上海成了大型工商企業的中心，而廣州仍然是獨立的小商人、小手藝人的大本營。”

　　沒有溢美之詞，但1987年，廣東省政府邀請傅高義來到廣東，系統研究廣東的經濟發展與改革。

　　對於寫作目的，他心知肚明，“他們希望外國人到廣東投資，但當時廣東的投資環境不太好，省裏領導們認為，中國人寫的書國外會當成是宣傳不會相信，如果一個知名大學的外國教授來廣東寫一本，可能對外國人有很大的説服力。就像我以前寫的《日本第一》一樣，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本書對美國人瞭解日本非常有幫助，所以他們邀請我去廣東做研究，覺得如果能寫成一本書，對廣東也有一定好處。”

　　傅高義接受了邀請，但條件是自己承擔費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獨立性。“我還告訴他們，我不是埃德加·斯諾——他是一個記者，他到延安，可以滿腔熱情地正面記下毛澤東在做的事情；我是學者，我的工作是客觀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要批評。他們説可以，他們覺得寫基本的情況能讓外國人客觀地瞭解廣東，他們對此很樂觀。”

　　當時廣東省經委為他派了個年輕幹部做助手，這位叫“小竇”的人後來變成了傅高義的朋友。

　　在近7個月的時間內，傅高義走訪廣東全省14個地級市和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全省100個縣中的70多個。“沒有第二個外國人得到過這麼一個機會，可以從廣東的內部來考察這個省份，因此我感到更有責任來記錄這個省的很多細節，力求把廣東的發展實情提供給西方的學術羣體。”

　　兩年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一書出版。

　　20年，兩本書，傅高義寫就了一部完整的廣東當代史。讓他覺得稍有遺憾的是，沒有見到時任廣東省委書記R，不過他與R家結下了緣分。

　　後來，R的孫子在哈佛大學讀書，成為他寫總設計師傳記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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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夏，傅高義再次擔任費正清中心主任 ，他決心改變中心以往只關注學術，而對與國家、政治、商業方面的領袖人物合作缺乏興趣的傳統。

　　1997年11月1日，他促成了長者在哈佛大學進行了演講，若干年後，傅高義要寫總設計師的傳記，長者還特意給了一個小時接受訪談。

　　那是2000年夏天，即將從哈佛大學退休的傅高義想寫一本關於總設計師的書，“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的現代歷程造成最大影響的人是鄧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可以揭示近年來塑造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

　　傅高義從未與總設計師會面。他們最接近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為兩個國家建交舉行的招待會上。由於音響狀況不盡如人意，傅高義完全聽不清總設計師在説什麼。

　　傅高義只得一頭扎進文獻資料裏。平均每天不少於10小時。為此，他又開始強化他的漢語學習，每週二、四下午都跟着一位從華南師範大學去的女老師學習中文。

　　在研讀文獻之外，他還總共花了大約12個月在中國。他見到了總設計師的女兒們，但沒能見到總設計師的兒子們以及秘書。

　　此外，他還去了一些地方，比如山西太行，四川廣安、江西瑞金和南昌等。

　　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後，傅高義這樣概括總設計師的性格特點：“思考大事，把握大方向，小事讓別人幹。”

　　2013年1月1日，《鄧小平時代》在中國出版。獲得包括來自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發的“中國文化特殊貢獻獎”， 

　　在美國，有記者批評傅高義摻雜了個人情緒，“當然因為我個人對中國有好感，希望中國成功，即便如此，我也會有批評———儘可能地寫全面的情況，這是我的目標。瞭解大局，考慮大局，客觀分析，這是我做為一個社會學者的立場。當然人的性格要考慮，但更重要的是着眼大局。“

　　《紐約時報》曾經刊文暗示，傅高義為了經濟利益而不惜接受刪節，從而使之能夠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隨後，威斯理安大學校長給該報寫信説，此書在中國出版之前，傅高義就與該校簽下協議，將中文版的全部版税捐贈給自己的母校。《紐約時報》後來刊登了這封來信。

　　人如其名，這個老頭兒可真有“很高的道德標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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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西方享譽半個多世紀，直到2013年，83歲的傅高義才被中國大眾熟悉。

　　此後，每逢中美關係起波瀾，中國媒體都會習慣性問道於他。而他的回答永遠不變，那就是中美必須合作。

　　對於特朗普，他的評價甚低。其實他們頗有糾葛。

　　1975年，傅高義從日本基金會得到一筆資助，去日本採訪戰後日本商界和金融界的領軍人物。1979年，他出版了他關於日本的第二本著作《日本第一》，受到空前歡迎。

　　《日本第一》影響了很多美國青年對後進國家的認知，認為這些國家是美國霸主地位的挑戰者，必須反擊。

　　其中一人尤為激烈，思想一以貫之。1987年他自費在《紐約時報》發佈意見廣告抨擊日本，呼籲美國提高對日關税；1988年在奧普拉的節目上罵日本“跑來美國賣車、賣錄像機，打垮我們的公司”；1990年他接受《花花公子》雜誌專訪時説：“日本人賺飽我們的錢，買下整個曼哈頓。”日本地產泡沫破滅，經濟陷入滯漲後，他又把矛頭對準新崛起的中國。2016年他當選為美國總統。

　　此人就是特朗普。

　　無獨有偶，在中國其實也有不少人讀過這本書。

　　據《日本新中產階級》的註釋，傅高義曾興致勃勃地回憶，“有一年，時任上海市長的Z帶隊訪問美國。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聽眾裏有人向Z提問：‘你認為中國應該向日本學習什麼？’Z答道：‘這樣的問題不應該問我，而應該去問傅高義啊！’言畢，底下一片大笑。Z不解，問大家為什麼笑，有人回答：‘提問的人就是傅高義！’”

　　傅高義曾説：“Z是個有意思的人，我很佩服他。曾經有人問我：如果再有機會寫一本書的話，你會寫誰？我回答説：如果有可能的話，我一定會寫Z。但是，我恐怕沒有精力再寫他的書了。”

　　天不假年。遺憾的是，他擬為另一箇中國前領導人H寫書的計劃也永遠擱淺了。

　　2020年12月21日，傅高義去世，享年90歲。

　　中日近現代史研究者沙青青説，傅高義的去世，代表着自費正清時代以來美國那輩東亞學研究者時代的最終謝幕。“這批人不僅是學者，也是戰後美國對東亞政策制定的實際參與者與見證者。在如今這個時間點，傅高義的去世更具象徵意義。”

　　參考文獻：

　　1，《傅高義：斯諾正面寫毛澤東 我是學者要不偏不倚》，南方都市報

　　2，《傅高義：一位“中國先生”的研究歷程》，三聯生活週刊

　　3，《周曉虹：東亞的審讀與傅高義的人生》，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