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的審讀與傅高義的人生 | 哈佛“中國先生”傅高義逝世_風聞

當地時間12月20日，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0歲。

傅高義教授曾兩度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美國中國問題研究的權威機構之一）主任，被認為是美國唯一的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他對中國問題的觀察和寫作持續了整整四十年，對中國的政情、輿情以及社會經濟狀況有深入的瞭解,在哈佛大學，有着“中國先生”的稱號。

2011年 9月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傅高義教授傾十年之力完成的著作《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甫一問世就廣受關注，很快被譽為“瞭解當代中國的必備著作”，入選眾多圖書獎項，美國前總統卡特和克林頓、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比爾•蓋茨等都紛紛推薦此書。簡體中文版《鄧小平時代》於2013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

傅高義曾説，“儘管美國是冷戰的領導者，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們卻不屬於激憤的冷戰鬥士之列”。正因為此，他的東亞研究跳出冷戰思維，深入中日社會、文化的肌理，以第一手資料記錄下它們的社會變遷與現代轉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個人成為溝通東亞和美國關係的橋樑。今天的微信為讀者推送周曉虹的文章《東亞的審讀與傅高義的人生》，周曉虹與傅高義交往深厚，文章對傅高義的人生經歷、研究歷程和著作宏旨都有細密梳理，可以讓我們理解傅高義和那一代的美國人如何審視並解讀東亞。

*文章原載《讀書》2017年6期，轉載自讀書雜誌（ID：dushu_magazine）

傅高義生前談話片段（在《鄧小平時代》繁體字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首發式上）

東亞的審讀與傅高義的人生

文 |  周曉虹

一

我與傅高義相識的時候，他已年近七十。一九九九年秋季，我和一起來哈佛訪問的舍友李大華一起選修了傅高義在社會學系開設的中國研究的Seminar課程，現在想來，那時他在哈佛任教的時光已經進入倒計時，而我們可能是他課堂上的最後一批外國學人。

因為自己的專業是社會學的緣故，更因為當時正在撰寫《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一書，這以後，就像我常常會去Francis街65號看望丹尼爾·貝爾教授一樣，我也常常會去叩開不遠處的Sumner街14號傅高義教授的家門，或邀他去哈佛廣場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飯店小酌，聽他聊哈佛大學社會學的歷史，尤其是憑結構功能主義君臨天下的帕森斯教授的其人其事。早在讀研究生期間，傅高義就選修過帕森斯的美國社會研究課程，這不僅影響到他後來選擇以社會學為志業，而且後者的社會均衡的觀點還左右了他最初對中國社會的研究。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帕森斯在英國和德國接受社會學教育後回到美國，通過翻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九三〇）和撰寫《社會行動的結構》（一九三七），一方面將韋伯和歐洲社會學引入美國，另一方面則成為美國社會學界的扛鼎人物。一九四四年，他接替俄國人索羅金出任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兩年後即將社會學系改名為社會關係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將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臨牀心理學囊括殆盡。一九七三年在帕森斯退休之前，強調整合與均衡的結構功能理論在米爾斯、達倫多夫、古爾德納等人的持續批判下，尤其是面臨六十年代後半期美國社會的風雨飄搖，已經開始式微。用那時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傅高義的研究生趙文詞的話説，當時最能言善辯的研究生都以諷刺帕森斯為能事。在這樣的背景下，七十年代初擔任系主任的霍曼斯將社會關係系改回社會學系，社會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臨牀心理學則各自回了同在詹姆斯樓的人類學系和心理學系。一時間帕森斯苦心經營起來的“帝國”土崩瓦解，到我一九九九年去哈佛訪問時，只有James

Hall西側的圖書館還保持着“社會關係圖書館”的名稱（二〇一二年我再去哈佛訪問時，連圖書館都改了名）。難怪傅高義會告訴我，那時剛剛退休還常常去系裏拿信的帕森斯會拿着枴杖戳着地板大罵霍曼斯，把系裏的行政人員嚇得大氣也不敢出。

帕森斯退休的時候，傅高義已經在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十年。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傅高義一直給弗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系著名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一九五七年，後者告誡剛剛獲得博士學位並意欲以研究美國社會為志業的傅高義：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國社會，“就應該負笈海外，在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並浸淫其間”。第二年，二十八歲的傅高義偕前妻蘇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他們剛剛一歲的兒子前往東京，開始了長達兩年的異國之行。

在東京市郊真間町（學名M町）的田野研究的過程中，他開始意識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機構工作的工薪僱員（salary

man）家庭和小農場主或獨立商人家庭之間倒存在較大的差異”，而家庭模式上的差異與更廣泛的教育和社會問題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樣一來，原先他博士論文中有關家庭與兒童心理健康的議題被後來的日本新中產階級即工薪族的議題所取代。

收集完田野資料返回美國的傅高義最初到耶魯大學任教，然而不久之後他就找到了重返哈佛的機會。進入六十年代，因為麥卡錫主義在政治上逐漸失勢，而美國人也清晰地意識到社會主義中國將作為一個重要的對手長期存在，曾作為“危險領域”的中國研究又重新被提上議事日程。此時，在福特基金會等機構的支持下，哈佛、哥倫比亞、華盛頓、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斯坦福以及康奈爾等大學的中國研究如火如荼；而“戰後在美國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創造了當代中國研究”的費正清也再一次慧眼識珠，使得傅高義一九六一年有機會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返回哈佛，而他的社會學背景也開始成為費正清等人實現將傳統漢學改造成當代中國研究的契機。

傅高義（邵聰 攝）

進入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傅高義一面跟着趙元任的女兒趙如蘭學習漢語，跟着費正清等人學習中國歷史、政治與文化，一面利用在日本收集的田野資料撰寫《日本新中產階級：東京郊區的工薪族和他們的家庭》。一九六三年，幾乎在這本著作出版的同時，已經起了中文名並留任哈佛的傅高義動身前往香港，研究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儘管當時的美國瀰漫着冷戰的氛圍，主流意識形態視中國為對手，但傅高義及一批年輕的中國研究學者在費正清的影響下卻對中國抱以同情的態度，用他的話來説：“儘管美國是冷戰的領導者，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們卻不屬於激憤的冷戰鬥士之列。”作為地域研究的中國研究是冷戰的產物，但大多數研究者瞭解與研究中國的目的卻是為了中美間的交流而不是對抗。

如果説上述立場決定了傅高義對中國研究的態度，那麼社會學的訓練則使他脱離了關注中國之命運一類的宏大敍事，轉而研究離香港較近因而能夠獲得相對豐富的文獻和口述資料的廣東。在香港除了約談訪談對象（多數是來自廣東的移民或偷渡客）外，他開始系統閲讀《廣州日報》《羊城晚報》，一年後回到美國後還繼續閲讀哈佛大學購買的一九四九年後完整的《南方日報》。“土改”、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幾乎所有一九四九年後發生的歷史事件及與其相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變化都引發了傅高義的高度關注。一九六九年，在“文革”達到頂峯之際，《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出版。至此，傅高義成為全美能夠同時駕馭中日兩種文化並因此能夠洞悉整個東亞局勢的不二人選，他將費正清和日本研究專家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一譯賴世和）開創的哈佛東亞研究傳統近乎完美地繼承下來。

在費正清的影響下，傅高義成為中美關係變化的積極推動者。他參加了冷戰期間建立的致力於改善中美關係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的工作，並和費正清一道為先前的哈佛同人基辛格出謀劃策。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問中國之後，中美關係獲得實質性改善，傅高義也有機會進入自己研究了多年的中國大陸。一九七三年，傅高義跟隨美國國家科學院資助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從此之後，訪問中國成為他的日常生活和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在這一年，四十三歲的傅高義接替退休的費正清出掌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不久中心更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在東亞乃至全球的地位，決定了它們成為傅高義學術人生的“雙推磨”。一九七五年，剛剛陷入中美關係變革大潮之中的傅高義，又接受日本基金會的邀請和資助，去日本採訪戰後商界和金融界的領軍人物。儘管自一九五八年之後，傅高義幾乎每年都會去日本訪問，在一九六五年開設中國社會課程的同時甚至更早，他也開設了日本社會的課程，對這個島國的一切幾乎瞭如指掌，但一直到完成這次研究歸國時，他才第一次對美國的制度和整個社會的優越性發生了懷疑，而日本這個原先他一直帶着優越感打量的“他者”開始以驚人的成就使其“大為驚異”：“得天不厚的日本，怎麼能把美國人都束手無策的一大堆問題，處理得這樣頭頭是道呢？”經過深入的探究，傅高義發現日本的成功與所謂國民性或勤勞、克己等傳統美德無關，而得益於其獨特的組織能力、措施和精心計劃。一九七九年，《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啓示》一書出版。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在《日本第一》出版之時，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國已經在鄧小平的推動下進入後來令全世界矚目的改革開放。一九八七年，在廣東的近七個月內，尤其是在省內周遊的十週裏，傅高義走訪了全省的十四個地級市和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全省一百個縣他去了七十多個，拜訪了三十多名縣級以上的官員。兩年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一書出版。如果説這本著作和二十年前的那本《共產主義下的廣東》前後相繼，正好構成了一部完整的廣東當代史，那麼這本涉及廣東改革開放的動因、性質、過程及前景的著作，開始將研究的視野從全能型的國家轉向“過渡中的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富有信心的傅高義堅信：“如果政治環境能夠給予廣東人民更多的機會，那麼在今後的歲月中，他們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實，在研究廣東的同時，傅高義的眼光已經從日本和中國投向整個東亞。八十年代初，哈佛大學要求資深教授們為學生開設公開課，傅高義開設的課程為“東亞產業社會”（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他將自己的研究擴展到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香港，着重討論後髮型產業社會的特點。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出版兩年後，《亞洲四小龍：東亞現代化的擴展》（一九九一）一書出版。儘管“亞洲四小龍”的説法成於七十年代後期，但只是在傅高義的著作出版後，這一概念才成為討論新興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典範。現在看來，此番對韓國的涉獵，為他最近幾年與高麗大學金炳周教授合作主編的《朴正熙時代》（二〇一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到九十年代，傅高義對中國、日本和整個東亞社會的洞悉，已經使其成為美國最為著名的亞洲研究專家。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九三年在哈佛大學的同事、後來提出“軟實力”一詞的政治學家約瑟夫·奈（Joseph

Nye）出任克林頓政府的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時，自然就會邀請自己的老朋友傅高義出任東亞情報官，為美國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提供材料與分析背景。不過，這樣的“從政”機會對一個六十三歲的人來説似乎有些晚了，所以僅僅兩年後，傅高義再度返回哈佛，接替人類學家華琛（James L. Watson），再度出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在這一任期內，傅高義的努力使“費正清中心事實上成了美國政府亞洲事務部波士頓分部……這段時間也成為中心四十年來最為活躍的時期”。

記得傅高義從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退下來不久，即開始強化他的漢語，每週二、四兩個下午都跟着一位從華南師範大學來的女老師學習中文。我當時並不知道緣由，只是感嘆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學到老。後來才知道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又開始了一項更為巨大的工程：用了十年時間撰寫長達七百餘頁的《鄧小平和中國的轉型》（即中文版《鄧小平時代》）一書。而再度學習中文，像他後來所説，只是為了能夠直接從事訪談，從而收集更為廣泛的第一手資料。這部後來被譽為“對鄧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國風雲變化的改革開放進程的全景式描述”的著作，獲得了包括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終選名單”等一系列獎項。二〇一三年初，中文版《鄧小平時代》由三聯書店出版，到我十月再訪哈佛時不到一年的時間已經賣出去五十萬冊。那天傅高義告訴我，六十萬美元的版税他一分都沒有留，全部捐給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學。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沒有捐給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們不缺錢。”

2013年1月18日，傅高義出席北京三聯書店舉行的《鄧小平時代》中文版首發式。

二

從一九五八年研究日本開始，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傅高義為以中國和日本為主的東亞研究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在我們前面述及的其主要的研究經歷和出版物中，兩部涉及日本，三部涉及中國，一部涉及韓國，一部涉及包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台灣與香港在內的“亞洲四小龍”；而所有的研究主題都可以歸於一句話：東亞的現代化。即使有關鄧小平和朴正熙的兩部人物傳記，其主題也都是圍繞中韓這兩個傳統相同的東亞國家的現代化展開的，因此除兩位頗具克里斯馬權威的傳主的姓名不同外，兩書的副題驚人的相似，都是transformation：或中國的轉型，或韓國的轉型。

導源於帕森斯的現代化理論的淵藪，一直可以追溯到馬克斯·韋伯。一九一五年，在韋伯寫成《儒教與道教》一書時，他將十年前撰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所討論的那個主題推演到中國，即在中國能否產生“理性資本主義”的問題。儘管韋伯的著作寫於一九一五年，但該書的英文版經由H.格斯翻譯出版，卻是在“韋伯熱”初起的一九五一年，這和戰後作為美國“地域研究”主體之一的中國研究的興起正好同步。這一巧合，加之戰後帕森斯對美國社會科學進而對費正清及其中國研究的影響，上述韋伯式命題即“理性資本主義在中國能否產生”的問題，自然很快成了剛剛成型的中國研究的基本主題。雖然帕森斯和韋伯的理論傳承不盡相同，但韋伯對上述命題的思考，為源自帕森斯的現代化理論提供了基本的內核，即理性資本主義之路就是現代化之路。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初版封面

單從理論上説，原本帕森斯的現代化理論，不過是為了深化經典社會學中盛行的傳統—現代的二分法，以此解釋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的社會現代化道路的可行性，但五十年代“現代化理論”成為美國學術界的“顯學”，卻多多少少是為了與此時已經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競爭，在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之外，為欠發達國家找到一條以美國為標準的發展之路。如此，冷戰時代造就了麥卡錫主義的社會氛圍，也同樣使現代化理論成為影響到美國的中國研究乃至整個地域研究的基本國策之一，成為一種為美國戰後國際政策辯解的意識形態，或者説成為雷迅馬（Michael E. Latham）所説的“非共產黨宣言”。

儘管傅高義對冷戰始終抱以冷靜的旁觀心態，但作為帕森斯治下的五十年代的哈佛社會學人，東亞的現代化或者説東亞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後來確實成了他畢生的研究主題。一九五八年，當年輕的傅高義挈婦將雛奔赴戰後的日本時，他就敏鋭地關注起戰敗後的日本如何面對危機，重建經濟繁榮和新的社會秩序，而這一秩序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就）是‘新中產階級’的大規模出現”。顯然，傅高義關於新老中產階級的劃分受到米爾斯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九五一）一書的影響，他將小業主和小地主劃為老中產階級，而將戰後隨着日本經濟快速增長而日益壯大的大公司與政府部門的白領僱員稱為“新中產階級”或“工薪族”（Salary

Man）。在這本被威廉·W.克里稱為“在日本民族誌中影響最為深遠的著作”中，傅高義從這樣幾個方面揭示了日本新中產階級或“工薪族”的社會圖景：（一）工薪族的崛起，意義並不在其收入的多寡，而是他們所受僱的大型組織的出現及在戰後日本所處的引領變革的地位，正是後者賦予這一新興階級以可預期的收入、聲望和社會地位；（二）對工薪族的理解必須置於日本社會的脈絡之中，換言之不能脱離他們的家庭關係、友誼模式、生活條件和教育背景，正是這些因素使得工薪族在日本不僅是一種收入穩定的職業，更是一種令人嚮往的生活方式；（三）最為重要的是，日本新中產階級的崛起並沒有引發階級間的對立與衝突，相反，它以文化擴布的方式成為人們爭相獲得的一種新的理想生活方式。

在傅高義對日本中產階級的描述中，傳統與現代的頡頏始終隱含其間：像所有邁向工業化的國家一樣，一百多年來，尤其是戰後以來，日本一樣出現了邁向現代的轉變，包括大家族系統為核心家庭所取代、個人主義價值觀的不斷增強、女性獨立與解放、家族企業讓位於大型組織和政府機構、人口從鄉村向城市的聚集，但是與工業化時期的歐美甚至近代以來的中國相比，日本“在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間，高度的社會秩序卻依舊貫穿始終”。在傅高義看來，本該劇烈動盪的社會轉型所以會呈現出“一幅較為有序和受控的社會圖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惠於新中產階級或工薪族的崛起：正是“工薪族為社會上的非工薪族樹立了一種生活方式的範本，由此轉遞（mediate）了西方化和工業化的直接衝擊”。

儘管日本在現代化轉型中的成功受到了傅高義的推崇，但一直到十餘年後完成《日本第一》時，他才開始意識到日本成功的真正意義：對一直以“老大”自居的美國來説這是一面可以借鑑的“明鏡”。一個以西方為師的東方國家所以最終能夠反客為主，其基本的理由在：（一）日本的制度是在不斷反思和借鑑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二）作為唯一的非西方發達國家，“日本在自己傳統的基礎上”，借鑑了異國的優秀傳統；（三）作為人口大國和資源小國，日本較早地面臨併成功處理了現代社會常見的資源匱乏與人口膨脹的難題；（四）日本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都十分完善，以致“這個國家固然資源貧乏，但在處理一個後工業化社會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上，卻是出類拔萃的”。進一步説，“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工業發達國家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變化，污染、資源缺乏等問題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響，只有像日本那種中央集權而又靈活的體制、協商一致的社會，才有能力適應這種時代”。

或許是因為幅員遼闊、沿海與內地差異巨大，或許是因為無法獲得真實有效的全面數據和經驗資料，與對日本的整體研究不同，傅高義對中國的涉足“不滿足於籠統地概覽超過七億的中國人”，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一直聚焦於毗鄰香港並因此後來成為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從一九六三到一九八八年，傅高義有關廣東的研究時間跨度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城市的規劃與政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以在香港收集的文獻與口述資料，講述並分析了一九四九年後一種新型的秩序—社會主義秩序在廣州這個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都市的建立情形，以及人民對這一制度的適應過程；《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則描述了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後，廣東朝向現代的迅猛變革。明眼人能夠看出，因為從事研究的時間限制，在傅高義描述的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八年廣東的近四十年當代史中，“文革”十年大半是個“缺環”，為此，作者在《先行一步》的第一章中即以“廣東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為題補齊了這段歷史，並將“文化大革命”這場內部的災難和來自香港等地的外部刺激並列，視為激發廣東人改革渴望的重要契機。

《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書的主題，如其緒論所示聚焦於“舊秩序的瓦解與新秩序的建立”，放在共產主義文明的維度之下，這是有關社會主義中國現代轉型的另一種表述。在傅高義的研究所涉及的二十年中，一方面共產黨通過接管城市、土改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為一個分崩離析的舊中國帶來了新的秩序、朝氣和希望，以及理想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熱情；另一方面共產黨人建成了“一個能夠控制經濟變革的政治組織”，並十分有效地通過這個“強大的政治體系控制社會、改造社會”。由此，“中國共產黨通過他們的政治組織獲得了相當大的經濟進步”，但同時進一步的經濟增長也受到無所不在的政治體制的蠶食和抑制。

因為先前翻譯過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此番受傅高義委託翻譯他的《日本新中產階級》，我就一直注意這兩本著作的異同。從表面來看，這兩本著作的共同點在於都出自社會學家之手，但其內在的相似之處則是兩位學者都以敏鋭的目光發現了近代以來尤其是戰後以來伴隨着工業化的狂飆突進，人類社會的結構尤其是階級結構的深刻而趨向一致的變化。如果説有什麼不同的話，除了米爾斯的作品是一項本土研究，而傅高義的著作則是一項外域研究之外，最大的區別恐怕在於：作為左翼“鬥士”，米爾斯更多地關注了中產階級的出現及快速增長如何銷蝕了西方世界對資本主義的不滿—他對美國中產階級或所謂“白領”階級的“政治後衞”姿態頗為不屑；而作為東亞社會轉型的研究者，傅高義則滿懷欣慰地看到了新中產階級的出現如何緩解了傳統日本受到的來自現代的劇烈衝擊。

鄧小平時代

傅高義 著 馮克利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