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中國本土公益: 兩條道路的糾纏與抉擇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0-12-22 17:55
［導讀］公益發展的中國道路是什麼？指導中國公益發展的理論基礎應該如何構建？長期以來，中國公益界在實踐層面轟轟烈烈展開之際，一直缺乏來自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思想指導。公益理論研究侷限於操作層面的技術性問題，而對於公益實踐背後的價值觀、指導公益實踐的基礎理論等根本性問題付之闕如。這與公益界的問題意識尚未納入國內主流學界的視野有關，也與公益界自身的理論自覺不夠有關。
2020年12月11日，一場名為“中國本土公益道路與公益理論建設”的思想論壇於北京舉行。來自公益實踐界的幾十位秘書長與學術思想界的教授、研究員齊聚一堂，就上述問題展開研究與對話。本次論壇由北京修遠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主辦，《文化縱橫》雜誌社承辦。本次論壇試圖將主流學術思想界與公益實踐界聚合在一起，達到將公益實踐問題上升為社會科學理論核心問題、同時將社會科學研究與公益實踐相互結合的目的。
創建中國本土公益
——“中國本土公益道路與公益理論建設”
思想論壇綜述
**▍**為何需要建設中國本土公益道路
現代公益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產物，其功能是平衡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分化、道德滑坡、環境破壞等方面的副作用。中國現代公益迄今已走過30餘年的歷程，正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早期，中國公益受到西方現代公益的深刻影響，來自國際組織的價值觀、發展模式、操作技術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中國現代公益的格局和走勢。這些從外部引入的知識不斷與中國社會相融合，另一方面也無時無刻不在同中國的文化傳統、制度環境發生着摩擦、碰撞。在此過程中，中國本土公益事業興起，中國傳統的慈善實踐、社會主義的公益理念，以及以商業手段推動的現代新公益，都不斷嘗試開闢中國特色現代公益的新模式與新道路。今天的中國公益，正面臨着創建中國本土公益道路、發展本土公益理論的嶄新任務。
長期以來，公益界的討論多侷限於操作層面的技術性問題，殊少觸及實踐背後的價值觀、基礎理論等更為根本性的問題。為此，修遠基金會與敦和基金會於2020年12月11日舉辦“中國本土公益道路與公益理論建設”思想論壇，聚合學術思想界與公益實踐界開展對話，將公益實踐問題上升為社會科學理論問題，推動社會科學研究與公益實踐相結合。
**▍**本土公益道路的兩種可能
本土公益道路有哪些可能性、這些道路有哪些具體內在機制？針對上述問題，論壇發言體現出兩種觀點。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陶傳進從理念與專業能力兩個方面切入討論。他認為在理念層面，現代公益並無東西方之別，與傳統社會出於同情、憐憫、只顧眼前問題進行救助施捨不同，現代公益要使受助者從脱離貧困、消除痛苦直至獲得温暖、尊嚴和參與感，具有更深層的意義。西方社會由於最先進入工業化進程，所以較早產生了現代公益的雛形。伴隨中國社會發展，東西方關於人的現代化的觀念開始趨同。過去二十餘年，中國陸續從西方引進公民社會、社會工作、權利與社會治理等理念。這些理念背後包含平等、接納、尊重等價值，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鑑於中國的傳統慈善多體現為互助，始於同情而非同理心，仍需要從同情走到相互尊重和平等參與，完成現代轉型。
陶傳進同時強調，理念不等同於能力，引進理念並不意味着這些理念可以直接落腳於中國，仍然需要操作團隊以專業能力將之落實為具體實踐。他認為，找到承載理念的有效工作方式並找到現代公益與傳統慈善的有效融合路徑，將構成中國的公益本土化道路。他也提醒不可簡單用西方公益理論剪裁中國公益實踐，當前公益領域方興未艾的社工、志願者的發展方向構成中國公益的重要內容。社工、志願者參與社會治理，推動社會從管理向治理方向的轉型，將是中國公益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公益組織需要認識到這一潮流。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第九屆會長艾路明以阿拉善生態協會過去十餘年的探索為例，指出公益組織如何在藉助國際經驗的同時進行本土探索，提高自身的項目能力。慈弘基金會秘書長莊偉在圓桌討論中，則以慈弘基金會在鄉村教育領域的工作歷程擴展了對公益組織如何發展專業性的認識。她指出，專業能力同時包含項目執行能力與組織建設能力兩個層次。就前者而言，專業性體現為在服務領域中找到核心問題、明確問題之間的層次，並針對不同層次的問題採取相應行動。就後者而言，專業性意味着體系的建立。這一體系包含對服務受益方的精準篩選機制、借鑑企業的項目管理經驗來梳理組織層次、確保管理條線的清晰有序。
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李小云則在主旨講演中指出了另一種對中國公益本土道路的認識。他以“糾結”一詞來形容他感受到的當前公益發展狀態，並指出**“糾結”的根源在於中國的公益發展“在總體上與社會之間呈現脱嵌狀態”**。這種脱嵌體現為集體性記憶的失範與資源的錯位：一方面高調擁抱公民社會等權力制衡的觀念，另一方面在基層實踐中又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形成理念與實踐的脱節；西方的公益資源進入中國，與中國社會發展狀態的契合度不高；公益本身尚未發展出適應當代中國社會的形態。他認為，這一“糾結”的本質在於怎麼面對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在中西方種種思潮的影響下，中國公益在新的歷史時期走出自己的道路將會是艱難的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孫歌回應李小云的發言，認為中國的公益事業如果總是試圖超越中國社會傳統留下的“遺產”，就會處於一種無所依附的狀態，李小云教授所描述的“糾結”由此產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公益事業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很重要一點在於如何認識、理解自己的傳統。**這些傳統並不只記錄在書本上，也存在於百姓日常生活的倫理空間中。理解中國百姓日常生活的倫理空間，對於中國公益與中國傳統的融合非常重要。
**▍**在時代課題中明確本土公益定位
本土公益的產生和發展，根本原因在於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討論中國本土公益理論，也需要引入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視角。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指出，中國當代公益崛起的大背景是1980年代以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原來的單位體制解散，從單位體制中走出來的人進入市場，以市場分工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社會快速形成。市場經濟具有經濟上的有效性，但同時也將人與人的複雜關係簡化為現金交易關係，製造出區域分化、城鄉分化、階層分化等多重分化。公益事業是對市場分配和國家二次分配之外的第三次分配，其作用在於補充再分配的不足，並培育社會的公共精神。
**▍**理解本土公益的幾組關鍵範疇
通過此次論壇，與會者梳理出以下幾組理解西方公益與本土公益的關鍵範疇。
（一）“國家與社會”二分法的認識框架
公益的核心概念之一“公民社會”所遵循的是國家與社會二分的框架，這一框架意味着，公民社會對政府施加壓力，讓政府通過程序來解決公民社會提出的問題，以平衡政府和市場的權力，清除政府與市場的弊端。
實際情形果然是這樣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牛可藉助美國大型公益基金會的興起指出，美國的國家缺位（stateless)傳統使得美國國家處於能力偏弱的狀態，社會從而生長出各種力量代行國家職能。國家是社會的受體和產物，國家能力依賴社會的組織和智識資源，並非如公民社會理論所揭示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框架。
這一框架對於中國的適用性同樣相對有限。孫歌指出，中國在過去2000餘年來不斷改朝換代，並在過去的百年經歷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變化，但是，中華文明的根一直延續至今。傳統社會中，國家和天下遠不是公民社會中國家和社會在同一層面上的對抗，兩者之間有着更為豐富、多元、流動的關係。**在長時間的歷史傳承中，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組織方式各不相同，兩種邏輯之間呈現出錯位。**從民間社會角度講，國家的各種制度、規定是可以利用、轉化的對象，體制內外可以互相結合，政府也是社會強有力的參與者。同時，民間社會的成長也會給政府帶來更多的牽制力、影響力。政府同樣會以各種各樣的力量去幹預、參與、扶持社會。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更具彈性。
中國有一個強政府，同時也有一個大社會。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中國的本土公益事業意味着在“大社會”和“強政府”之間建立新的可能性，將自身作為社會大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進行自我定位，尤其要有意識地參與到社會治理、社區治理層面的工作當中。
（二）慈善的“古今中西”問題
陶傳進教授指出，現階段中國公益實踐所產生的困惑很大程度上“不是東方和西方的矛盾，也不是中國和美國的矛盾，而是傳統和現代的矛盾”。李小云教授在發言中也指出，傳統慈善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傳統慈善產生於物質生產水平較低的時代，與“福報”觀念息息相關，其基礎是“私”。在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的今天，必須面對的課題是，如何將傳統慈善的資源有效轉化為今天能夠付諸實踐的現代公益資源。曹錦清則指出，雖然我們過去很多時候強調中西之別，忽略古今之別，但古今之別的背後，又確實內含着中西之別。慈善精神既是古今問題，也有中西問題，需要更具分寸感地把握這幾重關係。
軍事科學院黨史軍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陳嘉順在發言中以汕頭的存心善堂為具體案例，回應了中國傳統慈善的理念及其現代轉型問題。存心善堂作為潮汕地區組織規模最大的善堂，在改革開放之後重新發揮作用，雖然業務逐漸從單純的傳統慈善救濟向社會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務轉型，但仍以覆蓋民眾生活保障的救濟事業為主，以地緣、血緣為互濟互助的基礎。
孫歌進一步指出，雖然目前善堂善會的現代轉型還沒有完全完成，仍然需要探索如何從互助、同情發展到平等、參與，但我們需要注意到傳統慈善所依託的社會倫理對於今天建構中國公益理論的重要意義。這種相互扶助的結構不僅僅是實用主義的舉措，也不僅僅是單純的好人好事，它**體現出中國的公益事業具有強烈的道德屬性。**我們今天可以借鑑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將這一道德基礎擴大為民族精神的思考方向，嘗試打開相互扶助的地域性限制，建立世界規模的互動關係。在這個意義上，艾路明所提供的阿拉善生態協會案例表現出了明確的探索國際化方式的意識。
曹錦清藉助宋人張載的《西銘賦》，指出中國慈善傳統可為今日借鑑的兩種精神。第一，認識到社會對立與社會協調的辯證關係，在看到社會對立的同時，更多地看到社會的有機協調，尤其在和平建設年代，更要強調其協調和穩定的一面，以和諧來協調解決問題；第二，“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尊年高，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的社會建設理念。這一理念在實踐上，體現為宋代的宗族復興運動，以及明代重建宗族、建立公共經濟（義田）的社會潮流，用以解決當時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保障問題。
（三）權利本位與合作/責任本位的價值觀
陶傳進指出，西方公益價值觀的核心在於以權利為本位，以個人作為討論問題的單位與尺度，強調個體均等；社會的發展在於發展人的能力、造就個人，並相信通過給個體提供增強能力的機會；個體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中可以有效形成組織、為自身爭取權益並達到所追求的目標。
曹錦清則指出，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積澱中形成了以家族、宗族、村社為核心的文化傳統，人與人之間是以親屬關係為主軸的網絡關係，在這個網絡關係中，合作是其基礎，其背後的理論原理強調的是每個人對他人的責任意識，調動責任意識，形成合作，是家族、宗族、村社這類共同體的存在基礎。
因市場經濟的推動，人們的權利意識在普遍增強。但陶傳進提醒我們注意，權利不同於權力，在個人主義式的個體身份權利意識普遍提高的今天，中國的公益實踐正在面對新的課題：應培育不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的權利意識，吸收、平衡不同羣體的權利訴求。
楊團指出，第三部門的理論並不總成立。**公益需要在實踐中有意識地突破界限，尤其是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區隔。**抗疫期間，大量的公益實踐説明，單純強調三個部門的區分、忽略配合性關係的取向並不可取。莊偉同樣指出，我們需要在實踐中充分注意到政府、各種志願者、專業的學術研究力量、在地受益方的多種需求，並促成多方協同機制的形成，以利社會的有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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