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土耳其_風聞

原創：愛吐槽的奶爸

公眾號：非典型時評社

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只等明年一月拜登走馬上任，隨着美國總統的更換，很多國家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也需要重新作出評估，同樣隨着民主黨的再次執政，美國的對外政策也開始了新一輪的調整。12月14日美國宣佈制裁土耳其，懲罰其從俄羅斯購買S-400防空導彈，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制裁針對土耳其國防工業局、國防工業局局長伊斯梅爾·德米爾以及其他三名僱員。

那麼這次制裁究竟是特朗普為拜登留下個國際政治的大坑呢？還是作為美國70多年盟友的土耳其“有幸”成為了第一批被調整的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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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作為一個橫跨亞歐兩大洲的國家，其北臨黑海，南臨地中海，西臨愛琴海，與敍利亞、伊拉克、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可以説土耳其是連接歐亞的十字路口，其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戰略意義極為重要。

在歷史上土耳其有着堪稱輝煌的過去，在各個領域都留下了讓人歎為觀止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在西方崛起之後的年代裏土耳其逐漸沒落，尤其是在奧斯曼帝國解體後，該國不僅國力一瀉千里，精神層面更是經歷了文化的斷層，直至二次大戰後一度無所適從的土耳其才逐漸恢復元氣，奉行“凱末爾主義”世俗化的土耳其在冷戰時期開始倒向西方成為了北約抵禦蘇聯擴張的橋頭堡，在冷戰結束后土耳其更是和美國開展了廣泛的合作，一度被美國作為“伊斯蘭世界民主典範”大力宣揚，但是隨着21世紀以來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土耳其開始面對許多無法解決的難題，而埃爾多安掌權後對土耳其國內“凱末爾主義”制度的修改也讓美國和土耳其的關係變得十分不穩定，隨着特朗普時代的結束，民主黨總統拜登的上台將會對美土關係造成新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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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利亞危機將土耳其與美國之間的矛盾完全表現了出來，在敍利亞危機之初，土耳其和美國有着巴沙爾政權這一清晰的共同敵人。但面對2014年後“伊斯蘭國”問題的凸顯以及 2015年後巴沙爾政權在俄羅斯幫助下逐步佔據主動，美土在敍利亞問題上的共同目標就變得愈發模糊，而恰在此時，敍利亞北部的庫爾德人在與“伊斯蘭國”作戰中異軍突起，攪動了看似平靜的美土關係。因為庫爾德人的問題是土耳其的國家核心利益之一，如何同化占人口總數22%的庫爾德人一直都是土耳其的心病。而敍北庫爾德武裝在與“伊斯蘭國”作戰的過程中不斷壯大，整個敍東部、東北部幾乎都要成為其控制區，而且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庫爾德武裝的援助力度仍在不斷提高，大批的美軍顧問和武器裝備進入到了庫爾德地區，敍利亞的庫爾德人區幾乎已成為“國中之國”。

這造成了土耳其政府的不安，他們認為這樣一股強大的庫爾德人力量，足以使得其國內的庫爾德族人產生分離主義傾向，所以土耳其當時就很明確地表示要“保持敍利亞國家完整”，堅決反對美國試圖在敍利亞建立庫爾德人的獨立政權，就這樣美國和土耳其在敍利亞問題上分道揚鑣。

除了敍利亞問題，埃爾多安本人也對美國的“顏色革命”懷着深深的仇恨。2016 年，土耳其發生了“7·15”未遂軍事政變，這一事件直接衝擊了土耳其與美國的關係，也深刻影響到了美土對彼此的認知。其實早在2013年，被西方稱為“阿拉伯之春”的政治衝擊就開始影響到土耳其，2013—2015年間，土耳其經濟雖然仍能保持較高增速，但社會問題已十分突出，國內治安形勢急劇惡化，腐敗、貧富差距拉大，受西方支持地“居倫運動”的勢力日益強勢，並有從幕後走向前台之勢，最終在2016年7月15日晚間，土耳其武裝部隊總參謀部部分軍官發動了軍事政變。

雖然政變很快被平息，但是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在幕後資助了政變軍人和“居倫運動”的領導人費圖拉·居倫，這不僅使得兩國之間不在相互信任，更直接使得埃爾多安本人對美國民主黨政府變得極端敵視，未遂政變後，埃爾多安對土耳其公職隊伍進行了大規模清洗，據西方媒體報道，截至2018 年，已有近 11 萬名軍人、法官、警察、大學教師、記者因與政變相關聯而被捕或開除公職，埃爾多安藉着這次未遂政變對土耳其軍隊系統進行了改革，削弱了土耳其軍隊的權力，強化了政府尤其是總統本人對軍隊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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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美國和土耳其兩國之間因為政策和政見不同所造成的矛盾都只是表象，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宗教和價值觀層面的巨大鴻溝。在宗教層面，歷史上的土耳其就是東西方文明衝突的中心，西方的十字軍東征給土耳其留下的是“一份不信任和誤解的恆久財產”。而在近代“9.11”事件之後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就被很多穆斯林國家稱為新的十字軍東征，在土耳其與美國合作的那幾年，土政府可是頂着國內巨大的反對聲音為美國的軍事行動提供便利，很多土耳其民眾譴責政府做了傷害了穆斯林兄弟的幫兇。

其實土耳其國內尋求歸屬感和認同感的聲音，自奧斯曼帝國解體後就一直存在，而且就算是提倡世俗化和西方化的凱末爾本人也認為“所有歐洲文明中最好的東西,也都是出自於伊斯蘭文明,或者在古典伊斯蘭文明中同樣可以找到的,穆斯林採納這些東西的時候,便是又回到了自己傳統的最深刻和最真實的本質中去。”這種尋求迴歸穆斯林的聲音在埃爾多安執政之後尤為明顯，整個國家開始宗教化、民族化而藉着“7·15”的未遂政變，埃爾多安又對土耳其國內世俗化的主要支持者們進行了一輪清洗，這使得現在的土耳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伊斯蘭化，這就和美國骨子裏的宗教信仰極其不和，而這必然會導致之後兩國的衝突和摩擦只會繼續增多。

同樣在價值觀層面，在同美國合作了70年後，土耳其融入歐洲的計劃還是以失敗告終，土耳其在外交上開始靠近俄羅斯，並在意識形態上回歸伊斯蘭世界。

尤其是在埃爾多安的多年執政後，土耳其的宗教、民族主義色彩日益濃烈，其國內正逐步推行部分的法令法規也開始帶有宗教色彩，而這些新的法規已經呈現出向法院、警局、學校等傳統世俗機構蔓延的趨勢。這就使得美國認為，埃爾多安正在締造一個背離凱末爾主義原則的、以“專制”與“宗教”替代“民主”與“世俗”的新土耳其。這樣的價值觀衝突在美國看來是無法接受的，尤其是對於民主黨執政的美國，這也是土耳其“7·15”政變的直接原因之一。而這種對“民主”理解的不同反映出了兩國價值觀的根本不同，畢竟對於“民主”埃爾多安可是有着經典的論述：“民主只是火車，我們乘它駛向終點。清真寺是我們的兵營，宣禮塔是我們的長矛。”他還明確指出，“美國並非民主的唯一模式”，並批評特朗普對美國穆斯林的驅逐是對民主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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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這些麼多再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其實美國製裁土耳其，不管是特朗普為拜登留下的大坑，還是民主黨真的要制裁土耳其都不重要。因為從根上來説美國和土耳其的盟友關係已經不可能再像冷戰時期一樣牢固了，沒有了合作的基礎兩個國家就像做生意一樣，為了利益什麼都可以談，就像在敍利亞問題上，特朗普用撤軍換取了斬首巴格達迪的情報一樣。

既然美國總統可以為了個人的選票枉顧國家十幾年的精心經營，那麼土耳其也可以用盟友換取自己國家的更大利益，即便看起來埃爾多安和民主黨有宿怨，但作為成熟的政治家，他所追求的也是更加對等的雙邊關係，畢竟與美國徹底脱鈎不是土耳其的最優解，對西方表現出強硬姿態以此來改變冷戰時留下的不對等外交關係才是埃爾多安的真實用意，這就和主席説過的“用鬥爭求團結”是一個道理。所以就像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一樣，在國際政治關係中土耳其也將開始在十字路口搖擺，時而西方、時而俄羅斯，歸根結底都是生意，為了國家利益不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