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為什麼不願意“多花錢”？_風聞

【本文原標題“互聯網反壟斷，只是中國經濟大變革的新起點”，風聞社區進行了修改】

文/財經奇譚

每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向來是下一年中國經濟的風向標，而今年的會議格外有新意。會議公報用整整一段話強調，“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從社區團購到互聯網金融，毫無疑問，阿里騰訊美團等大平台首當其衝。先用資本槓桿佔領市場，再憑藉壟斷地位抬升價格，甚至把老百姓一起綁定在高風險的金融遊戲之中，這樣的商業模式危害性不言而喻。

不過，如果我們把互聯網巨頭們理解為反壟斷的唯一對象，那就大大低估了中央的深意。

危機是壟斷的放大器，這是市場經濟下的基本規律。疫情侵襲之下，從互聯網到實體經濟，中小企業陷入生存危機，大企業趁機跑馬圈地的現象屢見不鮮。

大企業壟斷強化的另一面，必然是財富分配不均衡。到11月為止，CPI已經進入通縮區間，顯示出老百姓基本消費需求不振，可是從海南免税店的紅紅火火，到深圳豪宅萬人搖號，高端消費卻似乎比疫情之前更火熱了。這顯然不僅僅是幾家互聯網巨頭造成的。

在這種背景下，“需求側改革”被中央提上了日程。

為經濟工作會議定調的四季度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

事實上，對互聯網巨頭的反壟斷，西方國家也一直在進行，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它們經濟危機不斷深化的趨勢。壟斷只是表象，只有弄清楚問題的根源，才能藥到病除。

而解決危機的關鍵，就藏在“需求側改革”之中。

儘管在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報中，“需求側改革”被“需求側管理”所替代，顯示出在經濟復甦基礎仍然脆弱的當下，穩定仍然是明年的首要任務，但放眼未來，一場深刻的經濟變革已被提上日程。

如何讓老百姓願意買、買得起？

凱恩斯的無奈

經濟學中其實長期存在一個老概念，也叫作“需求管理”。它可以被看做凱恩斯主義的核心。

凱恩斯主義誕生於對美國“大蕭條”的反思。簡單來説，“大蕭條”的原因可以被那個著名的“倒牛奶”案例所解釋：工廠生產的牛奶（供給）太多了，市場上卻沒有人買（需求），供需失衡。那麼解決之道，要麼減少供給，要麼擴大需求。

減少供給顯然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項，因為這意味着經濟總量的下降，所以凱恩斯認為，預防危機的最好辦法就是“需求管理”：通過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擴張政策，讓市場上的錢（需求）變多，從而讓供需重新回到均衡。

在戰後世界，幾乎所有的主要經濟體都在執行着凱恩斯的理念，中國也不例外。在國家行政學院的官方闡述中有這麼一句話，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主要是需求側管理。” 

從需求管理的角度，也可以解釋中國過去20年大部分的經濟現象。

社會總需求有4個組成部分：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和淨出口。後兩項難以調節，需求管理的主要對象是前兩者：消費和投資。

首先説説投資，我們聽過無數次的“四萬億”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後，中國先後都採用了“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的搭配。

這意味着，政府和國企主導的投資是拉動需求的主力，基建是最方便的發力方向，“四萬億”成了中國經濟繞不過去的話題。

積極財政帶來的問題是債務擴張。“四萬億”本身並不是什麼天文數字，真正的問題是，“四萬億”中地方政府承擔的部分，是通過槓桿實現的。

在“四萬億”政策中，由中央政府承擔的只有1萬億出頭，其餘3萬億由地方政府承擔。地方政府沒有從財政上直接拿出這筆錢，而是組建了大量融資平台，其資金來源幾乎全部是銀行貸款。

圖片來源：五道口金融學院

理想狀態下，投資可以帶來收益，從而償還貸款，但是很顯然，基建投資帶來的收益如今是越來越低了，經濟增速遠遠跑輸債務增速。地方政府在此後的幾年中，始終沒能還上這筆貸款，借新債還舊債成為唯一的選擇。

“借新債還舊債”比例飆升 圖片來源：五道口金融學院

雪上加霜的是，中國貨幣政策並沒有持續寬鬆，在2010年出現經濟過熱後就已經開始收緊。地方政府從正規渠道借新債不再可能，只好轉向非銀行融資渠道，也就是所謂的“影子銀行”。

“影子銀行”的借貸成本是遠高於正規銀行的，一個小小的獨山縣債務為何能滾到400億，原因就在於此。

除了借新債，地方政府剩下的另一條還債之路，就是“土地財政”了。甚至有官員公開喊出“買房就是愛國”的口號。

“壯士斷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來的。

供給側改革

如果斷了投資這條腕，需求管理的方法，就只能是刺激消費，讓老百姓更願意花錢。

在基建投資主導需求的時代，供給自然也是圍繞基建發展的，河北一個省的鋼鐵產量，就超過任何一個其它國家。

但你沒法直接把梳子賣給一個和尚。要讓老百姓多花錢，首先要讓供給端生產出他們愛買的東西，這就是“供給側改革”。

過去5年來，媒體對於“供給側改革”的敍述，往往都會抓住一個核心概念——去產能。這個解釋很容易跑偏。

去產能，去的是傳統大基建行業產能，是鋼鐵、煤炭、建材中的過剩產能，以及消費品行業中質量低下的那部分。

但是別忘了，供給側改革的完整表述是：

“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將寶貴的資源要素從那些產能嚴重過剩的、增長空間有限的產業和‘殭屍企業’中釋放出來，理順供給端，提高有效供給，創造新的生產力。”

供給側改革目的依然是要擴大總需求，手段是創造新供給，結果是讓消費代替投資成為拉動經濟的主力。

2010年以前，投資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不斷上升，但是最近10年，消費重新成為主導 數據來源：東財choice軟件 

於是，我們看到了棚户區改造規模快速翻倍，拆除舊房子，供給質量更好的新房子。棚改中貨幣化安置比例也迅速提高，形成新需求。

圖片來源：第一財經

如果説房價上漲只是被動擴大消費，那麼消費品行業的集中度提升，則是更廣泛的主動調結構。

2019年，董小姐實名舉報競爭對手奧克斯空調質量不合格，奧克斯被“頂格”罰款10萬元。

就在很多人覺得這個罰款不疼不癢的時候，過去幾年銷量複合增速超過20%、2019年成為京東618銷售冠軍的奧克斯，2020年線上市佔率同比大幅下滑17.56%。

2020上半年空調行業市佔率 圖片來源：奧維羅盤數據

舉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擊垮奧克斯的是格力、美的們的價格戰。不僅僅是奧克斯，事實上今年幾乎所有中小品牌的市佔率都是下降的，格力、美的卻快速擴大優勢。

經歷了一年的激烈廝殺之後，如今巨頭地位進一步鞏固，於是——他們重新開始漲價了。

2019年3月至今空調銷售均價走勢 圖片來源：光大證券

類似的故事，從牛奶、火鍋、手機，到整個房地產和互聯網領域，都在不斷上演。漲價是階段性競爭後的“贏者通吃”，“漲價去庫存”也成了中國近幾年的一個典型現象，本土巨頭一方面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好產品，另一方面也通過擠出中小競爭者，掌握了更大的定價權。

某種意義上，這是供給側改革的成功之處。用優質產品吸引消費者釋放需求，也幫助國內各行業龍頭提升利潤水平，刺破債務泡沫的同時，仍然擴大了社會總需求，讓中國經濟保持了合理的增速，也讓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地位不斷爬升。

但供給側改革絕不是終點，中國經濟仍然存在隱憂。

馬克思的超越

相信很多人已經意識到，隱憂在於壟斷。

供給側的大企業壟斷，體現在需求側，就是財富分配不均，兩者從來都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

新冠疫情黑天鵝，讓問題暴露得更加明顯。疫情之後，中國經濟明顯出現了供給和需求的不平衡，企業利潤的恢復速度明顯快於社會零售的恢復。

但是高價值商品的銷售，看上去並沒有受到疫情影響。

汽車、通訊器材、化妝品等高端消費恢復速度，明顯跑贏社會總體消費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乘用車銷量增速迅速反彈，9月份之後已超過2018、2019年同期

豪華車銷量增速已經運行在幾年來的高位，遠超乘用車整體增速

 

房地產銷售也在明顯回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 2016-2019年，高收入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增長29%，而中等收入組的累計增長只有19%。疫情恐怕會進一步拉大兩者之間的差距。

西南財經大學甘犁團隊對大量不同階層家庭的財產狀況進行了長期跟蹤，他們今年8月的調查顯示，低收入羣體受疫情衝擊明顯更大，年收入在3萬以下、3-5萬、5-10萬、10-20萬、20萬以上的家庭，7月份的月現金收入分別同比下降21.3%、13.9%、9.7%、8.5%和3.3%。

過去長期存在的一個觀念是，儘管貧富分化會產生社會、政治問題，但它對於提高經濟效率是有好處的。但美國多次經濟危機中的實際表現，讓人不得不對此表示懷疑。

每一次危機到來，美國都進行了大量放水，經濟活力卻不斷下滑。原本，一個經濟主體負債越高，風險就越大，那麼它發行新債務的利率就應該越高，但是各國的國債利率恰恰相反，債務越大的國家利率越低。這説明政府印出來的錢，更多地被儲蓄起來，而不是轉化成有效需求。

西方主要經濟體的私人儲蓄率都維持高位，投資卻在下降 圖片來源：諾亞控股首席經濟學家夏春

一個看上去有點違反常識的道理是：富人比窮人更不愛花錢。

從上圖明顯可以看出，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私人儲蓄暴增，顯然，美聯儲放水養肥了大量富人。但是這些富人（包括大型企業）既不會把錢全部拿來消費，甚至也不願意投資。

圖片來源：諾亞控股首席經濟學家夏春

疫情之後關於是否應該給窮人發現金的討論中，大量觀點認為窮人喜歡儲蓄，所以發現金無助於刺激消費，這其實也是一種錯覺。同樣在甘犁團隊的調查中可以看到，中國低收入家庭的負債率，也遠高於高收入者。

圖片來源：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

因此，壟斷和貧富分化才是經濟長期陷入需求不足危機的根本原因，富人和大企業囤積了大量社會財富，卻無法轉化成推動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動力。這個道理馬克思早有論述，是對凱恩斯主義的全面超越。

凱恩斯擴大社會總需求的目標仍然是沒錯的，只不過各國政府開錯了藥方。總體的、不加區分的放水並不能真正擴大總需求，反而讓壟斷不斷加劇。只有保證這些錢到達窮人手裏，才有意義。

我們再來看“需求側改革”的論述，“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分配領域的改革將成為重中之重。在這方面，確實也有巨大的改革空間。

例如，在税收制度上，我國更多是對工資性收入收税，對富人更大的財富來源——資產轉讓收入的收税仍然不足。

在養老和醫保制度上，我國基本完成了人口全覆蓋，但是保障程度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衞生、教育支出佔GDP的比例還有很大提升餘地。

此外，以現金補貼口徑計算，我國由財政給予老百姓的轉移支付不到GDP的0.5個百分點，大概只是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

疫情讓壟斷的問題暴露無遺，也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契機。中央在這個時候提出“需求側改革”，意義重大。若中國能就此探索出一條長期抑制貧富分化的有效途徑，也將是對西方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全面超越。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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