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方，全面潰敗的20年_風聞

近日，網絡上有個話題被人們廣泛討論，那就是南北差距的問題。

　　起因是快到年末了，全國各地都在公佈前三季度的經濟成績單。

　　由於疫情的得到了有效控制，在世界一片哀鴻中，中國的GDP逆勢增長。

　　如此成績，固然可喜。但在一份榜單中，我們卻發現了一絲危險的信號——在GDP前十強的城市裏，位於疫情中心的武漢，都抗住了最大的經濟衝擊，保住了前十的位置。

　　然而，曾經力****壓武漢的天津，卻第一次意外地跌出了前十。

　　這也同時意味着，在全國經濟前十強裏，北方城市將只剩下北京一根獨苗。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這個趨勢尤為明顯——北方城市節節敗退，南方城市不斷超車。

　　如果按人均GDP來算，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發佈的中國高收入城市排行榜顯示：以人均GDP達到1.25萬美元為標準，23座城市中，北方城市僅有5座。

　　即便是擁有行政力量中心的北京，近些年也尤為乏力，被無錫、蘇州和南京趕超。

　　南北的經濟差距，已經到了肉眼可見的程度了。

　　1935年，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胡煥庸，曾在《地理學報》發表了一篇論文，名為《中國之人口分佈》。

　　文章的末尾，他在中國地圖上劃了一條線，一頭是東北黑龍江的璦琿，一頭是西南雲南的騰衝，就是著名的“胡煥庸線”。

　　這時，在胡煥庸線的東南邊，國土面積佔當時版圖的36%，人口占96%；線的西北邊，面積佔 64%，人口卻只佔 4%，嚴重不平衡。

　　到2010年第六次普查時，東側人口占93.7%。70多年間，國內經歷瞭如此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卻僅僅減少了2.3個百分點。

　　不得不令人感慨，胡煥庸線的魔力。

　　胡煥庸線是兩個世界的分界線，是邊塞苦寒與田園風光的分界線，是乾旱與濕潤生態的分界線，也是農業與牧業生產區的分界線。

　　中國所有的一二線城市，幾乎都在胡煥庸線以東。

　　到今天，在胡煥庸線內部，誕生了一條比胡煥庸線更重要的分界線。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在其團隊已發佈過十多次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裏，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北緯31度以北的大部分地級以上城市排名在下降，而北緯31度以南的地級以上城市排名在上升。

　　在中國的地圖上，北緯31°正好穿過長江流域。在倪鵬飛看來，北緯31°就是一條中國城市發展的“長江防線”。

　　過去長江防線側重於軍事戰略，今天卻變成了經濟意義上的。

　　長江防線以北的城市，正在加速黯淡下去，而長江防線以南的城市，呈現出一片勃勃生機。

　　北方的掉隊，實際上也就是最近十幾年的事情。

　　在計劃經濟時代，北方靠着國家投資，憑着一個個大項目，撐起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改革開放以後，計劃經濟的慣性仍在，在消費、科技與互聯網尚未爆發之前，北方依然可以用資源與政策優勢，與南方一爭高下。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方的經濟還熱火朝天。

　　1996年7月，中國電信國際計算機互聯網濟南網正式開通。而且，濟南市還成為全國第一個電子商務試點城市。

　　三年後，馬雲、李彥宏等互聯網新貴才開始他們的新時代的征途。

　　1998年，位於青島的海爾進入多元化發展階段，通過持續兼併整合，產品已達幾十個。

　　海爾對兼併的企業，輸出自己的管理模式，用無形資產盤活有形資產，從而把兼併企業做強。海爾把這種被兼併的企業稱為“休克魚”。

　　憑藉休克魚理論，張瑞敏成為第一位登上哈佛講壇的中國企業家。

　　1999年，山東納税百強企業出爐，位於東營的全國第二大油田——勝利油田位列榜首。

　　在另一邊，“煤老闆”已成了山西人的代名詞，以煤炭為代表的資源型城市瘋狂擴張，簡單粗暴的致富模式，被稱作“家裏有礦”，至今還在互聯網上被常常用來調侃人。

　　那時，以香港為樣板建設的大連，有“北方香港”的稱號，工商業發達、經濟總量位居全國前十，是北方一顆冉冉上升的明珠。

　　不僅如此，北方城區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也明顯多於南方，其中包括鞍山、撫順、齊齊哈爾、包頭、淄博等非省會城市。

　　現如今的廈門、蘇州、寧波等南方明星城市，當時不過是城區人口幾十萬的中等城市。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我國城鎮化率最高的區域一直屬於東北，直到2009年，才被東部沿海超越。

　　千禧年後，時代轟然變化，太平洋的風吹來，南北各自調轉方向。

　　談了十五年，中國終於入世。温州、東莞、佛山等一些普通小城，藉助外貿的風口逆襲成功。

　　南北中國，也在時代的浪潮下轉向了不同的方向。

　　1988年11月21日，人民日報評論員吳國光去日本考察，在京都產業大學時，他被該校的教授小島朋之問住了。

　　因為他的問題十分尖鋭：聽説貴國派了幾個人到深圳特區給青年講演卻遭到拒絕，這是怎麼回事？我們都很關注，請介紹一下。

　　小島朋之所提到的事情，就是著名的“蛇口風波”。

　　從1988年9月起，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週刊》廣泛報道這次事件，大洋彼岸的讀者們，讀到了爭論雙方對特區發展的不同看法。

　　國內的大小媒體，海外的華文報紙，更是爭相發表社論和通訊，評述“蛇口風波”的是非。

　　什麼是“蛇口風波”呢？

　　1988年1月13日晚，深圳蛇口招商大廈9層，一個普通會議室內，舉行了一場“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

　　三位專家均為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報告員，各自在關於青年教育的演説中成名，他們的名字分別是李燕傑、曲嘯與彭清一。

　　這場座談會由共青團蛇口區委負責人主持，近70名蛇口青年參加。會議沒有中心議題，開始時，主持人請三位專家談談來特區的觀感。

　　三人對深圳都寄予了極高的評價。如果沒有意外，會議大概會在友好熱烈的氛圍中結束。

　　然而，此時，一位青年站起來問了一個問題：在內地、在北京，市民也好，青年也好，他們對深圳到底是什麼印象？

　　曲嘯回答：“在個別人的思想裏，想到這裏來幹什麼呢？淘金，掙錢，玩。真想到這裏來創業的……凡在人羣之中，必定有先進的、落後的、中間的。

　　有差異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當中有沒有淘金者呢……到這裏創業，這是大多數，有沒有淘金者？有……”

　　就是“淘金者”這個詞，平地一聲驚雷，引發了激烈的辯論。

　　坐在門口的一個青年質問：“你説來深圳的人有建設者創業者，也有淘金者，請解釋清楚什麼叫淘金者？”

　　曲嘯回答：“我説的淘金者不是為深圳特區的發展來創業，不是為了創業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為了個人利益到這裏來，圖這裏生活好、工資收入高。

　　如果錢少了，生活又艱苦，就不肯來。我把這類人當作淘金者，特區不歡迎這樣的淘金者。”

　　這位青年不同意曲嘯的觀點，另一位青年乾脆站起來反駁道：“我們來深圳、蛇口為什麼不能賺錢呢？淘金者賺錢，但沒有觸犯法律，無所謂對錯……”

　　雙方持續交鋒，尺度越來越大。

　　一位青年尖鋭地説：“三位老師的思想在蛇口是沒有市場的。三位老師的演講在內地有反響，在蛇口這地方就不一樣。蛇口很多青年在獨資公司，他們的利益不一樣。

　　我對你們説這些話不怕，香港老闆不會炒我的魷魚，在內地就不敢了，不敢暢所欲言，這其實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1990年，外籍人士在海濱浴場玩沙灘排球

　　彭清一説：明天我就在大會上當着那麼多的人講你的話，你叫什麼名字？明天你們市長都要去……

　　於是，這位青年遞上了自己的名片。

　　座談會後第二天，一份題為《“蛇口座談會”始末》的材料被寫了出來，從深圳分送給中央和有關單位的領導。

　　《蛇口通訊報》連續發表三篇文章，將雙方尖鋭的態勢呈現給世人。

　　一石激起千層浪，信息很快擴散到全國，連被南方青年直呼“沉悶”的北方也活絡起來了。

　　《天津青年報》、《新觀察》半月刊等媒體紛紛為蛇口青年站台。

　　隨後，《人民日報》關於“蛇口風波”的討論，在全國報刊中掀起了評論這場風波的熱潮。

　　從8月到11月，全國幾百家報刊紛紛就此發表文章，絕大多數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改革，以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甚至有的還提出了“應該有一個‘蛇口環境’，一個使人免於恐懼的環境”。

　　《人民日報》還披露蛇口招商局董事長袁庚對此事的評論：“即使他的發言有什麼不妥，也不允許在蛇口發生因言治罪的事情。”

　　從此，全國的青年吃了一顆定心丸，愈發堅決地奔赴深圳創業淘金。

　　與之相對比的是，前段時間，有條新聞惹人注目：網曝雪鄉宰客，烤腸15元一根引遊客吐槽。

　　為此，《黑龍江日報》發評論為雪鄉鳴不平。

　　吃與不吃是遊客的選擇，本無可厚非，關鍵在於，作者最後這樣説：“除了喊冤，必要時，還得讓噴子切身體會一下什麼叫‘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

　　在很多人眼裏，南北的真正的差距在於思想意識。“投資不過山海關”之類的話，也廣為傳播。

　　北方官僚，南方自由，這樣觀點塵囂日上，成為了許多人心中的固有成見，連帶着認為南北經濟的不同也是因為觀念的區別。

　　但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採取出口替代戰略，國家宏觀開放政策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五個沿海特區和14個對外開放城市，基本奠定了沿海工業化與城鎮化基礎。

　　沿海開放城市最先成為承接國際產業和資本轉移的地方。

　　到1998年，它們的GDP總量佔全國的17.74%，整個東部地區利用外資佔全國的85-90%。

　　2006年，“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形成以沿海及京廣京哈線為縱軸，長江及隴海為橫軸”的兩橫三縱城鎮化發展格局。

　　此時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看，東西差距或許較大，但南北之間尚能維持平衡。

　　但2008年，金融危機後，國家採取多輪經濟刺激，全面進行基建，再造房地產熱潮。

　　以能源和原材料為主的北方工業本有優勢，可惜過度刺激下，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越來越弱，也越來越不適應供給側改革。

　　2011年開始，以煤炭為主的大宗商品暴跌，依賴傳統重工業和資源的北方經濟受到重挫。

　　2013年開始，東北城市的經濟陷入寒冬，2018年後，天津、山東相繼失速，北方經濟一蹶不振。到2018年底，北方地區經濟佔比下降到38.6%。

　　另一方面，投資、出口、消費是驅動經濟的三駕馬車。而北方卻陷入投資的單一路徑，出口賽道本就不如南方，消費上也落於人後。

　　今天，消費成了影響經濟活動的最重要因素，哪裏有更活躍的服務業，哪裏才可能有更好的經濟表現。

　　在全國夜間消費最活躍的10個城市中，南方城市佔9席，北方城市僅北京上榜。

　　這就引申出一個問題，氣候。

　　試想，北方天寒地凍的日子，連出趟門都舉步維艱，哪有餘力和心情來進行消費呢？

　　

　　人類歷史上，氣候一直都是影響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極熱和極冷，都不利於人類的生存。在農耕時代，温帶地區率先發展起來。

　　在過去，冷比熱更容易馴服，王朝也多定居於中原和北方。科技革命後，空調被髮明出來，熱反而比冷更易解決了。

　　李光耀曾説，如果沒有空調，新加坡就沒有今天。

　　南方一年四季，基礎設施建設都可以開工運轉，而北方冬季氣候寒冷且夜晚漫長，別説人了，就是機器，在零下幾十度的環境裏，也難以穩定運行。

　　東北的老鐵從鋼廠下崗了，搞搞副業，支個燒烤攤，也只能弄上大半年。武漢在鋼廠失業的工人，就可以隨心所欲擺上一整年無壓力。

　　全世界的北方地區都面臨着這樣的問題，除了中國東北，美國五大湖區，德國魯爾區，英國倫敦曼徹斯特等等，都淪為了工業鐵鏽帶。

　　如果説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交通了。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海運已成全球貿易的最主要運輸方式。

　　據聯合國貿易發展促進會統計，按重量計算，海運貿易量佔全球貿易總量的90%；按商品價值計，則佔貿易額的70%以上。

　　海運之所以有這樣的地位，主要還是因為成本優勢。而且，船舶可以運輸超大、超重的物件，打破了尺寸、重量等方面的限制，汽車、火車和飛機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入世後，南方的城市因為航運便利，迅速深度融入了全球產業鏈。

　　北方當然也有沿海港口，但卻不如南方。

　　一來，因為氣候原因，某些港口冬天會有冰凍期，船舶行駛困難，不能使用。

　　二來，世界海運主航道分佈裏，可以看到：主航道基本集中在南方港口，因為從東南沿海港口出發，能最快匯入全球主航道，距離更短，速度更快，成本也最低。

　　藉助海運，南方城市還可以爆發一個技能，那就是江海聯運。

　　長江干線形成了三大航運中心、5個自由貿易區、22個主要港口和26個水運開放口岸。

　　有黃金水道長江作為依託，不要説南京、武漢，就連川渝這樣的西南大後方，都能馳騁萬里，輕鬆度過萬重山，通過上海這個出海口，湧入世界。

　　北方的黃河，由於泥沙大量堆積，下游河牀高於地面，處處都是“地上河”，通航條件非常差。

　　多重因素下來，北方就被扼住了咽喉。

　　南方的淘金故事仍在繼續，而北方的節奏慢了一拍，但這絕不是人的原因，盲目地認為這是人的原因，就好像外國人一度固執地認為中國人創造力就是不夠一樣。

　　在十四五規劃中，有這樣的表述：“優化國土空間佈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

　　從中央到地方，全國各地都在為南北差距着急。

　　2018年5月，發改委原副主任在公開場合表示，南北經濟差距太大，去年“南方GDP實現52.5萬億元，佔全國總量的61%左右，是1980年以來佔比最高的時期，相應的北方的佔比下降到39%左右”。

　　在過去，經濟重心的南移，既有市場自發的影響，也有行政力量的干預。如果真要協調發展，顯然需要政府的佈局。

　　“一帶一路”的倡議要儘快落實，新亞歐陸橋經濟帶建立起來後，將橫貫東西，北方大陸的城市，鄭州、西安、青島、濟南、蘭州、烏魯木齊會連接成一條線。

　　北方氣候寒冷，但對雲計算來説正適合，在東北地區、華北和西北地區，建設世界級的雲計算中心，未嘗不可。

　　今年中美對抗不斷升級，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讓世界都面臨一場大變局。

　　對中國來説，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戰略裝備等領域，顯得尤為重要，這些正好是北方的優勢。

　　北方城市的功績不可磨滅，在過去的時代，東北構建了共和國打造鋼鐵軀幹，西北是為大陸戍守邊疆的咽喉，山西則為全國源源不斷輸送“工業糧食”。

　　他們共同撐起了中國經濟的半邊天。

　　現在，北方因為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市場機制和體制改革相對滯後，承受了經濟衰退的陣痛，我們也需要在全國一盤棋的思路下，思考問題的出路和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