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鐵是如何崛起的?_風聞
身边的经济学-身边的经济学官方账号-2020-12-25 14:43
按照慣例,每年年底都是鐵路開通的密集時段。據統計,今年年底共有13條高鐵(城際)計劃開通,包括剛剛通車的濰萊高鐵、廣清城際和京張高鐵延慶支線,以及即將開通的銀西高鐵、鹽通高鐵、太焦客專等。
明後兩年,分別還有15、12條高鐵(城際)計劃開通。也就是説,從今年年底至後年年底,將有40條高鐵(城際)密集開通。
從落後到先進,中國的高鐵是如何崛起的?以下,Enjoy:
翟東昇 | 作者
身邊的經濟學(ID:jjchangshi) |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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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鐵產業從無到有,從落後到先進,讓我們看到了後發國家如何藉助國家和市場兩種力量的巧妙結合實現“後發先至”的奇蹟。
中國高速鐵路建設始於1999年的秦沈客運線,但其快速發展則始於2004年。
這一年國務院出台了《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提出“引進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的推進鐵路技術裝備現代化的總體方針,並開始通過市場招標的方式大規模推進我國“四縱四橫”的高速鐵路網絡建設。
同年6月,鐵道部啓動了時速200公里動車組招標,迅速吸引了日本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德國西門子公司、加拿大龐巴迪公司、法國阿爾斯通公司等擁有成熟高速動車組設計和製造技術的企業參與競標。
在談判中,我國各個列車生產企業抱成一團,僅由四方股份和長客股份兩家與國外廠商談判,充分利用我國高速鐵路巨大市場空間,保證了中方在談判中處於有利的地位。
在首次招標中,鐵道部即引入“戰略買家”策略,將過於自信且報價過高的西門子公司“除名”,造成該公司隨即股價暴跌,總裁和競標團隊全體引咎辭職。
其後西門子公司在大幅降價後重新參與300公里動車組的競標,僅該項目就節省了大約90億元人民幣的採購資金。
此外,鐵道部在招標公告中明確要求投標主體是國內企業,必須在成品上使用中國商標,但它必須取得國外先進技術的支持。
比如日本川崎重工中標的60列高速列車的採購協議中,規定川崎重工應向中國南車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當時較為成熟的日本新幹線“疾風”(Hayate)型的技術;交付使用的60列列車被分為三類。
其中屬於日本整車出口的僅有3列,6列由日本生產零部件運至中國組裝,剩餘的51列則由中國南車利用川崎重工提供的製造技術作為“中國國產車”進行生產。
該協議確保了中國企業在獲得國外先進技術後,能夠完成對技術的充分吸收和本地化。
鐵道部充分利用政府權力這隻“有形之手”,同時有效地發揮了市場競爭的作用,主導了自主創新的“高鐵模式”
時任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擁有豐富的鐵路基層工作經驗,對於高鐵發展過程中的各個技術瓶頸都瞭如指掌。
同時,他又有着非常強勢的工作作風,直接主導了同外資設備採購和技術轉讓談判的全過程。
02
僅僅獲得外方的技術還並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崛起,必不可少的一環是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如表4-1所示)。
表4-1 我國引進高鐵核心技術情況
在高鐵技術的吸收和自主研發方面,政府也發揮了主導作用。除了常見的税收優惠等產業政策外,中國舉全國之力推動二次創新、集成創新和自主創新。
與鐵路交通有關的各個列車製造企業、各大科研院校和研究所,以及頂尖的科學家、院士均參與到了高鐵相關技術的學習和研發中。
政府還建立成果轉化反哺科研機制,將高鐵年度經營收入的一部分用於行業服務和科技創新,使得高鐵研發項目有了充足的資金支持。
同時也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放開對高鐵行業准入的管制,允許民營企業進入零部件市場,同時積極引導各科研單位、製造企業參與海外列車製造市場的競爭。
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各企業推進技術研究,以國際領先水平為標準,不滿足於購買技術的短期收益,而是將大筆資金投入科研中追求技術的趕超,完成了產業整體的升級。
在短短十餘年內,中國高鐵業實現跨越式發展。通過與龐巴迪、阿爾斯通、西門子等國際高速列車生產商的合作,以南車、北車為代表的鐵路裝備製造企業引進世界先進的動車組技術,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速鐵路技術體系,並以350公里平均運營時速成為世界高鐵運營的最高標準。
根據國鐵集團官方數據,截至2020年7月底,全國高鐵運營里程已達到3.6萬公里,提前實現了“3萬公里”的規劃目標。在未來兩年的高鐵格局中,即將“入圈”的17個地市、再度“入圈”的10個地市,以及受益頗豐的7個省份,無疑是最大贏家。
中國高鐵已經成為我國“走出去”戰略中帶有重要地緣政治意味的名片,並隨着領導人的出訪被介紹到全球。
2014年7月,由中國企業承建的連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的高速鐵路二期工程順利通車,該工程是中國企業在海外建成的第一條高鐵。
此外中國高鐵企業還分別同阿根廷、泰國、老撾、沙特阿拉伯、委內瑞拉等國簽訂了意向書或修建合同;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建中,一個標誌性和關鍵性的環節將是中國高鐵體系向歐亞大陸各個方向的全面延伸。
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在高鐵產業上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這種優勢來源於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拆遷安置成本,換句話説,國家主導的產業發展可以把一部分成本轉嫁給社會。
至於車輛的製造以及各種軟件系統的研發和磨合,同日、德、法等國的廠商相比是否具有技術和成本上的優勢,還有待時間和國際市場的考驗。
關於作者:翟東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專業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生導師。
本文整理自《中國為什麼有前途》,經出版方授權“身邊的經濟”原創首發。